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固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和复杂化。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经济长期停滞、金融危机频发、全球治理危机和社会抗争复苏等一系列危机。尤其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矛盾，导致全球经济低迷的副作用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在解决自身问题上救治乏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在处理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上也缺乏应对方案，从而陷入一种无所适从、内外交困的境地。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中不断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使得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不断加码。相反，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认知，形成了鲜明的批判和反批判的强烈反差。作为两种基本制度，资本主义仍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对手（俞可平，2015），应该说，两者较量依旧激烈。20世纪80、90年代，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华盛顿共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方案，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出现大衰退，社会极度失序，有的甚至解体，以致于福山曾发出“历史的终结”的判断。但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世界体系呈现出“西方衰落”和“东方兴起”的格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和社会问题交织与新兴经济体的欣欣向荣，表明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再次出现大翻转的格局。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平衡发展，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期待而引发的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同时资本主义左翼学者出现了对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抨击。诸多现象说明，曾被标榜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已在过度积累中逐渐出现新的变化。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各有侧重。总体上，可将这些观点分为两派，即局部性危机派和系统性危机派。主张局部危机的学者主要将讨论重点放在经济领域；主张系统危机的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也不仅仅限于某个地区、领域或者行业(童晋，2016)，已从生产相对过剩的商业危机、货币支付手段不足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各方面交织并发的全面的、深刻的、结构性的危机（赵丽华、赵旭亮，2013）。客观地说，局部危机主张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其间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资本主义本身制度并没有问题，只要消除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经济全球化、金融化等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救助或强化对金融系统的管控，危机就可避免。与局部性危机主张者不同，系统性危机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尽管危机源可能不同，却表明它是体制性、系统性和根本性的危机（王今朝，2016），而系统性危机只能通过系统性、制度性的重建来实现（大卫·科茨，2010）。
毋庸置疑，系统危机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更为深刻，也更为本质，但在回答“资本主义需要何种程度的重建”这一问题上，又不够明确。而在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中，我们更难找到相关答案。长期以来，为了替少数资产者讲话，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刻意屏蔽了政治和经济的联系，避开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对流通过程和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巧妙地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探讨。这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选择，为资产阶级的剥削涂上了保护层，导致经济学理论服从资本逐利的目的，但科学研究的本质却被根本改变。基于此背景，本研究力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析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它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基本原理，而不在于它在历史条件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既可以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增加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
一、研究现状与评述
（一）资本主义危机研究的视角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虽然学界对资本主义危机相关理论的分类尚未达成共识，但文献中出现频次较多的理论有马克思经济危机论、结构性危机论、生态危机论、福利国家危机论和系统危机理论等。
马克思经济危机论主要围绕生产过剩展开，从商品过剩、资本过剩以及信用扩张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危机非外因所致，而是其内在经济运行机制的必然趋势（Grossmann，2000）。1929年亨里克·格罗斯曼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中提出，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使资本主义不可能像纯粹的使用价值生产那样永续下去，利润的消失将导致生产过程的中断（Grossmann & Banaji，1995），因此，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崩溃的自然结果。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侯为民，2015）。
结构性危机是指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经济结构失调所造成的危机（俞可兴，1992）。二战后，资本主义频繁爆发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结构性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前，结构性危机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并向流通领域蔓延。70年代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结构性危机相互交织，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特征。结构性危机理论特别强调各国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体系变革等，这些都是结构性危机的诱因。而科技进步引发的传统工业衰落，国际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等则是结构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复杂性的最重要表现是，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的相互交织导致危机不断加深（尔·恩托夫、李琮，1988）。
生态危机理论强调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两种主要危机。生态危机理论的切入点是消费异化、劳动异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异化。“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房一样的生产方式。”在福斯特看来，人本来是通过劳动与自然实现物质交换，但资本主义社会使劳动出现异化，从而原本有序的物质交换过程被欲望膨胀的商品交换所替代。伴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劳动被异化的范围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劳动异化又导致消费异化，使消费一方面成为劳动自由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成为资产阶级实施控制的工具。因此，消费异化使得人的需要与消费发生背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
福利国家危机理论主要研究后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后资本主义与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以及信息社会等概念认知并行交织，其特点是资本主义传统控制手段被替代，权力行使更加依赖专业化方法和科学技术，哈贝马斯称为“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强调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的第一层次危机。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和调整，危机逐渐向第二层次危机过渡，即“治理的危机”，并最终表现为政治系统的危机。该理论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认为，经济、政治和规范是资本主义的三个子系统，三者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经济子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会受到政治和规范子系统的扰动，特别是政治子系统会将威胁导入到经济系统，使得经济层面的危机转化为政治层面的危机，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所在（舒建华，2017）。
系统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主要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也在全球范围蔓延，具有了全球化特性。而且系统危机论认为，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在促进资本主义的高利润和长期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平等扩大、金融化程度加深以及资产泡沫不断放大，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大卫·科茨，2010），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大卫·科茨、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等。
（二）国内相关研究状况与简要评述
通过在国内知名数据平台CNKI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设置检索条件为主题词“资本主义”“危机”“经济危机”，检索时间段为1949-2017年，文献范围限定在核心期刊。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整理，删去书评、公告等，得到有效文献567篇。从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危机研究领域成果领先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多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世界经济、公共管理等学科。
从关键词来看，学者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重点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当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危机的讨论则主要包括“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三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学界对该议题讨论的重心有所变化。如2008年的突发主题是“次贷危机”，2009-2010年的突发主题是“金融危机”；2012年是“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2014年、2015年的突发主题则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多样性”。
由此可见，学界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从经济危机拓展到生态危机，再从结构性危机、周期性危机发展到系统性危机理论。目前，国内研究热点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基本吻合，但仍有不足。一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展开分析的偏少，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切入危机讨论的力度不够；二是大多从单一视角研究资本主义危机，将多视角研究联系起来讨论的较少。为此，本文主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视角，从当代资本主义三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切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
二、经济全球化加剧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
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资本运动”的重要特征。作为客观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于20世纪中叶。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资本运动”包含国际流通和国际生产过程，也预示着涵盖世界经济再生产全部过程的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开始兴起。
（一）经济全球化扩大了资本输出和资本增值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既是资本本性使然，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扩张的本性必然导致全球化趋势。“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只有那种在生产上有利润可得并且实际会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逐，迫使资本不断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延伸市场范围。一方面，资本要力求摧毁和突破资本运动的地域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随着生产力提升、科学技术进步、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世界市场扩大，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延伸，必然要求资本配置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跨国生产、国际贸易、资本国际运动成为常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在地理空间上的拓展，更是资本主义“改变、调整以至最后消除”阻碍资本进行“世界规模积累”的国与国的自然和人为疆界的过程。
更进一步地，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输出，实现资本不断增值是内在动力。列宁认为，自然竞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以商品输出为特征，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则是以资本输出为特征。资本主义发展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继而表现为生产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由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大量的过剩资本。“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资本主义将剩余资本输出到原料丰富、地价低、工资低但资本匮乏的国家或地区，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利润通常都很高。由于资本输出源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远远不够。从而，一旦一国或者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危机就会使危机波及全世界。
（二）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向外延伸的过程，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不断加剧。首先，发达国家资本家将工厂转移到国外，是全球化进程的普遍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突破国界的主要方法。剥削关系的延伸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美国资本家到日本开工厂，美国资本家就剥削日本工人；而日本资本家到美国去开工厂，日本资本家就剥削美国工人，都存在剥削”。其次，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加剧了垄断。大资本家剥削小资本家，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一个生产部门的大部分生产和销售被少数大企业控制。资本的无限积累原则，使得“资本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再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机器替代劳动力产生更多的失业工人，破产的小企业主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以及利息率下降使得“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工业中去。”第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扩大资本输出，形成垄断同盟，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不断被固化。资本越来越集中，全球运营能力不断提高，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更强，迫使资本输入国通过降低关税、改善服务、取消管制以及出台优惠政策等吸引投资，而这些都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程恩富、朱富强，2000）。相对于资本实力的不断增强，劳动集体力量越发分散和弱化。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向外输出资本，实现剥削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过程。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主导地位，使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从发达国家内部向外延伸，演变为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本国、他国无产阶级的冲突，而跨国资产阶级与跨国无产阶级的矛盾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冲突。
三、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通货膨胀加剧，财政预算赤字增加，爆发了“滞胀型”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将此轮危机归结于凯恩斯主义的错误，转而回归市场导向，强调政府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滥觞于二战之前且被长期边缘化的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开始迈向历史前台”（刘儒，2016），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伴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推进，新自由主义理论嬗变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胡乐明、宁阳，2013）。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加重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
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高潮。为了缓解冲突，资本主义国家以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为核心调整了体制和政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对减小贫富差距，增加就业起到了较好效果，并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凯恩斯理论只能缓解而非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西方滞胀困境，宣告了凯恩主义政策的失败，从而为标榜“反凯恩斯革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充分展示的机会和舞台。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举措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内容包括：一是减少政府宏观干预，政府职能倾向于保证低通货膨胀率，而不是低失业率；二是削减工会力量，增加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权；三是削减公共服务开支，削减社会福利政策；四是为企业和富人减税；五是取消对商业和金融的管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六是私有化社会资产和服务。表面上，新自由主义在做减法，减少各种约束以实现经济自由。实质上，新自由主义只是在削减政府、工会和劳动者竞争力，增加资产阶级的自由，为资产阶级创造有利于剥削的新环境（如取消管制、倡导私有化）。因此，新自由主义只是让资本剥削劳动更为自由、便利：一方面，它以减税的方式增加企业自由，调节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推动外汇市场自由化和汇率调整的方式，改善本国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再一方面，它也打压劳动阶级以及为劳动阶级说话的工会，保证资本主义有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新自由主义实施的结果是，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格局更加严重，加剧了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
（二）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加剧世界贫富分化
新自由主义理论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市场是万能的，而保证市场的效率必须要有私有化和自由化两个必要条件。过去三十余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了自由主义市场的政策，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自由市场政策不仅阻碍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扩大了不平等的差距，还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自由市场理论家传播的‘真理’如果不是一些藏有私心的观念，就是建立在不严密的假设和主观狭隘的幻想之上的东西。”即使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成为政策主导后，也出现了工人阶级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工作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大卫·科茨、黄雯，2016）。“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和劳动时间不断延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活水平在过去30年里一直原地踏步；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这一时期降低了三分之二。”
就私有化来看，新自由主义并不自由，而是“选择性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对于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这样阐述：“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但是，哈耶克忽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基础之上，所谓的自由只是劳动的有限自由，而非“分配的自由”。而站在资本对面的劳动者取得的收入分配远远低于资本所有者的分配。正是由于私有化，使贫困在劳动层面不断加大，财富在资本层面不断集中。私有化使得“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因此，新自由主义代表食利阶级的利益，代表少数资产者和企业上层管理者（特别是金融类企业）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借助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球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裴小革，2015）。新自由主义提倡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资本主义阻扰和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基本一致。而“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不仅体现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企业高管与普通工人、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还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垄断资产阶级与跨国工人阶级之间。在经济全球化活跃的20世纪80到90年代，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5%提高到47%左右；德国、法国、英国私人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从3提升到了5左右。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0.7%的人口掌握了整体财富的45.6%，而全球73.3%的人口仅掌握了整体财富的2.4%。这一比例高于2000年，表明世界人口财富的差距仍在拉大。由此可见，资本逐利的本性驱使其突破国家边界、意识形态等诸多阻碍，从而寻找更低的成本、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消费群体。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内核“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过渡的需要，满足垄断资本急于从福利国家制度、国家主权和国家疆界等诸多束缚中脱身的诉求。对内，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企业倾向于降低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对外，资本主义竭力打开民族国家的市场，借助搭载“全球化之舟”，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送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80、9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拉美、苏东、东南亚等国家推行经济改革强行“兜售”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以及拉美国家经济大衰退，弱化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新自由主义替代凯恩斯主义后并未治愈或平复资本主义危机，反而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那些过去对危机曾有效的政策，对2008年的危机已经彻底失效。因此，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资本主义危机，更不能维持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反而使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固化和尖锐化。大卫·科茨、多米尼克·莱维等学者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即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四、金融化破坏资本积累与再生产的运行规律
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特征。金融化主要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有的学者也将金融化称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或者“经济金融化”。
（一）金融化强化了资本与生产的分离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阶段，资本与生产的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
在以生产为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中，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是紧密的，“再生产—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反复、常用的模式。直到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仍是通过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的。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本质发生变化，积累——即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真实资本的形成——越来越从属于金融（福斯特等，2007）。虽然资本增值不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但货币的资本属性使其可以通过对生产所有权的控制来实现增值。金融化过程中社会再生产不断被削弱，以产业利润为基础和支撑的生产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的旧盈利模式，被“以钱生钱”的模式替代。如果股权买卖可以获取利润，资本就没有参与生产的意愿。与关注生产流通领域、细化国际分工的经济全球化不同，金融化切断了资本和生产的联系，让金融的职能从服务生产部门向主导生产部门转移，且不断弱化和丧失服务生产部门的职能，从而强化了剩余价值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离。
金融化满足了资本的逐利性，但是这种逐利性却越来越远离生产环节，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不断衰退。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着实体经济被资本操纵的现象。类似股份制这样的企业制度，使得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脱离有了更为广泛的载体。以“公司治理”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得债权人对企业的控制权被强化，股东对产业集团的直接控制构成了金融优势积累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莫雷拉等，2010）。资本从后台走向企业管理的前台，成为控制投资、生产和雇佣员工的主要力量。而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对企业的关注不会落脚在“生产层面”。在战略决策中，企业更倾向于短期而非中长期策略；在发展导向上，更偏好为股东派发股息，而非技术研发或投资新产能。资本一旦与生产脱离开来，不再关心价值的生产，其食利者的本性将对生产扩大和技术创新形成毁灭性打击。
（二）虚拟经济挤压实体经济引发危机
经济发展的完整过程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生产过程产生价值和价值增殖，流通过程实现价值和价值增殖。经济发展的优劣取决于生产，即价值的生产。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了，经济才发展。虚拟资本仅仅局限于分配和交换环节，有益于社会财富集中和资源配置优化，但只是实现价值而不创造价值。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发展再好，也只是财富的再分配和交换领域的活跃，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创造和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但是虚拟经济发展应该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发展只会加剧经济的泡沫和风险，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越发展，经济危机的风险越大。当以产业为基础的生息资本的运动包含着产业资本运动时，“虚拟资本的积累对实体资本积累的效率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在适应实体资本积累时，能够使市场交易更加方便，加速资本配置和财富的创造。”但是，当虚拟资本积累与实体资本积累脱离时，其不成比例的发展会给国民经济带来非常恶劣的后果，金融危机即是其中一个表现。金融化导致虚拟资本积累快速增加，以及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大，使得虚拟资本的积累与实体资本的积累脱节。其一，虚拟资本从社会再生产环节脱离出来，生息资本运动频率加快，由长期向短期转移，导致危机爆发周期明显缩短。其二，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掏空。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提出的政策主张，当资本具有自由流动的大环境，资本就会更加方便地从实体经济抽离，向虚拟经济转移。在资源有限约束下，虚拟经济必然抢占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机遇。比如，2000年全球GDP与虚拟经济规模比为5∶1，2007年发展到16∶1。其三，虚拟经济具有介稳性特质，在经济发展好的时期可以保持相对稳定。一旦外部环境恶化，就会迅速破坏经济的稳定性。其四，相比生产过剩危机，虚拟资本积累过度造成的危害更大。虚拟资本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累积性和放大性。虚拟经济形成的泡沫经济，会破坏信用流通链条，造成商品降价、信用票据跌价、企业破产、银行倒闭以及工厂停工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虚拟资本的杠杆效应用好了是优势，用坏了就是风险。其五，金融化加重贫富分化。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一种赌博行为，“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金融化逐步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小阶级、无产阶级的重要工具。
由此可见，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时间上看，新自由主义的高潮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金融化形成的起始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潮在90年代后。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推行是构成金融化进程的原因（张晨、马慎萧，2014）。需要明确的是，金融化在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同时，也强化了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在以美国为中心，英国为次中心的金融化背后，表明资本主义已渗透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
五、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
经济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内部发展乏力、剥削空间减小以及无产阶级反抗力量增加的条件下，实施的向外扩张战略。对全球化的认识，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资本输出的过程伴随着剥削关系输出，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冲突的升级，并演进为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矛盾。二是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建立在世界生产体系的基础上，带有利益均沾的特点，是多赢模式。而早期的全球化靠武力和殖民来实现，是发达国家剪发展中国家的羊毛，是单赢模式。在多赢模式中，相比以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暴利机会越来越少，而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则越来越重，导致一些发达国家藉此提出逆全球化的主张。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害，殷鉴不远。在国内，资本主义通过反抗“凯恩斯主义”，减少政府干预、鼓吹市场万能，放宽金融监管、弱化工会力量等，制造出虚假的繁荣。在国外，资本主义通过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向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华盛顿共识”，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停滞、发展停滞。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有三个方面需要引起注意：第一，新自由主义代表食利阶级的利益，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内核“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让资产阶级更加任性，加重了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第三，新自由主义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过渡的需要。
可以清晰地看出，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关系是：其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给了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更大的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其二，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营造了更加自由的环境，加速了金融化形成；其三，三者效应叠加，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升级，也导致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多样化、复杂化和系统化。三者的共性是：满足了资本主义剥削和逐利的目的；扩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规模；扩大了危机影响的空间和群体；加剧了贫富分化。
对于近期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推动逆全球化来扭转目前的危机困境，如英国脱欧事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无疾而终，以及美国新一届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发布的“穆斯林禁令”等。事实上这些做法都是缘木求鱼，逆全球化并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良策。首先，资本主义国家将危机归结在全球化这个点上是一个误判。全球化本身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其根源在于流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打压了无产阶级在再分配领域减贫的空间。贫穷的增加、消费的减少与生产力的迅速提升，加重了生产过剩。资本在生产领域获利艰难，必然从实体经济转移至虚拟经济，而实体经济的衰败则导致更大的失业群体和消费的极度萎缩。不清除新自由主义理论、金融化的负面影响，不解决私有制的“按资分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关门”的逆全球化解决不了危机。其次，逆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国家恐难推行。逆全球化背离了资本逐利性的诉求，逆全球化意味着去市场化、减少社会化生产规模，这与资本逐利的本性相悖，必然遭受资产阶级抵制。虽然民主大众形成的政治控制权可以倡导逆全球化，但经济控制权始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哪种力量占优尚无定论，孰胜孰败也无定数，美国就是最好的实例。再次，资本主义选择逆全球化的原因并非是“不想”全球化，而是“不满”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始终是受益者，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是受损者。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在减少，负担相对过重，希望“卸包袱”。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逆”全球化，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调整利益分配、财富分配，实现互利、共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当代资本主义仍处于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动的过程中。通过扩展活动空间、扩大活动领域、创新活动形式等化解各种因素对资本主义的限制。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是不同时期资本主义求变、求进的重要选择，体现了资本主义积极的一面。但这些改变只能缓解或延后冲突的爆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累积性。所谓系统化，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即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最后的危机”。资本主义变化导致的系统性危机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危机对经济的危害更甚，资本更加垄断，失业人口增加，先前解决危机的方法不可行；二是危机产生的周期更短、经济更不稳定；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负外部性更大，危机与世界的联动性更大，对各国的危害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