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术史的书写以 “范式间辩论”为主线，制约了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的空间。为超越范式中心的视角，近年来研究者们分别尝试发掘非西方经验，借鉴跨学科知识，探索多种理论综合，从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朝着多元包容的方向发展。与上述路径不同， “范式内合成”聚焦于弥合主要范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存在的矛盾和脱节，通过核心概念重新分类和厘清因果机制构建合成式理论，从而消解原型理论之间的逻辑和经验冲突，提升范式内部的一致性和内聚力。以现实主义范式内部的防御—进攻二分法为例，防御和进攻只是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下采取的两种最为极端的安全战略，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其他过渡和中间类型，而主要大国在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战略类型是体系环境塑造和个体能动选择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已有百年历史。自诞生之日起，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就围绕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重大问题展开理论探索，构建起以宏大理论为支撑并由此形成众多中层与微观理论为补充的知识体系。这些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借鉴了东西方古圣先贤们关于人类社会交往与互动的思想资源，引入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科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
但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面临明显困境，理论创新动力不足以及理论与政策之间鸿沟扩大等问题引发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实践者的思考。其中，对国际关系现有理论范式的批评尤其值得关注。有不少研究者提出，国际关系中范式对立的状况阻碍了知识的增长，有必要更加开放包容地对待几大范式，从国际关系实践出发，构建更加有解释力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推动理论从对话走向融合，或许是理论在停滞期，克服对立、实现突破的有效路径。
一、超越范式间辩论：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模式的转型
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的书写通常以主要范式之间的 “大辩论”为主线。根据这种叙事，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四次，也有学者认为是五次辩论，每个阶段的辩论主题围绕着国际关系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分歧展开。无疑，范式之间的对立与论战是学科理论发展和知识增长的推动力。然而，当范式间辩论成为一种定义知识谱系的标准时，它本身则很可能已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 “大辩论”式的叙事很难涵盖学科中诸多有意义的理论发展状况，比如关于均势、威慑和联盟等众多经验议题的理论探讨。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学科的历史会以 “大辩论”的方式续写下去，这一叙事本身不可持续。
最近十几年，已有不少学者批评范式间辩论的学科史观的缺陷，呼吁摆脱范式主导的学科发展思维。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尚未确立一种替代性的、广为接受的学科史叙事方式，但的确试图超越以范式之间的分野和对立为核心的知识探索模式，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现有的尝试中，有三种典型路径值得重视。
第一种路径主张，理论发展要突破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吸收来自非西方地区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从而拓宽国际关系的知识来源。应该看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依赖的经验和思想基础是非常单一和有限的。在经验上，主要聚焦于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践；在思想上，则根植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以来与民族国家间互动有关的政治理念。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互动相伴，但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其他地区，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单元之间有着长期交往互动的经验与实践，并且积累了与之相关的思想。
由此，一部分学者开始吸纳非西方的经验实践和思想成果，用来拓展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基础。２００７ 年，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以 “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召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集中探讨不同地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状况和可供借鉴的资源，由此开启了国际学界对欧美以外地区理论发展的关注，催生出一批系统梳理和探讨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的成果。一些研究成果放宽时间和空间尺度，将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经验引入实证研究，突破了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经验来探讨国家间互动的局限性。在过去十年积累的基础上，最近阿查亚和布赞开始呼吁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 “全球国际关系学”。
作为历史上的古老文明以及类国家间交往经验十分频繁的地区，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和历史资源格外受到关注。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和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代表了将中国传统思想纳入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努力。借鉴先秦思想中的王道和霸道的区分，阎学通构建了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用来解释强国如何赢得长期的争霸竞争，获取其他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从 “关系”这一中国文化思维的核心概念出发，秦亚青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性假定，阐述了对关系的理解如何塑造中国人的对外思维与交往方式。这两种理论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为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提供了新视角。
另一些学者倾向于从东亚的历史经验中重新发现可供理论批判和修正的元素。通过比较古代中国和近代欧洲面对列强争霸的不同历史分野，许田波探讨了战国时期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如何对均势理论构成挑战。康灿雄在系统探讨朝贡体系内部关系的基础上认为，等级体系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以无政府原则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未能认识到的。显然，纳入非西方经验和理念对于拓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基础非常有益。江忆恩指出，在反思和超越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时，吸收 “地方性知识不仅能降低根据 ‘错误行为体’、‘糟糕数据’和 ‘缺失数据’开展理论化的可能性，还能降低忽略理论化过程、重要变量和解释的可能性”。
第二种思路是引入其他学科已经成型的概念和理论，在适当改造的基础上运用它们来分析国际关系现象，构建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尽管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一个子学科，但在理论来源上却受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高度渗透和影响。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广泛引入了其他领域的概念和理论，比如结构现实主义借鉴了社会学的社会分工理论和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念，建构主义则首先是从心理学和教育学中发展起来的。
近几年，运用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和理论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在探讨国际秩序演变方向时，现实主义者兰德尔·施韦勒引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用 “熵”这一概念描述国际体系逐渐从有序演变到失序状态的过程。施韦勒认为，在后冷战时代，随着权力的分散化、大量行为体的参与以及各种威胁和冲击的爆发，国际体系中的“熵”不断上升，原有的可预测的、相对恒定的状态会越来越多地被不确定性和反常所取代，这个过程与封闭物理体系中能量运动的原理高度类似。从量子理论的纠缠和不确定性出发，亚历山大·温特在 《量子思维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他看来，传统社会科学理论遵循物质主义假定，将人的主观认识当作客观物质世界的反应，忽视了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建构，而量子思维可以为理解意识与物质的交互关系提供本体论基础。借鉴生物学进化论的 “突变—选择—遗传”机制，唐世平则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除了以上借鉴自然科学进行理论构建的尝试，大量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引入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大数据研究等领域的成果。
第三种选择是弥合范式之间的壁垒与隔阂，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折中或合成，建立综合性解释框架。人们普遍认识到，国际政治现象所具有的复杂性并不是单一理论能够解释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合理要素，同时也都存在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一个解释力更强的理论需要将不同理论的要素综合起来。因此，如何从单一范式走向范式之间的对话、合作与综合，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思路。在具体实践中，超越范式发展出两种相关但有区别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彼得·卡赞斯坦等人主张的分析折中主义，其特点是根据解释问题的差异来选择不同理论的合理要素，建立解释框架。卡赞斯坦主张，分析折中主义是问题导向的，对不同理论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从两种或三种理论中抽取几个概念和变量加以组合，进行多因分析。比如，在解释日本安全政策的转变时，卡赞斯坦综合了现实主义的权力变量和建构主义的国内政治规范变量。显然，分析折中主义不是一种新理论，而是一种通过综合多种理论来解决经验问题的思路。这就意味着，根据每个具体问题的差异，研究者选择组合的方式是不同的。
另一种方法是范式间合成。合成与折中不同，不只是几种理论的综合运用，还意味着在吸收这些理论的要素之上构建出新的、更好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构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合成，因为基欧汉在理论的基本假定上向现实主义作了很大妥协，也基本接受霸权稳定理论的核心命题，但在推导过程中植入了自由主义关于契约性合作的要素。最近，塞缪尔·巴尔金提出的 “现实建构主义”尝试在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进行合成，这一理论强调权力政治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它又是循环往复、难以超越的。因此，它在本体论上遵循的是建构主义路径，但在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上接受了现实主义的核心论断。
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发展走出 “西方中心”、“范式中心”，构建更加开放和完善的知识体系而言，上述三种路径无疑都是有益的。这些尝试使得理论的来源更加丰富，学科基础更加坚实，形成了一些新的知识增量。但是，现有尝试或多或少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一个重要动力：范式内部的争鸣与分野。根据伊·拉卡托斯 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面对来自外部的批判，一个研究纲领内部的学者倾向于以在保留理论 “硬核”的基础上增加 “保护带”的方式来完善和修正理论，以便回应批评和容纳新的事实。因此，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是研究纲领内部的不断修正、更新和完善。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范式间辩论的关注掩盖和遮蔽了范式内的竞争与发展。由此，人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可能且必须的改进方向，即解决范式内竞争所产生的矛盾。从一个范式内部分化出的多个理论分支之间可能是互补关系，也可能是竞争关系。理想情况下，每个分支都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和焦点，它们彼此之间形成支持和补充，共同维护整个研究纲领的有效性。然而，一种可能而且经常出现的现象是，范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在同一个问题上形成矛盾和对立，从而影响整个范式的一致性和内聚力。本文旨在探讨这一现象，将解决范式内矛盾作为推进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
二、范式内合成：一种理论改进的路径
范式内外的竞争反映出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知识的细分。好的理论大都是简约而精致的，用较少的因素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由此，每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分支倾向于放大某个特定因素在驱动社会现象、行为和结果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控制或忽略其他因素的作用。我们所熟悉的宏观理论都依赖于单一变量的作用，比如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实力分布，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变量是制度。这种思维方式对于集中发掘少数特定变量的因果作用是有益的，然而，绝大多数社会现象不可能只受唯一因素的主导，而是多因性的。上文已经提到，面对多种竞争性理论，一个合理的选择是从中抽取合理的要素，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或者新的理论之中，由此形成理论的折中或合成。
合成是一种不同于细分的理论构建方式，旨在综合两种以上的理论要素。在实践中，理论合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上文已经讨论到的范式间合成，另一种则是本文旨在探讨的范式内合成。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范式间合成的尝试，但是由此构建的新理论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可。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是不同范式之间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根本分歧难以弥合，以及在核心概念、前提假定上的可通约性较低。以巴尔金的现实建构主义为例，这一理论并没有真正地将两种理论中的核心要素进行结合，只是抽取了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政治结果的认识，核心逻辑和论证过程仍然是建构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新理论只是对温特提出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之中的一种情形作了更加极致的推导。在温特的理论中，社会建构可能产生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三种无政府状态。巴尔金认为，社会建构无法超越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是唯一可能的结果。由于新的理论比原有理论容纳的社会事实更少，其对建构主义的修正实际上是一个退步的研究纲领。我们并不否定和排斥范式间合成的可行性，但范式内合成显然是一种更易于实现的理论创新，因为范式内部的各个分支之间共享一套基本假定，也使用相同或相近的核心概念，不存在范式间不可通约的问题。
但是，不同分支不一定是互补和相互支撑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排斥的现象，在同一个经验问题上提出截然不同的论断。目前来看，在几种主要范式内部，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必要的分歧和矛盾，而尤其以现实主义内部最为突出。在现实主义理论演进的过程中，至少产生了以下四组分野。第一，关于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和转换，有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两种主张，前者主张国际体系中均势的形成与恢复是规律性现象，后者则认为国际体系会在旧的霸权与新的霸权之间不断更替。第二，关于国际体系维持稳定的条件，现实主义学者从国际体系中实力分布的结构特征出发，分化出多极稳定论、两极稳定论和单极稳定论三种观点。第三，关于大国的最优安全政策，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论述，前者假定国家以维持生存和安全为最高目标，主张采取克制和约束性的安全战略，后者则从权力最大化假定出发主张大国会竭尽所能追求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第四，关于国际体系状态和外交政策行为的驱动因素，现实主义内部存在人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三个分支，分别将人性、国内政治和体系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自由主义理论也分化出不同的理论分支，目前仍然流行的主要是商业和平论、民主和平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三种。这几种理论都试图回答如何实现和维持国家间合作与和平的问题，并分别发掘了贸易相互依赖、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三个要素的因果效应。这三种要素可能是互补的、相互支持的。因此，有学者将三种要素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中，提出了 “三角和平论”，主张相互依赖程度高且加入的国际组织重合度高的民主国家之间最容易达成合作并维持和平。“三角和平论”就是一种范式内合成，但它将三种要素简单相加，忽视了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组合。一个有意义的理论问题是，不同政体类型的国家之间可能形成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相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但政体类型相同的国家，哪一种情况下合作水平更高？这些矛盾组合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但已有的自由主义理论并未加以探讨。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的分化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正如上文所述，不同分支在同一经验问题上给出了大相径庭的答案。不过，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看似根深蒂固，但也存在调和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理论内部的分支建立在不恰当的经验类型区分之上，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由于不同分支仅仅关注一部分经验事实所造成的。比如，在以均势和霸权为两个极端的体系状态光谱上，均势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均势的反复形成，而霸权现实主义看到的是霸权的更替出现。但是，现实的国际体系通常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合成意味着，在对立的极端之间找到几种中间类型，或者完全不同的类型，从而将两种理论分支转化为一个新理论中的局部理论。
理论合成首先从竞争性理论的矛盾处提出问题。显然，两种关于国际体系转型的理论都只关注一种体系状态占据主导的情形，而完全否定了另一种情形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上看，国际体系都不会从一种均势状态自然地演变到另一种均势状态，也不会从一个霸权国主导的体系跳跃到另一个霸权国主导的体系。相反，均势和霸权之间可能相互转换。与此同时，均势和霸权两种极端类型之间还存在着中间形态，即从均势向霸权转换或者从霸权向均势转换的过渡阶段。为了更准确地描述体系转换的过程，研究者有必要在均势与霸权之间补充一些中间环节，比如局部均势和局部霸权两种类型。与之类似，三种关于体系稳定的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对立也是不必要的。如果稳定意味着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之间不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我们可以发现欧洲经典均势体系下曾出现过 “百年和平”，而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也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 “长和平”。这表明，无论是多极、两极还是单极体系，都会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转变。极的数量与体系稳定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实力分布下维持体系稳定的条件。在厘清竞争性理论的争论焦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构建更合理的合成式假设和分析框架。当然，合成式假设需要用经验现实来检验，考察这种新理论能否对已有的事实提供更好的解释。
范式内合成是一种在已有理论范式内部寻求理论突破的方法，作为一种相对独特的、可以一般化的理论构建路径，它有以下三个典型特点。
第一，范式内合成是以构造新理论为导向，它以原有理论的经验问题作为出发点，目的是建立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对某一类经验问题作出普遍适用的解释。在理论导向与议题导向上，范式内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形成对比。分析折中主义并不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主张选择性地综合不同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合理要素，从而对具体的经验问题提供更充分的解释。这意味着，根据所回答问题的不同，研究者需要在不同理论之间建立多种多样的组合。这种高度实用主义倾向否定了构建一般性理论框架的必要性。然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仍然是建立解释力更强、范围更广的新理论。通过综合不同理论的要素，研究者实际上可以建立时空范围更广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不仅可以回答研究者感兴趣的单一现象，还能够解释与之类似的现象。
第二，范式内合成旨在发现原型理论所忽视的经验事实，并且对这部分事实提供解释，从而实现拉卡托斯意义上的 “进步的问题转换”。拉卡托斯认为，只有提供“超余的经验内容”，研究纲领内部的分野才能构成进步的问题转换。揭示新的经验内容正是合成式理论建构的优势，合成不是对已有理论的简单拼接和叠加，而是需要重新构思和理论化，增补新的理论要素，找到它们所忽略的经验内容，进而构建一个逻辑严谨、经验有效的理论。一个好的合成式理论至少可以涵盖其所依据的两种或以上的原型理论所覆盖的经验的总和，而且通常可以容纳比原型理论更多的经验事实。由此，合成对于知识增长所提供的附加值在于，覆盖了两种或三种理论并不涉及的新事实，从而达到 １＋１＞２ 的效果。
第三，范式内合成不只是简单地承认因果复杂性和多因分析，而是通过限定不同理论分支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揭示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和明晰的因果机制。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受控实验来分离单个因素的作用机制，必须考虑不同原因的综合影响和效应组合。为了更完整地理解社会现象，研究者们有必要从那些广为接受的理论中抽取合理因素，进行多因分析。但是，仅仅指出哪些因素对结果产生影响是不够的，好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它们组合到一个有机而缜密的因果链条之中。因果机制分析的目的是揭示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具体过程和路径，发掘同样的原因要素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多种条件组合。在某种意义上，合成将原有理论转化为一个更广泛理论中的局部理论，揭示出它们各自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并且展现出它们如何与其他理论有条件地组织起来，构成一个覆盖范围更广的新理论。
一个好的合成性理论需要满足判定理论的基本标准，即构思简约性、逻辑严密性和一致性、经验有效性和较大的解释力。应该指出的是，理论合成有明确的限度，并非任意理论之间都可以进行合成。范式内部衍生出的理论分支之所以能够合成，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这些分支在同一个经验问题上提出了相悖而非互补的命题，它们之间的矛盾损害到整个理论范式的一致性。合成的首要条件是相同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如果两种理论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完全不同，就不存在合成的可能性。第二，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由核心假定的差异所导致的，而是由于不恰当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所导致的。当然，前提假定差异是可以进行放宽和重新定义的。基欧汉在发展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时，就放宽了自由主义的假定，使之向现实主义靠近。
如果可以放宽两种理论在前提假定上的差异，或者将前提假定的不同转化成为一个可以探讨的经验问题，就可以为合成创造相近的基础。当具备这两个条件时，研究者可以探究造成范式内矛盾的原因和不同分支的适用范围，运用范式内合成方法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从而构建内部一致性更强、解释力更大的新理论。
三、在进攻与防御之间：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例的合成
如上所述，现实主义内部的分野非常显著，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了 “还有没有人是现实主义者”的质疑。然而，迄今为止现实主义内部并没有深入反思这些分歧是否合理，也没有多少研究试图整合这些矛盾的分支。从范式内合成的视角看，现实主义内部的四组理论分支都存在弥合的空间与可能性。实际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是一种合成性理论，它综合了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要素，试图解释国家的对外决策和外交行为。不过，这一理论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国内层次变量作为理论内核，影响了它的内部一致性和解释力。
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对四组理论分野的合成可能性一一加以讨论，在此选择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这对分支来展示构建合成性理论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之所以选择进攻与防御的争论，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首先，这一争论在当代现实主义者中表现得非常显著，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国际学术界仍然活跃，他关于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悲观论调广受关注。其次，这一争论也与现实主义内部的其他分歧有关，特别是涉及体系层次与国家层次因素在驱动国家行为中的作用。最后，这一争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在当前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的争论中，两个阵营的现实主义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政策建议。
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区分源于国家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安全最大化还是权力最大化的假定。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假定，各国以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安全为核心目标，权力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必要情况下国家应该节制权力，而非无度扩张权力。米尔斯海默则明确假定，国家以权力最大化为核心目标，权力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除了在核心假定上的分歧，这两种理论对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要素的作用也作出了不同判断。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都是结构现实主义者，他们都认为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在塑造国家的行为倾向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另一些学者强调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比如施韦勒根据国家的利益偏好将它们区分为 “维持现状”和 “修正主义”两类。施韦勒认为，沃尔兹眼中的所有国家都倾向于维持现状，而米尔斯海默眼中的所有国家都偏好修正主义，但现实世界中两类国家都是存在的。在上述假定基础上，不同立场的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作出了具体推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自助体系中的大国要想实现生存、安全和地位等目标，必须阻止其他大国获得超强的实力，最佳策略是通过内部和外部制衡行为来维持均势局面。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大国最优的安全政策是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尽可能谋求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到目前为止，有两项研究成果尝试对防御与进攻之争作出改进。达维德·菲亚门吉试图厘清安全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二者的关系呈抛物线状。在初始阶段，权力上升会增加安全，因为有限的权力可以增加威慑能力，抵御其他国家的入侵；在中间阶段，权力进一步积累会导致盟友的疑虑，也会导致对手感到恐慌，从而损害国家安全；在最后阶段，绝对的权力优势使得其他国家除了接受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权力与安全再次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国家对安全的追求有一个临界值，过了一个绝对的安全门槛后，国家会追求权力最大化。问题首先在于，“安全门槛”是一个不易准确定义和操作化的概念，多少权力算是基本安全，多少算是绝对安全，本身并没有一个客观指标。而且，作者暗含地假设体系内的所有大国都遵循同样的逻辑，意味着实力相当的大国会追求同等的权力，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２０ 世纪上半期，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无疑是谋求无限扩张权力的国家，同时代的英国则表现出较强的防御为主战略。
根据社会演化理论，唐世平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适用于不同的体系环境或时代背景。具体而言，１６４８ 年以前的国际体系是一个霍布斯式丛林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占据主导，体系的基本逻辑是 “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国家的数目下降，另一方面国家的领土、人口和物资资源增长。到了 １６４８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国际体系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征服不再是一种占据支配的观念，主权意识和民族主义观念的扩散使国家的范围更加确定。但是，这一改进的问题在于时空错配。在 １６４８ 年以前，国际体系是一个个相对较小的地区或次地区体系，它们之间相对独立和封闭；而到１６４８ 年民族国家体系向全球扩展，国际体系才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意义上的世界。正是在体系转换的过程中，扩张的范围和技术的发展使得民族国家时代的扩张比以往时代的征服更加暴力，带来的毁灭性也更大。正是在笔者所说的进攻性世界转向防御性世界的尾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破坏性最强的两次世界大战。
与以上两种方案不同，我们主张在现实主义内部解决两个分支之间的矛盾，将它们合理的部分整合起来。在两种理论分野中，厘清三组对立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行理论合成。
第一，安全与权力。米尔斯海默认为安全最大化与权力最大化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行为动机，但这两个概念并不处于同一层次。权力最大化意味着国家追求绝对实力优势，与之相对的概念是维持有限权力，而不是安全最大化。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一个国家获取超强权力的企图会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扩充权力是国家实现安全目的的可选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有的国家确实将发展军备、扩张领土和获取势力范围作为实现自身安全的方式。作为一种补充或特定条件下的替代选项，国家也可以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寻求外部力量的帮助。由此可以发现，对于拥有多大权力有利于实现国家安全，存在着无限扩张实力和追求有限实力两种不同的战略思维。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国家无限扩张的案例是极其罕见的。
第二，维持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施韦勒根据国家是否满意现状区分了两类国家，并且把国家偏好作为一个自变量。与之类似，唐世平区分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然而，国家偏好是一个主观色彩很强的因素，难以准确观察和测量，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一个国家可能在某一时期倾向于接受现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采取改变现状的行为。这表明，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只是行为表现，并不是国家的固有特性，无法作为理论的前提假定。总体上，这组概念对于理论推导而言不是必要的。如果将国家战略倾向作这种区分，也只能是被当作需要加以解释的因变量，而非自变量。
第三，防御与进攻。大国的安全战略行为是多样的，防御性战略和进攻性战略是两种基本类型，它们并不完全排斥。沃尔兹曾指出，现实主义理论并不需要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区分，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国家会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维护自身生存，究竟是采取进攻性战略还是防御性战略，会依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做出选择。人们普遍认为，沃尔兹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但他曾明确指出，国家追求多样的目标，其中最低目标是生存，最高目标是主导地位。在厘清这三对核心概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合成性理论的第一步是适当放宽两种理论的极端假定，寻求一个折中的、更符合现实的前提。一个更合理的现实主义假定是，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任何大国都会谋求以安全、福利和威望为基础的一系列目标；扩大自身权力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手段，但一系列内外约束条件限制了大国谋求权力的手段以及所能获得的权力规模。两个原型理论对国家目标和手段的设定都是单一向度的，拒绝了另一种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可能性。合成性理论则是多向度的，假定大国同时追求安全、福利和威望等相对独立又需要权衡取舍的基本目标，同时将权力的获取、展示和运用当作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这一假定使理论的逻辑前提更符合现实，也增加了国家战略选择变化的可能性。
在确立理论假定之上，我们需要重构理论所能解释的核心问题。由于权力是实现安全、福利和威望等目标的手段，特定的大国追求获取多少权力，以及是以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手段来获取权力，就成为需要从经验上加以解决的困惑。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需要多少权力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先验问题。在安全与权力之间，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会有迥异的追求和偏好；类似地，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偏好也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将国家对权力的偏好当作先验的、难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假定，就会产生现有争论中存在的不必要的缺陷。相反，在关于国家战略行为的问题上，现实主义理论需要而且能够回答的研究问题是，在特定国际体系下，为什么某些国家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而另一些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采取不同安全战略行为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作为因变量，国家战略行为被区分成防御和进攻两种就显得过于简单。一些学者也引入了安抚和强制的概念。无论是使用哪一对概念，二分法意味着它们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战略类型。但大国经常采取 “胡萝卜加大棒”策略的说法表明，国家的战略行为通常会融合不同手段。防御和进攻并不完全互斥，它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综合，形成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战略类型。如果适当地扩展，假设分别以防御和进攻为主要／次要手段加以结合，至少会形成四种理想的安全战略，分别是防御至上、防主攻辅、攻主防辅和进攻至上。防御至上是指不追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维持较小的军事规模，不使用武力干涉，主要将军事力量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与之相对，进攻至上战略是指一个国家追求绝对的实力优势，大规模军备扩张，频繁对外使用武力，强调先发制人和积极运用强制手段。防主攻辅和攻主防辅则不同比例地结合了防御和进攻要素。
为了判断一个国家所奉行的安全战略的具体类型，我们可以考察几项主要的指标，包括这个国家的官方文件对武装力量运用条件所作的限定、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倾向、卷入军事冲突的频率以及海外运用武力的类型。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为例，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官方战略文件将保持全球各个地区的积极军事介入作为维持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手段，并且经常对其所认定的威胁发动军事打击，是主动发起和卷入武装冲突最频繁的国家，可以认为美国选择的是进攻至上的安全战略。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主要立足于本土防御，但也在特定条件下积极卷入海外军事行动，比如英国和法国经常配合美国的海外用兵，俄罗斯则在原苏联地区和中东地区投入武装冲突，这三个国家采取的是防主攻辅的战略。中国的军事力量主要立足于本土防御，以威慑和抵御侵略为目标，没有卷入海外武装冲突，奉行的是防御至上的安全战略。
在重构假定和更细致地区分安全战略类型基础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来解释国家战略类型的变化。以上讨论的两种改进策略，唐世平根据体系环境来解释防御与进攻之间的变化，菲亚门吉讨论的变量则是相对实力差距。二者的变量具体内容有区别，但都是将体系层次的要素作为分析起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定的体系环境给大国的行为提供了最基本的约束和激励条件。不过，在相同或相似的体系约束条件下，大国战略选择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这表明，体系因素可以塑造或影响国家战略选择，但并不是决定作用。在解释国家行为的差异和变化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单元层次的变化。
国家战略行为受到体系环境塑造和个体能动选择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这一分析框架在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采取了折中立场。结构现实主义主张，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塑造了国家的行为，特别是促使国家对潜在或实际霸权采取制衡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强调，国内政治特征是体系指令与单元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特定的国内要素会导致大国采取偏离结构现实主义的非制衡行为。本文认为，体系环境和国内政治都是塑造国家战略行为的重要变量，其中体系特征在因果效应上具有优先性，而国内政治会在两个环节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对体系环境所带来的威胁和机遇的认知来影响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排序；二是以资源动员为机制影响战略的选择与实施。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追求的目标范围越广泛、希望实现的目标越大，那么越有可能谋取扩张更大的权力；相反，目标范围和实现程度越小，越有可能选择克制权力的策略。下图展示了这几个要素之间的具体因果机制。
在体系层次，主要大国的数量、它们之间的实力变化趋势以及寻求外部支持（盟友）的可能性是国家实现其核心目标时面临的约束条件，既可能提供机遇，也会带来威胁。特定的体系条件会鼓励大国采取防御和进攻的策略，尤其对于体系特征赋予较大行动自由的那些国家而言，更倾向于采取进攻至上或攻主防辅战略。在多极体系下，体系中力量对比急剧变化时，进攻性战略更可能成为主要大国所偏好的选择。对于那些实力处于上升势头、容易获得盟友支持的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的倾向最强。在两极体系下，安全竞争的压力都非常大，因此两个主要大国都倾向于采取进攻性战略，但是当它们的力量差距较为接近时，双方更可能采取一些防御性战略。在单极或一超多强体系下，唯一的超级大国倾向于采取进攻性战略，其他大国偏向于采取防御性战略。
在单元层次，国家安全战略主要受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 （领导人）或集团的支配，尽管受到社会性力量的渗透，但其他力量需要通过影响决策集团意愿或能力的方式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将国内集团的政策偏好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需要说明的是，体系变量和单元变量是相关的，因为精英偏好会受到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但反过来，精英偏好无法作用于体系特征，这意味着体系的约束条件在决定国家战略时具有优先性。尽管精英或决策者的政策偏好针对的是个体层次，但决策者可以将其政策偏好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对国家这一行为单元的战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一般而言，决策集团的政策偏好并没有固定的类型，因为政策偏好更多时候充当的是决策者与国内其他重要势力之间的 “传送带”。换言之，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社会力量等都试图努力将本集团的偏好反映到政策偏好中，从而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推动本集团重要目标的实现。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采取军事扩张战略的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日本，都是由一个主张采取军事扩张来攫取海外领土、市场和资源的政治集团所主导。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仍然采取进攻性军事战略，是因为美国国内的政商关系和军政关系在海外扩张上有高度重合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在物质上拓展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包括在意识形态上拓展美国的价值观。合成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当今国际体系下的大国战略选择。米尔斯海默认为，由于两洋的地理阻隔，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只拥有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与此同时，美国的最优战略是离岸平衡，而不是谋求全球霸权。这一判断显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在逻辑推导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是根据 “一超多强”来定义的。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拥有显著的实力优势，安全程度是最高的。但是，安全充裕条件下，美国采取了高度进攻性的战略，其行为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单边主义、军事手段的优先性、意识形态输出和权力扩张。合成的现实主义认为，美国比其他大国更可能推行进攻性战略，其进攻至上战略受到结构特征和国内政治的综合作用。一方面，从结构特征看，超强实力使得美国受到来自其他大国的约束和掣肘较小，能够追求的目标范围最广，也更容易滥用其超强的权力。另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内集团受到意识形态、军工复合体的高度支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倾向于积极使用强制力量，以进取的姿态扩张其利益。由此，美国奉行进攻至上战略一方面是由于其强大实力缺乏约束，另一方面也能从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中找到现实依据。
解决现实主义内部围绕克制权力还是扩张权力的争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时代的大国战略倾向。在探讨当今国际秩序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倾向于将中国贴上 “修正主义”的标签，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外交政策宣誓和行为看，美国绝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试图利用超强的实力来不断改变现状，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霸权利益。为此，美国在军事上扩充军备，拉大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并且破坏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稳定。在应对地区安全危机时，美国采取了高度的军事干涉和介入态势，给一些脆弱地区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和混乱。当现存国际制度和规则有悖于美国的强权意志时，美国总是倾向于诉诸单边主义，拒绝承认、退出或抛弃这些国际制度。这些行为都表明，后冷战时代美国为了谋求绝对安全、巩固自身霸权，经常会采取挑战现状的修正主义行为。相反，由于实力处于相对弱势，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大国主要采取偏向防御性的战略，更多是对美国战略压制进行回应，与美国主动谋求对外扩张、挤压其他大国安全空间的做法有着本质差异。
上表比较了两种原型理论和合成的现实主义在几个重要理论要素上的差异。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论断。第一，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防御偏好或进攻偏好并不是大国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反，它们是实现国家目标时可供选择的战略。因为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安全与权力并不是两种互斥的目标，前者是目标之一，而后者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第二，现实主义并不主张国家仅仅追求安全，在更多时候，大国需要在国家安全、经济福利和国际威望三种基本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第三，国家的战略行为受到体系环境和个体选择两方面的影响，塑造了它们对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手段的偏好，促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同时运用两种手段的组合来谋求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
结 语
国际关系研究者普遍意识到，理论研究陷入沉寂，学科的知识增长也面临瓶颈。但是，理论工作者并非无所作为。为了实现理论创新，在现有理论体系外部进行批判的同时，我们也仍然需要在原有理论体系内部寻求突破。实际上，当今流行的主要理论范式建立在关于国际关系认识的传统智慧之上，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现象和国家间战略互动提供了一套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范式内合成无疑是一种寻求在已有知识体系内部寻找突破方向的方法，它旨在解决目前主要范式内部分支林立、矛盾的状态，构建简约而连贯的分析框架。它并不主张完全推翻现有理论，而是作出理论上的改进和提升，消解几种原型理论之间的逻辑和经验冲突，从而开发出逻辑更严密、适用范围更广和解释力更强的新理论。通过缜密的理论构思和严格的经验检验，合成式理论可以提供重要的知识增量，为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有益的思路。
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