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专事理论探索、史料挖掘、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不同，虽然身在大学校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却有多重身份——他是活跃在文学现场的批评家，是文学期刊的栏目主持人，是文学青年亦师亦友的同路人……多年扎根文学现场，令他的文学批评不仅具有理论维度、历史视野，更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何平善于从芜杂的创作生态中披沙拣金，提出有意义的命题，也乐于和各年龄段的作家保持密切联系，敏锐发掘他们创作中的新质，他的文学批评专著《批评的返场》（译林出版社）去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在《批评的返场》序言中，何平认为，要发挥当下文学批评的功能，需要“对话”与“行动”。“对话”指作家、批评家、读者等群体之间要保持对话，文学批评家要成为不同文学群体、部落和圈层之间的越境旅行者、报信人和斡旋者；“行动”则提醒当下的文学批评家，不要把自己的工作收缩在学术体制下的论文写作中，期待大家走出书斋和大学院墙，到文学生产一线去。何平是如何“对话”与“行动”的？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寻找当代文学的“绘图法”
当代文坛，创作繁荣，色彩斑斓。何平注意到，塑造当代文学格局的，不仅有风格各异的传统文学期刊，更有引领青年创作风尚的新锐杂志；不仅有传统文艺类出版社，还有理想国、后浪、文景、磨铁等出版机构；网络世界的文学平台则更加丰富多样，自媒体、文学社区、网络文学商业网站等，像一个个拼图，共同组合出当下文学版图的样貌。
“现在的问题是，文学现场越来越膨胀和复杂，而大量集中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的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是不是有与之匹配的观念、思维、视野、能力、技术和表达方式？”何平说。他从重塑批评的公共性出发，认为从业者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或是把文学批评置换为论文生产，而应“返回文学现场”。《批评的返场》书名中的“返场”，意思是接续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延长线上，去发现今天的文学和文学的“场”，重建文学和大文艺、文学和知识界、文学和整个广阔社会之间的关联性，“恢复文学批评在场发声的问题意识和命名能力”。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如何把握当下更为复杂的“文学现场”？何平援引社会学研究方法打了个比方，他说：“我们说的‘现场’也许可以用社会学的‘田野’来类比，社会学田野调查强调的‘在地’，是以在地人的思维去考察；‘进入’现场，意味着批评者要拥有地方性知识。”他所说的“地方性知识”指的是一种生长于斯的了解。
《批评的返场》分“思潮”“作家”“现场”3辑，“思潮”部分涉及文学与地方、媒介与作家成长、青年写作的公共性、文学的代际关系、多民族文学共同体、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整体观等文学议题。比如在《“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中，作者勾勒出从汪曾祺对高邮地方叙述意义的再发现，到1985年前后的“述异志”式的地方叙述，再到世纪之交的“佯史”地方叙述和全球化时代“中国经验”叙述的脉络，认为文学书写地方不应该是观念化的，要避免“见史不见人”，勠力塑造典型人物。在《新世纪传媒革命和70后作家的成长》中，作者关注改版后的文学期刊作为富有活力的新传媒如何助力70后作家登上文学舞台，“专栏”作家、“博文”作家如何激发散文的文类潜能。《生于1977—1987：更年轻世代作家长篇小说地理草图》中，作者观察同一个年龄段作家的创作，罗列了5份长篇小说清单，从网络文学、科幻文学、青春文学到所谓的严肃文学，素描出当下文学版图的多元异质与代际经验的天差地别。在《二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中，作者反对从文学的雅俗之分出发去研究网络文学，“以现代文学的审美尺度把整个网络写作一锅烩地乱炖”，主张应该认识到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在于读者和市场。
何平像一名“测绘员”，在做着“文学拼图”的工作。他的批评特色在于，不只考察作品的创作主题、美学风格等文本内部因素，而且擅长把作家作品纳入特定的文学场进行考察，尤其注重文学媒介、文学制度、文学空间、文学代际、文学思潮和文学史观等角度的交叉研究，探究个体经验与时代整体逻辑的复杂关联。这就既保证了对微观的把握，也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每一块拼图的文学场域、人员构成、审美生态都不尽相同，我们需要身体力行地‘在地’和‘进入’。”何平说。
青年写作要有“我们”意识
在代有新人、永不落幕的文学舞台上，青年作家的创作是何平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进化的链条上，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中间物’。无论前代作家多么有创造的活力和勇气，他们终将进入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新’文学和‘新’的文学时代最终还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何平说。
在他眼中，从文学制度看，五四新文学以来建立的培养和推介年轻作家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文学期刊看，除了《萌芽》《青年作家》《青年文学》《西湖》《青春》等以青年写作为特色的杂志外，《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钟山》《上海文学》《芙蓉》《作品》《山花》等老牌文学刊物也设有类似“文学新人”的专辑和专栏；从网络媒介看，各种网络新媒体不仅为传统文学期刊源源不断地输送文学新人，而且形成了独立的文学空间；从文学出版看，理想国、后浪、文景这些出版机构基本以青年作家的原创文学为主，他们正在成为青年作家成长的助推力量。“那些已经渐次打开的文学空间，为青年作家提供了远较他们兄长辈和父辈作家更大的可能性”。何平说：“青年作家有自身的优势。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千禧年后出生的写作者，成长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从一开始就在世界文学中阅读和写作，而且几乎都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接受着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
但何平也关注到一个问题，青年作家在写出“我”的同时，更应写出“我们”。“今天的青年写作，无穷的细小个体的‘我’有意无意地让‘我’变得与历史和现实无关，成为同时代孤立无援的人。青年作家要向前辈学习的是建立‘我’和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我们’之间的关联。”何平说，“希望青年写作延伸到广阔的公共生活，启动青年对中国当代现实的思考和关切，先做一个有思想和行动力的青年，然后再做一个青年的审美创造者。”
发挥期刊的“文学策展”功能
《批评的返场》中有一个吸引人的概念——“文学策展”。文学也能像一场博物馆、美术馆的展览，进行策划吗？这要从何平在《花城》开设的“花城关注”栏目说起。
“花城关注”是一个批评家主持的栏目，每期一个专题（主题），由关键词、文本、对谈和阐释主题的总评构成，总评将作品所折射出的当下文学现场的问题作为标靶进行讨论。从2017年到2022年，栏目一共做了6年36期。它根植文学现场，关注青年写作，考虑的是这样的问题——关于中国当下文学，正在发生什么？写作者在写什么？什么是我们时代文学的新质？
《批评的返场》中“现场”一辑收入了“花城关注”栏目从2017年到2021年共30期的总评。例如“花城关注”2017年第1期的总评是《这次我们不只谈论电影，也谈谈他们的小说》，聚焦万玛才旦等几位电影导演的小说创作，探讨文学与影像的关系；2018年第1期的总评是《他们在“边境线”写作》，关注次仁罗布、阿拉提·阿斯木和黑鹤这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考察文学共同体中的多民族文学风貌；2021年第5期的总评是《目前的机器写作，不是文学，更不能取代作家创作——关于当下AI写作的技术问题》，以同期刊发的两篇人与机器共同完成的作品为例，延展到AI写作的可能性问题。
《当代》杂志执行主编徐晨亮认为，通过专题策划，“花城关注”栏目如文学的“展厅”，构成了一个文学主题园区，若是能在阅读这份提纲挈领的导览之外，结合所展陈之具体文本的阅读，当代文学的若干新脉络自然会浮现出来。
言及这一栏目的初衷，何平说：“作为写作者，理所应当贡献不同的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和想象、不同的文学形式，‘花城关注’就是要让这些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拓殖文学疆域，接纳更多新作者及其文本。通过引入审美新风，将文学期刊做到我们时代现实和文学生活的十字街头。”
这也形成了何平“文学策展”的观念，他说：“每一种文学发表行为都类似一种‘策展’。跟博物馆、美术馆这些艺术展览的公共空间类似，文学刊物是人来人往的‘过街天桥’，批评家最有可能成为文学策展人。”而文学策展人与传统的文学编辑不同，他们的角色是联络者、促成者和分享者。
除此之外，何平还与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共同召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每年召集作家、诗人、艺术家、编辑、翻译家和出版人等与上海和南京“双城”青年批评家共同进行主题性的研讨，作为一个开放、协商、对话的空间。何平还和译林出版社合作一个35岁以下青年作家出版的长期支持计划“现场文丛”。
金理总结说：“花城关注”以沉浸第一现场的姿态发现新人、新论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对新人、新论域出场过程中的症候性问题予以理论研讨，“现场文丛”则为经受了出场考验的文学新人提供长线支持。而这一切，都是一种进入文学现场的“对话”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