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组图)

网络 2023-01-28 17:08

【摘要】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神圣家族》和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这一批判的前期理论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们所做的第一次全面系统批判。

[内容摘要] 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神圣家族》和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这一批判的前期理论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们所做的第一次全面系统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共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现实的个人理论;(2)对抽象人道主义及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3)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与抽象人道主义的对立和分歧;(4)结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科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个人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抽象人道主义抽象人性论

作者简介：杨思基(1958—)，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苏州 215123)

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他们的这些理论开始是用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则转化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武器。自上个世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人类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就把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作为颠覆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基本社会制度，对这些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武器。前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更旗易帜，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叛徒集团配合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图谋鼓吹全人类利益至上的抽象人道主义鼓噪声中实现的。而鼓吹超阶级、超历史、超生产关系和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抽象人性，从人的动物性、自私性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出发，以私有化、片面市场化和一切要素资本化的“改制转型”来颠覆否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配合以抽象人道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即否定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扩大官僚特权、以权谋私，全面改变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结果就使党和国家逐渐改变了其性质和颜色，腐朽腐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崩溃倒台。因此，在今天，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述，继续展开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深入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现实实践意义和历史意义。限于篇幅，这里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核心第一次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系统全面批判进行概述和探讨，以后陆续展开他们在其后续著作中所进行的更加深入系统的系列批判，以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革命的理论本质，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有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澄清和批判。

一、批判的前期理论准备

早在1844年9月至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布鲁诺·鲍威尔等人脱离人的物质生产来空谈人和人的关系及其意义——把历史说成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这种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只有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才是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无非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之外，并不存在抽象的历史以及抽象的人。鲍威尔所谓“历史的无穷无尽内容”其实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无穷无尽的内容，他所谓的“人的意义”其实就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的意义。鲍威尔所说的“历史”“人”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它们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因为它们不过是鲍威尔设置出来的抽象范畴。鲍威尔试图在“天上的云雾”或抽象的范畴体系中寻找历史的本质，构建思辨的历史的观念的王国，这只能导致他把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视为“卑贱的”、“纯粹的无”或“粗陋的物质”，而把他设想的与群众对立的“精神”或所谓“自我意识”视为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质疑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确实，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雾的云兴雾聚之处。”[①] 所以，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批判哲学”把一切批判都变成宗教神学的观念的批判或“自我意识的批判”，试图从他们自己制造的思维的幻象即“天上的云雾”中来寻找人和其历史的本质，而不是从人民群众粗陋的物质生产及其决定的现实生活中来发现和认识人和其历史的本质。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阐述了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来合乎人性的私有财产关系在实际的运动中恰恰是反人性的事实。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关系使无产阶级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连合乎人性的外观也被完全剥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这里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工人不仅在肉体和精神上为自己生产着贫困，为资本家生产着财富，而且在生产生活中完全失去了自己，使自己完全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和奴隶。因此这就决定着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造成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发生分化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条件本身，——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占有关系或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才能获得胜利和解放。“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②]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朦胧地意识到要用“革命的现实人道主义”来替代资产阶级脱离实际唯心主义理解的、仅仅从“自我意识”的思辨观念或从抽象的伦理和人道的价值意义上来理解的抽象人道主义。但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真正划清界限。与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彻底划清界限，是马克思经过写作《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直到他与恩格斯合作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完成实现的。

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该书因迎合了德国资产阶级争取利润最大化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在德国理论界尤其是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被吹嘘为德国资产阶级追求财富、渴望获得统治权力的宣言书。在这本书里，李斯特宣称要用“生产力理论”取代亚当·斯密等人的“交换价值理论”;用追求财富发展国家生产力的“工业唯物主义”取代德国“空虚的、浅薄的、伤感的唯心主义”;用保护关税的贸易壁垒取代国家间的自由贸易。他只讲国家的民族性，不讲国家的阶级性，吹嘘只要把个人利益合并进国家的整体中，由国家协调好个人利益使之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生产力就会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获得发展，而这种和谐整体中的劳动也就必然会成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

马克思于1845年3月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在这篇论文里对李斯特这部著作评论道，李斯特“可厌的唯物主义”不过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追求财富与资本的愿望与其邻国英法资产阶级完全是相同的，但他们要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进自己的口袋，要把通过剥削得来的资本或财富理直气壮地占为己有，这对于一贯崇尚精神信仰而信奉唯心主义哲学的德国民族来说未免有些显得过于无耻，所以他就把“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这两个完全不能等同的东西等同起来，把资本说成是具有某种“精神本质”的资本，把劳动说成是一种“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把资本剥削所获得的财富赋以“唯灵论”的解释，把这些财富理想化为值得追求的神明般的符合高尚目的的东西，“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③]。李斯特先生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企图建立这种工业统治，以便使德国的资产阶级能像邻国资产阶级那样拥有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然而他却遇到他们迄今信守的唯心主义的障碍，所以他也就以最卑鄙，最龌龊的市侩精神，隐含着最怯懦的灵魂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并以这种姿态来对待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英法唯物主义。

他“要在布匹、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大量的工厂奴隶、机器的唯物主义、工厂主满满的钱袋中寻找人类的至善”;“他害怕谈他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他害怕谈竞争，而谈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他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④];并把废除交换价值说成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以便把他自己的庸俗经济学理论和庸俗唯物主义打扮成社会主义。李斯特就是这样沉溺于最荒谬的空洞的唯心主义幻想以夸夸其谈的手法来掩盖其庸俗不堪的“可厌的唯物主义”，不择手段地为争取德国资产阶级的利润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服务，为德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但他却打着发展生产力，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国内市场自由竞争、自由劳动、实现某种崇高精神本质的旗号。但是，他不知道资本主义一切财富、一切私有财产的基础正是物化的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⑤]。而且他不知道“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⑥]，是分工、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产物，且只有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条件下，才会把交换价值和资本价值增殖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

而要废除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私有制，则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在工业生产合作劳动的基础上代之以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由自主地合作劳动。其实我们无须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那种实际上沦为肮脏的唯物主义、使国家的大多数人变为‘商品’，变为‘交换价值’、使他们屈服于整个交换价值的物质条件的学说，当它在别的国家面前蔑视恶的‘交换价值’的‘唯物主义’而自己似乎只关心‘生产力’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无耻的伪善和唯心主义的粉饰(欺诈);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另外，如果无须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确定’资本、地租的关系，那么这不过是证明：工业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在他们的活动中，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受利润、受交换价值所支配，而不是受对‘政治状况’和‘生产力’的考虑所支配;他们关于文明和生产力的空谈，只不过是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倾向的粉饰;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⑦]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条件下，所谓的发展生产力不过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和奴役，不断发展提高资本家的剥削和剥削程度;所谓“自由的劳动，人的社会的劳动”，不过是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而且是要在组织成为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资本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厂里在资本家的组织支配下为实现资本家的利益需要而劳动。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有自己统一国家的民族性，并在国内奉行自由买卖、自由竞争，自由地剥削工人阶级，但又要在国外为免遭别人剥削把自己自我吹嘘为不屈服于竞争规律、超越买卖之上的、具有民族尊严的“国家”这样的存在物。而工人除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他们是自由买卖的雇佣奴隶。马克思说：“工人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⑧]在国内，货币财富和资本就是资本家的祖国，资本家靠资本剥削自己的工人并相互竞争，但由于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较弱小，他们又害怕被其他资产阶级所剥削，害怕成为国际资本竞争的牺牲品而拒绝竞争，所以他们主张保护关税实施贸易壁垒的政策。这只是他们只能要自己的工人为他们的利益牺牲而不愿要自己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之极端自私的表现。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评论可以说是他对庸俗唯物主义和抽象人性论所做的最早最初步的分析批判，是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对德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阶级性和民族性所做的极为深刻的分析论断。正是这些批判为他后来批判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奠定了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1945年，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他在这个“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⑨]其实这只是马克思在准备写的一部著作的写作提纲中写下的一句笼统概括性的话，仍然是有失简单武断和过于抽象的一句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真正说清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关系总和，这在科学严谨性上是有问题而有待说明的，只是作为一个笔记性的写作提纲，在此也就没有必要展开充分的论证说明了。

二、批判的系统展开与全面深入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是针对费尔巴哈把人内心深处的“心灵”或“宗教感情”关系看作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而言的。费尔巴哈反复强调，只要把上帝的宾词变成主词就能获得关于人的真理，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类意识”，而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人的“类本质”或体现宗教意识的“类意识”实现的过程，所以他认为宗教的变迁决定人类历史的变迁。因此，他才把仅具有自然联系的普遍性的感性自然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用这种抽象的“自然人”来代替过去和现在一切历史时代实际存在的个人，并把它描写为历史的动力，而把历史说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事实上，费尔巴哈讲的这个“人”仍然不过是理想化了的人的思想或观念，仍旧是思辨哲学纯粹的观念或范畴，是按照思辨唯心主义的逻辑抽象演绎出来的，它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仍旧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而没有实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揭露道：“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⑩]人类社会的发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个人的发展决定于他的一定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的其他一切个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又是世世代代地联系着，后代不光是在肉体的生命遗传上继承着前代，而且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生产条件和“交往形式”，以此作为他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和舞台而制约着他们，并决定着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11]这就意味着现实的个人决不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而只能是他历史地形成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他历史地形成的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关系的产物，归根到底取决于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他的物质生产;人的本质是由他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规定和反映的，而不是由他的什么“宗教意识”或“类意识”所体现的。

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就从来不这样笼统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了，而是非常有针对性地对处于各种历史条件下的人展开具体历史的分析和说明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1845秋一直写到1847年1月。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对现实的个人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探讨，初步提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理论”，并对现实的个人进行了多个维度的说明，而且分析论证了他们初步建立的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对立和分歧，进而在这个基础上以多章节内容批判赫斯等人以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的论述至少包含下面思想内容：

1、现实的个人之自然的基础以及他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们生产实践的前提。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他们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作为人们的生存基础相应纳入人们的历史进程并作为动态变化的过程与人类历史的活动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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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质生活的需要及其满足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

3、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实现其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超越动物界的界限。人本身是通过自己的物质资料生产及与之相应的生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

4、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其本质关系。生产方式就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它取决于人们已有的和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特性，不仅应当从个人肉体生命的生产来加以考察，更应联系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加以考察。而个人怎样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们是什么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的性质和存在取决于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这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并决定人们的性质和存在样式。[12]

5、生产关系是人们最为基础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在直接生产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交往形式和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在人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及各种交往形式中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又从生产总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论述这四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生产关系总和，我们一般将它们称之为广义的生产关系)

6、现实的个人是一个历史地动态变化的个人，不能像施蒂纳那样把他看成一成不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

7、伴随分工及生产力质和量的历史发展，生产方式发生历史的变革，由此推动人的各种关系发生一系列历史演变。

8、以所有制关系为标志的人的社会关系形态伴随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依次演进的各历史发展阶段。

9、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一个历史活动的奋斗过程，是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3]因此，实现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为自己所设定的一个理论目标，也是后来马克思主义所坚守的理论宗旨，它贯穿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然尔，马克思写作《论犹太人问题》时，他对现实的个人显然还是很抽象的理解，并没有联系人的具体历史生存条件，联系人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现实的个人作科学明确的说明。而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则不仅分析研究了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这些方面的规定性，还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经济活动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论述了人的解放不仅是现实的个人的解放，不仅是人的政治解放(即打破人的等级身份依附关系，实现政治权力平等的“公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形式平等)，且是人从各种关系的束缚中不断解放的过程，而且只有实现彻底的经济解放和思想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政治解放。人的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经济社会结构的改造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物质条件，人类自由和解放就是由这些条件所限制并不断突破这些条件限制的奋斗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对客观必然性认识和利用的结果，是人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人自身的结果。并且，“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14]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只能是历史地、相对地，不能是一成不变绝对的，更不可能是在某一时刻一下子完成和实现的，即便是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仍然是有问题和矛盾需要不断解决、不断完善和发展。

10、个人在以往历史的发展中总是属于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固定的分工，个人力量总是转化为异己的个人不能驾驭的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在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以前是不可能消灭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工人阶级才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可以维护，可以通过联合建立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来实现个人真正的自由。[15]而“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6]。

11、而除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任何阶级及其国家，都只是虚幻的共同体，在这种国家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由只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自由，但它们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都只是桎梏。在虚假的共同体中，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且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内的自己，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他们的差别只是在阶级的差别和对立中才出现，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而真正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才出现，而且是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个人生活条件的这种偶然性。因此，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虽然被设想得比先前更自由些，但事实上他们不得不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这当然是更不自由。[17]资本主义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经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根本无法加以控制，并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生存条件，消灭一切奴役性劳动，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国家，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国家和利益共同体，使自己真正作为个人而且作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处于这种共同利益关系中，通过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现有的条件作为联合起来予以控制的有机条件，使之成为每个人自由自主地联合起来活动的条件，同时还要使它们在这种自主活动中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不断以发展了的新的形式重新产生出来。[18]工人阶级个人只有联合起来成为占有生产力总和的总体性的个人，成为全部社会财富的主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的交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成为具有普遍经验的普遍性的个人，这样才能打破个人绝对屈从于分工的旧式分工和私有制生产关系及其交往形式，确立建立联合占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新的分工关系和自主平等的普遍的交往关系，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对具体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以及他们与其所属阶级的关系作了更为科学详尽地解析和说明，从他们的人格和其社会作用、历史作用方面进行了更为明确地科学界定。

批判赫斯等以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贯穿始终的思想内容，而且以第1卷第3章和第2卷整卷内容的大篇幅来专门分析论证其思想，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科学共产主义的现实历史基础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条件及革命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主要缺陷就是：以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和人类之爱以及施蒂纳一成不变利己主义的个人(实际上是“完全孤立的个人”“自我意识唯一者”)为理论出发点，用这种头脑虚幻出来的抽象思辨的“人”来说明一切。

如施蒂纳以利己主义的“人”或“唯一者”的“独自性”为出发点，说“人的最高本质毫无疑问就是人的本质”，但施蒂纳也知道作为仅有“独自性”的“单个的人”不具有任何人的行为特征和属性，不过是动物，所以他说“人的本质”既不是人也不是作为人的“我”，而是“神”。贪得无厌粗俗而不高尚的人不具有“人的最高本质”，只有神作为“人之外的存在物”才具有“利己主义的高尚的本质”并使得这个具有“独自性”本质的“唯一者”——“个人”一无所有而又拥有上帝所赋予的“所有一切”，启发这个“唯一者”——“圣者”去享受生活实现自己的一切。他把拥有“天赋权力”或“固定权利”在一定关系中享受生活的“所有者”——亦即那个经过“物化”、“非人化”而又回到“所有者”的“我”作为“自我消融”和“自我归附”的“现实的个人”，然后再把这种所谓“现实的个人”归结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追求享乐同时又因“它”信奉上帝而具有“人的本质”的“唯一者”(施蒂纳认为只有信奉上帝的人才具有真正属人的本质)，能够为上帝和财神而“自我舍弃”，或者为费尔巴哈“爱的宗教”而“自我节制”，于是原本利己主义的“唯一者”或资产者就成为非利己主义者，成为人道主义或“政治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了。

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在玩弄从基督教旧约到新约的思辨游戏和把戏，而且是把通常理解的“庸俗的利己主义者”、“贪得无厌者”混同于“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把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绝对割裂对立起来，把共同利益理解成了与个人利益无法相容而又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它的对立面。[19]他没有看到“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像成为理想的，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桑乔(即施蒂纳——引者注)哪怕有一天懂得这样一件事实，就是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只要他领会到这一点，那末至于把这一事实作为宗教去想像，还是在那个把统治着自己的力量都归结为观念的利己主义者的想像中被歪曲为无在他之上统治着他，他就可以比较无所谓地对待了”[20]。所以，施蒂纳等利己主义的抽象人道主义者无法理解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情感，认为“现实的个人”必是自私自利之人，只有追求永恒信奉宗教和上帝的人才会为了神和上帝而能够自我舍弃或自我牺牲。所以他们也就只能以道德或宗教的说教来解释共产主义。

但共产主义者并不从道德情感的形式或夸张的思想形式来理解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而是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并认为“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地也就消灭”[21]。随着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对立产生的物质根源——私有制的消灭，它们之间互不相容的对立也就自然消失，而自然地实现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自我一致。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2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将自己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利己主义的个人解放和工人阶级整个阶级的解放及全人类的解放统一结合起来，共产主义者不仅是为自己的利益和解放而战斗，为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而战斗，共产主义事业本身就是将个人、阶级与人类整体、将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及全人类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事业，所以他们在为争取人类解放、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的斗争中就富有共产主义的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把这作为每个共产主义者自我实现、自觉遵守的道德操守和价值诉求，且惟有如此，才会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显然也就是工人阶级阶级的解放和每个现实的个人的彻底解放，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与关系束缚的解放，这个解放当然也就是不断革命的历史过程和不断进取的终极性奋斗目标。

抽象的“人性自私论”错就错在它只强调人有天性自然一成不变的自私本性，一切都把私摆在首位，一切都从私利和“私”字出发，而且以此作为社会制度设计与选择的最深厚基础和根源。若按此理论，人类只能徘徊在私有制社会不能前进半步，历史只有你争我夺的恶性历史循环，不断地上演由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生存竞争法则所决定的历史悲剧，永远摆脱不了“历史兴亡周期律”的纷扰和纠缠。这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历史进步观，人的社会存在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决定制约人的行为处世方式和态度之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它实质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而且是过去所有剥削阶级信奉迷信的“天条”，是把人性理解成由所谓“上帝”所造就的人的“天赋人性”、“天赋人权”、“天赋观念”，完全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东西，而由此必然得出与现实生活的人的“人性”、“人道”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抽象人道主义”的种种荒谬结论，并且也否定了人不仅能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能改造自己和自己的主观世界之现实可能性，是根本不符合人类客观的历史实际而极端错误和荒谬的。

施蒂纳关于个人——“我”的解析明显地是抄袭了费希特，费希特的“自我”——“非我”——“实我”，在施蒂纳这里变成了“独自性”——“所有者”——“唯一者”。而他关于“利己主义的个人”向“自我舍弃的个人”、“个人利益”向“普遍利益”的过渡，则又是抄袭了他所批判的费尔巴哈，他把费尔巴哈道德与宗教的“泛爱”或“博爱”、“自我节制”转换成了人为了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或为了获得更多财富而向上帝和财神奉献自己的爱而“自我舍弃”，他们都是按照思辨唯心主义的逻辑来说明人的生存现状和现实矛盾，按黑格尔精神异化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唯心主义辩证否定逻辑来分析说明人的“自我否定的”矛盾困境及人的本质的复归。所不同的是，费尔巴哈要说明的是人的宗教异化和人性复归，而施蒂纳等人则是试图借助宗教的“泛爱”来化解“利己主义的个人”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矛盾，他们都是幻想通过道德或宗教的“泛爱”或“博爱”说教来实现个人与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实现人的人道主义的自由本性以及利己而不损人的人道主义理想社会。

费尔巴哈否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由，他认为自由必须是人本身的自由，而且不仅仅是抽象规定的人的精神自由，必须是现实的人的自由。但他认为现实的个人又是不自由的，是处于痛苦与不幸中的，而痛苦与不幸的根源就在于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分离和对立。这种分离和对立违背了人的本质和人性，是由于人的宗教异化即由“爱的宗教”异化为“神的宗教”而造成的。只要废除这种“神的宗教”而代之以“爱的宗教”，使人由敬畏和崇拜神转向敬畏和崇拜自然和人，即由神本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对人和自然万物施之以爱，对己施之以合理的自我节制，人就能实现他们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使人恢复自己失去的本质和本性。这样，“爱”就成为在费尔巴哈那里解决所有人伦道德社会问题与矛盾、解决所有人的本性与异化问题的万能的手段和根本途径，“爱”因而也就在费尔巴哈那里成为万能的上帝。费尔巴哈因此也由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最终却使自己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

”[23]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一直是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不够发展而造成的对立的状态中发展的，从古代的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到中世纪的贵族和农奴，到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正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作为人们在既定生产中形成的关系的产物，作为有限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得人们正常的具有“人性的东西”(自由)同“非人性的东西”(不自由)发生对立并历史地变化发展着。由于生产力的局限和发展的局限，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把占人口多数的被统治阶级排斥在享受发展成果的人之外，这样，统治阶级在把被统治阶级“非人化”的过程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非人化”了，他们以“非人的立场”来对待他人。于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被统治的阶级就会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基础上反抗统治阶级的非人道的关系和统治，从而产生不同的人道主义观念及其对立。在被统治阶级看来那些“非人的”不合乎人性的东西，而在统治阶级看来恰恰是适应他们需要符合他们发展的东西，也就是合乎人性合乎人道主义的东西。这样，也就出现了生产力越是革新发展，经济越是发展，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就越是强烈，而围绕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和斗争也就越是不断加强。因此，“人性”和“非人性”、“人道”和“非人道”的区别与关系也就成为历史地发展着和变化着的东西了，从而超阶级、超历史而一成不变的人性或人道主义，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便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了。

抽象人性论和普世价值_卡耐基论人性优弱点_论人性威尔逊 pdf

但抽象的人道主义者施蒂纳、赫斯、格律恩、库尔曼等人由于他们理解不了共产主义的这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他们也就只好以人的动物性和野蛮性来解释人的自私贪婪与异化，把人的活动和享乐解释为“人的特性”的体现，把人的“自由活动”解释为“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活动，——即纯粹的思维抽象的幻想，实质是思维着的精神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24]，也就是黑格尔的所谓“精神的内在超越性”之类的自由。然后他们又以费尔巴哈空洞的“爱”的道德与宗教说教和抽象人道主义来论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思想的幻象和抽象观念取代现实的历史基础，以抽象的“一般人”、“观念人”取代具体现实的个人;以虚构的、抽象的人的幻想的关系取代现实的人的真实的历史地形成的各种关系;以抽象人性论的“泛爱”、“博爱”取代工人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以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德学家的所谓“纯思想、纯观念、纯哲学、纯道德、纯宗教的批判”取代工人阶级的现实革命实践和科学现实批判。他们也认识不到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而把具有博爱幻想的小资产者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作为革命的主体，因而必然是理论脱离实践，思想脱离实际。由此可见，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嫁接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所制造的这个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幻想以“博爱”、“泛爱”来解决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以“纯思想”的所谓“自我意识批判”来取代对私有制剥削阶级社会的根本改造，完全是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观，丝毫无损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任何社会基础，实质不过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归根到底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根本不去研究现实的个人究竟都是通过什么而且是怎样来实现他们的存在并因此具有各种关系属性社会属性的，而只是简单地认为只要从神本主义走向无神论的以人为本那就是实现人道主义关怀了。其实这种人道主义只能是流于思想观念和形式上的人道主义，不仅是极不彻底的人道主义，也是非常不现实而且是不讲历史辩证法的人道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把人之人道的价值和所谓人性都看成是上帝所赋予或自然天就的东西了，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了，而且是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现实的存在状况毫无联系、毫不相干的东西了。这样，他们讲的所谓的“人”其实都是没有人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的纯思想观念的“人”，是根据某一思辨的幻想而胡诌的“单一性”的“人”，所以只能是抽象的、只能作为“它”而不能作为“他”的“人”。从这样的“人”这里，我们看不到它的一点生存基础和生存境况，根本搞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并与怎样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具有怎样的道德精神文化属性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历史属性。因此，由此而生发的人道主义也就只能是与人的现实生存矛盾与困境无从解决、无以找到现实出路的那种无病呻吟般的人道主义，是同不合理的剥削阶级私有制社会的革命性改造毫无关系的抽象人道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称之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并且认为它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为有害。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不是不讲道德，但他们绝不是宣扬抽象道德说教的道德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不讲人道，而是主张以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否定和超越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任何道德伦理属性或人道属性最终都根源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革命性变革，人们建立在其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关系、道德社会属性以及道德观念、人道理念都必然随之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关系、人的道德社会属性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首先就必须通过社会变革的手段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基础性的存在。资产阶级打着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旗号，干着反马克思主义、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维护资本统治奴役的勾当，为资产阶级一切为了资本价值增殖的反人道、反人性勾当反复贴金美饰美化，这就是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实质。而无论资产阶级抽象空洞的“泛爱”、“博爱”道德宗教人道说教说的多么响亮，它们都丝毫不能触动资产阶级资本价值增殖的反人道、反人性之社会基础，不管什么样的人性、伦理道德和人道，只要它们威胁危及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和政治统治，它们立即就会被资产阶级以血腥的暴力所取代，它们在今天除了用以来麻醉和欺骗人民大众以外，无益于推动人类解放的任何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事业。

三、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与抽象人道主义、抽象人性论的对立和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其哲学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一切从人的生活实际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认识论，而抽象人道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则是思辨唯心主义的唯心史观及其方法论。它们之间有着下列一系列根本的对立和分歧：

(1)理论主张的对立：德国古典哲学是传统思辨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也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们与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也仅仅是用一种观念和解释取代另一种观念和解释的斗争，是用词句反对词句的斗争。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及其唯心史观，把“自我意识”和人们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且把它们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来加以批判，是把具有各种具体社会属性的人都归结为抽象的“一般人”，并认为人的“真正镣铐”就是这些“自我意识的思想镣铐”，人们只要对这些自我意识的思想幻象进行斗争就可以实现人的解放，而老年黑格尔派则把这些思想统治都说成是来源于“绝对实体的合法的统治”加以赞扬。但把一切统治都归结为“黑格尔的逻辑”或“宗教的统治”，把一切都归结为“自我意识的思想规定”和观念，把一切观念都归结为宗教的观念或神学意识，把一切批判都归结为“自我意识的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宣布为宗教的关系予以神圣化，进而形成对法和国家的迷信。这样，尽管黑格尔派批判的词句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最大的保守派。[25]而唯物史观认为，要解除人的统治奴役和镣铐仅仅进行这样的所谓纯自我意识批判或纯观念、纯哲学、纯宗教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首先需要批判和改造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及物质生活条件，思想理论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奏效。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人们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和其形成的思想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其产物而存在和发展的。要推翻唯心主义的各种怪想和谬论，就必须实际地推翻和铲除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26]

(2)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而唯物史观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有生命的个人，而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个现实的个人就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我们如实描绘出他的“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7]。

(3)思辨抽象与科学抽象的对立：思辨哲学的抽象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关于意识的空谈，而且是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抽象作为教条、作为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到处生搬硬套，而唯物史观的科学抽象则是来自人们具体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的研究，“是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是真正关于历史的本质和客观逻辑论说的科学。[28]

(4)认识秩序与根本立场的对立：思辨哲学的唯心史观是从“抽象的观念的人”出发，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这种观念的范畴出发来解释人的实践。而唯物史观则是从人们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明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或经济关系理解为整个以往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唯物史观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和思想意识发展的动力是“‘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是这些革命的群众通过革命的手段实际地改变现存的现实关系和生活环境，而不是单纯的思想批判。[29]

(5)历史辩证法逻辑与思辨逻辑的对立：现实的个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首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既定的关系，是在这些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来生产和生活并创造历史，而且以自己的活动构成新的历史条件和关系。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同样也取决于现有的历史条件是否具备了对社会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既要有一定的生产力，还要有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否则，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对于历史的实际发展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是紧密关联而统一于人类历史的社会实践的，人们现实的利益关系不是纯粹的思想关系，人和人的观念的改变与人的环境的改变都统一于人的革命实践。在物质利益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不改变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休想改变人们的思想。秉持唯物史观的共产主义者是条件论者，但又不是唯条件论者，而是在讲条件的同时发挥革命能动性创造条件、改变条件与垄断占有一切资源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予以彻底地决裂——坚决彻底地消除其统治的基础。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或思辨哲学总是非历史地看问题，总是把现实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仅仅说成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对立和斗争，而且总是把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而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是“一般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家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或人的“类的平等化”中引伸出人们的一切关系，而把历史说成了“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与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了，而且把统治阶级在其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而且把它们的制造者打扮成“历史的制造者”和“监护人”，这样也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而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30]

（四）结论：抛弃抽象人道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际上全面系统地第一次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内容，阐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和革命实践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内在关联相互制约和作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他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人们历史地发生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各种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等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在存在阶级和政治国家的任何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都不过是在物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而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它们又是相互作用以人类各种实践的合力来决定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走向;人的自由和解放不过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超越和突破这些历史条件限制的实践和奋斗过程，同时也是对制约他们的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总之，按一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并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不过是关于他们的关系的思想和观念。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并不断通过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创造和改变现有的一切条件，对形成人的一切关系束缚的一切现存的事物进行不断革命的革命变革，切合实际可能地不断改善人们的生存生活状况，在发展生产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历史变革逐步实现劳动者阶级联合自主地占有一切资源和社会财富并把它们作为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客观物质条件，推动人类社会向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目标不断前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变革实际上也就是告别思辨哲学唯心史观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而转向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虽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思想的阐述有的还不够明确清晰，但基本上将这些思想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出来了。

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彻底告别了唯心史观和思辨唯心主义，而走向了彻底的、革命的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所以从此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马克思再重复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抽象人道主义的说法——即“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而且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同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32]这样一些抽象的说法了，更不可能看见所谓“彻底的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说法。

资产阶级当代人道主义者否定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他们把一切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都归因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没有剥削，没有暴力，没有强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和和顺顺地实现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完全是由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就可实现人们相互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换，而且人类只有“农牧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是由“农耕畜牧文明”而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暴力只能导致人为地制造阶级差别和对立，而且只能导致以暴易暴历史的恶性循环，丝毫无助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他们的这些谬论无疑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针锋相对而且是十分荒谬的。我们不反对宣扬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人醉心于这样的幻想，但他们因而编造这样的历史谎言和唯心史观，这不是在信口雌黄说胡话嘛!人类若是一直信守他们这样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一味地讲“人道、博爱、自由自主和平等”，恐怕我们今天还停留于奴隶社会，甚或连原始社会都没有走出来，根本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说所看到的一切。其实资产阶级宣扬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无非就是要否定一切社会革命，更要反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一切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而要按照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规则由资产阶级自由自主的剥削奴役工人阶级。否则，一旦威胁或者动摇了资产阶级这一经济基础和根本的政治生活秩序，他们会把所有的人性、人道和人权都赶到一边去而使用暴力伺候革命的人民，这一一再发生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因资产阶级宣扬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而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

搞社会主义无疑要与包括从所有制关系到思想观念等一系列旧的传统进行决裂，但今天竟然有不少人说那是“极左”，是“空想”，说是“人性自私自然天就不可改变”，这样的社会主义违背了“人性天条，不合人性人理和人道，只有大家都受穷，都挨饿”;那意思明摆着是说“极左”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是从马克思老祖宗那里就开始了，是马克思恩格斯老祖宗从一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搞“极左”和“空想”，不按“天性自私”的“人性”和“人道”去思考问题和办事，幻想违背“人的本性”和“自然规律”来设想人类未来社会，由此欺骗了不少人陷入在他们这些人看来由马克思一手制造的子虚乌有、毫无意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试图以暴力来改变这个本来由“自然规律”和“生产技术”所决定而无法改变的社会构架和结构。因而，这些鼓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公然将他们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说他是反对人道主义反人性的始作蛹者。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如何回击这些鼓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人呢?他在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得出了四个结论，以这四个结论对此作了有力回答：

马克思在那里说，(1)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它们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如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它还产生了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并产生出必须进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2)占有和利用占统治地位的一定的生产力，是每个社会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统治阶级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必定要在它们相应的国家形式和实践中获得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马克思在此加边注：“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生产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这个事业，都必须使人们发生普遍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3]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排斥在作为社会生产主体所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之外，而只作为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他们要获得解放并使生产力成为能够为自己所驾驭的为自己服务的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且要在这个共产主义的不断革命中不仅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确立自己的统治，还要进行不断的自我革命，以革除他们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一切自私自利的观念，这样他们才能胜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工作，完成其历史使命。工人阶级不反对抽象人道主义和人性自私的抽象人性论，他们是很难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技术”以及技术基础上的“合作”、“自由平等的交换”及其“体制”、“机制”和“制度”，绝不是决定人类社会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所有基础和根源，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才是人们一切交往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与核心，并且它们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并通过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以及人自身的改造来实现人的各种关系的变革、社会形态的更替而由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发展。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唯生产力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交换决定一切”等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革命的辩证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幻想以人道主义的和平改良来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些欺骗工人阶级企图把工人阶级运动引入邪路的歪理邪说自然遭到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后继人的痛斥和批判。先进技术的应用和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不是给它们的创造者带来福祉，而是给他们带来灾难，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在于这些技术和生产力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所独享，工人阶级完全被排除在这些发展成果带来的社会福利之外，工人阶级社会化生产与劳动合作基础上实现的技术进步在这种条件下也成为资本家排挤工人压低工人工资在劳动力价值以下最有力的武器，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成果全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转化为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新的资本被投入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一切都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才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生产的全面过剩，使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则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表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需要以适应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来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此才能克服和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但要变革生产关系，尤其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的劳动性质，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剥削压迫制度的经济基础，根据以往历史经验，就必须推翻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下剥削阶级的统治，确立革命阶级的统治，并以革命的手段变革人们的一切关系，而且要使只有进行彻底革命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抛掉他们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否则工人阶级就难以完成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所有这些，都是仅仅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仅仅依靠所谓“自由平等的交换”，仅仅依靠否定一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抽象人道主义与“人性自私论”所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我们前面刚刚引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四个结论的手稿中删去的一段话所说：靠布鲁诺心安理得的人道主义幻想就能实现人的“灵魂将得救，人间将成为天国，天国将成为人间”，(神学家总是念念不忘天国)“那时欢乐和幸福将要永世高奏天国的和谐曲”而实现人类和谐幸福的、永恒的“理想王国”，这未免太异想天开了。[34]不是长着一颗猪脑袋，不是只管填饱肚子就一切都满足而酣酣入睡的猪的思维，能这样来理解和思考“人类大同和谐幸福的理想世界”竟可以不通过革命的手段而只是通过“人道主义”和“人性自私”的鼓噪来实现吗?

抽象人性论和普世价值_论人性威尔逊 pdf_卡耐基论人性优弱点

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在现实的生活世界，至今仍然是处处有强制，时时有暴力，时时处处有暴力和以暴易暴维持和改变社会秩序的暴力工具在发挥作用，并且这些都与一定生产方式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物质利益关系矛盾相联系，相伴而生，与阶级的差别和阶级斗争始终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联系。鼓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人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竟然说什么所有的阶级和阶级差别、所有的剥削与奴役都仅仅是由暴力所产生的，而只要按照生产生活的公平公正原则和独立自主精神实现“自由平等地交换”与人际交往关系，一切根据人的“自然天性”及自然规律或“物质世界本身的本质和规律”来处理人际关系，以人类所拥有的技术或“意识技能”来决定一切，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公平公正社会、和谐幸福社会也就建成了。他们这样的想法能符合实际吗，面对暴力的掠夺所产生的超经济剥削和依靠私有制特定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而形成的纯经济剥削，用人道主义的手段，用所谓纯技术的手段、自由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手段能消灭铲除人类的一切不自由公正、不公平平等、不人道的剥削奴役现实和各种暴力吗?能由此而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使人类走向和谐幸福的人类社会吗?靠那些赤手空拳不掌握任何暴力工具和手段——连任何暴力也都不会使用的普通百姓和秀才们仅靠人道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能战胜掌握拥有大量物质武器而且善用暴力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让他们真心诚意接受这个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没有任何剥削和奴役的和谐幸福社会来取代迄今存在阶级差别、存在剥削和奴役的不人道社会吗?当年成吉思汗仅靠暴力所无法改变的发达民族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成吉思汗仅靠他的暴力所无力改变的被他侵略掳掠地区的阶级和阶级关系，难道能仅靠生产技术、自由平等的交换和人道主义这些手段和武器就可以改变吗?暴力究竟是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关系、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的基础，还是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人们物质利益关系尖锐对立冲突的产物，并且是以物质利益关系的对立和冲突以及生产与技术的发展演变为基础而存在和改变的，没有物质利益的纷争和斗争，没有阶级的差别和斗争，能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军事斗争吗?不使用革命暴力、进步正义的暴力手段能消除阻碍历史发展进步的非正义暴力、能解除强盗的武装吗?对不同性质、具有不同历史作用的暴力不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用历史虚无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抽象人性论的思维否定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暴力和革命斗争，否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不就是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颠覆否定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所需要的吗?

还有人认为讲抽象人道主义是为了加强道德建设，讲“人性自私”是为了加强法治建设，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为了鼓吹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而瞎掰。不管人性如何，“人道天理”如何，人该讲道德的还要讲道德，该讲民主法治的还要讲民主法治，该讲政治的还要讲政治，而且讲什么样的道德和法治，什么样的政治和“主义”，是谁在主导和操控着社会的道德舆论、民主法治和政治，究竟是绝大多数人按照大家的共同利益需要和集体意志在当家作主还是极少数人在当家作主，都不是以什么“人道天理”和人性为借口和根据，而必然要以国家社会的性质和“主义”为基础和规范，而绝不是抽象人道主义、抽象人性论或单凭暴力决定一切的“暴力论”这些唯心论的唯意志论所能决定的。无德无耻与违法乱纪无论有怎样的人道主义人性根源和基础，这样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和制止，而违法乱纪的相关责任人也应得到相应的惩罚。若道德和法纪不适应社会需求，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要求，显然也不是根据人性或“人道天理”来变革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法纪规则，而是要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际关系、改善人们生活的需要和要求来变革我们的道德观念与法纪法规。否则，人类的文明与秩序就无法建立和维持，人类的文明进步与社会变革也根本无从谈起。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核心价值观，而且要坚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绝不能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抽象的人性自私论和所谓“普世价值观”。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

五、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由科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本质必然性联系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没有从什么“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转换到“以消费逻辑为基础的社会”，甚至转换到“以人们制造的消费符号为基础的社会”，没有改变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而且它们相互作用这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关系基本事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人类科学理性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和作用越来越大，精神生产、信息化自动化生产与劳务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虚拟资本、虚拟经济也来源并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获得了不断吹大经济泡沫的空前发展;产业垄断资本与银行资本不断融合形成了把持控制国家政权与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局势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金融寡头帝国;商品过剩、资本过剩、人口过剩、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污染的现象等也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程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工人阶级的斗争压力下，在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学习借鉴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缓解与化解资本主义固有各种矛盾与危机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拓展和由此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而使资本主义原有的关系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和跨国、跨区域性转移——从而也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也可以输出和转移的情况下，总的说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本性，没有使资本主义整个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向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转变，也不可能使人类社会发生由客观的物质生活世界向所谓“后现代哲学”所讲的“思想符码编码世界”的转化，从而使整个人类世界和其“世界历史”变成一个可以任由人们的抽象思维和思辨根据各自的利益需要和“历史意识”来“任意理解诠释、任意解构和结构与不断重构的世界”。

(1)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或商品经济关系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社会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今天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和国家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人的本质关系和属性的认识说明，无论如何不能脱离这个现实的经济基础。无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的价值，它们当然都是与人的需要和人们之间所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相联系而产生的，没有人和人的关系，没有人的需要，不仅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无从谈起，就是哲学上讲的任何价值也都无从谈起，从这样的角度看，它们的确是因人的关系或人的需要而具有讨论意义、具有研究说明价值，并且是离开人的需要和关系便不可能具有其对于人而言的特定的意义和内容。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价值是个纯主观思维抽象的产物或完全是根据人的主观而“虚拟”的东西。价值有其所产生的根源和客观的内容以及它们对于人来说——来考察的关系和作用，我们必须研究说明它们所产生的基础和根源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是通过什么关系和过程如何表现和实现的，对于我们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和作用。尤其是体现商品生产关系的商品使用价值和其价值的关系，是我们研究说明一般的商品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关系所不可回避而必须予以研究的问题。虽然不与人的需要相联系，就谈不上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对人而言没有人需要的东西不可能具有任何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无论人的需要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商品的价值，它们所体现和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性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属性，它们同样都具有同人们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以及它们的财产占有关系、分配关系和商品最终的消费关系有着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具有一系列必须客观如实地对待和研究的客观真实的关系和内容，而绝不仅仅是马克思等思想家抽象思维的产物和结果，绝不能从人们虚构虚拟的关系去理解商品的价值关系和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2)劳动当然可以不必都要被视为所谓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不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就不必被人们还原为“一般的人类劳动”或“抽象劳动”，而只是被当作具体的劳动和具体实际劳动耗费来看待，更没有必要把它们看作能够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价值来看待。但生产商品的劳动就不同了，马克思说它有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独特社会属性。由于在商品交换中我们不能根据劳动的具体差别和生产商品的实际个别劳动耗费来决定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和比例，不能因为同一商品有不同的生产者来生产其实际劳动耗费不同就会使这一商品在不同生产者那里形成不同的交换关系，所以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也就只根据统一的某种客观标准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和交换价值，通过大家所说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的交换来实现和确定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以我们也就必须根据生产同一商品的一般人类劳动耗费或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来确定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和交换比例，因而也就必须把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和实际劳动耗费当作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来看待，把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视为或还原为抽象劳动，而且是把它作为构成商品价值的实体和本质，而把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当作确定各不同商品相互间交换的比例关系的基础与客观根据，从而才有了我们所谓创造商品不同使用价值的是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而它们同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或抽象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同时又构成了商品的价值这样一种说法。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和根据及其逻辑或道理一窍不通，就毫无根据地对马克思主义滥加否定，尤其是对马克思揭示的商品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疯狂否定，并以此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否认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不仅暴露了他们的无知，也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诉求，暴露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阶级的利益，像利益呼唤复仇女神那样把他们呼唤到仇视敌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战场，怀着刻骨的仇恨对马克思主义极尽污蔑和丑化，以企图消解和阻止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以达到他们进而反对并否定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性改造的目的。

(3)看一种劳动是不是属于生产劳动，有没有生产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它们是不是存在着剥削者对劳动者榨取剩余劳动成果的剥削现象或雇佣劳动，这都要联系生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说明，联系生产的生产目的和具体生产过程来说明，绝不是马克思主观任意确定的东西。在人的任何生产生活中，在人的生产技能实际形成与发挥作用的客观过程中，脱离具体的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的任何生产与生活都是不可能的，脱离这样的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任何生产技能的形成和发挥作用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所要考察的生产、生活、劳动和劳动生产技能，它们具有怎样的社会属性和作用，它们与社会形态的形成和演变究竟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显然也都必须将我们的目光和着眼点放在它们与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客观实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放在具体而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来认识和考察。而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十分容易且十分清晰地看到，这些生产生活、劳动和劳动生产技能的社会属性和作用是根据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的不同而不同的，而绝不是脱离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而能够孤立自在地存在并具有特定性质和作用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根本性质和总体状况与生产的特定劳动方式相结合而共同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占有方式和财产所有关系;生产的劳动方式和占有方式又决定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受法律和社会制度保护的财产的归属关系或所有制关系;而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财产关系形式或所有制关系又决定和影响制约着人们生产的社会管理形式和管理方法、决定制约着人们在产品的直接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生产的社会管理形式、管理方法、财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及人们在直接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等，反过来又影响制约着生产的占有方式和劳动方式及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有上述诸因素、诸方面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联系的生产方式。

而产品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方式则进一步决定规定着产品在生产出来直到人们将它们完全消费掉为止这一完整的生产总过程后续各方面的关系，并且生产总过程的诸环节、诸方面关系又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制约的一系列生产关系的总和，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着生产的目的和本质以及生产的社会属性和发展方向，决定规范着人们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以及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关系，并最终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关系。因此，我们才说，生产方式是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间环节和媒介，而人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及经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精神方面的生活中居基础地位、起关键作用，它们是人们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构建基础与基础性的构建机制，它们决定着生产的性质、目的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内容和关系，也决定规范着人们劳动的生产性质和社会属性，并决定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且与生活方式相互作用。因此，脱离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生产生活和所谓生产劳动及其劳动技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社会实践与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才是人的一切社会存在的立身之基、生存之本，是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及相互关系和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发挥特定社会作用的基础和根源，是他作为区别于动物的人所具有的根本的物质利益关系所在和各种关系基础。

“孤立自在的人”只是假设，而不是人的真实的现实存在，“人”的那种固定恒定的所谓“自然天性”或伴随人与生俱来而自然生成的所谓“天赋人性”、“天赋的人道、人权、天理观念和人之本质属性”这些构成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基础要素的东西，显然只是抽象思维的思辨的幻想和“怪物”，它们最多不过是“自然人”或动物所能够具有的东西，是唯心论先验论非历史、非深入实际地认识和考察人和人的社会历史的一种产物和结果。人们的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生产与交往社会实践才是考察认识现实生活的人的根本着眼点和分析认识基础，是分析说明人类一切关系和社会关系形态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在人的问题和社会历史问题上我们就什么都说不清楚，甚至连人自身的存在都无法说明。

(4)有没有剥削和剥削关系，脱离具体的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根本无法说明，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便无法说清楚剩余劳动成果的归属和占有问题。有没有剥削，不是看产品的分配是否自由平等的交换，是否根据参与分配的各方有没有一个参与方“自主自愿地”签订的契约，这个契约是否“公平公正与合理”，而是根据所有制性质、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和劳动者能否占有他们的全部剩余劳动成果。分配的方式从来都取决于生产的方式和所有制关系，是由生产的方式和所有制关系所决定，而不是根据什么抽象的“公平公正”和“合理化原则”等主观价值的原则和标准来确定。只要生产资料和资源在私有制生产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被极少数人所垄断，就绝不会有根据劳动者公平公正与合理化要求符合他们利益需要的产品和收入分配，不会有劳动者占有其劳动成果的财产归属关系和产品与收入分配关系，从而必然有剥削和剥削关系，必然是作为生产资料和资源的私有垄断者凭借他们占据绝大优势的资源垄断条件、生产经营的垄断和绝对统治地位而迫使那些不得不依靠他们才能实现自身劳动力、才能生存的劳动者为他们无偿地提供剩余劳动成果，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剥削和奴役，并在这个基础上使自己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增长和增加。离开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认识，我们是无法理解剥削阶级穷奢极欲、挥金如土、自己不从事财富创造和生产劳动却能够保证自己财富不断增长甚至快速增长这个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源来源于什么原因和基础的。

(5)当今社会是否因“商品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以及社会的信息化、知识化变成了一个“消费社会”或“符号符码社会”，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其实只要我们懂得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积累规律，也就容易弄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投资总是居高不下，投资和生产总是大大超前于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社会总的消费需求总是大大滞后于投资和生产的增长最终使消费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了。资本主义这种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生产，只要是企业还有剩余价值和利润，还有钱可赚，而且积累和增加投资也会形成新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资本家就会不断地增加投资。而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资本家又会尽可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并在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降低，劳动力的供给总是超过资本对劳动力需求这种情况下，资本家有的是条件来压低工资以增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生产。反正为资本家“打工”无论怎么说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要比农民在家种地高许多，而原有的工人劳动力也有许多在下岗，在找工作，而他们的孩子也在成长为新的劳动力，另外社会上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也不断地破产在加入这个劳动后备军，资本家总是不缺劳动力来雇佣。在上述这样的条件下，资本家的投资和生产总是越来越严重地超前于工人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从而总是大大超前于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生产出现全面地“过剩”，并且越来越严重的“过剩”，终于使资本家无论想尽各种促销办法还是难以把他们的商品全都卖的出去，以至使发展到今天，使消费和消费需求终于成为决定生产能否继续、资本能否正常循环运动和周转的关键，这才让鲍德里亚这个只看现象而不看本质和根源的人大呼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远不是马克思当时“生产决定消费”的年代了，“生产决定消费的逻辑已经完全让位于消费决定生产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原来的‘生产社会’变成了如今的‘消费社会’”，甚至变成了一个靠虚拟制造“消费观念”和“消费符号”来引导社会的消费和生产的“符号社会”了。其实他这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而所谓“消费社会”或“消费观念与符号的社会”这种社会表象其根本的原因和最为实质的根源还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逻辑而且是由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所决定和引起的。

(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哪些人而进行的批判，不是要把资本家说成毒蛇猛兽和天性贪婪的自私鬼，不是要把具体的人人为地区分为剥削压迫者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阶级，鼓吹煽动阶级之间的仇杀和无休止的争战，而是针对剥削阶级剥削压迫产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私有制根源。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5]。他是立足于现实的工人阶级个人的生活实际以客观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批判的对象，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进行解析和批判，而且是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思想武器来进行批判。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却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科学和革命的现实社会批判转换成他们自己制造的所谓“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结构的批判”、“性本能的批判”、“理性的消解与批判”、“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及站在抽象人性论和抽象人道主义立场上而进行的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或者道德伦理人道价值的“普世价值”的批判等等，再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德国意识形态”的“自我意识批判”大旗高高祭起，将批判的对象由人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所有制关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转换成“抽象的人”、“抽象的思维及其观念文化”和“理性”，玩弄起以抽象的“道德人”、“经济人”、“政治人”、“法人”、“宗教人”——总之是“一般人”或“所有人”和子虚乌有的“抽象的人性、人道”(如人的“天赋人性”、“天赋观念”、“天赋人权”、“人道天理”等等)及它们的“自我意识”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单纯观念”、“单纯词句”、“单纯思想文化”和“抽象理性”的批判把戏，玩弄起以观念批判观念的主观思维的想象活动之“自我意识批判”把戏，以瓦解消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并试图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引向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幻的单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以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来讲的形形色色的各种“资本逻辑”、“理性逻辑”这些形而上学的观念的东西和抽象人道主义来展开对现实资本主义的虚假批判，这实际上都是在颠覆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试图消解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科学现实的真正的资本主义批判，为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服务。

但以“资本的逻辑”来批判“资本的逻辑”，以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人的“异化”以及产生这些异化的所谓“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等“理性统治”和“资本逻辑”，能够真正做到切合实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与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各种弊端和病态的社会现象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嘛!但不管是赵高的“指鹿为马”，还是“胜者王败者寇”——“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这么一种文字历史事实，还是强盗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强盗，等等，这都不能成为我们判断和说明事物事实真相和历史真相的客观依据和条件，不能成为我们戏说历史、歪曲和虚无历史事实的客观标准和依据。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意识”或“意识技能”无论它们使用什么手段，玩弄什么诡计和花样，它们都不能成为我们客观地科学认识说明事物真相、事实真相以及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客观依据和标准，不能改变事实的真相和社会历史本质，玩弄这些阴谋和欺骗性的小聪明无论其谎言说的多么强词夺理，它们最终都是要被揭穿和败露的，自欺欺人“捂着耳朵偷铃铛”是不可能不破产失败的。

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现象分析认识决定这些现象和现象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本质，揭露其历史必然性、暂时性、剥削贪婪性及其他各种本质特征，其理论旨归是最终指导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建设一个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自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后，从来就没有从什么抽象的思维、概念、理性或者什么资本的逻辑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道德标准与人道价值标准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而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上个世纪的3、40年代后，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制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和对立，并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取代马克思1845年后始终坚持和发展完善的科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与研究，也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际进行历史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搞清楚这个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吸收借鉴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究竟给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极左思想和错误是不是非要借助“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非要走到否定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另一个极端不可。

技术技能或劳动力离开生产的客体要素生产资料与现实的生产，它们就无法实现，无从实现，更是什么东西也不能决定，何况是决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社会性质。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才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生活以及产品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础和根源，是决定人们在生产生活和他们在各方面相互交往、交换过程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的基础与根源，因此它们才成为我们认识划分社会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参照关系和尺度。科学的社会形态划分标准是依据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来划分，而不是依据生产生活的技术技能来划分，更不是主观主义地根据什么社会意识或“意识技能”来虚拟和划分社会形态。有人故意给我们设置唯心主义唯心史观的“社会意识”或“意识技能”历史坐标，鼓吹“技术决定一切的技术决定论”，这显然是在故意给我们制造认识混乱、理论混乱和意识形态的混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351页。

[②] 同上书，第262页。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1页。

[④] 同上书，第240页。

[⑤] 参阅上书，第254——255页。

[⑥] 同上书，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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