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问题近期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少观点针锋相对，争论很是激烈。这个问题的争论往往涉及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密切联系。因此，弄清楚“普世价值”的主张和真实内涵，对于我们澄清错误理念，保证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普世价值”问题争论的由来
“普世价值”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哲学范畴的命题。把“普世价值”命题引入政治领域是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和此消彼长有着密切关系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围绕着如何看待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问题，列宁就与考茨基等人就“一般民主”、“纯粹民主”等观点进行过激烈的争辩。列宁曾尖锐地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只能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骗人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了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把西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成为它们向外输出价值观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依据。一些西方学者也加以配合，提出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全球取得了最终胜利，宣称“意识形态”终结。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撰文《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明确把民主与普世价值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
2005年10月，我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阐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全面介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该书开篇提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肯定，以及大多数学者和网民的赞同和支持。与此同时，围绕民主是否具有“普世价值”问题，出现了一些针对白皮书、针对我国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质疑、攻击和讨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新矛盾。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民主诉求，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解决还是从“普世价值”的标准和方法解决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人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不重视民主的共同性问题，也有人主张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我国建设应该遵循普世价值所确立的原则。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民主发展，成为大家关注的理论热点，有人借机宣扬“普世价值”，希望中国走“普世民主”之路。有些人借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来宣扬“普世价值”，希望“汶川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北京奥运“开出一个新中国”，希望中国借机全面融入现代“主流文明”、“承认普世价值”。有些主张“普世价值”的人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中国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主张和纲领。这种错误观点和错误主张得到了党和国家媒体以及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广泛批评。
2008年以后，伴随着关于“中国模式”的提出、阐述和争论，“普世价值”作为与“中国模式”针锋相对的理论主张，在学术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特别是每当出现历史纪念活动时，如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围绕“普世价值”争论就会多一些。
那么如何认识“普世价值”呢？“普世价值”论究竟主张些什么呢？
二、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几种主要观点
当前国内关于民主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主张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具有“普世价值”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之普世价值是人类对过去数千年的种种错误和愚昧价值的总结，是无数的思想者在野蛮和杀戮中学习到的成果，是人类吸取血与火的惨痛教训所形成。”“包括民主在内的‘人权’、‘自由’等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那么就说明它们在这个地球上具有普世性，是一种普世价值。”因为，“民主就是民主，既不需像过去那样划分阶级，也未必需要像今天这样特别强调民族或国别。”在当代世界，民主没有东方西方之分，没有阶级之分，只有真假之分、多少之分、有与无之分，“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普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成熟、进步的标志。”这种观点承认，“西方历史上确实不是一直光彩，如今双重标准也依旧存在，但这不是‘普世价值’的错。”因为普世价值的实现是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的，不能够以某些民主国家的不足之处来批驳民主的普世性。
这种观点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的现实表现就是英美式民主，英美民主是人类唯一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这是因为，民主的普世性就是指“民主就意味着政党轮替，民主就意味着领导权的开放竞争。”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共一方面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把民主的公认定义和标准撇在一旁而自己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这实际上是否认民主的普适性，也就是否认民主本身。”因此，不能用“中国特色”来排斥民主的普世性。中国如果撇开普世民主、拒绝英美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就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中国当前价值观落后的实质就是不能认同普遍人类价值。”“与普世价值为敌就是与自己为敌”，“拒绝普世价值，如同自拒人类”。
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因此，“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我们要挖掘我们历史遗产中的积极因素，抛弃那些与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瞄准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迈开前进步伐，坚决地将中华民族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还有的认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专制主义的复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我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我国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
一些主张“普世价值”的还认为中国选择“普世价值”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必然逻辑。辛亥革命就是一种以“以人为本，自我健全，平等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观作为精神信仰”的社会革命，没有这种遵循“普世价值”的革命，“中国自身自主性的现代性文明建设也就无从谈起。”有的还说什么“回首辛亥革命，要重建我们的价值”，以此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二）承认相对“普世价值”，反对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唯一的政治模式
这种观点认为，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只有相对的普世价值。那种所谓的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必然性的“普世价值，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价值统一。”“在阶级社会中虽然不存在绝对的普世价值，但却存在相对的‘普世价值’”。
这种观点认为，“普世价值”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任何单一文明都不能成为真正‘普世文明’”。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交往中，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最后以规范化的形式表述出来。它来源于人类的共性，形成于诸多民族的共同参与之中，只是不同民族、国家对普世价值形成参与的早晚、贡献的大小不同而已。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是普世性价值的创作者，普世价值不是哪个“优选的民族”独特的发明”。
西方国家有西方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中国也有自己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如“仁爱”、“和谐”等。普世价值的标准也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已经表明，不存在统一的民主政体形式。”尽管“各国的民主政体形式不必统一，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共同性可言。”就是说，“在价值层面，我们毫无疑义地赞成民主；在政体层面，我们赞同民主的共同原则，而不可能赞同某种特定的民主政体形式。”
“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我们应该警惕，“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
主张这种观点的还有人认为“将民主列为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思想舞弊。首先民主根本就不是价值，而只是一个政治技术手段，它是用来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手段。”“民主被说成普世价值，多半是冷战期间形成的，完全是政治策略，是打击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工具。”由“天下”概念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才是中国的普世价值。
（三）认为世界各国都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建设之路，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观点是个坑人的骗局
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来讲的。由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是不同的，那种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永恒性的普世价值是根本不存在的。“几千年来民主发展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认可的民主理念和各国通用的民主体制模式。”“普世价值”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所谓的“价值体系”，在中国，提倡普世价值不过是一些媒体和一些所谓的精英们精心编制的谎言，为的是用来对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个“坑人的骗局”。
有学者指出：“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而站不住脚的”，“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
还有的指出：鼓吹“普世价值”并不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图谋。“普世价值”与宣传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样，是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矛头都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还有人认为：尽管“普世价值”的“能指”十分宽泛，其“所指”却十分明确，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对我国进行颠覆，是当前敌对势力利用价值渗透对我实行“分化”、“西化”图谋的集中表现。因此，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甚至有人判断：倡导普世价值其实就是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前奏。
三、“普世价值”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命题
“普世价值”主张人类存在着普遍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共同价值，实质上不过是把某些国家、民族的价值或某些国家、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当作人类普遍永恒的价值追求。很明显，“普世价值”的主张，是带有强烈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征的思想，它相信存在着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制度规范，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民主是否具有“普世价值”，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最为唯心主义命题，“普世价值”主张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一）“普世价值”论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
1.割裂事物的一般性和个别性、普遍性与特殊性
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观点就是割裂的民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来看待民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没有脱离特殊性的一般，也没有脱离一般性的特殊性的存在。主张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中，只看到了民主的一般性，并且把一般性抽象出来，认为一般性和普遍性是民主的全部和实质，陷入了形而上的认识论陷阱。如何认识民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厘清围绕这个问题的迷雾。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在谈论生产一般的时候，指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这是我们看待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科学的方法，按照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民主具有一般性，这个一般就是把不同类型的民主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如民主都有选举、监督等。但是，即使这些民主的一般本身也是由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如，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等。因此，古希腊民主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构成民主发展的恰恰是这些不同于民主一般性的民主的差异性。
主张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错误就在于把民主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割裂开、对立起来，认为存在着脱离特殊性的、脱离具体历史发展的民主的一般性。民主作为与“独裁”、“专制”相对立的政治主张和制度，都承认广大人民群众平等享有管理国家和事务的权利，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个人或几个人独断国家政权，这是其共性。然而，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论民主的表现形式还是民主实际内涵并不一样。我们承认，民主思想在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治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阶级性始终是民主的主要属性。
2.“普世价值”论论脱离各国实践谈论抽象的价值。对历史上各种具体民主制度的共同性进行科学的抽象，形成民主的一般性，是人们把握这种政治制度的科学方法，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这种抽象便于我们整体认识历史上形成的不同形式的民主的本质，便于把民主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相区别。因此，我们不能把民主归结为所谓人类普遍永恒的价值，不能就民主谈民主，为民主而民主，只能把民主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放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认真考察各种类型民主的差异性，才能科学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不同类型的民主以及民主的功能。
就观念形态而言，无论民主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民主”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的，因此，从来没有什么“普世”的民主观和民主制度。我们说“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不是由于民主具有普世价值，而是由于关于民主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人类对民主的追求仍然合乎时宜。
3.“普世价值”论具有“先验论”的特点。从一个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出发来分析现实世界，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普世价值”论的特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原则不是分析事物的出发点，而恰恰是分析事物的结果。“普世价值”认为人类有一个先验的价值，论用先验的原则、价值来分析现实世界，分析各国政治制度，是历史唯心主义在价值观和政治领域的表现。“普世价值”论一般用抽象的人性论作为这种先验价值存在的理论基础，从一些先验的原则中企图得出不同国家和民族都适用的具体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显然是荒谬的，就是在西方，这种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民众的批评和质疑。
（二）主张民主具有“普世价值”会把中国引向西方政治道路
“普世价值”是西方观念史发展的产物，它带有浓厚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征，被西方自由主义所继承，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普世价值”本身很庞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理论家对“普世价值”的内容和强调的重点也不尽相同，没有统一的认识。其实，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各种主张本身，往往也是相互冲突、不能自洽，因此，“普世价值”论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理论。
近代以来，普世价值观被西方统治者利用，成为对外输出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工具。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指出：“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为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的理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语道破了西方社会鼓吹“普世价值”的真实意图。
在我国，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主张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因为“普世价值”不讲界限、不讲差异、不讲情境、不讲条件，只讲抽象的普遍原则，它极易导致教条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用这种理论衡量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西方民主当作自然规律一样塞进中国，产生“洋教条”。当中国的民主发展同这种“普世价值”主张不一致时，他们不是认为关于“普世价值”的理念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中国的民主实践有问题；当中国决心不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走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时，就抱怨中国的民主实践没有按照他们的理论来进行，并且要求中国的政治实践生硬地去适应他们的理论。用这种理论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然使中国走上西方民主道路，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一些人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目的就在于此。
（三）走出“普世价值”的误区，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始，就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争得民主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执政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民主政治制度，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制度基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民主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可否认，我国还存在一些政治制度不完善、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参与的愿望不相适应的地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在坚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使我国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使人民当家作主得到更好的落实和体现。我们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我们也一定要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西方国家在发展民主政治上的一些有益做法，但是，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在宣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一定要跳出“普世价值”的误区。就像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反对用西方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作为衡量、评价中国民主发展的尺度。
总之，关于民主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争论，实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种民主观、两种世界观、两种方法论、两种话语体系的争论，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以什么思想为指导，走什么路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理论混乱的表现，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干扰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复杂。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努力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不为干扰所惑、不走邪路、歪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