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报告（2018-2021）》项目启动暨撰稿人会议记录
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乡村文化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启动《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报告（2018-2021）》蓝皮书项目，并于2020年12月22日在京召开撰稿人会议。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单继刚，执行主任李河研究员共同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就如何“重建乡村文化主体性”这一议题开展深入探讨，来自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心理学、建筑学、统计学等多元学科领域的文化乡建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以来，县域层面做文化工作的基本思路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从学理上来分析的话，实际上是把文化当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我自己也反思，主持县域工作的那十年，我是非常重视文化的，在县域领导中我是重视文化的，但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的目的也是抓文化就是抓经济，这是那个阶段的特点。
河南修武县所推出的“美学经济”却体现了发展思路层面的一些改变，抓文化不再只是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按照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的说法，宗教是用信仰改变人，科学是用事实改变人，哲学是用思想改变人；“美学经济”并不是说抓美学就抓住了经济，而是通过美学这样一种观念来改变县域的工作。“美学经济”强调的是观念先行，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法做这个工作。但是怎么解放思想？你首先要树立一种观念，它是用一种美的观念来改变原有的观念，修武在全县进行了美的设计，由此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一个叫“审美社会主义”，一个叫“审美生产力”。修武的经验触动了我对乡村文化、对未来发展作用的重新评价。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这个课题（《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报告（2018-2021）》）不能只当作一个常规的项目来看。原因是什么？其一，从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是“十四五”规划来看，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这个变化不是“十四五”才有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提出的“五位一体”整体的工作框架就纳入了文化这一内容。而在此之前，就是抓经济为主，后来“三位一体”，其实文化也没提上议程。现在又增加了社会和生态，实际上是“五位一体”，怎么落到实处？在“十四五”规划当中凸显出来了，其中的目标就强调文化强国，文化强国建设要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列出了时间表。过去尽管我们也提文化建设，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在实践当中（特别在县域当中）落实。
其二，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怎么做呢？修武的“美学经济”提供了一个样本、一个经验——乡村文化建设实际上是要“铸魂”，现在乡村没有魂了，没有魂魄了，人没有魂魄就不知道怎么活了。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修武把原来那些破旧不堪的供销社，原来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通过美的创意、美的设计，变成了一个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性的因素，老百姓从外边又返回故乡。它虽然一共才干了4年，但效果已经凸显。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老百姓也非常满意。所以，这个事情要重视。
其三，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研究室，同时又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智库，这是文史哲片唯一的智库。这个智库社科院很重视，2018年在全国的文化类智库中排名第二位，我们觉得它还可以做得更大、更好。我们这个智库怎么来建？还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的任务，其中之一是文化哲学、文化基础理论的建设。为什么提乡村文化建设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乡村文化建设确实是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是中国的文化理论实际上缺乏根基的，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文化？我们这个文化中心的文化研究不能光是西方的东西，而是要研究中国的东西，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化哲学理论和文化基础理论，这样为下边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十四五”规划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补短板，把乡村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且现在中央提出来县委书记的主要任务和首要任务是抓农村建设，关于这一点，我当过县委书记我就知道这个变化很大。我当县委书记期间，也知道抓农村，但通常是分管农业的那个领导在抓农村，分管组织的那个领导在抓乡村党建，书记和县长几乎不参加农村的工作，每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了以后，我们县里也开个农村工作会议，实际上就这样。现在中央就提出，县委书记的主要任务抓乡村建设，这就意味着将来全党的一个工作重心就是市县以下，它的重心是在农村。这样来看，乡村文化建设的议题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借着《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报告》为由头，把乡村文化建设领域的各位专家请来，一个是希望大家为推进这个报告提一些建议，另一个也是围绕以下一些工作向大家提出咨询。现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原来的中国社科院的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文化哲学研究室合并，合并以后下一步要建立两个委员会，一个理事会，一个学术委员会，这两个要吸纳院内外一些学者参与。另外，要创办一个期刊《文化研究》，也希望得到专家的支持。所以，今天这个会就是这样，一个是这个报告怎么做？第二个，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怎么做？也是一个咨询会，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寻求乡村主体性重建。中山大学吴重庆教授也研究乡村问题，他有一本书叫《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他认为现在乡村的主体性是缺失的。通过乡村文化建设来重塑乡村的主体性，这应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总书记讲乡村振兴，他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乡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在主流思想对乡村振兴的理解还不到位，还是理解成了发展乡村经济，当然，经济是要发展，但它不是单一的目标。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是秩序的重构和乡村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乡村文化建设，没有乡村文化的重塑，哪有什么乡村治理？像这个报告的核心就是围绕着乡村主体性的重构这样一个主题来讲。
李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我们今天研讨会的初级目标是蓝皮书。我们前天举办了2020年度《文化蓝皮书》发布会。从2002年起，文化中心陆续推出了多种文化蓝皮书，包括《中国文化发展报告》、《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过去的文化产业蓝皮书聚焦于大而宏观的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这两年我们又开发了中外跨文化交流报告，《中越人文交流报告年度报告》、《中俄文化交流年度报告》。这是由社科院的位置决定的。前几年，文化中心也做了不少文化调研的工作，包括在乡村给县级政府做规划。
但是，真正沉下来，研究乡村更深的问题，研究三农问题，就多年来相关数据的变化进行研究，过去文化中心做得不足。王立胜书记到文化中心工作，将带来很重要的变化，王书记本身有丰富的乡村工作经历。另外，我们也希望有非常专业的外部专家，王建民老师做人类学，我们开会也见过几次，还有李祖希，带来数据公司的视角，也有关于现代农村的数据，还有李人庆等关注乡村建设的学者。我们请大家来，聚焦一个主题，乡村主体性，向大家请教。
第一，如果要做一件学术上的事情，就要有一批人组成学术共同体，有一个刊物，最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术组织，以及跟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对文化中心来说，借着编乡村文化建设蓝皮书的机会，今天我们把各位专家请来，就是围绕乡村文化建设这样一个主题，组建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这是做这个事情的初衷。今天上午大家都提到了抱团取暖，虽然时间非常紧，但是讲了很多东西，提出了很多严肃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接下来，无论是为蓝皮书搭建编委会，还是我们做期刊，都需要专家们的介入。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另外，我们文化中心还有一个功能是做要报。今天各位老师提到了很多内容，都可以凝聚成政策建议的话题。至于如何做要报，我们还需要好好消化，然后再跟各位老师联系。
第二，我本人做解释学，“传统”这个概念，除了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讲的传统以外，传统意义上的传统是个载体。在中国，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传统，还有一个现代性发明出来的传统。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就是刚才各位老师讲的家乡，我们解读：家就是血缘共同体，乡是邻里熟人共同体，所以家乡就是亲属血缘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农耕社会的家和乡是根系性的社会，一直在传递——精神生活的实践、仪轨、节日……各种东西是几千年不变的。所以我们是根系式的社会，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
现在问题是，从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以后，但凡要讲到乡村的主体性，就是基于官政和自治结合所建立的主体性，最大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家和乡的结构如何重新建构的问题。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回应的这个挑战是，整个这套家乡的根系性的社会形态——传统意义上的传统的载体，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活动形式，基本都解构掉了。在这个时候，怎样重新地去建构它的主体性，这是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文化主体建构如何成为可能，这是真正要讨论的基本问题。今天各位老师谈了很多，现在的乡村不仅是传统的秩序结构，也有城市化的记忆，还有互联网的记忆，背后还有资本权益混合的记忆。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传统乡村组织的去组织化和在现代境况下的再组织化，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所以我想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入思考。
最后一点，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蓝皮书，蓝皮书有蓝皮书的逻辑，蓝皮书是学者中立意义上的研究，要有政策咨询的价值，因此它还得有个行政网络。为此我们去了住建部，将来还要去民政部等相关的部门做了一些了解和调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刚才的很多讨论比较适合做蓝皮书的专家论坛。但除了专家论坛以外，蓝皮书本身还要涉及其他一些专业性的政策对接的内容。因为第一次做乡村建设的蓝皮书，这些结构要从头开始设计，在这个设计过程中还得请教各位老师。
我自己的感想是：这就是在整个过程中的一个起点。明年恰好是建党一百周年。第一个一百年，乡村文化建设真正我们需要的大视野，需要从百年乡村文化的建构去看问题，其中也涉及城市中心主义，不光是简单的现代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文化。围绕这些问题，文化中心将会进一步分解细化成相应的专题，支持开一些论坛。以上是我的想法。
李人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很高兴也很荣幸参加这次研讨。感谢姝曼的邀请，建民院长和渠教授两位老师谦虚，让我先发言，我来自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似乎谈乡村文化建设职责所在也就义不容辞，也不好推脱，就勉为其难先抛砖引玉了。首先回到哲学所这个令人崇敬的学术圣堂诚惶诚恐，这里有很多我们很尊敬的前辈和学术先贤。实际上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其实绝不仅仅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议题，其中哲学所贺麟老先生就著有《文化与人生》这一哲学名著，还有诸位先贤都对中国文化建设做出卓著的学术贡献，成为我们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我们说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并不是指朝代，而是指文化，中国是典型的文化立国的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虽历经数次外族入侵和朝代更替，但始终并没有颠覆传统文化立国的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文化才是立国、立身之根本。消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唯消灭其固有的文化，才能做到。1644年满清入关，明朝亡。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天下不是王朝中国，而是文化中国；救亡并非救王朝中国，而是救文化的中国，要留住文化的根。未来中国能否立足于世界，能否得到世界的承认和认同与尊重，绝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成就，而在于其文化和价值理念能否被世界所认同和追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核心的软实力和最硬核根基。
所谓中国近代以来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其核心就在于外部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耕基础之上的文明，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如何从乡土文化和文明吸纳现代工业化文明，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实现文化和文明的更替和演进是中国近代以来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化的根虽然在乡村，但在我看来所谓乡村文化建设问题本质上不是地域性，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文化建设问题，是涉及到国家民族建设的大问题。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弊端和短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自信和自得自满自大的中华文化优越感受到巨大打击和挫折，以至于认为建立在乡土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是糟粕，需要全面的打倒，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儒家传统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后的文化大革命，力图于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新文化。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真是被革了命。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传统人伦道德价值观被颠覆了，中国人自我认知和自我生命意义在近代一百多年间在民族救亡的发展主义下，被各种新的主义重新界定和格式化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一次又一次地扫荡和冲击着传统文化的根基，当我们回顾中国近百年发展历史时，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觉醒和指出那样，他毕生致力于“志在富民“中国的农业国如何变为工业国，中国如何从乡土中国变为现代国家，农民如何从被束缚在土地上解放出来。到了晚年才感悟到发展后的文化建设和主体性的问题重要性。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确实在经济上发展了。但同样文化也丢失了很多，文化越来越缺乏中国味了，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越来越缺乏创造性了。因此他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反省的议题。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理念，力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思考和建构在中国人的活法，主体性思维基础上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与现代化问题。
现在谈到所谓文化，往往有一种倾向是将它等同于文化活动或者文化表征，而不是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甚至庸俗化地认为文化就是文化局所管理的群体性文化活动，当我们谈到乡村文化建设时，往往仅仅谈到统计有多少文化场所，有多少文化活动演出等等，而忽视文化作为形塑和整合社会认同，形成社会规范和共同体意识，以及对于人之所以成为有文化的生物等内在的文化意涵和概念。对于文化建设的表面化的形式化认知是我所不能认同的。文化实际上是人作为一个有意义追求的生命体最为核心的本质，它既是人类和各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也是其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它不仅构成了其行为的内在逻辑指向，也构成了人生追求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既形塑了人们社会交往和发展的社会认同基础和社会资本，同时也是人类纷争和冲突的根源。
因此，对于文化建设而言，我们不能将其虚无化，表面化。当前文化建设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文化建设的空心化。只有空洞的形式没有内容，文化建设被认为是乡村建设的装饰工程，仅仅是洗洗面刷刷墙，跳跳舞等等。文化建设就其本身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和人心的建设，涉及到人的心灵和精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乡村建设的基础在于价值判断，没有价值判断的发展是一种瞎折腾。我们现在建设这么多，我们说北京城不是毁于战火，而是毁于建设，这就在于一种对于价值判断的未来的影响。文化建设不能建立在价值虚无主义的基础之上，文化建设建立在普世性的人类文明的价值基础之上，文化建设需要建立公正、公平、包容、共享、创新的现代价值理念基础上。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结果表面层面，要深入到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过程、载体和生成机制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乡村建设核心的根本在文化建设，在于内在的发展，而不在于表面化的外在的发展。乡村建设最难和最核心的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实际上就是塑造文化建设本质上是建构人内在的心灵秩序。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修身，与西方的信教和集体外在信仰追求不同，具有很强的自我内向见贤思齐的个体文化建设惯习。修身和见贤思齐都是优良的传统文化，但是需要我们在新时代对于贤德有新的认知和判断。而不是将传统优良文化惯习和行为规范统统丢掉。贤德等个体德行构成了传统中国德治文化的基础和根基。通过礼教的社会化方式，潜移默化的社会传承，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传统与根基。一面倒将“小孩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激进方式对待传统文化，认为都是糟粕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建设上的败笔。所谓中国文化要砸烂和恢复成一张白纸，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需要对以往的文化建设上的失败进行系统的反思和警醒，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开展真正的文化建设。
如果我们从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截至到目前来看，应该说从物质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待在精神文化建设上存在着巨大的倒退和坍塌。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对于人性的压榨，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传统人伦道德的沦丧和漠视，政治腐败等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既是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文化溃败的时代，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两极化对比，映照出我们发展转型过程中的时代扭曲及困境和难题。如果说我们新时代的基本矛盾已经从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转到满足美好生活需求，那么这其中最大的短板和最核心的不平衡不是城乡的，而是物质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文化建设的不充分。而文化建设如果须臾离开了主体，就失去了载体也丧失的生命力和活力。因此文化的主体性构成了文化建设最为本质的内核。我之所以参加这个会议一方面是渠老师和姝曼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也是我看这个题目具有主体性，如果没主体性这个词说实话我是没兴趣参与的，在我看来谈文化建设如果没有主体性那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文化建设的核心在我看来是德行的重建，在于社区公共性发育和凝聚力的重建。道乃发展之本，如果发展莫非建立在道的基础上，而只注重术的应用和发展，那么将会产生本末倒置的后果。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自主性和主体性价值的判断形成和发展，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发展，改变物质易，改变人的精神难。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理论有一个文化惰性理论。其旨在说明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物质的发展远远快于人的精神变迁。这种不协调性会产生很多的社会不适和不平衡的发展。发展既需要文化观念的更新，也要打破原有文化生态的制度范围和空间，建立新的认知框架体系内，但这种新的认知框架体系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需要嫁接在传统文化原有的很好的机体之上，实现创作性的转化，是根植在人性和文化文明的演化历史文明脉络中的，需要深层次的人文启蒙，重建新时代的信仰、伦理、道德基础。西方近代发展历程和东亚近代化历程都表明解除对于人的思想束缚的启蒙革命和制度变革对于走向现代化是置为重要的一步，西方有宗教革命，日本有明治维新都对现代化转型发展发挥的巨大的作用，文化建设和发展首先要解除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扩大民众的参与和推动其自我内在精神文化的改变。中国历史经验也证明了文化建设最灿烂的时代，往往也是最开放的时代，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时代。
文化须臾离不开人，如果离开了主体的人，那么就成了一种形式和符号，就失去了生命力。文化的地域性，我们说乡村文化，很大程度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文化的载体使用都是人，而不是虚空的地理空间观念，抽离了人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虚空的失根的文化概念。对乡村文化，我们这些行为逻辑和行为方式从本质上庙堂与江湖跟乡村有什么多大区别吗？我不认为有多大区别，而是我们整个一个文化生态的问题。
当我们思考乡村文化建设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反思到文化如何衰败和解体的。从反向也许更能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文化建设的本质与核心。乡村的解体首先在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互动作用。传统文化的衰败和解体，首先在于其本身时代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无法将传统有效地转化为现代的方式。应该说中国最早创造了科举和科层制度，它构成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基础。清代科举和科层制度的瓦解而不是转型，完全断绝了城乡之间的文化传承，阶层流动等一系列与连接的机制，打破了原有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制度结构，形成了城乡和洋土二元文化结构。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迫接受扭曲的、带有歧视性的发展主义文化，乡土文化变为贬义词，土与洋、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断标准，一说乡村、乡土好像就是已经落后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变迁的主导性的丧失产生文化失衡，农民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他是一个在文化上被压迫的一个群体。是社会失序的深层次根源。所谓乡村社会问题究其根本而言，实际上是文化的问题，是作为社会和谐共识基础的文化基础被肢解和颠覆的问题，开展乡村建设首先从文化建设开始，是要重新思考人为何活着、如何活着、怎样活着的问题。文化建设和发展始终离不开脱离人性和人文道德、伦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缺乏超验宗教的中国文化而言尤为重要。如果我们没建立在中国文化基本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这个文化是一个虚空的。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但是文化何以自觉？何以能够自觉？主体性是谁？谁的自觉？仍然是摆到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对于自身文化境遇和文化困境的主体性认知，没有对于文化建设需求的迫切性认知，没有对于文化建设本身内在意涵和本质的理解，那么文化建设只是空有其表，缘木求鱼罢了。对于乡村文化建设我的一点粗浅的感知是需要尊重和给予农民自主支配和发展以及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主体性权利和自主权。很多负面的文化垃圾并不是原生的，而是制度的附属产物。自然需要恢复原生态，社会也需要恢复原生态。若没有农民自组织对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自主发展权，没有自主推进多业态创新，希望生产要素在外部市场定价的制度条件下，实现乡村文化建设与振兴无疑是痴人说梦。
从国际上对于乡村文化的发展和乡村建设经验来看，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发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都有很好的例证。韩国的新村运动首先强调的是精神的发展，自立自主自强。日本也强调在社区营造、社区活化中文化的巨大作用和牵引作用。对于改变现有状态，虽然有不同的的路径和方法，但无疑文化植入和活化是乡村活化发展最有效最直接效应最广泛的一种方式，美学经济就是一种方法，河南修武县开展的县域美学经济，包括左靖等一批艺术乡建工作者是我很好的朋友，他们在这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做艺术乡建和文化乡建的工作，力图通过艺术手法唤醒激活和活化传统乡土文化，通过艺术的手法与现代生活价值的衔接，实现传统的接续与重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如何改变现实的路径问题，从艺术的感性具像的方式来影响改变传统农村和农民，将他们从原来已经被压抑很久的压缩到很局促缺乏想象力的空间拉出来，通过具像到观念，从表层到深入的改变他们对于原有生存境遇和未来的认知，是一个很好很有效的方式和路径。眼见为实，通过事实改变传统农民农村的认知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的事实来说明，在这里文化和艺术乡建我们说它是一种发展酶，是通过文化的引领和再造，通过实现发展的地域活化和转型发展。
乡村文化建设就当前的政策而言，我们现在强调基本矛盾已经从物质的发展，强调了未来美好生活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美好生活跟传统的对物质建设、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一个根本不同在于主体性，美好生活，谁的美好生活？如果没有主体性就说明没有美好。所以在这里面，美学和主体性成为了未来发展最核心的命题。如何建构所谓主体性？成了所有人类文明的核心命题，发展中国家哪个不是以国民福祉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个不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和发展。国家建设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并非一定是国力的强盛，归根到底是为了国民的福祉发展，它是以整个国家的主体国民的判断为基础的。
我本人进入到社科院农村发展所首先参与的课题就是中德合作研究项目村庄经济和村落文化，对于文化与乡村及农民有了比较深入理解，通过国际比较和区域比较也使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地域的文化作为发展要素和主体性特征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所产生深刻的长时段的影响。同时新的制度文化植入也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互动作用。先有对浙江宁波、温州、广东、云南和山西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考察研究，也参加了渠老师在山西许村和广东青田的艺术乡建项目。也做了一些典型案例调查，在我看来乡村文化建设首先要需要认真对待和研究破解“经济发展与文化消亡”这个问题。通过我对于山西永济市蒲韩农民联合社的发展历史跟踪研究，我对于重建乡村文化秩序和活化，实现乡村经济与文化建设同步发展更有信心了。对于乡村文化建设有了新的认知，我主要关注的是农民自主性的组织发育和文化发育。乡村文化是否可以复兴？是否还有生命力？是否必然衰败消亡？在我看来是一个假命题。乡村文化衰败之根源在于主体性的丧失是制度使然。在恢复农民自主权和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条件的自立农户主体是可以形成内生文化建设发展的。影响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在于行政干预过度，文化歧视和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虚空。强调的工具理性下的发展主义是造成文化空心化和文化断层断裂主要根源。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危机体现在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与危机，乡土社区教育失根与唯物的拜物教的盛行。通过解除对农民自主发展的制度限制，把剥夺的农民应有发展自主权还给农民，建立三位一体，生产、供销、金融合作和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主发展合作组织，构造其内生发展动力机制，是可以实现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从调研来看，实际上这方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乡村与乡土文化是被组织被发展被消亡的，在政策上也没有充分的支持，反而受到压抑。如何焕发数亿农民真正的主体性，给他们有自主的发展权组织权选择权将决定中国农村乡村文化建设和振兴发展的未来。
永济蒲韩我跟踪了10年，现在还一直是他们的顾问。有一些关心乡村发展的老同志老问我一个问题：中国乡村发展真正有没有一个真正说自主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依靠政策制度资源堆起来的，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的自主给例子？给我一个典型？如果说真正农民主体性的话，我只看到蒲韩这么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这个强调了它真正是农民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农民自己组织改善环境、改善土壤、团结起来自我改变。他们现在的理想是使他们这3685户农民、使这片8万亩土地能够笑咪咪地呼吸。现在做有机土壤的改良。如果这个农民他首先认为我应该对这块土地负责，我应该对我的子孙负责，我应该对我自己负责的话，我想这才可能建设真正的幸福家园。只有农民建立了这种主体性认知，而不是被利益所牵引作为生产，我们才能真正改变乡村面貌，才能真正生产出安全的食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生产出一个高质量的和谐幸福社会。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的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人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产品、高质量的社会。
以上是我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点粗浅认知和感想，挂一漏万，水平有限不一定对，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薛红星（中国特色镇发展论坛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特聘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我算是个村里人，我昨天刚从南通老家过冬至回京。我从部队回地方的时候开始，一般清明、冬至我这两天都要请假回老家，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一种传统、风俗，算是心中一种乡愁吧。我的家是南黄海之滨的一个有着1500年历史的古镇一一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栟茶镇。清朝时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一柱楼”文字狱事件就是发生在我家乡的这个小镇上。
我一直讲我是胡同里的农民工、打工的。非常感谢费孝通费老、杜润生、杨汝岱等老前辈的影响、关怀，2002年，当时我参与策划发起举办全国村长论坛，全国村长论坛在目前乡村品牌性论坛中，作为每年固定的，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今年9月份在吉林长春召开的第二十届。我跟全国的许多名村长联系多，像华西，还有总书记十九大之后首次出京视察的马庄（江苏徐州）、江苏常熟蒋巷村，从这些村庄的发展及带头人身上学了不少东西。我参军之前我也当过老师，工农商学兵就没做过商人，所以对如何搞好乡村经济没有发言权，一直在探索中。2004年开始，在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我又发起了中国特色镇发展论坛，“特色镇”是我们2006年在南京江宁“首届中国特色镇发展论一坛暨中国镇长论坛”这么一个会上正式提出的，一直做着推动特色镇发展的事（包含特色小镇），2013年我撰写的《中国特色镇概论》正式出版，这是国内首部特色镇发展研究的理论专著。2016年“加快特色镇发展"写进了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当中。
围绕今天这个主题，除了城就是乡，中国只有两块地方，中国的人就是农村人和城里人，就两种人，就像性别一样，只有男和女，但现在还有中间的一种性别，但是我们城和乡之间，城乡文化之间有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乡村文化建设有没有？这次接到邀请，第一我也诚惶诚恐，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本科文凭还是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还是函授的，如果按照现在的文化，大家都是博士、教授，都是大家，这个文化我还真说不上。但说起乡村文化建设，首先《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报告》编撰，我觉得哲学所、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的一件好事，首先从讲政治的角度，它是落实我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尤其是文化振兴一个重要抓手。现在各类报告很多，但是套路话很多，如果说我们就像党中央、像总书记抓乡村一样的，抓得很实，但是要抓得很高。我们讲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的主人，但是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觉悟，他在相对阶段当中，比如说党和国家的战略这个层面，发展中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乡村文化建设既不能一味地复古，又不能抛开传统，不面对现实。所以，以这个报告编撰为抓手，推动中国乡村文化建设智库的建设，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乡村深度融合，探索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文明文化有效举措，构建新时代乡村建设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我觉得这是从意义上讲很必要。
第二个，乡村文化，我们经常讲三生共赢，我觉得现在乡村文化建设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正在适应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今天是内部会议，我讲个题外话。前两天我刚去西部，到了甘肃兰州，因为一直在做《中国特色镇学》及特色镇发展这个课题，我一年有80%的时间走在中国乡村的路上。乡村，比如像南通农村（算是比较有文化并重视文化的地方），我们开玩笑说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在外的人聚起来？一个是回家祭祖、祭祀，然后平常就不回去了。还有一个南通人也喜欢打牌（有一种叫摸糊），当然不来钱，不来钱没关系，来钱就是赌博了，捣蛋现在在江苏还挺流行，有人戏说“没有什么是掼蛋解决不了江苏人问题的”。现在你到农村去，乡村的、农村的主体在干什么？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应是农民（在农村区域的居民），但是现在存在乡村文化的动力不足和主力军薄弱现象，因为留在家里的偏老弱偏妇幼，像我老家如东，它是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地方。我父亲84岁，母亲也接近80了，老两口在家，因为我们兄弟都在外面工作。所以我们讲乡村，说乡村文化建设现在是什么状态？总书记讲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乡村文化的命运主体状态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解决从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状态到五生（生命、生态、生产、生活、生机）状态。，现在乡村首先是生命，乡村文化建设首先是有生命的状态，没有生命、没有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乡村的人，这个生命是没有状态的，这个文化没有意义。第二是生产，因为“十四五”定位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是三件大事，一是巩固发展脱贫攻坚的成果，持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五大振兴，产业、人才、生态、文化和组织，文化振兴，乡村文化建设的报告是反映什么的？就是反映文化振兴的乡村状态，它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生产乡村文化，乡村文化的转化，从产业转化成一种生命状态。还有乡村文化的生活方式，构建乡村文化新的生态，同时这个文化一定要有生机，所以说我讲乡村文化也好和现在所有的状态，应该是从三生到五生。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在互联网，我们现在是快速、喧嚣的社会，乡村文化建设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社会，让游走的灵魂能够驻足，一是要静心，二是驻足，留根、扎根。现在的新乡贤回乡，包括现在新农人，那最后是谁来建设我们的乡村？建设我们的农村？实际上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让游走的灵魂静心、驻足、扎根，乡村文化建设我们既要上接天气，下接地气，中间必须有更多的烟火气。乡村文化不是学者的文化，也不是官场文化，它是我们滋养乡村生命的有机的有氧运动，人离开氧气不行。所以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现在乡村文化建设要解决什么？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指导思想当然大的，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二个，要解决载体，我们建了很多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我们也挖掘了很多乡村特色的文化符号，从工艺、手艺、餐饮等等。江苏南通通州石港镇也是一个千年古镇，有文天祥当年路过留诗的“卖鱼湾”，渔湾水乡很有味道，也有特色的乡村文化。我一直跟北京的朋友讲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一条大运河，叫水流千遭归大海，最后的运河入海口。这条河流跟农业什么关系？这条河它滋生了两边的农业状态、生命状态。我们讲文化抓主体，如果说乡村文化建设的报告一是长江流域的乡村，如果抓主线的话，长江流域沿江线乡村文化发展的动态体系。第二个，沿黄河村庄的状态体系，沿运河的状态体系，沿长城状态体系，和少数民族状态的乡村文化状态体系，乡村文化建设脉络和梳理这个区域性也就非常明朗了，大家一看到这个印象也会明朗。
还有要解决抓手，因为乡村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种状态、动态，既是一个蓝皮书，应该是个教科书，也是可借鉴、可推广、不复制。我们现在一搞文件就是此件搞个案例，要可借鉴、可推广、可复制，复制是什么？复制往往不是生态文明，是工业化的批量，不是生态化状态。就像现在各地搞特色小镇，不客气地讲，现在特色小镇，本身是个好东西，现在搞点有点烂了。本来我们讲一是投资，二是投入，现在资本80%-90%是投机的，所以那个特色小镇他拿了个故事去讲，讲完了之后套你政府地块。乡村建设、文化建设要情怀，情怀需要，但更多的需要配套，光有情怀不行。所以说乡村文化建设的这个报告能探索，就是乡村文化建设在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最后给我们一个可达预期。
第二个，通过我们这个报告能反映出中国在这个新时代的状态下，真正体现乡村文化建设的结果，这个可以去学习的。我一直说华西的精神，好多农村的精神可以去学，但是一味地去复制肯定不行。陕西袁家村在其他有几个地方也做了一些东西，有的就不行，水土不服的。
另外我们要加强对农村乡土文化的自信。刚才王书记说了修武，修武我没去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过去我曾经在河南的部队，对河南比较了解，第二个我本人还是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也经常去，对中原还是比较了解。美学经济，前两天我们开了一个（会），我们国家第一个在比利时设的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光华设计基金会的光华龙腾奖，应该是中国设计界最高的，是国家奖励办批的最高的设计界的奖。美学经济我认为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设计理念，我们讲顶层设计，现在中央强调的绿色发展，乡村的绿色发展，美学经济，最近我看了很多报道，关于修武的报道，有几个在朋友圈都转了。这最起码是一种把文化设计理念转化为经济模式并支撑区域发展一个有效的抓手，结果如何？因为我说没去过就不敢评价，但是是一个方向。第二个，上海交通大学创新设计中心周武忠教授提出了东方设计学。所以，乡村文化建设对于社科院这样的顶层智库，给我们乡村带来什么？就是带来顶层设计的文化路径，顶层设计的文化力量，顶层设计的文化智慧。但是乡村文化建设不能偏离党的全会定的东西，无论探索和实践。为什么？
我们现在一个好的东西，它路径、方式都可以不同，但如果偏离了根本目的，你干不下去。我们现在村庄正在换届选举，村庄自治，我曾经跟民政系统搞村民自治的探讨，党领导下的乡村村庄自治还有可探讨空间。中国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哪里？文化自信在于制度自信，你讲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设计，如果最终对你自己的治理不自信的话，就就不会有文化自信的模样。所以说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乡村自治、乡村治理当中树立文化自信，就是个铸魂、塑魂。
我就是说点儿感想，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因为蓝皮书把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关注的主题，是我们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力激发的一个抓手和一种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举措。李教授他们已经在框架、指标体系等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我知道一直在做很认真的研究，我们今天这个会上讨论的内容，有一定的务虚性，是一些问题的探索。通过这些问题的探索，我们应当来看乡村文化建设怎么样和主体性联系起来？怎么样和这个蓝皮书的主题能够关联在一起？
说起来文化的研究，其实从中国学术来说，实际上有几十年的探索一直在做，比如说民国年间有一些学者就试图从文化学体系的建构来考虑到底我们怎么去促进文化的建设，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一位叫黄文山，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来建设文化学体系，他当时就和当时正在关注文化学的美国的莱斯利怀特等一些学者讨论，探索搭建一个国际化的文化学探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国当时的文化也有研究的实践。比如说费先生他们早年做云南三村的时候，费先生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文化类型学研究去发现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出路。这个主张后来引起了一些商榷，其中一次就是在1990年在日本开会时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类型学的批评。费先生早年的表述里讲得比较明白，就是面对怎么去研究乡村的问题，去不同的乡村，到不同类型的乡村做实地调查，然后把这个经验总结出来。通过一个一个的乡村，这样把它类型越分越细的这么一种乡村研究，来找到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的路子。那个时代整个的学术设计就是一种类型学的框架，通过类型学来实现一个整体，这也是人类学曾经有的通过田野民族志的个案去发现通则的一种思路。因为学术的发展，这个思路后来受到一些质疑，但费先生在1990年的时候说，其实我不是类型学的，我也没有那么类型学的想法。实际上就是通过实地考察，从实践中去发现经验和可以努力的方向。
当然，后来人类学放弃了类型学，人类学觉得类型学还是在找通则，是基于科会科学的立场。通过学科反思人们发现了对于社会文化现象过于科学化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有通则？在乡村发展问题上具体化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发现几种类型总结经验去进行推广？其实未必会有这种通则，因为每一个村有每个村的事，所以类型学的研究也有点儿走着走着就走到死胡同了，弄不下去了。包括费先生自己说，无论是江村经济，还是云南三村，是不是能够找到中国乡村发展的道路？尽管费先生一直在找，但他也承认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适用于整个中国乡村的道路。1957年春天，他又去江村的考察，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丰收了，粮食产量增加了，比起1936年好很多，为什么老百姓觉得日子过得不如意？这是他当时提出的问题，他再考虑乡村发展问题，他认为乡村只有农业是不够的，必须有副业。当然这也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一个重要的罪行，受到批判了。因为他这个想法其实有一点儿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种思路，包括以粮为纲、重在发展农业的思路是违背的，所以受到了批判。按照几个月之后反右斗争时的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点唱反调的意思了。但是费先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其实不同模式的提出，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先后几个模式的提出，其实还是在类型学的这个思路上想要找到中国乡村的建设和乡村发展的道路。
这是我们讲的理论背景，当然也有应用的背景。应用的背景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乡村建设也不是今天才有，在30年代、40年代，甚至在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都有实践。但是好像现在普遍的说法，或者说学术界普遍的定论是那时的这条路也是死的。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也有一批学者陆续在做这样的一种乡建，做些新的探索。早期乡建的问题是什么？从实践上说，也结合我们刚才说的理论来看，我觉得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主体性问题，无论是那种类型学的理论探索，还是乡村建设的实践，其实最缺的就是主体性。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主体性？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理解。
我们现在在强调内发式的发展，内发式就涉及到主体性，就必须要强调这个主体性。我们在讲乡村文化建设时特别强调本体性。讨论文化，大家要知道文化的概念，一种围绕概念的争论，要认识到为什么会在文化研究里边有一个转型。从文化的概念来说，概念很多，但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强调现实的、强调存在，是实在论（realistic）的文化概念。还有一种是强调观念的、强调人的认识和理解，是观念论（idealistic）的概念。这样两种概念，人类学，包括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在概念上早期都是强调realistic，为什么后来会转向idealistic？为什么会强调观念，而不是去强调文化的物的存在？这个里边的道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琢磨这个文化、更细地去琢磨文化的时候，你只是强调那个文化的物的存在的话，是既认识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更深入地去对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做出一些分析和讨论的。
我们讲文化的概念，从人类学家们的 idealistic concept 来说，我们探讨的是 system of conceptions and meanings，也就是文化的概念系统和意义体系。我自己在研究的时候认为这个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上一种情绪情感的模式。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群体习得的和共享的概念系统、意义体系和情绪情感模式，人的行动实际上是在这套系统和体系的指导之下来进行的，他是靠这些东西来生活的，来行动的，不然的话他的行动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又是在哲学所来讨论，更得往哲学深处去讨论意义。这个意义它一定是经由主体，它是一种内在的。你不能说凭空去想文化的事，但也不能够仅仅凭着外在的、表面的存在来就事说事。我们只看见个剪纸的图案，这个剪纸的图案它背后是有逻辑的，从图案到逻辑，我们要实现一个连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实际上我们人是在文化，就是我们说强调观念文化的制约和引导之下，面对现实的场景，他做出一种策略性的应对。这是我们讲主体性首先要强调的。
第二，这个主体性它对于所在的自然环境、生态条件以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和市场供给等等的状况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文化的主体性一定是和本体论（ontology）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主体和本体在一起，就是主体的存在。主体怎么存在？必须要对周边做出反应。它的本体的存在，就是主体在世界上的位置、主体在整个现实存在中的位置是什么。从这样一个文化的法则或者规则来说，文化法则（cultural law）出发，主体会给出符合这个规则的一些、从这个规则里面演绎出来的一些说辞、一些阐释、一些说法，这个事我做事就心安理得，我做事就有道理。我不能做没道理的事，这样的一个观念上，甚至包括世俗神正论之类的东西，他总是要有一个我在世界中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扩展到行为，就是这种哲学的存在，自我存在的一个根本。这是关于主体性的第二个考虑。
第三，他的主体的欢愉、激情、感动等等内在体验的激发，如果主体没有这块的话，我为什么要加上情绪情感模式在我们的文化概念里边？如果我们只是有概念和意义的话，其实我们人就会活得有点累。如果我们整天只是想着概念和意义，这个概念和意义可能反而变成我们行动之外的事情了，变成我们自我世界之外的了，变成一种外来的、附加的东西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内在的观念性的概念和意义，一定要和情绪情感结合，这个主体的存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我在哲学所讨论，要谈哲学，我们谈谈康德。康德在做那么重要的一大堆的哲学研究以后，为什么他要做审美判断力的批判，他为什么会讨论审美问题？他是一个哲学家，他讨论的是很根本的哲学问题，似乎是很理性的，但是他在讨论哲学很深入之后他会回过头来，有三大批判，他要重新来思考这些问题，他要强调审美的价值。在这样一个考虑里，所谓主体一定是有一种对生活的积极投入和倾情奉献的主体。所以他的这个介入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四，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影响着主体性的发挥，他是在特定的社会中的个体，他是不是可以有效地发挥他自己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有很多人他的主体性之所以不能够发挥或者说存在一些问题往往在于他没有权力，或者说是权力失位。
比如我经常去调查，在少数民族地区，前几年我们一直在做关于扶贫攻坚的调查研究，我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当然现在这个任务已经结束了，在全国实现了整体的脱贫。在我调研的这个过程里经常听到的一个话是说，你看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这么懒，太懒了！他们怎么懒到什么什么程度了！你看考察一下，这个状况也确实有，你不给他不动，你给了他，他都不动。我到一个村子里，塔什库尔干最偏僻的中巴边境，紧靠国境线的一个乡村，叫热斯卡木，我去过好几趟。到这个村子每一家至少一个护边员，有的时候两个，还有护林员，护边员一个月补贴2600块钱，一年32000元。这叫做“护边员+扶贫模式”，塔什库尔干这个边境高原贫困县的脱贫实际主要是靠这个实现的。你算算看，一家有一个护边员，我再好歹种点儿地、养点儿羊，从经济收入上说，我怎么也贫困不了，你让我贫困我都贫困不了。问题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过去，在五一前后，这个地都抛荒的，当然再加上他们刚刚移民搬迁，很多土地还不具备种植条件。但是还有一些可以耕作的土地这时候也没有种，没有几家种地的，有些搬迁户只有在原来那个居民点里边，已经搬迁出来的那个居民点里边种一小片地，而且因为他现在住在集中的居民点，那边的地撒了种子就不管了。为什么？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多弄一弄，多生产一些？问题就是他用得着吗？换我们会怎么做呢？护边员补贴，加上政府的各项补贴，一年差不多10万块钱的收入，我在离县城开车还需要6、7个小时的地方待着，还不一定每天有车，动不动那个路还冲毁了，你说我每年有10万块钱，我还要那么辛苦地养一大群羊、种一大片地，需要吗？其实是我们的一套制度设计让他懒。
如果我们每个教授说你现在每年有几十万，你什么职责也没有要求，每个星期到系里边签个到就行了，你看看教授们还写论文吗？有多少人会主动写论文？当然，有思想的人他静止不住，但是绝大部分人肯定全是懒教授。那说这帮教授怎么那么懒？制度设计的。现在很多教授，特别年轻老师是不得不勤快一些，不勤快没法评职称，甚至有些学校都已经开始实行真正的教师聘任制了。聘任制是弹性的，随时可能解聘，你不去写论文，你今年的任务完成不了，有可能第二年你就没位子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里边是制度设计，不是说我们的老百姓是懒的，因为他不需要，你的制度设计，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可能我们这个优越性，应当有一种更周密的设计，其实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如何激发民众的主体性的问题。
刚才我们在说社会结构，如果在社会结构里边他根本就没有位置，他任务就是每天去干别人分配给你的活，而且这种活儿是干好干坏都一样，他会是怎么的劳动精神呢？至于说村子怎么设计、村子要怎么建设，美丽乡村是什么样的，跟他自己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美丽乡政府花大价钱请个外边的设计公司来做，这样的美丽乡村一定是设计公司的美丽乡村，而不是村民的美丽乡村，因为村民根本一句话的参与机会都没有，怎么可能是村民的呢？这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乡村建设，也是20世纪30、40年代乡村建设实践出的毛病，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村民没参与。我在社会结构中间啥位置都没有，你说让我啥？所以乡村美丽不美丽，乡村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和我无关。今天的问题在这儿，我们的乡村建设喊口号，有时候也说主体性，但最后喊完口号以后，如果和每一个村民的实践连不起来，当然可以说口号实现了，实现了口号所追求、所设想的目标，但是是不是真正实现了这个口号所要求的真正的目的、达到了真正的目标？其实是根本没做到，只是应付上边的一种办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内发式的，要内在的？主体性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上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主体自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些发言专家前边已经谈到这个事了。所谓的文化自信，费孝通先生讲文化自觉，其实是从文化自信开始的。自信就是感觉自己活得有意义，相信自我有存在价值。你自己都不相信你有存在价值，你说你怎么可能有主体性呢？肯定是没有。所以他必须要有自信，相信我做的事是有道理的，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如果这个基本的点都没有，你说我们还谈啥呢？我们今天的乡村凋敝，说实话就是生活在乡村的人觉得没意思，我有没有没关系，我在不在不重要，反正我就苟且活着吧！甚至现在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也蔓延到乡村，乡村还有好多人要自杀的，为啥要自杀？因为他觉得我活着没意义，我活着干吗？耽误事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文化自信，也就是说对自我的存在价值、乡村的存在价值都不认可，没有一丁点乡民对于乡村的自我欣赏，那这样的话恐怕乡村就逐渐彻底完蛋了。当然，文化自信也要有自觉，文化的自觉。自觉的意义就是说不能我自己就看我自己，不能仅仅想我自己的事，不能只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定要放开眼光，打开视野，去看周边看其他的人，看其他的文化，欣赏其他的文化。不仅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甚至在当今世界格局里面，还要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他的文化群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们有什么好的主意？我们也要反省自我，不断地有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识到我自己还有什么事没弄好，我得继续不断改进。我今年种了300亩地，明年能不能种500亩？今年用了这个办法产量不错，明年能不能尝试做些改进，用其他办法，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想办法改进品质。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基础。
如果在乡村振兴上不断地只是往里收的话，也是没有出路的。人类学最早的词叫“内卷化”，讲东南亚乡村农业的时候提到的一个概念，2020年已经变成社会热搜词了，啥叫“内卷化”？就是自己老是在那一亩三分地里往里转，在精耕细作方面不断地弄，但是就不知道说得往外走，得有更大的扩展空间。他不看别人，就看自己，就形成了一种不断内卷的状况。包括我们做学术研究的，只看自己学科，只是埋着头做自己的事，就是一个内卷化的过程。我们这个学问就做死了，必须有一个开放的视野，有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
在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都能够到的重视的前提下，乡民的主体自我才能够更完善，主体性能才能够得到实现。所以我说文化的、本体的、情感的、社会的以及自信和自觉的主体性的存在，才能够真正地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实现一种建设的目标。也就是说，意识到主体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才能够使得我们的乡村真正地振兴起来。当然，这也是一个民众自主的、自发的能动性的调动过程，对今天乡村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谢谢大家！
渠岩（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我专门从广东赶回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也看到了很多乡建行业里的专家学者，我现在广东工业大学大学主持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并负责乡村建设方面的教学与实践，我最早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介入乡村建设，在乡村工作了十几年。最早是2007、2008年，我在北方的一些乡村拍摄摄影作品，走了好几个省的很多村庄，直到遇到了太行山的许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乡村建设，一直做到现在，连自己的正业都几乎丢了，最后变成了乡村建设者。像王建民老师去过我在广东做的那个青田，我早期在许村做许村论坛。李华东老师10年前做住建部的传统村镇村落保护工作，当时就找过我，而且也给顺德乡村讲过课。这些我都了解，包括何慧丽老师在河南做的事情，我也都有所了解。
今天的乡村引起了全社会如此关注，其实是它也触动了整个社会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乡村问题是城市问题，城市问题是什么问题？刚才领导也说了，虚无与失魂，这些问题的根就在乡村。中国是礼俗社会，不是法理社会，法理社会是基督教的文明建立起来的，中国整个伦理体系还是靠中国传统文化来维系。我在南方、北方做两个乡村，我有深刻的体会，从历史上看，宋以后南北就分裂了，它不是一个文化，北方是朝贡文化，南方是农商文化，南方今天的经济发达和市场繁荣，都和他的传统有直接关。我在广东已经快10年了，青田是在顺德的一个普通村子，在如此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有丰厚的传统遗存，那就说明它今天的经济实际上是传统在起作用。当然它有近代港台的影响，我们都看到它的开放，还有广东人的勤劳。
我们今天看东北，东北人也是很聪明、很勤奋的，但为什么东北经济垮了？其实是由很深层的原因，就是社会交往和经营的诚信系统垮掉了。所以，顺德宗族和家族文化对维系着他整个诚信系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经商离不开诚信。前去年春节后我参加了郑振满教授在福建莆田老家做的工作坊，他在莆田老家做了几十年的调查研究，我们看到了莆田的经济也是靠传统中留存下来的诚信系统维系的，郑满教授当时跟我说，说如果有人研究莆田经济，他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不谈它今天表层经营中出现的那些问题，我们谈它今天怎么靠当地的传统文化构建起同乡、同业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是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是中国传统，就是闽南地区礼俗社会建构的一套同乡同业的诚信系统。我刚才坐车上跟那个司机聊，他是江西人，我说北京铝合金窗行业全是江西人，我在怀柔住，种苗圃的全是河南人，就是同乡同业。就是说我们传统为什么在今天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在起作用？但是他怎么转换？怎么和今天现代化的生活相连接？这是一个我们在探讨的课题。
另外，我们要谈今天全社会都扑向乡村，我是挺害怕的，因为我十几年前做的时候没有人关注乡村，那时候是城市化、城镇化，撤村，把小学都撤掉了，撤小学实际是一个阴谋、地产商的阴谋，撤掉以后这些孩子家长就得到县城买房，他们房子就卖出去了，那个时候也是国家推动的，城镇一体化。但它显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乡村，我们都知道乡村是民族文化，我们谈文化，乡村的价值重要，确实中国文化起源于乡村，乡村没了这个文明就没了。我今天很高兴，现在一般的会我也不愿意参加了，各种会特别多，每个月都有好几个，但我一看社科院算国家智囊，又是文化建设，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把底层的声音反映上来。因为我觉得现在是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各种口号，包括各种配套的资金都涌到乡村，我觉得这一轮乡村建设对乡村的毁灭、毁坏超过了以往，甚至超过了文革，超过战争，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都带着各自不同的主体目的。
今天乡村建设，国家治理是最大的一个主体，加上各种治理配套措施。第二个是经济开发，经济开发肯定包括地产，刚才一些专家也谈到那些圈地的地产公司，那肯定是毁灭性的，我遇到太多了。第三个是非遗，非遗保护虽然保护了乡村的建筑形态，但它和文明传统以及生活形态没有太多关系，非遗也是西方精英主义自我赋权的一种方式，我在青田的时候，也和文物部门打过交道。乡村还有很多小资和文青，这就是好几个主体。
我是以艺术家的身份介入乡村的，当时就感觉到国家治理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我们原来破坏乡村是因为现代化发展主义的逻辑，因为乡村被认为是进化论的最低端，它是发展的累赘，累赘就要被干掉，就要牺牲并服从于城市发展，还有拜物主义，因为人是失去了尊严就无法存活的动物，这是今天的显现，我们就看到了。
今天对乡村的价值它又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先看民国；做乡村建设离不开民国这个脉络，民国乡建是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还是反传统的脉络。梁漱溟先生当时提到传统乡村是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冲击，面临崩溃的危险。主张用现代的西方组织来振兴乡村但同时又要保持乡村的儒家传统，就是在乡村组织化，发展现代化的组织来建设乡村。我们今天来看乡村，恰恰不是否定乡村价值，是肯定乡村价值，肯定乡村在中国文化当中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礼俗、中国信仰、中国道德系统中最重要的意义。
我在乡村做十几年的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体会。乡村不是一个单一的建筑成分，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成分，实际它是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天地人神的共同体，它包含了生产、生活。我们现在看到各个不同主体带着不同的身份进入乡村，比如建筑和规划，肯定带着自身的学科系统知识来进入乡村，但是有些也是夸大这种作用，很多是建筑工程，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有一个伦理要求和文化指标。
我们昨天的破坏乡村和今天的保护乡村都是一个逻辑，还是发展的逻辑，今天保护还是发展逻辑上的保护。我们把这些弄出来还是服务于发展、服务于经济，比如旅游、特色小镇，还是单一的一个经济逻辑，实际上是没有变的，要从文化来理解判断它是没有变的。所以我们只有回到乡村真正的天地人神这个文化的共同体，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能实现国家反复讲的文化复兴。基层下面还是经济复兴，还是服从和发展经济。
中国南北差异很大，乡村文化应该是很复杂的系统，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南北不是一个文化，文化建设不能用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也不是一个文化，这个东西首先要说清楚，每个层面的文化，文明的定义，他要解决碰到的现实问题。比如传统，这两个概念很多人都不清楚，一个是农村的概念，一个是乡村的概念，我们为什么老提“三农”？“三农”它还是被纳入国家治理的功能性的组织，为了城市来生产粮食，它的脉络是前苏联集体农庄的脉络，乡村是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它有生产与生活，也有信仰，也有伦理道德。如果这两个概念分不清楚，我们的介入的路径就完全不同，那结果也不同，“三农”问题我们每年都要提，但“三农”问题到现在还是解决不了，你只是单一地来解决它的功能性的问题。所以我说乡村它是一个完整的文明共同体。
我在2015年许村艺术节开幕的时候，很多当地的领导也来了，以前政府也做了很多文化建设，想让来文化搭台，经济来唱戏，把文化当成垫脚石和敲门砖来招商引资，服务于经济，有些做的却不尽人意。我当时在开幕式上就说，应该改一下这个口号，不是文化搭台经济来唱戏，应该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艺术推动村落复兴，这个艺术就是它是一个情感的、温和的方式，它不是一个赤裸裸的治理方式。所以我从来不用治理、打造、建设，这些都是非常暴力的。刚才王老师也说，这种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当时介入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你是来抢夺他们资源、抢夺他们土地来开发的，你只有慢慢地通过一个温和的方式、慢慢缓和建构的方式，艺术里有这个优势，这样慢慢来做，才能达到和村民的和解，和乡村的和解。
实际上我也是用艺术的方式来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它不是一个审美问题，乡村不是审美问题，也不是景观问题，要达到乡村复兴就三个问题，一个是乡村自治权利的复归，在地关系的重建和香火文明的延续，这三个才是乡村最核心的问题，这是我在基层十几年的经验中提出来的，实际上能避免现在很多对乡村的破坏。
我在一次会议上，一个南方省规划学院的院长问我一年做多少项目？我说我10年做一个半农村，在许村做了10年，在青田做了5年。他说你做得太少了。我说你做多少？他说我一年做100多个。我说我没你那个能力，其实他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图纸，他就是乡村工程，根本不是乡村建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这个发展报告蓝皮书，首先我们要梳理清楚几个概念，文化概念非常重要，什么是乡村文明？什么是乡村文化？什么是乡村？什么是农村？什么是乡村建设？首先我们要把这些概念搞清楚，因为乡村现在非常复杂，所有人都能对乡村实现自己的一个投射、一个情怀。包括刚才王老师说我们介入者与村民的主体关系，如果你做的和村民没有关系，你全是自上而下的，村民也不认为你做的和他有什么关系，你要做旅游那就是给城市服务的，建城市的后花园；你要做乡村开发那就是地产商的梦想；你要做乡村的、小资的生活圈子，那是城市人对乡村的乡愁。知识分子大谈乡愁。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乡村，农民没有乡愁，都是城愁，都想进城，你不能把乡村当成你们知识分子投射的情怀之地。
还有很多概念也有问题，乡村必须要发展经济，这没错，今天很多地方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我还要提出一个概念，乡村核心是家园的概念，你只要把它当成家园，他不在这里工作，也会认为那是家，那是有祖先血脉的地方，那是生死轮回的现场。像福建莆田就是，莆田的经济是全中国、全世界，但是他必须要回到那个根，他每年祭祖必须要回去，他要重新梳理和确认他自己和祖先的关系、和社群的关系、和族群的关系，再凝聚和巩固他们的经济关系，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前天我又看到一个学者写到，说乡村核心的问题有很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乡村普遍道德缺失、伦理缺失、信仰缺失，带来很多自杀的情况，因为他看不到家园的希望。我在广东做了很多调查，比如说我们这个乡村要纳入一个经济项目，比如一个经济产业，农民说你这个产业可以，我们挣钱，挣完钱就到城市买房子，我还不把它当成家。所以这个家园概念非常重要。
在乡村建设和艺术活动当中，我每年要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我从2010年许村艺术节提出“魂兮归来”，后来是“神圣的家园”，去年是“庙与会”，我不断地在乡村寻找和恢复传统文化并和今天生活有链接的地方，有些僵死的东西，那些文化符号不是文化，有些都是糟粕的东西、垃圾的东西。但是乡村文明，我认为我们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就跟中国文化一样，实际上它是一个阴阳一体文化，我们有时候老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际上糟粕、精华恰恰是一个文明非常完整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糟粕去掉文明就不存在了，阳也不存在了。
我前年在美国开会接受杂志采访，他说你们中国当代艺术家，为什么一味都学西方？说你们中国传统的艺术如此伟大，比如宋元以前的艺术，魏晋南北的精神这么好，为什么学西方这些现代主义以后垃圾的东西？采访很多艺术家他们都回答不了，我在乡村十几年就是想影响中国的当代艺术，我们不能老跟着西方跑。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逻辑之上。我们不能变成外国人，西方的乡村出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不存在文明主体的问题、文明结构的问题。我每年都去日本，中国很多做乡村艺术，有的把日本的方法和案例搬来。日本的天地神都在，就是人走了，人走了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工业化，年轻人到城市去，但天地神都在，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验。所以一定要在中国文化的这个中国现场来思考，这个现场很重要，一定要在现实当中发现问题，才构建出我们自己真正的理论。
我再补充一点，我在顺德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经济为什么这么厉害？实际上还是传统起作用，它不是说离港台近沾光了，这都是表象，它的传统就是顺德地区的宗族和家族传统，并完整地构建了礼俗系统、诚信系统，顺德农商银行存款超过四大国有银行，为什么？他不相信外边银行，连国家银行都不相信。这里边牵扯背后一个什么逻辑？我觉得我们写构建真正乡村文化建设，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当地传统文化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这个核心，就是传统对中国人价值判断有两个判断系统，一个是社会价值，一个是生命价值，社会价值就是名利。以前城乡关系，实际乡村是叶落归根，官员退休以后都得回家，不能在城市待着。还有一个，城市是战场，获取名利、赚钱，我们看晋商和徽商，今天盖这么多的院子，实际上他是反哺家乡的那些商人来盖的，靠土里刨食是盖不了现在的徽州建筑和山西晋商建筑的。但是今天我们把那个价值系统破坏掉了，就是生命价值，除了社会价值，生命价值也要回到故乡祖先的土地上叶落归根，才能完成自己生命轮回，就是叶落归根、衣锦还乡，项羽说的，衣锦不还乡等于穿锦衣夜行。
我们的现代化整个把这个价值给破坏掉了，特别是北方，就是一个社会价值，就是升官发财，北方的乡村连祠堂都没有，那就是说谁家房子盖得大，谁门口停的豪车多谁牛逼，谁就是老大，没有那种乡绅反哺家乡，那种精神价值已经荡然无存。像顺德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我就问他们，他说我们如果要骗钱走了，可以到国外锦衣玉食，但是回不了家，灵魂永远不能安宁。北方这个东西没有了，所以他只有单一价值。我们要做乡村文化建设，这个真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它至今还影响今天的经济。
80年代的时候，广东的领导就向中央要政策。邓小平就给他说，国家没有钱给你们，只给你政策，你们利用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资源，让他们回来建设家乡，发展经济。顺德的华侨很多，在香港、在东南亚。华侨来了说你让我投资可以，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恢复祭祖系统，你不恢复这个，没有敬畏，没有诚信，谁敢跟你做生意，谁敢给你投资？当时文革刚结束，都怕这是搞封建，不敢做，这个谁也不敢点头。邓小平说，不要再讨论什么资和社，把钱弄来发展经济。还有一个难题，当时祠堂都砸了，牌位都砸了，没法恢复。华侨说没关系，我们给你建起来，我们在海外华人经商也是靠这个，所以把这个建起来，顺德的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
顺德那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它在珠三角最发达的地区，但是传统文化又保存得非常完整，这种张力给今天带来巨大影响。乡村文化还要和今天现代化的转换对接，因为艺术家有这个能力，有转换和创造的能力。我在青田就发现青田九条线索，我把它整理出来，它有祠堂、书院、关帝庙、土地神、祭祀系统、民俗活动等，它非常完整，所以我把这九条建立起来，和今天的生活链接，彰显它的价值意义。这个标准我们都可以参照，一个村子到底有多少传统遗存，必须先从传统出发，把在地的地方性知识挖掘出来之后，我们再看哪些能和今天人的生活链接并产生持续的影响。
最后我说的乡村价值，不是美的问题，也不是景观的问题，因为我再乡村做了10年，乡村在地关系的复归，礼俗社会的重建和香火文明的延续，只有这三个才能解决乡村问题、反过来再影响城市。
李华东（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非常感谢文化中心，能够让我有机会到社会科学最高的殿堂里来学习。我在这里面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呢？相比在座的从事文化、社会学、艺术学的老师们，我是干建筑的，什么意思？就是和钢筋、水泥、砖头、瓦块，这些事情。后来在文物建筑保护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从2012年开始，机缘凑巧，当时国家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当时我很感兴趣，就参与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这个事情，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后来因为扶贫的机缘，也去河南、贵州、福建等等地方，开始从理论上、书面上往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去走。这个过程中有个体会太深刻了，就是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其实都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我们社会发展的南北水平差异也是文化的问题。我们在扶贫中遇到的问题，在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乡村建设的文化方向、建筑上文化表象的问题，比如在乡村用的琉璃瓦、罗马柱等等，背后都是文化的问题。
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以后，我才醒悟技术解决不了乡村建设问题，所以开始重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也很有幸在渠岩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一些东西，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青田模式。
我在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文化的作用，就我们搞建筑的来说，但是第一个不一定有抓手，文化啊人心啊很重要，可是我怎么去弄人心？你要我去修大桥，我咬咬牙，顶风冒险，365天，天天干，那个大桥我就修好了。可是人心不知道该怎么弄。第二个，我们现有的运作方法，抓文化这个事情很难审核、很难计量，比如我们投了3亿，修了5个新村，买了多少钢筋，买了多少水泥，硬化了多少道路，改了多少厕所，这个东西很简单，能算明白。
从一开始的建筑，到文物建筑，到乡村建设，我们很容易都把他们看成是物，最近才逐渐理解文化的重要性。国家上百亿地去投入传统村落保护，几乎每年都投30亿左右。但是我想投入方向可能需要更深入地分析。我们辛辛苦苦地去投钱保那些个物，保那个老房子、老风雨桥，还是在物质的层面上兜兜转转，去修一个祠堂，就是去修那个椽子，去修那个梁，去修那个柱础，而不像渠岩老师他们那样修祠堂就是修复人和祖先的关系，始终把钱投到那个物上。这个应该转变，尤其是在传统村落保护的领域，可能得慢慢转变这个想法，要明白文化的传承才是真正的保护。
如果传统文化能够得到延续，只要我们礼俗社会那套宏观的、系统的东西还有的话，就算传统村落，那些老房子都一栋一栋的毁掉了、消失了，只要我们文化的习俗一切传承下来，我们还是生活在那个环境里，甚至可能比以前更好。
受大家的启发，在实际工作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大家的观念融合到工作中。但是经常和县里、乡镇干部交流的时候，给大家讲文化传承的问题，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奇怪，你一个学建筑的跑来讲文化的事情？讲到文化很重要的，也举过很多的例子，可是最后该怎么干？又提不出方法。
具体到蓝皮书，我有一点体会，大家都在圈里面读起社会学、哲学可能很容易理解，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可能都看不懂。而蓝皮书总是要有一点指导的意义。我建议收集、登载一些实际的例子。我和村干部打交道，你跟他讲虚的文化他真的不感兴趣，你要给他说例子。比如谈文化重要，我就要给他谈，在哪些地方，通过挖掘传统的端午节让这个村子就摆脱了贫困，当然这是渠岩老师批评的带有经济目的，但也是很现实的。干部听们容易听，反正不管白猫黑猫让我发展起来就是好猫，所以他们很喜欢看实际的案例。
我相信这几十年下来，通过文化为抓手，把乡村建得相对比较理想，肯定有很多这种例子，我们其实也急需总结和分析。有个很搞笑的事情，我是学建筑的，但是恰好承担了一个关于传统民间技艺活态传承的重点研发课题，涉及传统民俗民艺的现代化利用，真的有点懵圈。好在今天能够认识这么多老师，也想求教一下大家。
传统村落里头，物如果保不住，文化也保不住的话，就是形神俱散，有可能是这样一个结果。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我们要先从观念上改变。所以社科院做的蓝皮书，它要承担的作用非常重要，我们文物界、乡村建设领域，现在发展速度这么快，一日千里，我们在这儿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可能一栋老宅子就被拆掉了，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能够参与到这个工作里来，大家有什么吩咐，一定尽全力去做，谢谢各位。
李祖希（清博大数据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感谢各位老师，今天收获非常多，我们团队的技术方向是新媒体大数据，因为我们承接很多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工程，所以从县级融媒体这个角度也观察了很多村落的建设，我们区县融媒体两个职责，一个是负责传播，一个是负责服务，所以在服务的环节涉及到很多面向于乡村的服务。所以从新媒体大数据，还有融媒体建设两个角度，我们获得了一些有关乡村的经验，也是非常希望和各位老师分享，也是向各位老师请教。
我总结了几个问题点和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一、乡村建设或者是研究的对象，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基本盘可能研究得不充分，就是互联网。我认为现在有关于乡村文化或者是整体文化，现在都是在互联网上展开的，它有几个标志物：首先从参与人数的角度，然后从产生的经济效益角度，然后是产生的文化传播品，比如一条视频、一个文章，文化传播品的这样一个数量的角度。还有一个角度是文化产生的效果的角度。这几个角度都是在互联网上充分地展开，而且已经超过线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成为了文化研究或者文化发声的基本盘。
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视角，除了以上刚刚那些要素，现在文化整个价值链或者产业链已经更多地去融合了互联网，我把它总结为几个关键的链条：首先是认识、看到或者认同文化，就是在接触层面，我们看到一个抖音视频，可能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接触，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文化的再传播，也就是说我认同这个文化，主动地在传给下一个人，这个也更多地发生于互联网。第三个环节是接触文化的经济要素，也就是说除了感知文化，我开始为文化消费，比如买一个手工艺品或者完成一个商品的消费，这也是发生在互联网。第四个是文化线下的转化，比如我看到一个地方很美，然后我去旅游，这个环节也更多地发生于互联网。也就是说最终我去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这个环节是发生在线下的，在他线下环节之前的若干环节都是发生在互联网的。
所以以上一些总结我认为现在我们研究文化关注的基本面，互联网也许是一个大头，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基于这个分析，我认为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研究对象，就是我们选择了互联网这样一个视角之后，我把它简化为三个研究对象，这三个研究对象分别是文化的传播者或者是文化内容的生产者，这是第一个；中间层是互联网平台或者是互联网渠道，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抖音、快手、微信、微博等等；下一个环节是文化消费者，如果是在互联网的视角下，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可以简化为这三个层面，但它们是相互互动的，这是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概括。
针对这个研究对象，其实就是让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有充分的施展空间，例如我们研究快手上面的若干个账号，他们的粉丝，他们的传播内容以及他们带货的一些行为，都是可以通过数据化的手段进行量化研究的，这是我们确定了这三类简化的研究对象之后可以动用的一个研究方法。
第三个层面想分享量化，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个研究对象采取的量化的研究手段，这里我们参考了互联网研究的通用指标。
首先是触达率，也就是文化的触达率，它代表了我们去点击、播放或者是阅读一个文化传播品所产生的效果，触达率，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量化研究的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认同度，这个认同度在我们传统的研究手段上可能是一些定性的分析，但是通过定量化的手段我们把它变成转发、点赞、评论等等，我们可以用一些量化的手段去测量一群人对于某一个文化的认同度，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量化的指标。
第三个指标是转化率，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文化从一个意识的层面过渡到经济的层面，它其实表现为转化率，就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能否为它付费或者付费的形式，这就是转化率层面的。
所以，触达率、认同度、转化率是逐渐深入的，它其实就是对应了文化、经济这样一个范畴的闭环，这是我们针对于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提出来的若干量化手段。
最后想聊一聊我们研究的三个重点问题，也是文化或者乡村文化的重点问题。
第一个重点问题，就是文化基因，现在流行的说法叫IP，这叫文化基因。我把乡村的文化基因分成四类，刚刚老师提到分类学，这里我也尝试着分类，文化基因对应的，像王老师说到了寻找一个魂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发掘一个乡村的文化基因。根据现在我们研究的案例，可能有这几类：首先它是有文脉的这样一个情况，它有传统文化，无论是古老的传统，还是红色文化，它是有文脉的，我们可以把它发掘出来去讲故事，这是第一类，就是有比较好的基础。第二类，它是没有传统文化，但是有现代的世俗的或者商业化的文化，比如淘宝村、网红村、电商村，这意味着他们在近一二十年有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形态，人们的生活活动被它所左右，这是第二类文化状态。第三类文化状态是随机的文化，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丁真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就是被拍了一个视频然后火了，整个乡村都火了，各种资源、注意力都有了，这是随机的，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但目前，除了丁真，我们发现有很多这种人们的人物，所以这也是一得值得研究的普遍现象。第四类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传统的、没有现代的，也没有撞大运的红人，我认为这种文化是可以培育的，培育的原因就是说一个乡村起码有农产品，起码有特色环境等等，这种培育的方式我认为可能占到了90%的乡村，因为90%的乡村都很普通，没有这种厚重的文化去发掘。但是如何把这些乡村进行激活？可能是一个更加切实的问题，就是把那个长尾解决掉。所以这类只能靠培育出来一些文化的基因。
我认为可以尝试分为四类，这是关于文化基因或者IP的层面。
第二个层面，在文化基因已经找到的前提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决人货场的问题，这三个东西都是实体，也就是文化的载体。
我们看到在乡村里面，完成人这个环节，其实现在非常多元，也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传统的文化建设可能是由于那些文化名人或者是一些领袖，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普通的农民，他们在田间地头辛勤地劳作，可以帮助在互联网上变成一个传播者；有的是手工艺人或者是一些能歌善舞的民间艺人，这是一类；第三类是年轻人，可能长得非常好看或者是生活特别阳光，哪怕就是聊聊天都可以传播家乡的形象，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是乡村企业家，他们有本身的带货需求，所以自觉地成为了农村的代言人；还有一类是村官，例如疫情期间带货的村长或乡长，他们有政治任务，也有经济任务，所以自觉地成为了这样一个乡村的代言人。所以在人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关注的对象，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也变得非常丰富。
第二个层面就是货，其实它是打通乡村文化和商业的一个必经之路，必须有载体，必须有大家可以消费的东西，它可以是农副产品，可以是各种可以买的小东西或者是大东西，这是货的层面。
还有场的层面，我们现在搞直播，搞带货电商，其实就是利用了农村这个场景，农村的场景意味着它是纯天然的、质朴的或者是可信赖的、有乡愁的，所以在这里面的人和货都是被在外的游子或者是其他的城市人所信赖。
所以人货场是我们在找到文化基因之后所要关注的三个点，就是他文化存在并且变现的一个实物的载体是人货场。
最后一个，乡村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运营，这个目前可能是被忽略的，但其中的关键我认为运营的主体往往不是乡村，因为乡村解决的问题可能就是人货场，但是运营需要得更多，它需要资金流，需要传播渠道，需要持续的各类其他资源的调配，我认为这个主体可能是在县这一级，因为县下面有很多乡，县可以调动一些省内的资源、全国的资源去孵化这些村里面的文化和商业，这也是融媒体建设的一个职责。所以找到IP、解决人货场这样一个载体之后，下一个环节应该是县来承担这个。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调研，叫渠县，它是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小县城大概有150万人，但是小县城里有一个公众号，是一帮女生运营的，粉丝占到了当地县城的一半人口，也就是将近70万。它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每逢过年过节这一帮人就带着主持人，带着电视台，带着村官，就去到每一个村去带货，当地的猪肉、当地的土鸡蛋，都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销售完毕。这就是从县里面有这样一个传播渠道，有这样一个物流的渠道，直接去带货，并且她们也在其中融入了大量的乡村文化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样本，它也代表了盘活乡村经济，可能一个驱动力在县这一级的。
根据以上这些研究点，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互联网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角，把真正的现在已经发生的乡村振兴的模式当作一个全新的研究重点，只有这样我们拿出来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已经被证明是有存活能力的，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解决的问题不是头部问题，解决的是长尾的问题，就是90%普通平庸的山村它们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视角聚焦于现在已经发生的这些有生命力的事实来说，我们产出来的结论可能就会直接应用于现在的商业模式里面去，这样的话可能和现在的互联网环境是非常匹配的。
这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给出来一些观察，谢谢各位老师。
胡洪斌（云南大学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副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
对我来说，今天是来学习的，始终等着大家讲，希望多听一些。我们在云南的实践，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很多差异性，所以我非常想听一听大家的经验。
回到蓝皮书，我做一个提议。蓝皮书当中是不是应该首先考虑处理好共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因为其实蓝皮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一本，而在于它持续观测一个主题，五年出五本或者十年出十本的价值。蓝皮书有一个板块肯定应该是一个共性的板块，我们应该有统一的维度去看。现在这本书叫“中国乡村文化建设蓝皮书”，那么，我建议可以省区为单位，也可以某个西部地区为单位，或者说以某类乡村的开发为单位，这样有一个持续可观测的空间、一种业态。我个人觉得从空间的角度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在一个空间当中，它的差异性就能体现出来，通过统一的指标体系的观察，就能够有一个持续性。
紧接着我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持续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共性问题下关注差异性。大家刚才谈到的是某一个乡村或者某一类乡村，这可以作为体现差异性的研究。由于皮书要持续有价值，它的持续性可能来自于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皮书维持下来？就以往的经验来讲，皮书的第一本好做，我们把想交流的问题都装进去，但是做第二本就很痛苦。以往我们在云南关注乡村通常有八个维度：第一，乡村文明（通常官方的话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第二，生态文化建设的问题；第三，文化治理；第四，文化传承创新；第五，特色文化产业（当然这个概念有待讨论，但肯定跟文化经济有关）；第六，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问题；第七，文化科技融合；第八，乡土人才培育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是不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指标体系，借助这一指标体系，我们可以对一个区域进行持续关注。我建议蓝皮书中设立一个我们持续关注的板块。
大家刚才谈到主体性的问题，我理解主体性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但是它很难在皮书当中成为一个可以被持续讨论的话题，因为主体性我们今天探讨完，各位老师把自己的观点和真知灼见拿出来，明年及以后我们再来编写蓝皮书，它没有更多的变化，还是这样，可能得持续几年之后它才能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主体性可以作为我们第一本皮书的“专家视野”或者是作为实践当中一个核心观点进行呈现，但是主体性不应该成为我们整个皮书多年持续关注的一个东西。
因为要领任务，所以我提这样一个建议。最后也表个态，如果文化中心需要，我们云南这块一定做好我们的任务。另外，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来云南看一看，因为云南非常多元，甚至在一个地区内村庄的差异性都多得让我们觉得很难找到统一的模式来实现它的振兴。也请专家们形成一些调研团，到云南来看一看，看看云南多元的差异性。我们发现有时候很难实现用一个单一价值主体来概括，或者说单一主体可能是一个多元价值主体，在这一意义上，我特别赞同刚才渠岩老师讲到的文明共同体的概念。欢迎大家来云南！
王利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各位专家好，今天真是一个学习过程，各位专家在讲，我不停地记，因为我的专业是心理学，跟社会学算是离得比较近，但是方法上、思路上略有不同。今天听大家说了很多，刚才渠岩老师介绍他整个实践过程，真是太精彩了。我这几年在做扶贫工作，因为领了一个任务，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做扶贫，解决刚才大家都提到的等靠要的问题，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去做工作。而我的视角，重点是从未成年人发展的角度，尤其关注农村孩子的发展问题。这个实际上是费孝通先生在关于社会研究的社会继替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我们不能光关注于当下，今天我们主题是关于农村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里面，我当时边听边回忆我这几年在农村做的田野调查，所看到的现象，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过去，因为农村的文化水平偏低，所以说大家的文化自觉可能不高，所以你说让他们自己琢磨出来我们应该怎么发展？可能很难，改革开放40年，包产到户，农村农民自由了。因为刚解放的时候，我们要从田地里种出庄稼来，要种我们国家的粮食。但后来改革开放之后重点发展工业，农村基本上是一种自营状态。现在翻过头来我们要重新去关注农村，在这里边你会看到一个问题，过去文化的自觉性不够，现在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也都受教育了，起码农村很多人都受了高中教育，但是有一个问题，这是我在调查里看到的未成年人的情况，农村的孩子是农村将来的主人吗？他们是不是未来这个村子的接棒人？我的调查发现他们可能不想接，就是农村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到底是谁？
这是我在调研过程中看到的情况，我看到农村的孩子群消失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孩子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传递的载体。过去，在农村也好，在社区也好，有孩子群，父母是不参与孩子的养育问题的，孩子社会功能的完善都是靠大孩子带小孩子，所以他们玩传统的游戏等等，那个东西你想想，在座各位可能也玩过以前传统的游戏，这些游戏是父母教的吗？父母绝对不会去教这些东西，全部是我们从大哥哥、大姐姐那儿看着他们，慢慢地去学。这个时候，因为有这种群体游戏的氛围在，这种文化在，从村子里面长出来的人跟村子真有关系，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跟自己祖先的关系，但是落实到实际情况一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就是一定要这个人是在村子里边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着长大的，他们得玩，在玩的过程中建立了同伴的情感，然后又产生对这个村子的依附情感。早期的时候是依附于自己的父母，等我们稍微大了能活动了就是要依附于这个社区周边的同伴所构建的这种文化群体。但现在，孩子群基本上消失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基本上村子里面很难看到这种三五成群的孩子在一起打闹、游戏。
这个现象背后我的思考，一个是关于乡村文化的认同危机，刚才有老师提到了，其实农村人他们都是城愁，没有什么乡愁，都觉得城里好，表现的是对自己文化的贬低，但是他们的根子里在情感上是非常依附于这片土地的，这表现出了一种二元的心态。在这个心态的背后，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现在孩子群消失之后，从农村成长出来的孩子往往都存在对自己根源文化的不认同，当他们进城之后，上了大学，甚至很多上了大学之后，农村孩子都出现了认同危机的问题，当他应该去认同根源文化的时候，他没有形成这种认同感，到了城市之后他很难去做好各种新的事项，也很难去适应城市文化。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两种文化同时都具备，农村的和城市的。咱们是城乡二元文化，从农村出来的人将来会生活在城市，但是他的内心里面依然是有根源的文化认同感，有农村文化，有城市文化，他是双认同，这个时候他可以很好地做切换，生活就会很幸福。而如果根源文化出问题的话，他很难融入城市，而且会出现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疫情期间有农村的大学生，因为疫情就待在家里，回不了大学了，结果有学生自杀了，自杀原因是什么？遗书里说实在看不惯老家里的各种东西。这里实际上体现了他对根源文化没有形成任何依恋和依附，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思考。
第二，我们在传统游戏失传这个视角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将来我们到底要依靠谁去传承乡土文化？刚才有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乡间的这种烟火，到底谁去一棒一棒地往下传承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去关注和考量留在农村的人的年龄结构，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地方剩下的都是空巢老人，还有留守儿童，基本上很多村子都呈现这样的人群分布，我觉得这个分布是不太健康的，这也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我从这两个视角，现在我们在做乡村振兴、扶贫过程中，开始去思考到底未来的新型农民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应该怎么长出来？怎么从农村真正地长出来未来乡村振兴需要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现在跟学校、跟教育口相互结合来做一些工作，解决的办法，尝试了很多，都很难。之所以开始从文化的层面去做、去思考，就是因为我前期到农村去考察一些还没有上幼儿园的孩子，给他们的父母讲讲怎么育儿，怎么样提前给孩子们多读读书，不要老是让他们看手机。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一个现象，这些婴幼儿真是互联网的高消费人群，很多小孩，0-3岁的孩子，每天使用手机短视频APP，玩儿的非常溜，他们的使用也时间非常长。所以我建议他们必须得让孩子提前看点儿童话书、看点儿绘本读物，做这些事，但是很难推进。后来我开始思考这不是一个你去干预一下、教育一个知识的问题，这是整个文化结构的问题，他们不存在这种文化。前面我说了，农村是不存在父母特地教小孩子学东西的文化，以前的文化都是大哥哥大姐姐教的，所以这种通过赋能父母去改善农村孩子早期发展的模式都很难扎根。
所以我就开始从文化的层面上去思考，思考通过家庭、学校、社区这样一种联合体的模式去推动农村儿童文化群体的重建。一方面是能够解决家校之间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教育力量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社会结构，我们提出的想法就是每一个孩子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把一个孩子整明白了，他背后这个家庭可能在思想上，在文化上，也能得到提升，得到一些改观。所以我就从家校合作这个层面上去做一些工作。另外也在思考把传统的一些游戏，通过教育的方式，在学校里面，通过体育课，通过什么活动，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保护。这个不敢奢望，只能去尝试一下。目前东西太多了，互联网对孩子的冲击非常大，真正让他们再组织起来玩儿这种面对面的游戏可能也比较困难。这是一个我们正在尝试干预的工作。
还有在家校合作里，希望一些家长能够进入学校课堂里，进入学校干什么呢？请他们把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东西讲给孩子们。算是上上文化课。以这种方式来做，我们也是希望传统的文化中好的一面能够充分地滋养未来的这一代人。
我希望乡村文化未来的主人，他们非常坚定觉得作为农民很自豪，这是我希望看到的。我们之前做留守儿童项目的时候，思考怎么样解决农村孩子的自信问题？当时我们就对这些农村的留守儿童说，你们将来进城之后，可能会看到很多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是将来你们要跟你们的同学相处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很自豪地跟他们说你们在农村骑过牛、上树掏过鸟，你们要是敢于非常自豪地去介绍这些内容的时候，那么你的自信就是天然的。这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我就说这么多，我是从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比较浅显，谢谢大家。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从大局和长远来看，文化行动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有着核心、灵魂的位置。任何一种具体行动都离不开某种文化原则、场域、理念的指导、融渗、趋使……文化不离人、不离物、不离技术、不离行动现象；文化既是个以文化人的现象领域，也是个落实到具体行动的浸润式体验。下面，我想给大家汇报的是对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三点思考：
其一，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方向是生态文化。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面对当下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能源短缺的严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强调“生态”就是关乎时代命运的指导思想和文化理念。也即，党中央从文明高度提出生态文化的方向，就是以生态为本、为核心和灵魂。这为我们从自身出发、从日常工作和行动出发，提供了坚定方向，促使我们在产业发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落实之、弘扬之、发展之。
那么，如何在具体行动中落实“生态”这个文化层面的灵魂性的核心指标呢？“生态”的文化，体现在乡村产业发展上，就是对于小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化农业等各种生产实体而言，如何开展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特点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的革新举动。“生态”的文化，体现在乡村环境综合治理上，就是如何在垃圾分类、改厕、改厨、卫生、住行等方面使乡村环境“生态宜居”？“生态”的文化，还体现在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上，乡村康养产业的发展上，农民在村就能享受“低成本、低能耗、高福利、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上。此外，以生态为本的文化，还体现在全社会，尤其是市民朋友对乡村生态环境及其民宿康养相关产品消费需求模式的探索上。
以生态为方向和灵魂，对于在基层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而言，就是在可能的革新空间内，发现、发掘、发扬“生态”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我长期所参与的河南兰考、河南灵宝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有这样的特点。农民合作社或合作联社的“六统一”，即统一供种、统一农资、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就是从把小农合作起来的制度组织保障上实现绿色生产；小农户的发酵床养猪、养鸡技术的探索和推广，新集体经济的“果林业+养牛业”的种养结合式循环农业技术的试行和推广，就是经世致用的生态技术革新；动员城市消费者以购米包地、购猪认养、道义流通方式获得生态产品，就是在城乡中国新格局中的文明消费方式创新。
其二，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根底是耕读文化。
“耕为本务，读可荣身”的耕读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深入到百姓家的绵延千年的践行性文化。“重耕田以保障生计、重读书以滋养身心“，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是小康农家和世宦之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图景，是乡土社会中一种普遍践行的社会存在。“晴耕雨读”、“勤耕博读”、“耕读双修”、“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等理念信条，引领教化了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代代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是以耕读文化为根底的。一方面，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历史规定着未来，敬天悯时、修身齐家的耕读文化的精神底蕴是一脉相承的，那是现代化背景下精神家园建设的根本基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变迁，中国农耕传统在20世纪日渐解体，亦耕亦读的实践似乎已成为陈迹。传统基因需要得以激活并进地创造性的继承，陈迹需要在新的“天时”下得以“发陈以荣”地开枝长叶。
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体现耕读文化的新形式、新内涵。比如，近些年来由一些公益人士在乡村所倡导的华夏儿童三亲启蒙教育试验，崇尚以孝道为根的亲情教育，扎下做人之根；以仁德为本的亲乡土教育，种下爱国爱家的种子；以开慧为道的亲自然教育，形成全脑思维的德慧艺全能人才。此试验可谓是对传统耕读文化在教育上的一种创造性继承。还出现了“市民下乡”现象：在生态农场租一小块地进行耕读体验，带孩子到乡村庙堂举行开笔礼，在乡村开发有着耕读元素的体验式民宿产品……而农村中也涌现出越来越多弘扬乡村综合价值的书院教育、生态田园综合体、身心康养项目等。
其三，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行动原点是人。
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是以文化人、推己及人、“身教胜于言教”的文化振兴。它的核心，不是挂在墙上、摆在展室的，也不是说在嘴上的、不落地的，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或实践。《大学》言：“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才，有才此有用”。人是文化的承载者、弘道者，是文化的活体符号。培养能“低头种养、抬头看天”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农人，孵化有文化的乡村振兴的新主体，这是乡村文化可持续振兴的关键。
在我参与的探索中，重点发现、培养、陪伴两类人：
一类是愿意“到田野作学问、到社会学知识”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是崇尚“先做人、再做事”的，是愿意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经世致用的传统，驻足乡村、体验农事、陪伴农民，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2013年，我联合了一些社会公益力量和资源，在传统文化深厚的豫西农村地区创办了“弘农书院”。8年来，有成百上千的专家、教授、大学生、研究生等知识分子来到书院，研学传统经典，认知乡村生态，成就完善自我，认知新乡土社会和城乡中国，同时也改造和检验了象牙塔里的知识和学问。
另一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农人群体。这些新农人首先是通过“道德讲堂”，反省自身，修好齐家功夫，培养和践行孝亲敬老、和谐家庭的德性，因为“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吗！然后，再通过项目活动或者其他方式在行动中带动并陪伴之，使他们成为懂得合作社理念、政策和业务技能的人；成为精通某一种生态技能从而改造传统农业或化石化农业的人。这些具有“孝”德、“生态”、“合作”能力的新农人，是有着耕读精神传统的、同时又赋予其以新内涵、新形式的新时代农人，就走在新时代的“耕读传家”的大路上。
这样，乡村文化振兴，实质上成就了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此主体性的发育，起点是在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乡贤干部和社会企业家身上，承担者是茁壮成长的新农人群体。
王伟杰（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产业中心教授）：
今天是来学习的，刚才听了好多专家领导的发言，学习得非常多。我谈一下学术层面的。
我是贵州民族大学的，贵州这边也有一些类似的现象，在乡村文化建设这一块，现在有这样一个多元化，还有去城市化，甚至无主体化，还有一些同质化的现象，这些现象特别明显，表现在乡村文化建设这一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点基本上都跟现代新媒体传播的大众文化相似，包括穿衣、建筑，尤其是民居建筑这一块，都跟城里特别相似，农村里建楼房都不以传统民居为标准，都是以城市的小洋楼为主，包括汽车、私家车，各种各样的。
另外，贵州这边因为锦绣计划的推行，也做了很多工艺品，工艺品一般来讲是传统的，除了那些高大上的、高精尖的卖得特别贵之外，其他的那种，不说是卖得特别便宜，甚至连卖都卖不出去。这个很多专家也都去贵州调研过，包括很多刺绣，包括马尾绣、水绣，这些都堆积得比较多。但是那些做文创的，有创意性的东西卖得比较好，尤其是贴牌到外国的品牌上，那些都卖得特别好，甚至有十万、几十万，这种特别多。但是他们原来的，比如GUCCI的包包，他们卖几万块钱，但是贴上我们苗绣的符号之后价格又提升非常多。这是另外一种现象。
关于乡村文化建设这一块，传统文化空间，现在功能比较弱化，尤其是传统的集、会、场，这种功能都跟城镇化加快，还有一些城市化的建设比较相关，这一块的功能都太弱化了，因为大家买东西，包括搞集会，包括以前小孩子特别喜欢的文化空间都不存在了或者说它的功能已经转化成其他形式了，比如说以前比较传统的女儿节、姊妹节，都变成了商业化，旅游气息会比较浓一些。但在贵州这些地方也特别奇怪，有非常多的文化孤岛，类似于商业化的村落比较多，比如说镇远古镇，还有贵阳周边的青岩古镇，以及西江苗寨、肇兴侗寨，这些商业化都特别足，里面的这些农民其实都已经出去了，全部已经在县城，甚至市区里买房子，基本属于一种空心的古建筑的城，其实那里面的人并没有原生态地生活在这个里边，而且这样一种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会有更多的这种冠之以“古镇”出现，但其实它们都不是原本的古镇。
还有一些其他的现象，就是一些传统的古村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村寨也比较多，在商业化比较多的村子外边，他们坚守的传统比较多，因为我调研的村落比较多，他们里边的小孩、中年人，包括老年人穿的衣服都还是传统的服饰，而且他们依靠锦绣计划生产的苗族的、彝族的、水族的服饰，市场化还特别足，特别有市场，有些甚至不是手工生产的，是机械化的、流水线的，这种生产的传统服饰卖得也特别贵，800块钱一套小孩的苗族服饰，他们都愿意买。手工的特别贵，要5000块钱、3000块钱，甚至20000块钱，但是他们觉得机械化生产的传统服饰他们也穿，甚至小孩平时去上学的时间也穿，这个跟其他看到的商业化比较足的村落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我想写这方面的文章。
另外，这种村落一些新乡贤的功绩是比较多的，主要是一些非遗传承人，还有一些返乡就业的大学生，还有一些优秀的农民工，还有一些绣娘，绣功非常好的绣娘，她们带领整个村或者三五十个，甚至是几个人，这一块在他们的传统文化建设上是非常多的功绩。
我只是讲了一下贵州方面乡土文化建设我看到的现状，也不是学术的东西。
另外，针对蓝皮书的建设，刚才听王书记讲了关于期刊，一个是要做一个期刊，另外要做一本蓝皮书。关于期刊，我觉得学术争鸣这一块，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理论研究这一块，这是可以做的。然后关于皮书，因为我也在做少数民族蓝皮书，已经连续出了五年。皮书这一块，因为开篇第一本启动起来难度非常大，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尤其是稿源的问题，因为这个蓝皮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集合，其实应该是一个智库的发展报告，它应该是给国家的乡村文化建设起到咨政建言的作用，甚至里边很多的总报告、分报告，甚至一些案例分析，一些数据，应该是国内独一无二，应该可以得到中办、国办，甚至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的，要达到这样一种高度。
从这个高度来看，要非常注重数据，要提供非常多的，王凌燕老师这边，数据这一块要非常精准，而且数据收集来之后要分析，分析之后要继续进行咨政建言的建议。因为在做蓝皮书，第一篇有很多课题组，发现第一本蓝皮书做成了不是报告，而是一本论文集，甚至多少年之后基本还是论文集的模样，没有逃脱出论文集原来的范畴。这样根据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有些课题组的经验，他没有数据怎么办？就自己去造数据。我也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自己设点去造数据，包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文化研究中心，就是徐勇老师主办的，我也参与过他们的调研，他们一份调研问卷大概有20页，做完一份调研问卷之后调研获得的劳务费是100块钱，农民获得的劳务费大概是200块钱。因为这个调研，就这一份问卷做完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因为做这个问卷的时间探讨非常多的东西，因为给的劳务费比较足，他们也愿意做这种问卷。
接下来我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在各个省设立一个分基地，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平台，我们学校，包括像胡老师这边，他这边也设立了一个分基地，其实我们学校也是要学习这种模式的，能参与到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各种各样高端平台的建设之中，我们作为一家参与单位，不管是出人还是出论文，或者是出一点经费，我们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一点我建议设分基地，设分基地之后，然后举行挂牌仪式或者一块发给各个省的基地，然后再由各个省的分基地、分中心，在各个省自己内部设大概30个、50个，甚至是设100个观测点、观察点，因为中国农村问题就是这么办的。这些，各个省设的点就有各个省分基地的这些老师来承担他们每年的调研，这个数据，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十年之后这个数据绝对是最权威的，这个就是造数据的这样一个好处。
除了这些之外，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块有一个比较大的任务，就是关于这个指标体系的共建，这个要非常精准，甚至这个指标体系今年是这样的，明年可能就会有新的指标，分值、权重都会有变化。因为这个，调研一次之后就发现它的权重有很多的科学性、严谨性、权威性都在发生变化。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根据这个指标体系设一份调研问卷，多长，涉及哪些问题，还有调研提纲，这些内容需要中心这边高大上的专家来设计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参与讨论，参与讨论之后把这个确定下来，确定下来之后每年的调研，其实各个省来调研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些点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联系也非常多，甚至花的经费也是比较少的，这样在最后发布的时间让各个省分基地的人也有一个关于自己省份的报告的发言，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关于成立学术委员会，我也是非常急于这样做的，因为成立这个学术委员会之后，我们的调研报告，包括这个调研提纲，还有这个指标体系它会有作用，出了一个模板之后，还会有这样一个权威的论证，得到了多少专家的评定，那么这个指标体系就可以暂时地确定，以后每年再改都是可以的。根据这个学术委员会，我们是不是每年可以举办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如果说两年之后我们发布的成果得到了非常多人的拥护，可以把这个高端的学术会议变成大型的，甚至有分会场的乡村文化建设的高端会议、大型会议。
最后，我们做出成果了，也搞这样一些高级研修班，不一定像U40那样的文化产业班，也可以是面向普通的村干部这一级的，教他们怎么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些研修班出现，因为他们来参与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点被设置到他们里面，他们也会更容易去结合我们这样一个数据和指标体系，提供给我们一些最原始的资料。因为他们如果要晋升或者要考核，他们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参与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这样一个结业证书，对他们的升迁也是非常有利的，尤其是他们也有一些经费来做这一块的工作，尤其是培育这一块。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单继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今天我有两个感受：第一，文化中心做的产品，把它叫逻辑也好，叫做哲学也好，叫做理念也好，是不是得有一个贯通性的东西？主体性肯定是一个角度或者一个抓手。我们说乡村建设，无论是梁漱溟先生、费孝通先生，其实他们都有哲学。可能梁漱溟先生关于农村的这种经济结构跟马克思说的不一样，他有他的理论。这个里面，我们怎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从理论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各位老师都很有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有很多阐释，哲学、社会学、艺术等，也有很多体验、很多实践经验在里面。可能我们现在也来到了这样一个关口，我们通过做皮书或者做乡村建设，关于整个乡村，我们从哲学上来说怎么看待？比如我们要总结出这个主体性，它的主体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缺失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怎么样来实现一个重建？对这个乡村里面，比如说结构性的问题，当然我们说有很多理论，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讲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来大家以为都是外来的文化，但是很多哲学家也注意到它和中国古代传统是有一些衔接的，而且现在我们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以后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去发展，要去分析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通过做乡村文化建设，能不能也生发出一套理论出来，对我们推动大范围的、广义上的、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建设，会不会有所贡献？我觉得我们文化中心是不是要把这个理念、这个理论，通过我们的实践，进一步地去提炼、去总结？我觉得大家在做的时候，是不是要有这个主动的意识？我们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
第二，中国文化中心同时是一个智库机构，这个刚才有很多老师谈到，我们怎么为中央的决策、政策咨询去服务，这个大家在做的时候，除了我们理论的、哲学上的考虑之外，另外对这个是不是也要始终保持一种敏感性？
我觉得这两个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始终保持敏感性的点，因为我们做哲学，技术上我就不谈太多了，因为做哲学的人，可能对技术的东西、对数据的东西不一定特别敏感。我们在做的时候，要和其他同类的乡村文化研究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有所区别。我们区别于一般立足于数据做模型这样一些文化研究来讲，我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两点，一个是我们有理论上的建设、哲学上的高度，另外一个就是要服务中央决策。因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现在对我们的定位也非常明确，而且我们的智库，每年都有检查、评估。所以大家后面做的时候，这两点是不是要格外重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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