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n”is romantic,passion,but he can not afford like-minded love.These characters are not perfect,but they give a warm consolation to the women in the war-torn years of war or in the big wave of construction,even if that only a bit of memories..Third, the heritage of blood seek for father. In numerous articles describing the new rural scene of the novel, we can always see such a number of characters: they come from the evil of the old society into the new well-being society, they are the backward guys of old society but they become activists when get into the new society, they are the relevant witnesses and evidence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refore, they body are inevitably branded a tool of branding.To the reader now, these wrinkled hands, rough old farmer or older workers just a propaganda tool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ies, but in the eyes of authoresses who lived in period of “17 years”, these old people are the embodiment of her father, and also are example of progress in women's hearts. These people not only were the little girl of father, but also are today's female soldiers spiritual support. Perhaps they are predecessor of the old secretary of village who suffering a half life as a farmer.Fourth, equal respect seek for brother. The masculine characters which mold in the works of female writters most are workers, except farmer and soldiers. They are the most dependable force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relies 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working class of advanced They are easier cultured than farmers, and then they are the most efficient assistant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fter cultured. The workers own many good but be touched characters, such as warmth, loyalty, hardworking and the powerful qualities to be a leader, which are excatly searched by authoresses. Therefore, they have always maintaned the plainest and the sincerest brotherly feelings with these the most dependent group. Comparing to the lofty of heaven, the seems never be embraced lover and the unaffordable fatherliness, the worker may be the kindest and the most dependent group in feminine mind.Fifth, The lost of childness seek for son. The female writers created many works about children or many novels in eyes of children during the period of”17 years”. In these works, the naive innocence of children has a very moving, but it takes on a strong ideological color. In these children's shoulders, it still reflects that the human was effected by that society. These young soldiers and naughty children exactly reflect that the women only want to love their children in a pure mother’s way, but they can not . The child is not just belong to women but also belong to the nation,so pure motherly love means selfishness,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whole idea of the Republic. Thus, the lovable and purely childness have to take on a adult’s ideologism. In this period, maternal love is aggrieved by repressed, and women can not enjoy show the love being a mother as much as they like, so they can not be called full sense of the woman.Key words: the period of seventeen, female writer, male images, gender consciousne目录摘要 IIIAbstract V引言 11．理想的照耀——寻找神祗 31.1 君临者 31.2 引路人 42．人性的闪烁——寻找爱人 82.1 真性情——远离的爱人 82.2 暖人心——心底的爱人 133．血脉的传承——寻找父亲 183.1 土地般的厚重——农民父亲 183.2 火热的激情——工人父亲 194．平等的尊重——寻找兄弟 225．失落的童真——寻找儿子 25结语 28注释 29参考文献 31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33后记 PAGE PAGE 1引言1949—1966，短暂的十七年，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这是一个艰难却热烈的时代。
如 初生婴儿响亮的啼哭声一般，他喊着雄壮的号子，凭借着初生牛犊般的懵懂，带着这个庞 大的民族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着。走得那么雄赳赳气昂昂，也走得那么无助而迷茫。在那样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时代，文学宣传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大步走 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几乎是用广播和文字吹起来的热气球，把冥冥众生带到半空中。因此， 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某种工具性和功利色彩。但是，作为共和国中相对 来说比较清醒的一群，他们依然微弱却顽强的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独立的笔尖诉说。可 以说，在十七年这个特殊的时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女作家们的创作更多地 是偏向于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中性化和主流化的描述，但是她们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 来的女性特质，依然在闪闪烁烁，并没有被完全遮蔽。 “女性文学虽然以性别标志命名， 其内涵却并不仅仅限于自然性别。它的产生和它的内涵都是历史的、现代的。”[1] “十 七年”时期是一个雄性化的时代，堪比一部激烈雄壮充满了强音和重音的交响乐。时代氛 围要求世界组合的另一半——女性们，也加入到这火热的建设浪潮中（精神上和物质上 的）。这一时期出现的女作家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迥异的文风：有在现代文坛上便已成名 的冰心、丁玲，也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展头露角的刘真、茹志娟；有以活泼清新的儿 童作品闻名的季康、李纳，也有以细腻思辨见长的韦君宜、宗璞；有以感性私语化示人的 陈学昭、菡子，也有以“社会主义建设的传声筒”而闻名的草明。
无论是谁，也无论是哪 种风格，她们的作品都打上了或隐或显的女性烙印，只是有时候这些烙印并不是很明显， 需要读者们去仔细的体味。这些女作家们的笔下不仅出现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还出现了更多的男性形象——那个火热年代的社会主要生产力。在一个女性特征几乎被忽视到不需存在的地步的年 代，女作家们不能或者说不许大张旗鼓的明目张胆的宣扬自己的性别、自己的特点，因此 她们更多的是描写男性，她们是在描写自己这相依而存的另一半的过程中，折射出了女性 内心深处的更多的隐秘，以及她们当时的创作心态。女作家们在十七年时期积极地进行着 文学创作，她们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有着特殊的意义——“建国后十七 年女性创作在整个 20 世纪女性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性在于，它承接了 30年代女性革命化写作的传统，改变了 40 年代前期女性写作中一度高涨的女权主义意向， 按照新的文学规范，对建国前的革命者，建国后的建设者进行了讴歌和颂扬，并在和平建 设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女性地位和价值与理想严重不符的现实，引发了深深的不满情绪和怀 旧心理。它一方面是女性写作严重变异、女性自我完全隐匿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奏，另一方 面也为未来女性独立意识再度复苏埋下了伏笔。
”[2]本论文主要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女性作家们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分析，来揭开那个时 代女性们内心的秘密。在一个极度宣扬她们的对立面——雄性的时代，这一群并不甘示弱（或者说不能示弱）的女性如何认识和定位自己的性别？如何给自己寻觅一块立足之地？如何在极度倾斜的世界中保持平衡？这都是有待解答的问题。对十七年时期女性文学的研 究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两性关系、女性的性别意识等方面，现在的主要 成果有厦门大学刘玫的硕士毕业论文《等待绽放的双性之花——“十七年”小说中两性关 系模式的探究》、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科学文化教研部王华斌、王传满何撰的论文《政治话 语遮蔽下的女性意识——论二十世纪“十七年”时期(1949-1966)的女性小说》等。关于 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是片段性的论文资料，并没有完整的系 统性的专著研究出现。在我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现针对男性形象这一课题的专题研 究，显然目前这一块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待我们深入的发掘。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女性作家作品的研读和分析，我发现，她们虽然用了更多的笔 墨去描写各种各样的男性，但她们并没有放弃对自己性别的探索和表白。
对女性自身而言， 这是一个难得的女性自省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时期都无法比拟。因为五四时期 更多的是觉醒，是索要自己的权利，那是一个女性张扬激进的时代。但十七年时期却是在 现实的映照下，女性们主动的反省自己的性别，在喧嚣的社会进程中，她们依然保留着一 丝清醒。这一丝清醒在她们的作品中也有相应的显现，比如在作品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并 不都是刻板的、呆滞的，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在其中。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我打 算从这几个方面对女性作家们笔下的男性形象展开论述：理想的照耀（寻找神邸）、人性 的闪光（寻找爱人）、血脉的传承（寻找父亲）、平等的尊重（寻找兄弟）、失落的童真（寻找儿子）。女作家们几乎是毫无倦怠地塑造着，也是孜孜以求地追寻着。因为她们不 想孤独地生活在这旷渺的天地之间，她们必须为自己寻找到另外一部分，前世的父亲，一 生的兄弟，成年后的爱人，还有生命的延续——儿子。这样的一个篇章结构并不能够完全囊括女作家们笔下形形色色的男性人物形象，但这 却是一条比较明晰的探索十七年时期女性们内心世界的道路。在这些男性们的身上，映照 着或者说隐含着女性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自身状况的看法。在那个高呼“女性解放”的时 代，她们感受到的快乐与艰辛，孰轻孰重？探讨特定时代中女性内心的隐秘，是我写这篇论文的初衷。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但是 对两性关系很感兴趣的文学批评者，我赞同这样一个理论：“如何建立一套能表现两性既 独立（即有差异）而又需互相依存的关系的理论，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3] 这篇并不成熟的论文，只是为这一任重而道远的研究做出一丝微薄的努力。1． 理想的照耀——寻找神祗女性自身是一个充满了幻想和憧憬的物种，她善于用感性的触角去体味这个世界，而 且会如变色龙一般去适应这个世界（这也是她们能够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等的世界长期生存 下去的理由）。对于自己不得不与之共处的另一半——男性，她们更多的是从他们身上寻 找美好和希望，宁可相信他们的强势，从而求得自己心灵上的安慰。与其说这是自欺欺人， 不如说这是女性追求更好生存的必然手段。就像季康说的：“我想，我不能不承认，我是 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作品常常有出自于一种良好愿望的主观想象，在我再创造的人物身 上施加影响。”[4]因此，在众多的女性作家笔下，少不了那些趋于完美的男性形象，他们 是女人们自己给自己塑造的神邸，是梦幻，是人类的典范。当然，除了女性自身的理想主义追求外，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要求她们去塑造更多的 典型人物也是促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
“产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并不可能 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将之视为一个内在的实体，一个不受任何外部规律制约的独立自足的封 闭体系，而中国当代叙事作品这一既定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更是如此。”[5]对于十七 年时期的女作家来说，虽然在为了响应国家的政治号召而塑造神邸的过程中，她们悄悄隐 没了自己女人的身份。但在建立宏大的叙事话语结构时，偶尔一两句细腻敏感的悄吟，还 是泄露了她们的秘密——天生为女人。君临者综观十七年时期女作家们创作的文本，总会出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在作品中并不 占有很大的篇幅，但是却起到关键的转折或推动作用，他们或者是党委书记，或者是团支 部书记，总之，是代表党的形象与权利。比如，一些普通群众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到他们 那里之后，一切便都会迎刃而解。又比如，他们在关键场合出现，做一个简短的提纲挈领 的发言，一切便也都纲举目张。他们如同无所不能的君王，君临之处，万民臣服。菡子的中篇《综丝事件》中便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综丝厂中的一批新综丝被总务 主任石光春误会成废料堆放，被老工友发现后报给了军代表冯益群，在国家利益这一严重 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冲突。在事情几乎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军代表请示了总 经理陈部长和区委书记王同志。
在二位的指引下，军代表一方意识到自己官僚主义的作风， 总务主任和厂长一方意识到自己的不负责任和浪费，都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这样就使其 他职员也沟通了思想，事情得到了顺利解决。总经理陈部长、区委书记王同志，这两位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使事情有了一个根本 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认为，女作家犯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简单的用政治手 段处理了这一事件。但是这两人却是奉了“金科玉律”：《中央关于加强党员与非党员群众 团结合作的指示》、《斯大林、毛主席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圣旨。手 持圣旨的男同志，便是是非的标准。 PAGE PAGE 4草明的名篇《乘风破浪》中的伍云普书记，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对他着墨不多，但小说中的人们每一次有了困惑，都是想：“如果伍书记在就好了。”有了伍书记那一两句 话的点拨，似乎问题就有了方向。她的《原动力》中，同样有这样的人物。电工吴祥泰一 直怀念并树为标杆的李主任，也只是出现在吴祥泰的谈话中，但他却是共产党、八路军的 代表，这个甚至没有在文本中真正出现的人物，却是一种思想的代表。他多么像高高在上 的君权，只是一种抽象的象征，却具有了不知是谁赋予他的威严。
即使是在儿童题材的作品中，这些只是一闪而过的人物形象依然毫不例外的列席了。 刘真的短篇《我和小荣》中就有这样一位科长，他是我和小荣的领导，负责给我们安排任 务、做思想工作。中秋节的夜晚，我和小荣，两个远离家乡的孩子，因为思念，偷偷回村 看一眼，破落的家园，让人心里难受，又是科长出现，及时做通了我们的思想工作。科长 在这里起的是一个领导者的作用，或者说扮演的是父兄的角色，他是一个典型但是又模糊 的男性形象，虽然只是一个说教者，但却起着精神引导和洗涤灵魂的作用。虽然这些人物形象都如纸片一般单薄，但却有至高无上的威力。这威力来自政治，但 我想也来自女作家们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她们以为有了这样一个男人，世界上便不再有困 难，这是多么完美的空想。十七年时期女性的解放仅仅是走出了家门，参加了劳动，但在 她们的内心，却依然没有摆脱对强权和政治的依赖，也就是对男权的依赖。她们失去了——至少是在这些君王型的男性的塑造过程中部分失去了五四时期用血和泪换来的独立思 考的能力，她们被所谓的胜利和解放冲昏了头脑，以为走出了家门便是解放，谁知道却在 思想上被自古以来的强权彻底束缚住了头脑，这时候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被 利用罢了。
在“君主们”的带领下，她们盲目的歌颂着，盲目地向前冲，在很大程度上忘 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女人。但丢失了自我的女性们，并不全都是她们自己的错。“女性主体性的问题不单是女性 写作的问题，还是时代历史发展所趋，只有在文学向内转之后，才有可能在自我的反观中 确立和实现自我，找到自我的社会和性别特征”[6]而在一个面临巨大转型而且异常喧嚣 的时代，整个社会都是向前冲的，向外扩装的，缺乏必要的沉稳和自省。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还能多要求什么呢？况且哪一个时代的女性没有英雄情节？男性们也都有那挥之不 去的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壮志啊！因此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样一个政治思想 如此高度统一并且不容亵渎的社会，才使女性们能够单纯的去做英雄梦，在这个单纯却也 单调的社会环境中，女性们用塑造为主流思想所接受的神邸形象来给自己以安慰，这在某 种程度上恰恰也是女性们天性中的一部分的体现吧。引路人十七年时期更多的理想者的形象是女作家们用心地仔细塑造出来的，那便是十七年时 期的招牌——没有任何瑕疵与缺点的“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他们几乎没有个人感情， 有的只是充满激情的理想和异常昂扬的斗志。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战士，还是建设热潮中的 PAGE PAGE 5工人，都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他们用自己完美的行动诠释着那个年代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但是这些有着无予伦比的坚强意志的人们总是少了那么一些“人”的气息，因此他们在女 作家们的笔下才能够如此的壮怀激烈，但却也如此的虚假和遥远。茹志娟的《澄河边上》写于 1959 年。文章中的男主角周玉兆，骨架高大，轮廓分明， 但却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发了疟疾。忽冷忽热的疟疾折磨着他，周玉兆却仍然是小队的主 心骨，从头到尾他都没有休息一下，实在走不动了，爬也要爬到老大爷身边去查看过河的 办法想的如何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坚强的解放军战士形象。刚强坚毅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但是却少了人的气息。他是那么完美，宁肯自己牺牲，也不能毁坏老百姓的 庄稼。从外表到内心，没有一丝懈怠。因此，也不禁让读者产生这样的怀疑：“真的有这 样的人吗？哪怕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似乎他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也显得离生活太遥 远。女作家们是在塑造英雄，并不是凡人。英雄们的榜样作用，是战争胜利的引路明灯。草明的短篇《爱情》中的林升平，是工人群体中的佼佼者。他在工厂中是一个万事争 先的劳动模范，在朝鲜战场上是英勇无畏的战士，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李小华这么 一个女朋友。林升平的爱情，并不是为了证明他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而是为了用这纯洁 到不带一丝欲望的爱情来衬托出这个模范的另一面，是为了拉近他和常人的距离，从而更 加有力量地发挥出他榜样的作用，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不仅是神邸，还是一个人。
但恰 恰是这份衬托，让他的神邸的真实面目欲盖弥彰。这不禁又让人联想到草明的另一鸿篇巨 著《乘风破浪》中的劳动模范李少祥。李少祥从一个渔家少年成长为共和国的钢铁工人， 为了给国家贡献钢铁，六年都没有给自己乡下的少年好友、初恋情人写一封信，在工厂里， 他处处表现出的都是那么的无私、热情，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是对谁，都没有一点 负面情绪出现，他根本就是共和国的理想工人，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榜样。他 对小兰的爱情，也只是一份陪衬的道具，是感性的女作家想给这位引路人一丝属于人性的 体温，但这却掩盖不了她想塑造神邸的本意。任何一个读过《青春之歌》的人都会对卢嘉川印象深刻。这是整部小说中让人感觉最 不真实的一个角色，他完全符合人们心目中英雄的形象：爽朗的谈吐、潇洒不羁的风姿， 高高的挺秀的身材，聪明英俊的大眼睛，浓密的黑发，和善的端正的面孔。这个“富有才 华的聪睿的人”，估计是人间少有的阿波罗了。他领导了北大学生南下示威，被捕后坚强 不屈，还在狱中领导了绝食斗争，在酷刑中被打断了双腿也仍然忍着剧痛用手指敲击墙壁 联络狱友。他爱上了美丽聪明热情的林道静，估计他爱上这个姑娘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向往 他的理想。
最终，这份爱情并没有表露，因为道静有爱人，也因为他是一个漂泊的革命者。 这个人身上闪耀的已经是神性的光辉了，因为他没有缺点，一点都没有，因此，他只是作 为林道静的引路人出现，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卢嘉川和林道静之间的爱情，说的更确切一点应该是一种向往之情、崇拜之情，这都 是爱情的构成要素，但是如果仅有这两种感觉，却决不能构成真正的爱情，那只是一种修 女对上帝的爱，你可以说它更纯洁，也可以说它更虚假，因为那只是一种信仰。罗大方问 PAGE PAGE 6卢嘉川：“你是不大单独接近女人的，怎么对那个林道静却这么热情——谈几个钟头。”卢嘉川这样回答：“对这样有斗争性有正义感的女孩子我们应当帮助，应当拉她一把，而不 应该叫她沉沦下去。……她那种神态和正直的精神确实使我很喜欢。但是，干嘛扯到私人 问题上？难道……你这张嘴巴，别瞎扯了！”[7]紧接着，他又说道：“我看她有一种又倔 强又纯朴的美。有反抗精神。我们应当培养她，使她找到正确的道路。”[8]从一开始，卢 嘉川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拯救者的位置上，而林道静则是他要怜悯与引导的迷路的羔羊。在 这样一个位置安排上，如果说余永泽是男权的，那卢嘉川则是父权的，而这二者对女性思 想自由上的束缚，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甚至可以说，余永泽是把林道静当作一个女人来 热爱的，而卢嘉川则是把她当做革命的工具来热爱，因为她有那样的特质。这两份爱情， 对一个女人来说，前者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不愿意被物化的，尤其是 有着更敏感细腻的神经的女人们。类似的革命引路人还有李纳的短篇《婚礼》中的女婿何然，他引导自己的爱人小藤走 向了革命的道路，甚至使小藤乡下的母亲也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和拥护者。这位引路者最终 也是以生命做为代价的，在婚礼当天，为了掩护地下工作者而被团防大队抓走了。同样是 卢嘉川式的男性形象，引导女性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同样是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可 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战争时代的英雄人物似乎永远是五六十年代女性们的 梦中情人。当然并不是巧合，杨沫最后也安排卢嘉川牺牲了，他不可能再和林道静一起生活。也 许这是作者不得以的做法，试想一下，如果卢嘉川、何然还活着，他们如何和林道静、小 藤一起过那无法离开柴米油盐的生活呢？毕竟，烧菜打扫的琐碎生活不是革命，革命可以 避免，生活却永远不可能逃脱。当然了，我们不能拿现在的眼光来苛责历史中的人。在那个狂飙突进风起云涌的年代， 如果没有几个卢嘉川、何然，又让我们情何以堪呢？他们所起到的并不是一般的作用，而 是取来革命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是引导女性们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女作家们用手中的一支笔塑造了这些神邸般的形象，他们的面目是如此的相似，因为 他们的内心相似。在这些万能式的“君王”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引路者”们面前，女性 并不自由，她们反而受到了更多的束缚。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那些简单到粗暴的“君主 式”的政治手段，使她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使女作家们在塑造人物的 过程中失去了探索更深层次的人性的动力。“经历了‘五四’自由和解放思想的引导，女 性依然没有找到自我奋进的出路，男性成了女性成长史上的指引者，和无力超越的路标。” [9]在引路者们的感召下，女性放弃了自己的性别特征，飞蛾扑火般的融入了革命中。从 某一层面上可以说，十七年时期的女性们是相对独立的，但是独立与自由并不是相同的概 念。“所以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普遍获得的只是一种体制意义上的独立，这种 独立是建立在女性生存欲望这个层面上的；二非精神意义上的独立，这种独立是建立在女 性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这个层面上的，前一种独立我们称其为‘独立’，后一种独立我们应称其为‘自由’。这是独立的两个层面，前者为表层，后者为深层。二者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更高目标。
也就是说，社会解放、经济独立、政治 平等是女性实现情感充分自由、精神高度自由的前提与基础，但它并不等于自由，它只是 给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极大的现实可能，在体制上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而真正自由的实现， 则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整个民族文化观念的改变以及对传统意识的自觉批判、对女性 独立的经省主权的维护，也就是说，独立女性与自由女性并不等同。”[10]在那个封闭的时间和空间内，很多概念都是自以为是的。当政治告诉女人们，你们独 立了，女人们便以为自己独立了。“政治在某些方面来说是种群众艺术。”[11]当女性们淹 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潮中，她们只能相信人们热烈歌颂着的一切。当她们在这独立的光环中 参加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且依然深陷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中时，支撑她们的是那些神邸般 的英雄，所以，女作家们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更多的是给自身一些安慰，一种空幻的追求——有这些英雄与我们同在。2． 人性的闪烁——寻找爱人女性们真正想在这个世界上寻觅到并且与之长相厮守的，并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神邸 与英雄。即使是在十七年时期高强度的政治压迫之下，女作家们依然隐秘地诉说着自己真 正的心事：寻找到属于自己并且自己也愿意属于的另一半——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男人。
在这些男人身上，有令人感到安心的人性的气息：对女性和生活的热爱，对战争的反感， 对精神享受的追求，甚至还有一些缺点，如嫉妒、恐惧、羞涩、腼腆、坏脾气。“人之为 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12]女性们在高度统一 的时代，依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样真实的人性，并且勇敢地表达了出来，纵使不能酣畅淋 漓，却也依然微妙丰富。我喜欢这些散落在女作家们零星创作中的人性，它们如同星星一 般闪耀，微弱却璀璨。在理想人物的光芒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的时候，是这些微光带给我 们一丝清凉，还有仍在这个烟火尘世的踏实。2.1 真性情——远离的爱人女作家们塑造的正面形象多是第一章中提到的英雄和神邸们，他们高高在上地俯瞰着 芸芸众生，纵使散发着光芒，也依然让人觉得冰冷。倒是女作家们塑造的那些本意是让人 们引以为鉴的“坏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些属于人性深处的东西，让人会心生感动。 首当其冲的依然是《青春之歌》中的人物——余永泽。他是初出社会的林道静在走投 无路之际遇到的第一个男性。两人爱情的开始是有传奇色彩的：余永泽在大海边抱住了想 跳海的林道静，救下了这个年轻的生命。他是林道静爱上的第一个男人，或许也是第一个爱上林道静的男人。
对这个人的面貌描写，从一开始就是中性的：小眼睛、黧黑的面孔、 薄薄的嘴唇。而且有一个我认为相当重要的细节：余永泽是有太太的，只是在认识道静不 久后就病死了。也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伏笔，余永泽并不是我们心目中英雄的形象，虽 然在文章的一开始，他确实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的。“道静对这个突然闯进生活里的青年， 带着最大的尊敬，很快地竟像对传奇故事中的勇士侠客一般的信任着他。”“这个大学生不 仅善良、热情，而且还挺干练。”[13] “林道静的心里渐渐充满了一种青春的喜悦，一种 绝处逢生的欣幸。对余永泽除了有着感恩、知己的激情，还加上了志同道合的钦佩。短短 的一天时间，她简直把他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14]清纯幼稚的林道静就这样爱上 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余永泽，并且成了爱情的甜蜜俘虏，做了余永泽 的爱人，和他同居了。在北京的日子里，林道静找不到工作，在家做主妇，和一些进步的 同学接触，最重要的契机是她认识了卢嘉川，于是，林道静和余永泽的路就渐渐岔开了。怎么看待余永泽？又如何看待余永泽和林道静之间的爱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琢 磨，可以说：余永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因为他身上充满了正常的人性。
是林道静变了， 而余永泽一直在那里。余永泽对林道静的爱，从开始来说，确实是真诚的，也可以说是原 始的。这是一个正常男性对美好女性的爱慕，爱她的美丽与纯洁，爱她的热情与坚毅。余 PAGE PAGE 9永泽的爱情是热烈的，从他对林道静的在乎可以看出来；也是持久的，直至林道静离开，其实都未曾改变。 余永泽接近胡适，接受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也是为了前途着想，他曾经这样表达：“我心里确实有些苦闷，因为，你想，我已经有了家，有了你，当然以后还会有小孩。 要是为过去那死了的黄脸婆我倒可以不着急，但是，现在是你呀。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 可是职业还毫无门路，到那时，家庭不会再供给，我带着你怎么生活下去呢？”[15]如果 我们忽略时代和政治背景不谈的话，那么余永泽的苦闷简直是全天下男人的苦闷：怎样让 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得更好？但这本来属于人之常情的唠叨在已经被时代异化的林道静这 里，却变了味儿。“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的虹彩，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 林道静和余永泽两个年轻人都慢慢地被现实的鞭子从幻觉中抽醒来了。……余永泽并不像 她原来所想的那么美好，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渐渐全部消失。
他原 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16]裂缝就这样出现了，谁对谁错， 如果离开了政治，我们会如何评判呢？而政治，本来就不应该是评判爱情的标准。生活都 不是，何况是那么风云变幻的政治？所以说，余永泽做错了吗？也许他只是做了他自己。 他摆脱了时代政治的异化，却被政治孤立了。在小说中，卢嘉川和林道静的正面接触并不多，只是卢嘉川主动找林道静谈了几席话， 送了几本书，林道静在几次游行和集会中见识了几次卢嘉川的飒爽英姿。他们之间在哪一 刻生发了爱情？与余永泽那有着救命之恩、知遇之恩、耳鬓厮磨的爱情相比，哪一个更有 力量？哪一个更让一个正常的女人向往？卢嘉川与余永泽之间，与其说是男人间的较量， 不如说是时代与情感的较量，而且最终前者胜出了。卢嘉川的被捕是林道静离开余永泽的契机。就在那天晚上，林道静呆立在院里担心着 卢嘉川，余永泽也在屋中等待着林道静。“显然，因为等她，他也没有睡觉”。[17]余永泽 固然有着他的缺点，但却让人感受到一股人气，这股人气便是他对一个女人出于本真的爱， 而不是工具性的、功利性的。在这里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作者杨沫对余永泽的某种肯定。在《青春之歌》这个文本的显在层次上，也就是政治层次上，毫无疑问作者对余永泽是持批 判态度的；但是在文本的深层意义上，女作家对余永泽的真情则是肯定的，一夜不睡只为 了守候自己的爱人，这是多么温暖的描写。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作家的声音是双重的，也 许杨沫自己也没有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表达的这种复调般的情感（如果她感觉到了， 也就不会这样去写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是女性内心深处对真爱的呼唤。而卢嘉川，他 是一个十全十美的革命者，却不是真正的人，他只能出现在小说里。或许可以说，余永泽压制了林道静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的发展空间，只能让她在家里 围着锅台转，但从根本上来说，那并不是他的错，而是整个社会和时代使女性无法施展自 己的才能。卢嘉川让林道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是解救了她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 并不能就这么认为。因为他让林道静失去的是另一种更加宝贵的东西——女性自我。戴愉，这个人不得不提一提，他是《青春之歌》这部小说中出场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PAGE PAGE 10几乎贯穿始终，而且身份复杂，这也注定了他心理的复杂。戴愉是一个出身大地主家庭的革命者，后来禁不住诱惑投降了。他的种种出卖同志的恶劣行径暂且不提，我觉得他和王 晓燕之间的爱情倒值得探讨一下。一般人们会认为：爱情是一种高尚的感情，也只配高尚 的人拥有。像戴愉这种大叛徒是不配拥有爱情的，他对王晓燕的接近只是一种无耻的利用。 但从字里行间，却依稀能够看到戴愉确实是把晓燕当作他的灵魂的镜子的，“他的黑暗丑 恶的灵魂在这善良而纯洁的心灵面前似乎也感到了一阵按捺不住的战栗”[18] “在他腐 朽的心灵里，只有晓燕的爱情还给他卑贱的灵魂留下了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但是这火花 是怎样的微弱呀。
他戕害了自己，戕害了许多人，最后又在戕害他自己心爱的女人王晓 燕……”[19]“当着那个瘦削的丑陋的女特务，他是卑贱的惟命是听的奴才；但是见了晓 燕，他又俨然是一个正派的沉默而持重的君子了。”[20]他对王晓燕确实是有爱情的，爱 情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一种救命稻草似的爱情虽然过于功利和严重，但我们却没有权 利去否认它的真诚。这种没有墓碑的爱情，谁又能够见证和评判？有着隐约人性的，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人寻味的人物——陆晓平。他出现在陈学昭的小 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陈学昭是一位有着法国留学背景的女作家，由于长期接受西方 思想和文化的熏陶，无论是她的人格还是文格，都与一直在国内环境中土生土长起来的女 作家们有着显著的不同。《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小说就处处透着一种不同于那个时代的 气息，显得有点过于自主、过于洋派、过于神秘，和那个红色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与那个要求高度统一的政治集团也有些落落寡合。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文本的不同寻常， 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被定了罪。而且这几乎成了文坛上的一个新闻，杨沫也在自己的日记 中记了这样一笔：“陈学昭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刚一 出版就被打回去了”[21]。
《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从题目上看起来如此积极的小说却在刚刚出版之际就被打 回，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小说并不像它的题目那么符合新中国的胃口，而是一部接近自 传的纯女性的文本：“《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以作者本人的经历为蓝本，描述了‘五 四’时代的中国女性，跨越几个时代，为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争取女性的职业地位，在 传统与现实双重挑战的夹缝中倔强挣扎的过程。”。[22]文中用了大量篇幅塑造的贯穿小说 始终的李珊裳的丈夫陆小平，对于小说的无法出版，他应该负起相当大的责任。这个人是 活灵活现的，因为作者从多个侧面描绘了他，他几乎是一个庸俗大众的缩影。他精心地为 自己的生活打算着，求学、追求珊裳、回国行医甚至投奔延安，都和他自己的打算有关系。 他在平时的生活中喜欢和太太们聊衣服的布料、剪裁、打扮；他热心地布置自己的小家， 也这样要求珊裳；他评判珊裳的每一位异性朋友，并且把他们说得一文不值，等等。如果 陆晓平找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眼界比较狭小、对家庭生活比较感兴趣的太太，也许他可以生 活得很幸福，但偏偏李珊裳却是一个理想化的女性，她追求的是更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或许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不是新中国倡导的女性解放、独立，甚至不是革命理想，或许 是西方民主所倡导的人类生而有之的权利——自由，尤其是女性的自由。
但这对十七年时 PAGE PAGE 11期的女性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国家的民众都没有自由，有的只是服从，和被煽动起来的盲目的热情。 陆小平这个角色显然不是女主角李珊裳理想的对象。从小说的开始，李珊裳对男性就有一种抵触和羡慕共存的矛盾情绪。“珊裳对于哥哥们，却怀着极端的畏惧，她总是担心 着怕做错了什么事，犯了什么过失，要受到不可想象的责备，内心深深地羡慕着男性的权 威和尊严。”[23]类似对男性和男性统治的这个社会的控诉几乎遍布整部小说，例如：“她 抱着一种憎恶而敌视的心情看待男人，不仅仅因为做官的都是男人，他们代表着权力，他 力像山一样的高而大，遮盖着整个地面，他们还常常是恶棍，是‘中山狼’，是女人的灾 难。”[24]在一部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发现这样鲜明的女性自我主体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陈学昭给我们塑造的这个陆小平，大概是为了表达她的一种不屑，但是她却和这个男人一 起生活了十几年而无法摆脱，或许是因为这个理想主义的女人对凡世生活的依赖。如果不 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也许他们也可以像平常夫妻一样踏实地享受人间天伦之乐。和革命越接近，李珊裳对陆小平就越不满，似乎陆小平就是革命的对立面。
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也确实是这样。陆小平所代表的是一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的家居生活，而李 珊裳所追求的却是与革命有着相同性质的理想。从整个文本来看，作者对男女主角的塑造 又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二元对立，作者对陆小平的感情其实是复杂的，李珊裳和陆小平的结 合除了男主角的穷追不舍之外，还有女主角自身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尊重和对陆小平身患肺 病的同情。医生是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虽然在陆小平的心中这只是一个谋生的饭碗，但 在珊裳心中自己丈夫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本身始终是神圣的，陆小平的医生身份也是他们去 延安的理由之一，当时延安的医护人员非常紧缺。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是因为陆小平 的职业，成全了李珊裳的追寻革命的理想。陆小平身患肺病，李珊裳最初选择他，很大一 部分也是因为出于同情，在照顾丈夫——男性的时候，应该也是珊裳最“爱”陆小平的时 候，这个时候的珊裳大概体味出了女性在男性面前的尊严和重要性。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她总是带着一种近似宗教的虔诚心理看待他和她的关系，以及他的职业。”[25]在陆小 平身上，李珊裳（或者说作者自己）在努力的映照着女性自身的价值，也在努力的寻找着 男性的优秀（比如职业）。
如果不是因为两人在第二次到达延安之后陆小平的外遇，李珊 裳会继续努力地把这段并不美满的婚姻维持下去。因为她并不奢望在陆小平身上找到她想 要的爱情：“她以为爱情是一件高贵的礼物，是一件赠品，人们可以志愿地互相馈赠，但 不可以勒索，不可以骗取。至于结婚呢，那是打发日子，结婚不可能妨碍她真正的爱情。” [26]这可能也是她和陆小平结婚的情感动因之一。但是，这样一种结婚动机对追求人间常 情的陆小平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最终，琐碎的烟火的陆小平失去了自己美丽的太太，这场 失败，是人性输给了革命。同样是爱情输给了革命、人性输给了理想的较量，还有宗璞的《红豆》，只是在这场 较量中，爱情和人性输得是那么不情不愿，令人肝肠寸断。《红豆》中最让人感动的并不 是最后江玫对革命的选择，那只是一种升华而已。最美丽最感人的是齐虹和江玫之间的爱 PAGE PAGE 12情。我想那是真正的爱情，基于两个人对对方这一真正的人的爱慕。齐虹是一个活生生的恋人，而不是“只应天上有”的理想人物。他热烈地挚爱着江玫，因为这份爱情，他可能 会变得自私，脾气火爆，当然这也和他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但是性格上的这一点缺陷并没 有使他黯然失色，反而增添了他作为男人的魅力，《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先生不也是一个 有些暴躁的男人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女人的爱。
“他们的爱情正像鸦片烟一样，使人 不幸，而又断绝不了” [27]乱世之中的爱情，多种价值观、人生观强烈冲突下的爱情， 注定了它的坎坷和苦痛。在他们分别的最后一刹那，齐虹对江玫的爱，体现得更是淋漓尽 致，让人黯然落泪：“可是齐虹自己一点不觉得淋湿了，他只看见江玫满脸泪痕，连忙拿 出手帕来给她擦”[28]这感人的叙述语言是特别的：“小说文本内部存在着两种叙述者立 场，那就是革命者的立场和普通个体者的立场。作者以革命思想的逻辑和个人情感的内在 线索交替叙述。”[29]这种差别叙述使小说文本充满了一种情感的张力。江玫最后选择了 革命理想，或者也可以说，她选择了自己。就是因为齐虹有着那么强烈的人气，而且是男 人气，江玫与之在一起，或者将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也会在爱巢中失去自我。于 是江玫选择了留下来工作，至少在革命工作中，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只是这份自我价值 的体现同样让她付出了代价——女性特征的迷失，就像萧素一样。在那样一种社会情境和 时代环境中，如果说选择了爱情会使自我价值的实现变得不可能，而选择理想会又会使女 性价值的实现变得不可能，那么女人到底该何去何从？李纳的一篇并不起眼的小说《广阔的蓝天》中描写了这样一对情侣，女孩林筝和男孩 张明，他们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了一起。
毕业后林筝分到市立小学教书，而张明被分 到了乡下的一所小学教书。一个学期后，张明觉得自己不能忍受乡下那种单调的生活了。 因为“幻想和现实之间的路原来很长……”“人除了工作以外，还需要许多别的。”[30] 这个喜欢读诗、喜欢音乐、能用短笛吹优美舞曲的年轻人,他说的话难道没有什么道理吗？ 但是，在十七年时期，这样的想法确实是没有道理的，是自私的，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 价值观依然如此。林筝这个坚强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女孩儿，最终割舍掉了爱人，决定自己 留在凤村，为这里的孩子们送去知识，支撑她的信念是“读涅克拉索夫的吧，我喜欢他的 诗；他描绘的女性，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她们圣洁、庄重、勇敢，为真理，敢于面对 着死亡的威胁！这种俄罗斯女性的精神……”[31]看着这一对年轻人，怎么有《红豆》中 那一对的感觉？他们的相识相知是因为美丽的艺术，他们的摩擦又源于残酷的现实，或者 说源于那个时代。在人性受到压抑的时代，正常人性的展露反而是一种罪恶。余永泽、陆小平、齐虹、张明，这几个人物都是被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抛弃的人。 女性们在对自己的另一半——爱人的描写中，相对于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倾注了一种 真情。
男性本不是完美的，就像女性本不是完美的一样，在讲求完美主义的十七年时期也 依然如此。他们被那个时代所摒弃的一面却恰恰是人性的，这些仅存的人性就是十七年时 期猛烈批判的“资产阶级人性”。毫无例外的，他们都输给了爱情，失去了自己所爱的女 人。与其说他们输给了爱情和女人，不如说他们只是输给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女作家 PAGE PAGE 13们在创作这一类型的男性形象时，一般是把他们放在一个被批判的角度上的。但是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笔下无意中透露出的点点滴滴又是非常温暖的人性化的，这些被抛弃的 人们身上也不乏可爱和真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矛盾。女作家们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感召下， 都是主动积极地向主流价值观靠拢的。但是在潜意识里，她们对人性的东西又都是向往的。 思想的表层并不能够完全遮蔽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东西，可以说，女作家们塑造的这些男性 形象，都有了他们自己在文中独立的风格与价值，而这些文中人物身上独立出来的东西与 她们最初的创作意图并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在这样一组矛盾中，恰恰能够体现出女作 家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她们真诚的拥护共和国的一切，但那个激进火热的时代又不能够 满足女性内心深处的对平凡、柔情、烟火生活等等的向往。
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进行的 创作，文本中就会出现不少裂缝和复杂的情感层次，虽然很多时候这些是女作家们自己都 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的。在那个只讲阶级、不讲人性的时代，男人对女人的爱，是阶级之爱， 而不是人之爱。无论如何，余永则、陆小平、齐虹、张明们都曾给女人带来过爱情的甜蜜， 爱的权利也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在女作家们的笔下和读 者的心中，都给他们留下了一角空间，只因为他们带来的那一丝同类的温暖。2.2 暖人心——心底的爱人并不是只有在那些被抛弃者们的身上才有人性的体现，纵然是十七年时期那狂飙突进 的年代，女作家们的笔下依然点点滴滴地流露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温情与人性。这些流露 在女作家们似乎是不经意的挥洒之间的人性，是战争年代积蓄的温情。她们告诉我们：顽 强的战士、坚强的工人们的身上依然有温暖的血液在流淌。草明的长篇《乘风破浪》中的宋子峰，是一个在工业题材中不多见的让人印象深刻的 人物。他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又是多方面的，因此这个人是立体的，而不是纸片般的单薄。 在他身上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矛 盾。小说中对这一矛盾便有非常明白的表达：“看见他工作时那个忘我的热劲儿，看着他 那股认真负责精神的时候，我立刻想到党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党员的，过去战争的年月又是 怎样锻炼了他。
……可是，一想到事前他不听老工人的话作各种防备的工作，我又觉得他 固执得实在叫人讨厌。”[32]这并不是宋子峰的缺陷，而是他的阶级让他有缺陷，或者说 是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为了突出政治目的而使他的某些优点异化成了“缺陷”。但 也正因为他有了这种种“缺陷”，比如知识分子的傲气，对政治的冷淡，对孩子的热爱， 都让他具有了超时代的意义。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厂长，他相信严谨的科学，不相信所谓 的政治热情鼓动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躁冒进的 社会背景下，草明最终让厂长意识到自己错了。宋子峰难道就没有自己对的地方吗？他的 与新中国的浮躁冒进毫不相称的严谨理性恰恰是他最可宝贵的品质。草明被誉为“中国工 业文学的拓荒者”，她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是主流的，但像宋子峰这样主流的人物形象依 然有着自己不同于其它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味道。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草明的文章：“以你 PAGE PAGE 14的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33]女性作家的创作无论多么中性，必然会在某些方面留下自己的印迹。比如作者对宋子峰与妻子在读书期间谈 恋爱的细节描写，是那么的诗情画意。
《青春之歌》中的第二男主角江华简直就是第二个卢嘉川，我想作者也确实是按照这 样一个思路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但是二者最显著的区别是：江华更像一个真正的人。 只因为这样几个细节：“夜深了，江华还没有走的意思，道静挨在他的身边说：‘还不走呀？ 都一点钟了，明天再来。’江华盯着她，幸福使他的脸孔发着烧。他突然又抱住她，用颤 抖的低声在她耳边说：‘为什么赶我走？我不走了……’”[34]这大概是全书唯一一次隐约 涉及到革命者的欲望的描写，但却那么让人感动！“道静烧了一壶开水，把馒头烤热；江 华熟练地切着肉丝，切着青菜，把小刀在案板上剁得叮叮当当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不仅会切菜，江华还会炒菜。他把菜熟练的炒好，道静安排好了碗筷，他们俩就围着火炉 热腾腾地吃起饭来。吃完饭他又帮助道静刷干净碗筷，收拾着屋子。他的动作敏捷熟练， 做这些事像是一种休息和娱乐似的”[35]女作家杨沫在描写这充满了温情的居家场景时， 心中对此肯定也充满了向往与爱恋。对这些所谓“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便是比较鲜 明的女性烙印。在十七年时期，大多数作家是不屑于做这样的细节性的没有激情与力度的 描述的。而恰恰是这些充满了柔情的细节描写，在女作家自己都不经意之间，流露出了她 们对于家庭生活的爱意，也就是几千年父系氏族社会所形成的女性的天性。
文本大概用了 两页的篇幅，来描写江华居家的一面，让每个读者都会相信：这位坚强的革命者，也会是 一个好丈夫的。文章中还写到了江华儿时的调皮捣蛋和苦难的家境，这都是他之所以成为 现在这个样子的契机和起因。而卢嘉川，像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他的性格和信仰都缺乏必 要的支撑。江华对林道静的爱，比起卢嘉川来似乎更合情合理一些。这个时候林道静已经 转变了，他们二人可以说是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在同一个信念之下迸发出爱的火花，也 是人之常情。此时林道静的生活是艰难的，志同道合加上患难之交，他们的爱情就不是那 么勉强和脆弱。江华身上这一丝人性的气息，让女性们感受到了一种人间烟火，除了革命， 还有爱情、生活，和几乎所有女性都向往的安宁平和，这是一个真正的爱人应该给予的。除了这些改革家、革命者等大人物，小人物也有着他们的情与爱。茹志娟的短篇《新 当选的团支书》中塑造了一位俏皮的年轻工人曾小保的形象。他性格中的风趣幽默、体贴 关怀、举重若轻等都像一股清新的微风吹进了人们的心中。他不再是模式化的劳动模范、 战斗英雄，而是每个人的身边都会出现的人物。他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会在年轻姑娘面 前说俏皮话，做调皮事，惹得姑娘们表面上讨厌他们的轻浮油滑，却又忍不住心里偷乐。
文章中对曾小保的描写是活灵活现的，这是十七年文学中少有的塑造的有血有肉的男性人 物之一，虽然作者只是寥寥几笔的刻画，但是却很传神的表现出了人物的精髓，哪怕是描 写当时的工人几乎都具有的主流的精神面貌——坚强时，也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象上 次他收集废铁，把脚压了，脚背肿得象馒头，脚趾甲也压掉了半截，可是他一跳一纵的跑 到车间里，还对大家笑道：‘铁拐李动凡心了，也想到红尘来做做劳动模范哩！……’他 PAGE PAGE 15就这样，好像世上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犯愁的。”[36]用如此轻松的语气描写一位工人的坚强和积极，是女作家们内心轻盈的表现。 在十七年文学中，爱情似乎成了文章的点缀。如果写到了这人间最美好的感情，似乎就一定是要为更高的情感与精神服务的。但是这篇《新当选的团支书》中描述的曾小保与 何雯仙的爱情，却是那么的真实感人，这份爱情不是口号喊出来的，也不是惊心动魄的事 件中凸显出来的，而是在曾小保一点一滴的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他帮何雯仙拿小板凳垫脚 写通知，帮她擦拭车床，时刻关注她的精神状态，这一切似乎都说明曾小保是爱何雯仙的。 作者对曾小保的爱情行动的描写，也从某一个侧面表达了女作家自己的爱情观：爱情并不 是靠语言表达出来的，而是靠行动表现出来的。
并且表现爱情并不需要什么崇高的伟大的 形动，而只是体现在微小的但却必须的生活细节当中。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属于女性的保守 的爱情观。在对曾小保的这些细腻的爱情小行动的描写当中，我们能够体味出女作家对这 一人物形象的赞赏与认同。但一直到文章的最后都没有点明二人之间的爱情，文章的结尾 只是说到了团支书何雯仙认识到了自己政治和思想上的渺小和落后，并没有涉及到他们的 那份单纯到没有任何杂质的爱情。也许那只是曾小保一个人的爱情，这份爱情是属于普通 的姑娘何雯仙的，而不属于“团支书”这个政治的化身。相对来说，茹志娟的创作在十七年时期是具有非常典型的女性特点的。除了上述提到 的这篇描写工人形象的《新当选的团支书》，她写于 1958年3 月的《百合花》可以说是她 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号称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男主角自然是这位不满十八 岁的小战士，他羞涩、腼腆，没怎么接触过女同志，因此会害羞，甚至冒汗。他的魅力就 在于他的真实，就象上一篇中的曾小保一样，他们不是作者因为要响应国家的文艺号召而 生硬地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而是作家们从现实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他们是那么真实生 动，有缺点也有优点，只有这样的有七情六欲的人，才会引起现实世界中的读者们的共鸣。
而且他身上的那种没有任何杂质的纯洁如百合般的气息，也是女性们非常希望能够在自己 的爱人身上找到的。他们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就是一个个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普通人，但 是在特殊的战争年代，这些普通的人被时代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异化，变 成了另外一个什么形象。茹志娟所描写的便是那些被异化之后的内在的那个普通人，真正 的人。她的另外一篇不那么为人们所熟知的小说《黎明前的故事》，写于 1957年1 月。这篇 小说中，也同样有这样一位充满了人性的人物。小说塑造了秦易名这一形象，他三十多岁， 高大结实，络腮胡。这个男人白天不去上班，而是给老婆孩子洗衣做饭，他是儿子女儿的 好爸爸，妻子的好丈夫，乡亲们的好邻居，甚至被周围的人们叫做“老好人”、“呆子”、 “娘娘腔”。这个情境下的秦易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居，一个家常的好男人。但是 他的真正身份却是一位地下工作者，直到他被捕，才又体现出了这个男人的另一面：坚毅、 勇敢、有信仰、有追求。秦易名的塑造可以说是一个突破，理想人物也可以拥有温暖的人 性，只要有适合人性展现的理想环境，比如和平。这大概是女作家塑造的最完美的人物形 PAGE PAGE 16象之一，也是女性们内心所寻找的爱人，他们可以和女性一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在关键时刻又能够体现出男性最勇敢坚强的一面，甚至可以为了理想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 这便是最完美的爱人，既满足了现实，又满足了理想。
刘真的小说《英雄的乐章》中，也对爱情做了非常细腻婉转的描写。清莲的爱人，一 位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英雄，并不是一个对爱情淡漠的人，他深深的爱着自己的女人。小 说中有一个令人感动的场景：两人分别的时候，我把你送过去，你又把我送回来，依依不 舍，直到黎明。在战争年代，每一次的离别都意味着永别。这位本应是钢铁铸就的汉子， 此时心里的甜蜜与忧伤，说明的恰恰是战争的残酷。但也正因为战争的残酷，更衬托出了 爱情的宝贵。这篇小说有一定的纪实性，刘真的原名就叫青莲。她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大概流露了心底的这种想法：战场上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为他们心中有爱又恨， 或许就是这儿女情长的爱恨升华成了大爱大恨，使他们在战场上更加英勇，他们不是战争 机器，而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战争机器是激不起女性内心深处最崇高的情感的，她们心底 真正认可的是有感情的英雄。这也是小说最可宝贵的地方，它从一个侧面说出了现实的真 相：女性始终是情感的动物。但就是因为这一点，刘真受到了政治上严厉的打击。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在女作家们的笔下生动的展现，为十七年昂扬的文坛注入了一丝清 新凉爽的风，但是，女作家们几乎都为自己这些充满了人性的创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建 国以来，‘伪现实主义’的幽灵一直把持着文坛，稍有真实的、反应人性的作品出现便会 受到批判”[37]这是当时文人们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当然，同时期的男作家们也没能幸免。 但是可以说，女作家们遭受到的压迫是双重的。我想她们或许早已经极其敏感地意识到当 时那不可碰触的政治气候，只是作为女性的她们，又无法抑制内心或显或隐的对男性的某 些渴望与期待，创作这样令人感动的人物形象的冲动。再退一步说，她们其实一直在按照 党的指示，小心翼翼地摇动着那只笔，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主观上她们依然是为了迎 合那个时代的主流，为社会主义唱颂歌，“她一心想去歌颂，而忽略了怎么歌颂的问题”[38] 于是在高歌的时候，总会出现一点点的低吟，婉转幽咽，惹人不胜感慨，给这个活生生的 世界，涂抹了几分柔润的颜色。女作家们在塑造这些充满人性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她们不 仅仅意识到了自己是女性，更意识到了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是属于整个人类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斥责腐 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39]大多数女作家作 为一名知识分子，都希望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思想上的独立性（虽然这在共和国初期几乎 是一种奢望），哪怕是面对她们所信仰的政治，她们依然愿意保持自己所独有的那一部分， 这也是她们作为人、作为女人最可宝贵的一部分，这是无法泯灭的女性天性的流露，她们 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女作家们在寻找着自己的爱人，也苦苦寻觅着人间至情，但是即使描写到爱情，也仅 仅止于精神之爱，找不到丝毫的对肉体和欲望的叙说，这对女作家们的表达产生了一定的 抑制作用，“放逐了身体与欲望的书写，无疑同时放逐了女性主体的性别身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主体自我表达的书写空间。”[40]因此可以说，十七年时期女作家创作中的女性特质确实是有限的。3. 血脉的传承——寻找父亲共和国在一片热血沸腾中成立了，它以一种异常孤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几 千年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世间万物都应该有父有母，有所依托， 这个想法在唯物主义者们的潜意识中并没有完全消失，也相应地反映在了更敏感的女作家 们的笔下，因此才有了她们对那么多的父亲形象或类父亲形象的塑造与描述。她们跟随着 时代的发展从一个社会形态走入另一个社会形态，无论现实怎么变化，内心中依然渴望找 到自己的精神之父甚至肉体之父。于是那些承载着旧社会的苦难，沐浴着新社会的雨露的 老农民、老劳工们，就被赋予了“父亲”这一社会符号的内涵。他们用自己的半世辛劳时 刻提醒着新生的孩子们：感恩现在，牢记苦难。对父辈的寻觅与描写，既是女性们对共和 国的尊重，更是她们在面对着巨大的时代变迁时对自己内心惶恐的安慰，她们通过对“父 亲”这一形象的描述，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我们从那里走来。
3.1 土地般的厚重——农民父亲依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政治统治高度统一到几乎是强权的时代，作家们无法完全 摆脱外界的影响。所以，作家们塑造的工人和农民形象不可避免的是为政治时局所迫。正 如吴秀明所说的：“十七年的文学文本是受压抑的，它的显性乃至隐形层面都明显地烙上 那个时代共有的印记。作家不可能真正排拒外部政治权力对它的控制和渗透，它的文学文 本写作也不可能不具有现实的指向性。”[41]但是在“写作”这个私人过程中，大多数作 家的个人主体性表达也是不可能被完全泯灭的，在塑造主流人物的同时，我相信，也依然 有作家自身丝丝的个人情感甚至历史情怀的渗入。因此，农民话题，对女性作家们来说， 不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更是对自己的根源的追溯：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农村包围 城市而取得的胜利，使得农民，尤其是从旧社会一路蹒跚走来的老农们具有了不一样的意 义，他们是历史进程的人证物证，是万千革命者们的生身之父，甚至再生之父。描述他们， 就等于是描述自己的来路。菡子的短篇代表作《万妞》中的詹老爹，不仅将革命的后代万妞抚育成人，而且极有 远见地把自己带大的孩子送还给教育环境更好的部队去教育。对长大以后的万妞而言，他 不仅有养育之恩，更有培育之恩。
这个普通的老农，就是典型的父亲形象。他是革命者的 后代——万妞的养父，也就是革命火种的培育者。他不仅是万妞肉身的再生之父，还是她 的精神之父。对一些有着幼时从军经历的女作家们而言，詹老爹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形 象。依据现代的精神分析学说，似乎女性们对自己的父亲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爱人可以 不够完美，但是对于父亲，哪怕他不够完美，女儿们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将他们塑造成为 一个完美的人。詹老爹几乎就是一个模范。相对于万妞的养母詹大娘来说，詹老爹似乎显 得过于冷酷了一点：自己养大的女儿怎么就舍得送走呢？但是这恰恰又体现出了他理性的 一面，父亲最有力量的一面便是理性，正是这份理性，重塑了女儿的一生。 PAGE PAGE 19茹志娟的《第二步》中塑造了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老支书的形象。他是年轻的女孩儿阿芹的引导者，当阿芹要为自己不小心犯下的错误辩解时，是他执着的目光让受了委屈的 阿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大风警报来临时，是他到处巡视，悄悄做好每件事情，不让 人民财产受一点损失。就像阿芹感受到的：“不过一有难题，她就跑去问老支书，于是难 题也便不难了。”“好像整个村子里都有他，件件事情里有他，家家户户，人人心里都有他， 他好像是生活里一个轴心，大家从来也没想到要称赞他，也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缺少他。
大 家少不了他，信赖他。”[42]他是整个村庄的主心骨，用自己的经验和踏实引导着年轻人 们。这位老支书的形象，便是女作家们客观上塑造出来的共和国父亲的形象，他们传承着 可以让共和国顺利走下去的那些优良的传统，这便是血脉。比较典型和明晰的父亲形象出现在李纳的短篇小说《爱》中。父亲老赵是一位受尽了 苦楚的庄稼人，他为了给儿子小福治病，无奈地卖掉了自己的老婆。儿子小福长大后，在 局里工作，成了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在这里，父亲的形象非常突出，卖妻救子的行为也发 人深思，这提示我们：父子关系是第一位的，因为在妻子和儿子之间，他选择了牺牲前者。 这位已经是惊弓之鸟的父亲深怕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天天去局里让小福跟他回家，让孩子 不胜烦扰。小福的领导——青年团支部书记李平通过说服教育，并且让这位父亲实际去感 受孩子的工作环境，终于使父亲相信了：孩子在这里会过得更好，成长得更快。最后，这 位舍不下儿子的老汉，竟然主动把孩子送上了朝鲜战场。父亲和孩子的矛盾是由亲情产生 的，但却由政治解决了。一个如此感性的题目，讲述的却仍然是一个主流的故事，但是在 主流之外，我们是否能够感受到别的一些什么？这位父亲是无奈的，他对儿子的爱是出于 本能的，因此也是自私的，这份自私的爱并不能够兼容于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只有老赵送 儿子去了战场，他和共和国共同拥有了这个孩子，或者说，他把孩子贡献给了国家，一切 才得到了解决。
女作家们刻画的农民父亲形象并不少，他们几乎都有着相似的面孔：沧桑的、踏实的、 勤劳的、善良的，但也有着农民特有的固执和落后，那都是农民父亲身上流淌着的最为我 们所熟悉的东西。正是这一切，让女儿们感受到了一种踏实和安全。踩着他们的脚印，似 乎就是伏在父亲宽厚的背上，显得轻松一些。3.2 火热的激情——工人父亲如果说描述农民父亲是描述自己的来路，那么描述工人父亲则是描述自己的去路。她 们从那条路上走来，在社会转型后又该走向何方？背负着几千年历史重负的农民父亲们无 法再给自己的孩子指出一条明晰的方向，倒是那些经历了无数风雨变幻、见多识广的老工 人们，或许能够带领孩子们走向一条比较平稳的大路，而这也仅仅是一个可能而已。韦君宜，这位以理性取胜的女作家，在《女人集》这部作品中，便给我们塑造了不止 一个这类老工人的形象。《家训——一个老工人的谈话》，是以一个老工人忆苦思甜的谈话 录的形式写就的。这个从旧社会走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这样诉说着：“过去的苦是真苦， PAGE PAGE 20弟弟被饿跑了，哥哥被害死了，老娘去给人家缝穷，我自己累死累活养不活一家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还要受挨打的耻辱。”他们走入了新中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
这虽然只 是一篇政治宣传品，但是却有它自己的客观真实性。建国初期，劳动人民的生活迅速改观， 除了有共产党的领导之外，和人们之前的基础生活水平太低也有关系，因为落差很大，才 给人们以强烈的变革的感受，因为之前有刻骨的仇恨，才会产生那么大的政治热情。一切 都是有因有果的，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现象自然也有它自己的来处，它自己的缘由。所以， 老工人觉得自己无以为报，他在当下的社会，才真正认识了之前的自己，这位走出了迷途 的父亲，是一个宣讲者的角色，他向年轻一代的人们宣传着过去的苦难和现在的觉悟：“流 泪有什么用？不过给耻辱挂上幌子罢了。”“想起从前受的那些耻辱，现在也都明白了，那 不是我一个人耻辱的问题，我本人没什么可耻的，我光有仇恨”。“仇恨仇恨！没有阶级仇 恨哪里有斗争？”[43]只有以父亲的身份出现的老工人才有这样的宣讲权利，他们既有过 去的体验，又有超出于农民的觉悟，他们不是根，而是枝叶，伸展，向上。韦君宜的另一篇作品《十五年后》描写了另一位老工人常泰珍。这位老工人有更加积 极的表现：早在 1944 年秋天他便已经在长辛店成为了党内的早期积极分子了。在这里， 有一个鲜明的个体陪衬着这位老工人——他的儿子小泰。
这个孩子也偷偷加入了积极组 织，一向老成懂事的孩子开始不回家了，让父亲感到不安。在父子间猜谜般的一来一去中， 常泰珍终于又在儿子的引导下重新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中。表面上看是小泰使自己的父亲加 入了组织，实际上父亲却比儿子早革命十五年，这十五年的差距，正是父辈与子辈之间的 差距，父亲才是儿子早期的潜移默化的引导者。这一篇和前面一篇都是写解放前的工人们 的斗争生活和思想印痕，本篇写得尤其好，好就好在文章中描写父子两人的神态心理的时 候都细致入微，真实感人。小说描述的主要对象是“觉醒的人”，描写这些觉醒的工人， 他们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用自己的奋斗换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真心明白共产党的好 处，也真心实意为共和国办事，这些男人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忠诚、热情、踏实，他们心 中有信仰，这在中国人中是不多见的，这种信仰便是共产党，其中不掺任何杂质，而且不 容亵渎。这位父亲不仅是共和国的受惠者，也是缔造者和参与者，因此他更具有典型的意 义，他是女儿们的精神引导者，使她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共产主义。《老华工》是一篇半纪实性的作品，通过真人真事改编而成。文章采用的是一种自叙 的方式，这就显得更加亲近直接，而且语言风格朴实自然，出自一位来自生活底层的工人 之口，更增强了一种说服性。
老华工在法国生活了十八年，加入了党组织，只惦记着自己 的祖国。在苏联学习一年后，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上海，却找不到接头地点，被逼无奈只好 去了自己较熟悉的郑州，但是在这里也找不到希望，又走。先回了一趟涿州老家，然后又 去了北京，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拿起了枪杆子。他根据一 些并不确切的消息在拒马河一带寻找队伍。终于找到了队伍八路军，便跟着他们一直战斗 了下去。这位老华工的特点便是具有巨大的主观能动性，他用自己的力量不懈的寻找、奋 斗，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添砖加瓦。这位老工人对组织的不断寻找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意义指向：只有找到了组织，革命成功，才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经受的不仅是生活的窘迫，还有精神上的苦闷。因此，这位老工人在引导年轻人的道路上有了更深一层的说服力。他 最担心的便是“人上了几岁年纪大概就真有点唠叨，有点爱操那多余的心了。我总怕人家 忘记了。”[44]每一篇回忆之前战争年代的文章几乎都会有这样一些提醒大家的字句：不 要忘记！一个老华工，52 岁才在延安工作的老华工，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什 么呢？我想不只是过去的苦难和仇恨，更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些父辈们为了后代而付出的 沉重的代价。
忘记了他们，便是忘记了历史，忘记了历史，便是背叛。人类生在这宇宙之中是孤独的，人类中的女性更是如此。她们没有一副强壮的臂膀去 为自己争取更多，甚至不能很好的保护自己，于是她们变得更加机警、聪明，渴望力量与 保护。父亲是最初的给予她们力量保护的人，对父亲的依恋即是对力量和保护的依恋。“十 七年”时期妇女们已经顶起了半边天，但已经在血液中流淌了千百年的对父亲的依恋并没 有消失，只是悄悄地改变了形象，那些老支书、老工人，就是父亲。他们用他们的半世沧 桑和粗糙的手掌，给女儿们以智慧和力量。对父亲形象的描写，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显现出多少女性特质，甚至这些篇章也没 有太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所有的文艺都是当时的一面镜子，即使是一面哈哈镜， 也多少会有真实情况的反射。女作家们的笔下，有不少对老农民、老工人的形象出现的父 辈描述，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她们倾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写作者的情感，更有一个 女儿的情感，她们不仅仅是父亲的女儿，更是共和国的女儿，而这些父辈的人，则是共和 国的集体象征。在这些父亲们的面前，这些懵懵懂懂的女性，才有前进的坐标，回忆的痕 迹，否则，她们将被悬空成一个孤独的个人，那是天性柔弱的她们所不能够承受的。
对父 亲的描述与回忆，便是对自我的寻觅。4．平等的尊重——寻找兄弟女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单纯的不讲任何条件的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强壮异性。 这种单纯的关系当然不可能在爱人身上寻找到，因为，以爱的名义连接在一起的男女两性 的关系总是有条件有代价的。单纯的依靠或许只能在没有这种情感的利害关系的兄弟身上 去寻找了。十七年时期女作家们的笔下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男性形象，他们与女性之间并没 有任何或微妙或复杂的情感关系，两性之间存在的只是单纯而又平等的关系。女性们和异 性朋友之间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有兄弟般的情感包含在其中。这些兄弟们陪伴 在女性身边，淡淡的，却是最安全最稳固的，有着一种贴心的温暖。女人们描述的那些斗 志昂扬、充满激情又贴近生活的人物，其实是她们自己所企望成为的他者，至少在那个年 代是如此。菡子的短篇小说《初耕》写于 1958年5月9 日安徽某国营农场，文章塑造了小阮这 样一个人物形象。小阮从一个放牛孩子成长为一位农场工人，并且是光荣的拖拉机手。这 个年轻人驾驶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在农场广袤的土地上驰骋，连续耕地四小时，文章细腻 地描写了他的心理变化和技术动作。最后他的成长与成功都归结到了车长的身上，这可以 说成是中国作家的领袖崇拜，又一个神邸的形象灵光一闪，作家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
小阮是共和国穷苦孩子们成长的缩影，他们具有英雄们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但是又因为 身份和成长史的问题，不是那么高高在上，而是近在眼前，好像是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弟弟， 他们英姿飒爽地站在我们面前，不是仅供瞻仰，而是可以亲切交流的。他们的童年极易引 起女性们的怜爱唏嘘，长大后的他们又让人觉得欣慰。这样一种写作模式完全符合女性们 母性的天性博爱。在这样一些看起来不痛不痒，似乎只是歌颂共和国的道具的人物形象身 上，细心发掘，依然可以看出一些女性的特质。文章最后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他和太阳 两个不知道是谁最早唤醒这沉睡的世界”。[45]菡子的文章写的细腻真挚，优美动人，总 是有诗一般的句子散落在文章中的各处，给人以超政治的美的享受。比如这部小说集中其 他一些句子：“顺着爬山的路，我爱在下处看它，它们也显得格外的绿，修长，文气。就 是在雾中，林间也是透明的，轻雾一忽儿飘了出去，化作山村的炊烟了。”“于是提起黄霉 天，就使人想到长着霉花的鞋膛，滴着雨珠的蓑衣，村舍低垂的烟幕，林间褐色的雾”“夜 间的绿色显得格外得翠；那丰满有趣的模样，也似在童话中出现，它们会跳起舞蹈来的吧！” [46]这些灵动的文字是女性们内在灵魂的闪现，即便是在性别特征并不明显的写作时代， 依然不会失去光彩。
韦君宜的《同伴》主要写了下放女干部林珊独自走夜路时的美好遭遇。虽然是坚强的 女干部，但依然是女性，内心总有一丝对无边的黑暗的恐惧感。当碰到一个愿意陪自己走 夜路的男性同伴时，他们便无所芥蒂地聊了起来。两个人在路上的谈话挺有意思。中心商 店的售货员小王自动地做起了一个引路者和照顾者的角色，因为他是男性，而且是本地人。 林珊接受这样的帮助觉得很不好意思，在“男女都一样”的感召下，她觉得受到这样的照 PAGE PAGE 23顾多多少少有一点被看不起的感觉。林珊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想顾虑是有特定的时代原因的。过度自卑的女性在长久的压抑之后，突然进入一个表面上大力宣扬女性解放的时代， 这样的新政策使她们的自尊心过度膨胀，样样都向男性看齐，这是“女性解放的大跃进”， 搞到最后便是物极必反，解放女性的政策反而伤害了广大的女性，使她们承担起了过重的 负担，包括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但是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林珊这位下放女干部， 在这漆黑的村路上承认了自己作为女性的弱点，她没有在男同志面前说大话，说自己一点 也不怕，而是在这个淳朴真诚的青年面前说：“‘实在黑的可怕！说实话，没看见你们的车 子以前，我真有点胆虚呢。’说完又不好意思地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