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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写于1976年，是探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文化危机、信仰危机以及解决这些危机路径的经典之作。作者丹尼尔·贝尔并没有将观点束缚在文化领域方面，而是纵观全局，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纳入到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去。
书中集中讨论了当代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脱节与断裂问题。在贝尔看来，随着资本主义200多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矛盾已经无法再用某种绝对原则或封闭式整体构造来加以概括。与之相反，他着重强调当代社会的分立和多原则支配性质，并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着手，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提出三大领域对立说。
三大领域对立说
1. 经济：围绕“效益原则”，呈现非人化特征
经济领域围绕着“效益原则”运转，这个以利润为目标的非人化体系固然能促进社会进步，但是作为代偿，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与经济共同体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促进社会享乐倾向。在历经科技和管理革命的改造之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分工严密、等级森严的自律系统。在经济领域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每个部分都严格地遵循这个体系中的各项标准，因为他们拥有利益共同体和相同的目标——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在这个目标的趋势下，经济体系中的个人成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人性变得自私和浅薄，经济领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非人化的特征。
2. 政治：围绕“平等原则”，加深了公众与政府机构间的矛盾
政治领域以“平等”为轴心原则，这样虽然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但因政府无法满足众多平等要求而使公众与官僚机构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相对于目前来说是具有很大的自由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机器扮演的角色还未成为瞩目的焦点。但是在上个世纪发生的各种经济危机以及其波及的其他领域中出现的不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状况下，国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不得不加强了对各个方面的干预和管理，将权利都集中到国家的手中。政治领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平等观念，在法律层面上的体现有法律平等、人权法案等相关条例。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暂时平缓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危机，但是由于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兑现相关承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深了公众与政府机构间的矛盾。
3. 文化：围绕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原则，具有反传统理念
最严重的问题发生在“文化”领域，文化领域以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为轴心原则，不再用历史和理性的角度来衡量社会，在退却中顽固地抵抗经济的主宰，这种断裂与抵抗，最终带来百年来经久不衰的现代主义运动。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是极端个人主义，这是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价值观。因此，现代社会的艺术和思想家追求的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贝尔认为，文化领域的改革不像经济和政治那样是进步的理性的，它是返祖的和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了各领域艺术家自由发展的空间，使得其有相对宽裕的空间自由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以及充分展示个性。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和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局面下，文化领域的变革也充分体现出其尖锐的一面，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特征具有很强的个性化、创新化和反传统理念。
享乐主义与宗教的衰弱
在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理论引导下，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两个主要的动力源，其一，“贪婪攫取性”，它提供“经济冲动力”；其二，“禁欲苦行主义”，它提供“宗教冲动力”。不同动力发挥出不同的效果，例如，在“经济冲动力”的作用下，人们乐于改造自然，发明创造；在“宗教冲动力”的作用下，资产阶级严于律己，追求财富。两种社会发展动力相互制约，在发展中寻求平衡。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体现出来的活力令人无法抗拒，与此同时，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对物质化的追求已经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宗教冲动力”衰竭，“经济冲动力”的地位和作用却突显出来，这个社会更多地充斥着世俗观念，而传统的宗教色彩不断淡薄，人们处理事情强调理性，而不重视道德伦理标准，人们大肆享乐，而忽视了社会公平，从而引发众多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
在贝尔看来，宗教的衰落过程表现为社会层面上的世俗化，即曾影响公众生活的宗教机构权威的降低，在精神层面上，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断裂，而宗教在这种断裂中遭到质疑和放逐。书中提到，资本主义中“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所强调的自我无限扩张精神，打破了宗教对自我的约束，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其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先劳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费心理，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导致了宗教精神的崩溃。
“新宗教”与“公众家庭”
宗教的衰落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凝聚力的消退和文化内部的矛盾，甚至使社会丧失凝聚力，使人产生精神危机。而作为宗教替代物的现代主义文化无法承担起宗教原有的任务，因为它提供的世俗意义系统是虚幻的。贝尔从人类的生存问题出发进行思考，认为所有阶段的文化都是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的回应，因而文化总是需要通过反复回到自身来不断确定自己的含义。基于这种文化观，他指出后期现代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宗教权威的瓦解与符号象征意义的缺失。面对日趋严重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为了重新获得一个意义系统，使人们依靠以团结社会，并把握社会现实和人类自身，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将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在前期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两条摆脱危机的途径：一是新宗教，二是公共家庭。
1. 新宗教：宗教的广义“崇拜”
贝尔认为，科技的发展虽然使人在自然面前前所未有的强大，但面对人类自身，在人与人、人与自我、人类善恶之争以及生存意义等问题上，远未有答案。他在书中提到，“人类既需要利用科学了解和征服自然界，也得依靠宗教来把握自己的文化。”无论是为了解决文化断裂还是精神危机，人类都无法离开宗教。因此，贝尔以极大的热情呼吁在后工业时代复兴宗教，在他看来，新宗教的建立是有必要的，他甚至为后工业社会设想了新宗教的表现方式和新宗教依靠的载体。
他提出的“新宗教”，并非传统宗教无差别的复兴，也不等同于有着全新教义和礼仪的宗教团体、宗教运动，而可以理解为类似于宗教的广义“崇拜”，建立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对社会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成为维持社会整合的精神支柱。它并不像原有教会那样，将信徒强行置于组织和纪律约束之下，而是自觉自愿领悟奉行的信仰。它注意后现代处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如对人性善恶的冷峻认识、对不可知力量的虔敬、对来日大难的先知和警醒、以及对现代人类无限扩张和自我实现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度等等，同时吸取现代人哲思中的自我怀疑和否定意识，不断使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一种寻求未来希望和世界意义、重新反省生命的终极价值问题的高度。
2. 公众家庭：主张绝对自觉性
走向“新宗教”的同时，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然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采用以文化来取代宗教的做法。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他提出了“公众家庭”的概念。他选择了处于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作为分析的对象，得到的分析结果是：前工业社会以机器的生产和运用作为关键和基础，但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以机器为主导的状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公众家庭就是为调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而设计的，它具备一定的宗教特征。在公众家庭中出现的这种文化特征具有绝对自觉性，而不是在外在压力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压迫性思想，由此可见，这种由内在自觉性产生的宗教特征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贝尔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内在联系性体现在心理作用。公众家庭在表观上集中了经济因素、增值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是以经济形态为基础，同时吸收了乌托邦、氏族公社等内容。考虑到“宗教冲动力”的缺失，贝尔在建立公众家庭时，增加了许多宗教特质，从而弥补信仰缺失的问题，提高公众家庭对未来社会的适应性。
3. 理想与现实仍存差距
客观来看这两个解决方法仍然存在着局限性。贝尔的“新宗教”理论，已注入了相当多的“世俗化”因素，并禀有了后现代品质，他不把宗教或神看做社会集团的象征，甚至不相信神秘超越性力量的集中体现——全知全能上帝的存在，从而缺少了信仰的具体对象；他只依赖人的自我意识对有限和无限、凡俗和神圣的认识和区分，从而相信较上帝而言更为模糊抽象的神圣事物和神圣领域的存在以走向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可靠性。
“公众家庭”则是建立在理想形态下的产物，现实可行性也缺乏依据。贝尔设想通过隔离社会矛盾的方式，来实现矛盾的消除，从而建立起“新教堂”。然而现实社会中充斥着高度理性化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公众家庭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和理想色彩，二者在兼容性方面严重不足，现实的权力网络必然会以自身规制，强烈地扼杀构建公众家庭的想法及行为。
读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不难看出贝尔是一位有着深层历史感和对未来有着敏锐意识的思想家，他在书中敦促着人们去呼唤精神的回归，如他所言，“在一定限度之内，人们可以重新创造自己和社会，但是有关力量的知识必须与有关其限度的知识并存。毕竟，这是有关人类状况的最古老最持久的真理——如果人类状况要继续维持其永久人性的话。”他的许多文化矛盾理论站在时代高度上对人类命运关怀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与深思。
李凌羽 | 文字
赵锡露 |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