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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
过程
成书经过
《中国文化要义》之构思约始于1941年，次年着笔。
1942年2月，49岁，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5月，53岁，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6月完成。
1949年56岁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为成都路明书店初版竖排本，文字多错落。因时逢解放战争，流传不广。1987年6月，上海学林出版社据作者生前订正出版横排本，该社编者曾作个别删改。
1990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时，又据路明书店版再次作文字和编排上的订正，并恢复删略字句。现据《全集》文本收入本卷，并再次据路明书店本和学林出版社本作文字上的订正和复原。
又，本书部分内容曾专文刊布于《文化杂志》等刊物。
作者简介
关于“梁漱溟”
“就是他”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1899年，6岁入中西小学堂读书。14岁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新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
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1988年6月23日，95岁，梁漱溟在北京逝世。
简介
关于本书内容
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仅就“思想”而言，梁漱溟的最重要着作或许是1921年出版时就轰动一时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仅就“行动”而言，他的最重要着作或许是1937年出版的总结近十年乡治运动经验的《乡村建设理论》。但如果确实要把梁漱溟当作“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当作“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么1942年着手撰写、1949年6月完稿的《中国文化要义》，无疑是他最重要的着作。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说法，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他的其他着述一样，充满着“问题意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梁漱溟毕生思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从小的方面来说，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生态度，或对于人生意义的价值判断，在西方和印度都与宗教密不可分，而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却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想的呢？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
思考
内容思想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中国文化要义》开篇即指出“法律制度”“为文化重要部分”，而与具有“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制精神”的近世西方的长处相较，“法制之不见形成”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既一般性地指称法制是文化地重要组成部分，又特别说明传统中国文化中缺乏法制，即此处所谓“法制之不见形成”之“法制”，当指近世西方意义上的“法制”，亦即孟德斯鸠氏“宗教、法典、仪文和习俗”四者分立意义上的“法制”。相较于前文所谓“老中国”之“政治问题”意味着“不成政治”或者“政治的没有”，“法制之不见形成”非指老中国没有“法制”或法律，而是说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西式法制，法律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规则的品格，毋宁，它笼罩于“礼”的网络之中，在出礼入刑的转圜中曲尽其有限的功用。所谓“礼－法”文化，概若如是。《中国文化要义》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
探寻中国问题经典论著
七十年常销不衰
《中国文化要义》从集团（集体）生活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
◎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
◎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
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
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
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
为此，近现代史论诚荐梁漱溟先生这部《中国文化要义》，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收藏最后正版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