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孝孺是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称其为“有明之学祖”，其正统论思想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乃至其最终“成仁取义”、舍身殉国的一个关键。目前学界对方孝孺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其正统论思想的专门探 讨尚不多，部分结论也存在偏颇之处。只有把方孝孺的正统论放到元明鼎革和明代开国之初所进行的政权合法性 建设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中加以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局限；同时，也只有将其放到古代整个正 统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才能了解方孝孺正统论的特殊贡献和价值。
关键词：方孝孺；正统论；华夷之辨；政治思想
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明台州府宁海县人，是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列为《师说》和《诸儒学案》之首，称其为“有明之学祖”，甚至比肩朱子，“盖千载一人也”［１］（卷４３，《诸儒学案上一· 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黄宗羲如此评价方孝孺，自有其根据，那就是其平生“以生民为虑，王道为心”，致力于“扶持世教”，“成仁取义”［１］（卷首《师说 · 方正学孝 孺》）。事实上通读《逊志斋集》就会发现，方孝孺的诸多思想，政治、经济、法律、儒学、文学、史学等，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而正统论作为方孝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恰恰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乃至其最终“成仁取义”、舍身殉国的一个关键。目前学界对方孝孺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其正统论思想的专门探讨尚不多，附带论及者容有，而专篇讨论者，笔者所见仅有向燕南《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一篇［２］。该文对方孝孺正统论的主要内容、特点、思想来源及其史学影响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惜乎未能完全展开，对方孝孺正统论所产生的明代之初特殊的时代背景、方孝孺正统论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其后世影响等着墨不多，从而也就不能使人明了方孝孺正统论思想的特殊贡献和价值，这是本文所希望弥补的。此外，近代以来，自梁任公《论正统》开始，人们对正统论多持批判态度，认为正统论只不过是一种政治需要，甚至认为是“伪命题”，是史学的“糟粕”，而究其实际未必尽皆如此，方孝孺的正统论即显示了传统正统论的某种真义和独特价值。
一、元明鼎革与方孝孺正统论思想的时代背景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和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它表达的是对某一政权是否合法及其整个王朝历史如何评价的综合判断，而由此正统观念出发，又影响到历代史书的编纂和书写，故正统论实为中国传统史学一极为重要之观念① 。宋代以前，人们多以五德终始说为基本框架来阐释历代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到了北宋中叶以后，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和理学的建立，充满政治神话和命定论色彩的五德终始说受到批判并趋于消解，而富于政治伦理和道德批评色彩的新正统论逐渐成为主流［３］。在这一过程中，欧阳修和朱熹的正统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入元之后，理学化的正统论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即蒙古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与传统儒家夷夏思想的矛盾。面对新的形势，郝经、许衡等 汉族儒士将理学中的道、道统、君统等概念引入正统论和华夷论，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４］（卷３７，《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这就突破了传统内夏外夷思想的局限，推动了元初汉族文人的积极入仕及蒙汉联合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建立［５］。而在这种蒙汉联合的政治文化体制影响之下，更进一步形成了元代正统论重一统及“君臣大义”而轻“夷夏之辨”的特点。流风所及，不但社会下层“胡风”盛 行，作为社会精英的汉族文人士大夫也普遍倾心向元，甚至明朝建立之后仍心怀故国，“多有不愿仕者”［６］（Ｐ７４１）。
如果说蒙元入主中原迫使儒家传统正统论和夷夏观被迫作出调整和适应，那么洪武元年（１３６８）明朝的建立则再次提出了这种要求。元明鼎革是以统治族群的变更和汉族政权的重建为表征的，曾长期被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场汉族民族主义运动。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对于元明政权变更的民族主义解释，是明中叶以后由于连续不断的外患刺激，而促使当时人重新对历史进行解释的结果。而近代中国由于外侮频仍、内忧外患，又重新唤醒并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解释① 。由于元明鼎革本质上并非一场民族革命，代元而起的明朝也就不能因此具备民族救星的属性而自动获得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由于朱元璋的贫民出身及其依靠“乱贼妖寇”红巾军起家的经历，难免被夷夏观念淡漠而忠君意识浓厚的元末文人士大夫视为叛逆；而明初实行的与元代宽松政策相反的以猛治国的高压统治，则更进一步加剧了部分文人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地主阶层对新政权的疏离，也就是说，新生的明政权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权认同危机。如何因应形势重塑自身形象以构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成为摆在明初统治集团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而重申夷夏之别和重建儒家秩序，“立纲陈纪”、“复汉官之威仪”，恰巧成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抓手。
不得不说，朱元璋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他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在维护国家统治上的重要意 义，故此他一反元朝轻视儒学、“蔑弃礼教”的做法， 大力提倡儒学，优礼儒士，广设学校，恢复科举，以四 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洪武元年明 太祖致书故元国子祭酒、衍圣公孔克坚：“胡元入主 中国，蔑弃礼教，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 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 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７］（卷３１，Ｐ５４９）明白宣 示了新朝的合法性及其继承儒家道统的意愿。洪武二年（１３６９）颁布兴学令：“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 旧。”［８］（卷６９，《选举志一》）明初又以“稽古为治”相标 榜，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指导，制礼作乐，广施教化，恢 复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申明我中国 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 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９］（卷３０，《御制大诰· 婚姻第二十二》）。朱元璋以儒家弘扬者和庇护者的身份自居，由此塑造了自己作为道统上一脉相承的古先帝王的传承者和圣君明主的 形象，也由此宣示了新朝的合法性。
除了褒崇儒学，朱元璋也特别注重以传统的华夷思想来构建明政权的合法性。虽然元明革命本质 上不是一场民族革命，但元代较为突出的民族矛盾还是存在的，汉人在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地位等 方面受到诸多歧视，传统儒家思想受到冷落，儒生不 被重用，儒家的修身治国理念在汉文化修养普遍不高的蒙古统治者那里常常难以被理解② 。至元末， 随着政治日益腐朽，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进一步 加深。故元末红巾军起义时打出的旗号便是“驱胡复宋”③ ，朱元璋北伐时更是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华夷之辨在朱元璋起兵和翦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建立之后，为构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政策被进一步强调，如褒崇儒学，制礼作乐、恢复先王之制等，这些 与蒙元统治时期完全不同的做法，本身就充满着强烈的“华夷”之别色彩，而明初对“胡风”浸染的旧风 俗礼仪的贬斥、禁断与革新，则进一步在社会层面上完成了华夷有别、内夏外夷从而确立新朝合法性的过程。
明初对社会礼俗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衣冠、婚丧和日常礼仪等方面。洪武元年，“诏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７］（卷３１， Ｐ５２５）；严禁有违人伦的收继婚，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１０］（卷１，《大明令·礼令》）；禁火葬；日 常礼仪等也向传统道德秩序回归① 。明初的礼俗改革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指导并在广大积极要求入世的儒生们的协助下完成的，是儒家精英和国家权力 合作，对民间社会进行儒家化改造的过程，它激发了 儒士们的道德热情，也推动了他们对新朝的归依和 认同。方孝孺的正统论乃至其整个政治思想，都是 在元明鼎革、汉族政权和儒家文化重建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
二、方孝孺正统论思想的主要来源、内容及其发展历程
方孝孺生逢元末明初，且其成长和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明初，元明鼎革、汉族政权的光复和洪武朝为恢复传统秩序和价值观念所作的努力，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方孝孺的思想特别是其正统论。从上节的 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洪武朝的文化举措透露着明显的“复古”和“华夷”色彩。复古是“复先王之旧章”，是以古圣先王的传承者自居，是企图以复古来接续新命。这种复古当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肯定和回归，而客观上也激发了人们对先王之旧章和周孔之道的学习热情。相较于“复古”，“华夷”具有更明显 的政治考量，他巧妙地置身于“复古”之中，通过对传 统儒家华夷之辨的发挥，达到排除已经落败的蒙元的正当性，进而树立自身合法性的目的。而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根本来说可以概括为王道政治和华夷之辨，而这两点，很明显的受到了洪武朝思想文化政策的影响。当然这只是大的背景，具体而言，方孝孺正统论思想与其家学渊源和游学的经历密切相关。
方孝孺出生于传统文化浓郁的浙东宁海，方家世代业儒，为礼义之家，但家产并不丰饶，祖辈亦无 显官要爵。方孝孺父亲方克勤，字去矜，号愚庵② ， 少有才名，有经世之学，遇元末战乱，避乱山林。明朝建立后被征召为县学训导，洪武四年（１３７１）被任命为济宁知府，对这一越级拔擢，平民出身的方克勤 及方孝孺感激涕零，“以为非常之恩”［１１］（卷２１，《先府君 行状》）。在任四年，清廉勤政。不幸受奸人诬陷而被黜，洪武九年（１３７６）又因空印案牵连而死于京师。方孝孺自幼从其父学，学问节操受其父影响极深。方孝孺有兄名孝闻，长孝孺八岁，亦勤奋好学，对孝 孺影响也较大：“先生在济宁玩索濂洛关闽之说，举 疑者以质于愚庵公及兄孝闻。先生之学故多得之庭 训。后先生尝曰：某所以粗知此道者，非独父师之 教，亦由吾兄之训饬也。”［１２］（Ｐ１６）洪武四年，方克勤赴任济宁，方孝孺随行，时年１５。在济四年，方孝孺 除了读书，还广泛交游，实地考察，学问长进很大： “侍先人北游济上，历邹鲁之故墟，览周公孔子庙宅， 求七十子之遗迹，问陋巷舞雩所在。潜心静虑，验其 所得，慨叹以为彼七十子者，纵颜、闵未可几及，其余 若樊迟、冉求辈，使学之同时，岂皆让之乎！ 但今世无圣人出，不得所依归，故不若尔。”［１１］（卷１１，《答俞敬 德第二》）其潜心向学及自负之情溢于言表。《释统》三篇即作成于在济宁之洪武七年（１３７４），时年１８。
在《释统》三篇中，方孝孺集中系统地阐释了自己对正统问题的看法。《释统上》首先提出问题：“仁 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术而守 者，汉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 之，无术以守之，而子孙受其祸者，晋也；其取之也 同，而身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号令 行乎海内者为正统耶，则此皆其人矣。然则汤武之与秦隋，可得而班乎？汉唐之与王莽，可得而并乎？”历史上情形各异、评价不一的王朝统统给予正统地位是否合适？如果合适，那么正统之名所立又何为？ 随后方孝孺重申了正统之名的宗旨与意义，即“寓褒 贬，正大分，申君臣之义，明仁暴之别，内夏外夷，扶 天理而诛人伪”。并由此出发，根据建立和持守政权 的差异，对历代王朝进行了区分，提出了他著名的正 统变统论：“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 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 管仲之意欤？奚谓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 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 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后， 亦不可继统矣。”《释统中》则阐释了区分正统、变统 的必要性和意义：“正统之说立，而后人君之位尊；变 统之名立，而后正统之说明。举有天下者皆谓之正 统，则人将以正统可以智力得，而不务修德矣，其弊 至于使人骄肆而不知戒。举三代而下皆不谓之正统，则人将以正统非后世所能及，而不勉于为善矣， 其弊至于使人懈怠而无所劝。其有天下同也，惟其 或归诸正统，或归诸变统，而不可必得，故贤主有所 劝，而奸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释统下》则 系统论述了正统、变统的相关书法，即书写体例，一如朱熹《通鉴纲目》中的书法，用以表明褒贬劝惩［１１］（卷２）。
从《释统》三篇的内容可以看出，方孝孺在其青少年时期对正统问题就已经有较为系统的思考了， 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中认为方孝孺的正统论源于金华学派的胡翰① ，是 不准确的。因为方孝孺作 《释统》时是在洪武七年，此时方孝孺尚未入宋濂门，更遑论得识胡翰了。洪武九年（１３７６）方孝孺往京师谒宋濂，遂受业于其门。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宋濂致仕还浦阳，孝孺往承学，学问日进，交游亦广，并在洪武十年获见胡翰，得 到胡翰的称赞［１１］（卷 ９，《上 胡先生第一》）。在浦阳苦学的几年，方孝孺学业精进，成为宋 濂的高足。其对正统论的思考和理解也更加深刻了，大约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１２］（Ｐ３６），方孝孺作了《后正统论》，对变统的细节问题、深层理论和蒙元的历史定位等作了系统阐述。
《后正统论》的主旨思想与《释统》三篇基本是一 致的，但对变统的阐释更加系统深入，并突出了夷夏 之辨。方孝孺认为正统之名，“本于《春秋》”，《春秋》之旨，在于“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 欲”，故正统之意，亦在于此。对于变统，方孝孺将之 归结为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并以《春秋》、《易》、《书》等儒经为依据，解释了为何此三者不可比于正统，即“夷狄恶其乱华，篡臣贼后，恶其乱伦也”。相较于《释统》，方孝孺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少数 民族入主中原的危害及如何处置这些政权。方孝孺 的论述显然是针对蒙元政权的，他严厉驳斥了归依 认同元朝正统地位的汉人儒士：“呜呼！ 其亦不察乎《春秋》之义，而甘为篡贼夷狄之归也。”然而元朝毕竟是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大一统王朝，这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对其采取完全抹杀和无视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况且明初统治者对蒙元政权也是采取承认态度的。方孝孺的做法就是存其统而不比之于正，并在书写上采取特殊的措辞：“不废其迹而异其辞，则其为戒也深矣！”［１１］（卷２，《后正统论》）
《释统》和《后正统论》是方孝孺正统论思想的主 要体现，虽然根本思想一脉相承，但前后还是有一些 差异的，如《后正统论》弱化了正统王朝的具体所指。《释统》中明确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包括三代和勉 强入围的汉、唐、宋，而《后正统论》中不再强调正统 所指，甚至之前被列为变统的秦、晋、隋也得以厕身 正统，“由周以来，秦、汉、晋、隋、唐、宋，皆尝一天下、主中国而朝四夷矣，正统必归焉”。再如变统三，《后 正统论》中明确三者为“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而 在《释统》中包括“戕虐乎生民”的暴君则不再提及。这也许可以理解为在君臣面前，方孝孺更强调对臣 的要求，贬斥篡臣；而在夷狄面前，不太完美的但实 现大一统的汉族政权也变得可以接受了。当然这也 是欧阳修、朱熹以来主流正统论的一般做法，方孝孺 只是做了一点妥协而已。
三、方孝孺正统论的特点、局限、价值与影响
方孝孺正统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前述的《释统》三篇和《后正统论》等文章中，主要内容是正统变统说，而变统三篡臣、女主、夷狄中，又尤其强调夷狄。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的内容，而不管是正统、变统，还是篡臣、女主、夷狄，蕴含在其背后的则是深刻的传统儒家纲常伦理和道德，重道义，重华夷，可以说是方孝孺正统论的两大基本特点，而其正统论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其终极目的则是为了推行其心目中的王道政治、周孔之道，而这也是理解方孝孺正统论乃至其整个思想的一把钥匙。
方孝孺正统论充满伦理道德色彩的特点与其个人的总体思想是一致的。方孝孺自幼受家庭熏陶， 钦慕古圣先王，其正统论的思想基本全部来源于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其对于正统的界定、对于变统 的论证，无不是以此为依据。如被奉为正统之宗的 三代，是“仁义而王，道德而治”［１１］（卷２，《释统上》），“立 变统所以扶人极”［１１］（卷２，《释统下）。其回答女后何以 不得为人主，引用《易经》说：“阳者，君之道也，夫道 也；阴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阴之得 中，阴乘阳位，必谆谆为之戒。…… 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则圣人之意可知矣。”［１１］（卷２，《后正统 论》）完全就是机械地照搬，当然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说服力，甚至显得有些迂腐。
对华夷的重视也是方孝孺正统论的一大特点， 开明代华夷之辨的先河。元明鼎革虽然是以统治族群的变更为表征，但在元朝败亡、大局已定的明初， 民族矛盾并不算突出，虽然官方也在通过制礼作乐、改革风俗等来表明华夷之别，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树立自身合法性的政治宣传。多数士绅百姓在思想观念上仍旧在故元的轨道上滑行，甚至明太祖本人也没有要真正否定元朝正统地位的意愿，相反为了安抚北元，加强对境内各族的统治，还得承认元统，“元 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 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７］（卷５３，Ｐ１０４１）。在这种 情形下，方孝孺的华夷之辨就显得有些突兀了。方孝孺在《后正统论》文后曾附记说：“自予为此文，未 尝出以示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或阴 诋诟之，其谓然者，独予师太史公与金华胡公翰而已。”［１１］（卷２，《后正统论》）显然方孝孺是孤独的，他曲高和寡的高论要到明中叶土木之变以后才得到回响。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方孝孺正统论也有其特定局限和不足。首先方孝孺的正统论在本质上是为论证明朝的合法性服务的。作为新政权的依靠力量和受益者，方孝孺虽屡遭父、师蒙冤而死之痛，但他对明太祖和明政权的感戴始终未渝，《逊志斋集》中称颂明太祖之文在所多有。这种倾向性使得他在阐释其理论时难免有所曲饰。其次其思想体系还不够完善，体系内部也有不能统一之处，如对于正统王朝的界定，秦、隋的正统与否前后不一；对于夷狄的界定，一方面以非其族类而加以排斥，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用夏变夷。再者如萧公权先生所言：“方氏以取位守位之正变，分君统之正变，而察其议论，实重取位而轻守位之标准。故正统继世之暴君得尊，变统继世之贤君并贱。”［１３］（Ｐ５０１）当然这些局限都是微小 的或可以理解的。
方孝孺正统论的价值主要有二：
一是重建了道义原则。虽然欧阳修已提出了正统论中“正”与“统”的统一问题，但现实中人们重视的还是大一统，其结果是易于诱导暴力，以至于生灵涂炭。正与统本质上是义利之辨、王霸之别，道义原则的重建，有助于抑制统治者的欲望和滥权，因为道义在公不在私，“势行于一时，义定于后世”［１１］（卷２，《释统下》）。同时，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也有助于促进社 会文明水平的进步，有助于政治伦理的建设。当然， 方孝孺正统论中的道义原则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 础的，是宋代以来理学影响日深的结果。将道义高 悬于世俗和强权之上，突出“正”在正统论中的地位 和意义，也极大地鼓舞了仁人志士对理想政治的追求，避免了正统论沦为帝王之术的附庸。
二是为如何继承蒙元的政治遗产提供了可行的 方案。元灭金宋，统一全国，在疆域上甚至远超汉唐，以异族而入主中原，打破了传统儒家“中国居内 以治四夷”的格局，这在明代以前是没有过的。“予 尝论正统，以为有天下而不可为正统者三：篡臣、女 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与于正统，古已有之， 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创见于近世，故学者多疑焉。盖蔽于闻见，而不暇思远览，胡怪乎其未之识也。”［１１］（卷１８，《题桐庐二孙先生墓文后》）南北朝时期及以后边疆 少数民族有不少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有的甚至与 汉人政权平分秋色，如北魏、金，但都不是统一的大 一统王朝，对此传统的夷夏之辨理论还可以应付，而 元朝的版图大大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政权，如何继承 蒙元的政治遗产并予以合理安置，传统的正统理论 无法涵盖和解决这一难题。这使得传统正统论中的 居正和一统进一步裂化，华夷之辨和大一统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显然欧阳修等偏重的全有天下即为 正统的理论无法解决蒙元一统与华夷之辨的矛盾， 方孝孺的正统变统理论，正是对解决这一难题的有益探索，存其统而不使之与华夏正统并肩，并与传统 的儒家政治所否定的女主、篡臣并列，而予以事实上 的否定，这就大大丰富了传统正统理论的内容。
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方孝孺在靖难之役中殉难，其思想也长期不彰，但其坚持道义、英勇就义的气节却 彪炳史册，流传千古：“明代学问文章远逊唐宋，惟气 节独高千古。其倡之者，方正学也。…… 宋儒道学， 至元末而已衰，得方正学以气节振之，一代忠臣烈士，接踵而出。论明儒者，当以方正学为第一。《明 儒学案·师说》始于方正学，得之矣。”［１４］（Ｐ６２４）明代 中期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方孝孺所重申的华夷之辨思想也日益受到重视，成化时丘濬曾据方孝孺《释统》之意，作《世史正纲》３２ 卷，专明正统，起秦始皇统一，讫明朝建立，以著世变、正纲常，并将元朝 列为坏乱之极的夷狄全纯之世而予以排除。又有嘉靖时人王洙者，作《宋史质》１００ 卷，削去元之年号，直接以明继宋统。至明末清初，清军入关，外族入侵 之痛再次激发了人们的华夷思想，黄宗羲在《留书· 史》篇中以华夷之辨立说，直接将蒙元降为四夷① 。而王夫之同样在《黄书· 原极》中强调了华夷之大防，摒弃用夏变夷之文化民族说，将夷狄完全摒除出中国。总之，方孝孺正统论以其突出的道德性和华夷之辨而备受关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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