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
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要义》首先从集团（集体）生活得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此外，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出生于北京。
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他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新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他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目录
自序
重印《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虽是在年逾半百之今天，自叹“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
——节选“自序”
第一章 绪论
此云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素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本从传递交通而有，于此而来“自有”“外来”之划分，殆不可能。
——节选自“此云中国文化”
第二章 从中国人的家说起
中国一直是一个没有经过产业革命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的风教礼俗，无疑地自要与它相适应，尤其有见于二千年文化颇少变革，更不难推想其间（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已达于高度，上下左右扣合紧密。
——节选自“ 文化之形成及其个性”
第三章 集团生活的西方人
集团生活，在生死危难中可得好的锻炼，但在日用常行之间养成它，同属必要，前者可得其牢韧的向心力和纪律习惯；至若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和一般公德则多有赖于后者。
——节选自“欧洲中古社会”
第四章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集团生活，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只是缺乏，中西之不同，姿势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然而我们早说过，人类社会之进化实为生物进化之继续。……盖凡生物之显示，皆为一种互动的趋势或方向，但有相对之偏胜，而无绝对的然否。
——节选自“团体与家庭二者不相容”
第五章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古时且有禁）。——是曰共财之义。
——节选自“伦理之于经济”
第六章 以道德代宗教
两千余年来中国之风教文化，孔子实为其中心，不可否认地，此时有种种宗教并存。首先是沿袭自古的祭天祀祖之类。然而却已变质；而构成孔子教化内涵之一部分。再则有不少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然试问：这些宗教进来，谁曾影响到孔子的位置，非独夺取中心地位谈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对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并无冲突，或且精神一致。
——节选自“宗教在中国”
第七章 理性-人类的特征
你愿意认出理性何在吗？你可以观察他人，或反省自家，当其心气和平，胸中空洞无事，听人说话最能听得人，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的时候，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
——节选自“理性是什么”
第八章 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
我们要讨论阶级问题，第一还须问清楚，何为阶级？一般地说，除了人类社会之初起和人类社会之将来，大概没有阶级之外，在这中间一段历史内，阶级都是会有的。
——节选自“何为阶级”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在西洋人的意识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为个人与团体两级，而爱中国则为家庭与天下两级。此其大也。有人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这话大体是不错的。
——节选自“中国之不像国家”
第十章 治道和治世
自这民族融合文化统一的大社会来说，合则为治世，为天下太平，分亦就是路媕娿。三千年来我们一贯精神是向着“社会”走，不是向着“国家”走。……假如不是近百年突被卷入国际竞争漩涡，被迫向着国家走，我们或仍抱天下意识如故，从乎其二千年所以为治者如故、
——节选自“治道和治世”
第十一章 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在此特殊构造的社会中，一个人时时都需要一种自反的精神，如上文所云向里用力者，这是为了自己，亦是为了社会。社会秩序不假强制而只能维持，盖以其形势昭然，人们各自自勉于此，且已习惯成自然也、
——节选自“周期性的乱”
第十二章 人类文化之早熟
归结来说：中国不是缺乏民主，乃是缺乏集团生活，缺乏政治和法律。或者说：中国非因缺乏民主而缺乏其后两点，其缺乏于此，实以缺乏集团生活之故。
——节选自“中国何故无民主”
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后之中国
必从讨论中国民主问题入手，才得揭开他那文化早熟之谜，而揭开之后，首先便要指出由此遂无科学。民主属于人对人的事，科学起自人对物之间。一旦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中国人便不再向物进攻，亦更无从攻得入了。
——节选自“由此遂无科学”
第十四章 结论
社会之发育成长，身心两面源自相关，因亦常相推相引而共进。但由于西洋是从身到心，中国是心到身，中西卒各落于一偏，失其身心应有之配称关系。
——节选自“讨论特征之总结”
原文节选——
第四章第一节：西人所长吾人之短
团体与个人是西洋人的老问题；全部西洋史几乎都表见在这问题上面。他们在这问题上所受教训及锻炼既多，自然有许多长处。这许多长处，亦可分两面来看。关于个人一面的，且容后谈。关于团体一面的，可以约举为四点：
第一，公共观念；
第二，纪律习惯；
第三，组织能力；
第四，法制精神。
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距今四十五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说”，以为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之本。他第一即揭“公德”为论题，已予指出。今在本书讨究工作上，还要不放松地说一说。
先从末后第四点说起，此处所云法治精神，盖就西洋人之执法与中国人之徇情，对照而说。 在大团体中一办公机关，应付众人，处理百事，只有订出律条而拘守之，无论什么人来一律看待。然后乃少费话，免纠纷，公事进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其中虽不免忽视个别情形，而强不齐以为齐，竟不洽情不中理者。却是不如此，大事小事都将办不成。法治之必要即在此。然而在家庭间亲族间就不然了。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壮弱，其个别情形彰彰在目，既无应付众人之烦，正可就事论事，随其所宜。更且以密迩同处，一切隐微曲折彼此无不了然相喻，难以抹杀不顾。而相亲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细腻熨帖，乃得关系圆满，生活顺畅。此时无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虽无所谓为徇情，而凡所斟酌，却莫非情致不同。
徇情的问题，是在较大范围中乃发生的。此因其一面范围渐大，人数渐众，颇非随便应付得了，渐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则亲疏厚薄，其间自有差别，尚难尽舍人情而专用法。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方始转趋于超家庭的大集团；“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便说你“打官话”。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当然就痛感到民族品性上一大缺点，而深为时论所诟病了。
次说到组织能力。此所谓组织能力，即指如何作团体一分子的能力，其要素在对于团体之牢韧的向心力，和耐烦商量着向前进行的精神。有人说“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发言权不要监督权，乃至不要自由权作一个顺民亦可以，或者就是要想作皇帝的，乃至想给他皇帝也不作的。”这种情形，确随处可见。
岁月的流逝能使皮肤逐日布满道道皱纹，我心目中的例如近几十年自有“有限责任股份公司”这种组织以来，往往都是极少几个人把持其事，多数股东不闻不问，听受支配。只要分到股息，心满意足，假如亏折，自认晦气而已。除非蓄意寻事，鲜有考研内情，查问帐目的。又如民国七八年以来，各地学生会，其中热心的废寝忘食，真可牺牲一切；但事情必须听他主张。如果他的主张行不去，他的意见没人听，马上心灰意懒，好歹不问了。赌起气来，闹到分裂散伙亦可以；相持不下；将团体之事搁起来不进行亦可以。
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有话说；或由一二领袖作主，亦可行得通。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众人，以问题付之公议解决，往往就议论歧出，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再下命令，他们亦不愿听了。 总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让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独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凡此种种，例证甚多。时论所讥“一盘散沙”，“没有三人以上的团体，没有五分钟的热气”，大抵指此。
其实，这是不足怪的。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巽顺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独擅之“吃亏哲学”（见后），遇事随和，他便是顺民。参加团体众人之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离的合作，则在他生活中夙少此训练（尤以士人生活及农人生活为然）。
往者胡石青先生（汝麟），在民国初年尝遍游全球各地。特别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有华侨之处，他都到过。他常爱谈所见华侨故事，而结论说：华侨的才干非他侨民（例如日本侨民）所及，亦非其当地人所及。不论干哪一项事业，皆能有他的表见；乃至当强盗，作乞丐，亦复出色当行。但有一点：这都是其个人本领，而非成功于群策群力的组织。就因在团体组织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国家保护，终为日本侨民所胜，为当地人之所欺。——这真是很好例证。处此竞争世界，中国人所以归于劣败者，其最大原因实在此。
组织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盖国家正不外一个大团体。四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尝论中国人无政治能力，而辩其非困于专制政体。他反诘说：若谓为专制政体所困，则何以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时如鼎革之交，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事如工商业如教育等，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地如殖民海外，特别是如百年前之旧金山者，均无所表见。另在其《新大陆游记》中略点出其理由说，中国有“族民”而无西洋之“市民”，有族自治或乡自治而无西洋之市自治。西洋之市自治为其政治能力之滥觞，而中国之族自治乡自治则其政治能力之炀灶，虽于中西社会演进之两条路，尚未言之深切着明，而所见正自不差了。
再其次，论纪律习惯。所谓纪律习惯，盖指多人聚集场面，无待一条一条宣布，而群众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纪律。在消极一面，例如：开会场中不交谈、不咳嗽，走路不作声响，出入不乱挤，一举一动顾及前后左右而不妨碍旁人等等。在积极一面，例如：坐则循序成列，行则排队成行，发言则当机得时，动作则彼此配合照应，种种细节，难以枚举。无论消极积极，扼要一句话：必求集体行动起来，敏捷顺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牵扰费时。试看车站或戏院集票的门窗前，西洋人自然鱼贯成行，顺序而进；中国人却总是争前窜后，虽有警察，犹难维持秩序。其实不守顺序之结果，事务进行反而缓慢，甚至进行不得。只有各守顺序，乃得让大家较快达到目的。西洋人从事实教训上深明此理；中国人事实不够，所以还不明白。又在开会场中，中国人还当他在家里一样，耳目四肢只为其个人用，不曾意识到团体的要求，妨碍公务于不自知，更为习见不鲜。
这些都不是曾受教育没有的问题。若以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国中没有受教育的太多，遂有此不同结果，便错了。要知道这些多半不是意识之事，而宁为习惯之事。习惯为身体与环境间的产物，而养成于实际生活。假若一个人生长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会，如中国者，纵然受过大学教育，一样犯这些毛病。西洋人之纪律习惯，不是出于它的文化，而宁出于它的武化——即仍为其集团斗争之所锻炼者。好像今日学校里，亦还是寓群育与体育，借着体育上种种运动竞赛以训练集体行动，其理正同。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党员之于其党，合作社社员之于其社……如是之类的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战役中，巴黎晨报记者行经上海不甚远的地方，看见一切如无其事然，不禁大大惶惑，莫名其妙。后来马君武先生曾写一文，举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６日德国恢复征兵之消息发布，柏林一位六十多岁女房东闻讯欢喜过度，倒地而死之例，以为对照。其实这种不同，绝不是天生地从血里带来，亦不是学说或教育（狭义）之结果，而是社会构造不同，生活环境有异，从而形成之情操习惯自不免两样耳。
来源：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出版社，2005年5月，第59-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