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阮元所代表的日趋偏狭的文学观，将文学还原到它应有的状态。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学观所具有的巨大的冲击力和解放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狭义化的文学观念
早在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初始，鲁迅便已倾注心力于大量杂感录的撰写，鲁迅中晚期的写作活动，更是几乎为此类犀利而激扬、敛抑而精劲的杂文写作所全面覆盖。这些早期杂感文也好、中晚期杂文也罢，都既不是诗、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依照通常的理解，似乎很难归入文学写作的范畴。时至今日，不是还有人对鲁迅已有的文学史地位大表异议的吗？而支撑着这些异议的文学观，其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可以说是源自魏晋六朝的文学观。
晋六朝曾将周、秦、两汉以降，包括后来所说的“学术”之文与“文学”之文在内的“文学”观念，大加“规范”和“整肃”。在昭明太子萧统的“文学”谱系里，子史率先遭到摒除，经书虽受尊崇，但也不予选录。《文选·序》差不多“划时代”地为“文学”的外延和内涵立下这样两道界石：“事出沉思”与“义归翰藻”。即，除了要有美的想法，还要有美的修辞，不可缺少声律上奇偶相生、音韵协调等精致考究的要素。清代中期位及显宦的扬州学术巨擘阮元，在其收入《揅经室三集》的《文言说》中上溯到孔子那里，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当以耦俪为主，坚持以“有韵”“无韵”判分是否文学，更是将文学的观念越加狭义化了。
章太炎提出开放的文学观
阮元的文学观对刘师培深有影响。而鲁迅对刘师培的学问也是佩服的。章太炎也一度视家学传承深厚的刘师培为自己学术上的畏友，不过在文学观上，两人却有明显的分途。章太炎重新确立重心立足于文“字”的文学观，显然是要破除六朝以来为《文选·序》所拟定、后来延至阮元《文言说》更是被作了狭窄的限定的偏重于文“章”的文学观。针对业已成为一种根底相当牢固的传统，即由《文选·序》至阮元《文言说》、再至刘师培《广〈文言说〉》，恪守“有韵”“无韵”、是否骈俪作为判分是否文学的准绳的文学观谱系，章氏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几乎拆除一切区隔藩篱、因而显得异常宽泛的文学观：“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称之为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将所有只要是著诸竹帛的文字，统统纳入“文”的范畴，并正式声辩：“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章太炎道，刘勰包罗远为宽泛的文学观要比他同时代人的见解高明，纠谬萧统《文选》的编纂原则，排斥“文笔”说，对“文言”别立新解，等等，都无非是要破除阮元所代表的日趋偏狭的文学观，将文学还原到它应有的状态，即，有着异常开阔的精神视野，以及无所拘束从而有着无限可能性的表达空间。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学观，相对于缫袭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学观说来，所具有的巨大的冲击力和解放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思与“感”之间厘然划出一道分界，所谓的“学说启人思”、“文辞增人感”云云，这是近代“远西”文论传入中土之后，一直延续至今的主流“文学观”。西方文论迅速衍化为中国近现代文论主流的史实，促使我们审视、思考晚近百多年间中国文论追赶现代观念过程中，视野的开阔与偏蔽以及成就与不足的错综复杂的纠葛。章太炎将文学作为问题，放回到源远流长的传统语境中去重新加以考量和辩证，看似身心偏嗜古旧，但由于这一重新探讨明显地不认同任何的偏狭和单一，而是致力于更为宽泛、也即更为多元的精神向度，讲究文学在精神视野上的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因而较之以近代西方文论为典范的、主张严格厘定“知”与“情”、“思”与“感”的分野的新“文学观”，反而更具有“现代”精神特征。
面对中国论改弦更辙这一新时代的动向，作为少数有心人之一，章太炎致力于对中国的“文”论作正本清源的谱系性的追溯和梳理，重新予以叩问和省思，并据以作为坐标，才显得意义非同寻常。他以独出机杼而又得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经验支持的“文学”观，以他对于作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的文字，尤其是有着特定的音、形、义互动关联的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特性得以形成关系的细致、深入的考察，介入到中国文学观现代转型的论辩和建设中，一方面使得传统自身在重新诠释中获得了它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则是充实和增添了近代中国文论的向度与层面，并由以构成内在的张力，使我们意识到“文学”的义界仍有着进一步认知和揭明的不小空间，以及中国“文”的观念在与外来现代性的交汇下，尚有待继续思索的、充满辩证层次的潜在意义。（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