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0-1927.8）早年就读于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1916年回国后暂居上海为刊物撰稿。1917年底北上，应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一年他28岁，风华正茂，犹如旭日凌云，已经在思想文化界初露锋芒。
1916年9月，李大钊发表了名篇《青春》，号召中国青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他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排比递进，创见立论，旁征博引，极力支持、呼应陈独秀的倡导：“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接着，他又发表《新的！旧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呼吁：“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他大声疾呼：“进！进！进！新青年！”并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李大钊的文章《青春》 愉泓 摄
李大钊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积极宣传并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的光辉人生，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创新与思想教育的历史丰碑。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革命的思想学说，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挺立在民族救亡与振兴中华的斗争第一线。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讲演和文章，积极宣传、讴歌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倡言“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他，直接影响并积极参与和勇敢地领导了著名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发表《五一节杂感》率先提出“直接行动”，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冲锋号。很快又是他，和陈独秀起草、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发动全社会用“直接行动”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根本之改造”。这一政治宣言式的纲领性文件，对五四运动的勃兴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李大钊还高瞻远瞩地指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也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新青年
是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和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青年，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革命道路的。尤其是他在文章里强调：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不要忘了“我们的时代环境”而必须“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为此，他倡议首先要加入工人团体，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他竭力推动平民教育，倡导举办“工人读书班”，号召青年和学生到铁路、工矿、农村去深入实际，了解社会，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努力“再造青春之中国”。
是他，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建立北京、湖南、上海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推动、筹划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五四运动后，一批中国青年和学生到欧洲勤工俭学，1920年12月底，他与李大钊共同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张申府奔赴法国讲学；同时受委托在欧洲发展、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很快，有周恩来、朱德等人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毛泽东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这都反映出当年李大钊主张理论结合实际的社会号召力及其初步成效。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是李大钊灿烂青春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现代艺术学院青年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