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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以及媒体信息对其的影响，早已受到社会关注。除了媒体信息的构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是一个固有的文化问题，在人们感知技术风险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基于“网格群”文化理论，基于2017年网民社会认知度调查，探讨当前政治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中国网民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的政治新闻曝光可以显着和负面地预测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政治价值观（如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价）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会影响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政治新闻曝光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中介作用。研究证实了政治信息曝光和文化认知世界观对网民转基因食品风险认知形成的重要解释作用。
关于作者
高芳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刘宇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王来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生。
资助项目
本文为国家转基因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转基因技术开发普及与风险沟通”（编号：2016ZX08015002））的重大项目。
一个
简介
自从1983年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植物问世以来，围绕其风险和不确定性，转基因问题一直备受争议（陈钢，2014）。在中国，转基因已成为重要的公众话题。问题，网上已经有很多热议，媒体、科学家和公众都参与了这场高强度的辩论。虽然主流科学界普遍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会影响人类健康（ Qaim & Kouser, 2013），然而，普通人经常“谈变色”，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态度（许林佳，刘家英，2018）。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不置可否（Huang & Peng, 201 5），可见中国公众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困惑和矛盾心理。
然而，正如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在发现社会人口、认知、心理、经验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会影响公众的转基因态度后，很少有研究直接考察公众的转基因态度。 GM态度形成的文化解释路径(程晓晓, 金建斌, 2019）, 更不用说考察媒体信息接触如何通过个体文化价值偏差对GM态度的形成产生差异性影响。 希望弥补得益于人类学研究的启发，“案例组”文化理论在解释风险感知的个体差异时，强调风险感知可以在日常环境中得到最好的理解（Masuda & Garvin, 2006）.
因此，本研究试图将媒体接触和文化概念引入公众对转基因生物态度的解释机制中。本研究从“革春”文化理论出发，探讨了为什么人们对转基因生物如此同情，这一点被主流科学界普遍接受。对技术存在质疑和拒绝：是信息获取还是政治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或者说是信息的内容还是现有的政治价值观导致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矛盾心理和迷茫心态？信息暴露会通过政治价值观进一步影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吗？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第二
文学评论
(一）“格群”文化理论下政治价值观对转基因风险感知的影响
社会和文化因素，包括宏观文化价值观、中观社会因素（如媒体和社交网络）和微观人格特质在 GM 态度中的作用已被学术界认可（程晓晓，金建斌，201 9）.近年来，风险感知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认为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感知不仅来自个体认知和态度转变的过程，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位置（贾和鹏，范景群，2016；Peters，Lang，Sawicka & Halman，2007；Pidgeon & Beattie，1998)。源自人类学家的“格组”文化理论玛丽·道格拉斯认为，由于多种文化偏见，人们对危险的态度存在系统性差异（Douglas, 1985; Wouters & Maesschalck, 2005）。人们对风险的选择性关注是“网格-群体”文化理论的核心变量, 也称为 w orldview（利马和卡斯特罗，2005 年；帕尔默，1996）。一个全面的世界观框架是一种“文化偏见”，它吸引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Witt, Osseweijer & Pierce, 1999）。 2017）.
目前，“网格群”文化理论已经开始应用于科学传播和风险传播研究，这不仅可以解释公众对科学共识的反对（Dixon & Hubner, 2018）,还有气候变化、枪支管制、反恐、核武器、移民（Kahan, Jamieson, Landrum & Winneg, 2017），以及粮食和农业生物技术（Yang & Hobbs, 2020））等风险话题产生预测力 政治价值观与文化偏见的内在关系以及两者对转基因等问题舆论形成的影响也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马德勇，王丽娜，201） 5），并将共同影响舆论的形成（马德勇，张志远，2017）.
“格”和“群体”这两个维度的结合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四种主要文化偏见（Brenot, Bonnefous & Marris, 1998; Marris, Langford & O'Riordan, 1998; Sjoberg, 1997），四个象限的典型政治价值观如图1所示。
其中，坐标轴四个顶点括号内的内容代表高低电平“格组”组合的理论极限值。以y轴的正区间为例，“保守+开放+高度民族主义+右倾”是指水平主义在个人四个具体政治价值变量上的投影所产生的最可能的价值观组合政治取向、文化态度、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每个象限都标有横轴和纵轴匹配的价值观（例如第一象限的保守政治倾向和高度民族主义），与纵轴冲突的价值观被标记为“不确定”（例如文化态度和第一象限的意识形态）。第四象限中的平等社区主义者支持强制性转基因标签的可能性比第二象限的等级个人主义者高 79%，并且愿意支付约 67% 的价格购买贴有非转基因标签的产品（Kemper、Popp、 Nayga & Kerr, 2018）.
本研究基于“网格-群体”文化理论，推断当前中国网民特定政治价值观影响GM态度的方向，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网民的政治价值观可以直接影响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H1a：网民的文化态度越是标新立异，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
H1b：网民的民族中心主义越低，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
H1c：网民的客观政治倾向越民主，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
H1d：网民的主观思想自我评价越靠右，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
(二）当前政治新闻曝光对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的态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探究公众对科技态度的形成和变化的机制是当前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贾和鹏，闫军，2017）。已有研究发现存在显着差异不同人群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媒体使用不仅影响他们的科学素养水平，还可能影响他们对特定科学问题的看法（金建斌，褚雅杰，201） 5）.由于转基因技术包含许多科学上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技术细节，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也存在相应的疑虑和矛盾心理，在此背景下，媒体成为影响科学的重要因素。公众的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的重要渠道是公众了解科学的主要来源。发现、科学争议、科学事件等信息（于辉，刘和晓，2014）.本研究从“格子群”文化理论出发，试图将网民的转基因态度与整体舆论环境和日常新闻接触联系起来，将转基因态度作为信息传播和新闻舆论的社会后果，如下：提出研究假设：
H2：接触时事新闻对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网友对转基因食品的讨论逐渐脱离了科学知识和食品安全的范畴。政府信任和社会不安全感等社会情绪已经夹杂在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中（于辉，刘鹤晓，2014)。虽然转基因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问题，但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不仅受到科学知识和科学信息获取的影响，包括各种社会问题在内的时事政治新闻也会受到人们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进而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转基因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政治化的科学问题。与世界各国政治态度密切相关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建构话语与左翼进步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文化世界观的话语资源密不可分（Veltri & Suerdem, 2011）.如前所述，当前的AF所建构的传统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政治观念等社会文化价值观展会新闻确实与“反革命”有关）。因此，当前的政治新闻曝光除了直接影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外，还应该通过政治价值观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产生间接影响。本研究试图探讨政治价值观是否会影响当前的政治新闻曝光和转基因食品。态度起中介作用，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政治价值观在接触当前政治新闻的频率和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H3a：接触时事新闻越少，网民的文化态度越反传统，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
H3b：接触时事新闻越少，网民的民族中心主义越低，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
H3c：接触时政新闻越少，网民的客观政治取向越民主，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
H3d：越少接触时政新闻，网民的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价越偏右，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
基于以上所有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当前政治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网民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的研究模型（见图2)。
三个
宣传的社会政治效应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马德勇主持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2017年版）数据库，调查时间为2017年4月至2017年5月。调查对象为中国网民，大部分调查样本来自“问卷调查网”，以及微博、微信等其他来源的网友。为保证在线问卷的可靠性，在线调查中每个IP地址只能回答一次问卷，后期通过监控回答时间和人工浏览等方式剔除明显未认真回答的问卷。在模型测试过程中，软件自动过滤缺失值后，得到本研究使用的有效问卷2376份。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使用“2017年网民社会认知度调查”中的问题：“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有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应该禁止；食品是安全的，不需要禁止。你支持吗？”选项 1 到 3 代表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程度的支持（M = 1.71，SD = .63）。
研究的自变量是接触时事新闻，主要考察网民接触时事新闻的频率。问题是“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取时事新闻和评论？频率如何？”具体来说：（1）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的时事新闻；（2）朋友圈、QQ群等熟人朋友分享的时事新闻；（ 3）推特、脸书、（4）买报纸看时事新闻；（5）收看各地方电视台时事新闻节目；（6)看专业杂志）时政社会问题报道与分析；（7）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时政分析报道（含微博、微信公众号）；（8）天涯社区、凯迪社区、铁血社区等专业论坛或网站时事帖；（9）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新闻聚合客户时事新闻；（10）新浪微博、非官方微信公众号、荔枝电台）等自媒体平台新闻；（11）通过八卦或与朋友聊天获得的政治内幕信息和新闻结束； （12）来自政府门户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如中纪委网站）的消息）。受访者根据“很少使用”、“不经常使用”、“经常使用”和“几乎每天”四个选项做出选择。研究人员将所有时政新闻联系人的使用频率平均为时政新闻联系人。变量的测量（α = .835，M = 2.39，SD = .53）。
研究中有四个中介变量，即网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取向和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价。其中，传统文化态度的衡量主要通过考察受访者对以下两个方面的七种观点的态度（“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来实现。首先是对社会地位较高者的态度：（1）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孩子也应该服从；（2）顺从上级或顺从上级是理所当然的事）地位高于自己的人；（3）顺从和尊重权威是孩子最应该学习的美德。其次是对待传统的态度：（4）尊重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很重要和风俗;(5）中医的养生养生理念比西医更先进;(6）算命、手相、风水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我信他们;( 7）只要有机会，我想用关系去闯呃后门 做某事没什么大不了的（Zeng & Greenfield, 2015）(α = .714, M = 3.09, SD = .61）.
种族中心主义的测量主要考察受访者对以下9个观点的态度（“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1）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2）中国的领土、贸易争端等外交问题是他国先挑衅引起的；（3）如果条件允许），台湾应该以武力统一；（4）爱国就要抵制日货；（5）外国敌对势力的心不死，中国很多问题都是他们在幕后;(6）中国在领土和贸易争端上太弱了，必须强硬起来；(7）目前我国虽然有问题，但治安良好；(8）我是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9）每当奏国歌、奏国歌时，我s提出，我总觉得这一刻很庄严（郑素霞，2017； Guo, Cheong & Chen, 2007) (α = .858, M = 2.44, SD = .69）.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仍处于形成和成熟的过程中，在将政治偏好作为文化偏好考察时，需要结合客观的、可衡量的政治偏好。与主观感受同时存在。政治立场也包含在分析中，因为它们经常不一致（Lin, Sun, Yang, 2015; Wei, 2019），前者是指个人政治立场在政治光谱中的绝对位置，如保守或激进（Crawford, Mallinas & Furman, 2015），而后者强调个人对其政治立场的判断（Wei, 2019）.
客观政治取向的衡量主要是通过考察受访者对以下7个观点（“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态度：（1） 民主天天吵架，耽误了很多发展机会，还不如我们这样一个政党长期执政；（2）政府对电视新闻进行事前审查是绝对必要的等媒体；（3）决不能让教师在课堂上批评党和政府；（4）那些挑战政府权威和现有社会秩序的群体和闹事者，必须严惩；(5）中国的选举式民主实际上是假民主，所以中国不能搞选举民主；(6）政府领导人就像一个大家庭的父母，每个人都应该服从他们；(7）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归毛主席时期的制度（卞晓辉，苏振华，2020；马德勇, 陆一洲, 2019） (α = .847, M = 3.05, SD = .77）@) >.主观思想自我评价主要基于受访者的回答对于“在政治立场上，人们经常谈论'左'或'右'，你认为你属于哪个派别？” （“左”“中左”、“中”、“中右”、“右”）测量（马德勇，卢一洲，2019；马德勇，王丽娜，2015)（M = < @2.91, SD = . 79）.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互联网使用频率、信息渠道数量和人口统计变量。网络使用频率的衡量是通过统计网民参与以下7个网络活动的频率来实现的，包括（1）与朋友聊天；（2）查看和下载学习工作资料；（ 3） 上网）购物；（4）整理你的博客、相册、处理电子邮件；（5）看娱乐、体育新闻、看电影和电视节目；（6）了解时事、政治、经济、社会新闻；(7）看微信朋友圈、微信群消息或聊天。受访者需要根据“几乎没有”来评估参与上述网络活动的频率”、“偶尔（每月 1-2 次）”、“经常（经常）”每周 2-3 次）”和“几乎每天”（α = .667，M = 2.85，SD = .47）.
信息渠道数量的衡量主要考察网民每天使用的信息渠道数量。相应的问题是“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取各种信息？”具体来说：(1）看报纸；(2）看电视；(3）听广播；(4）看专业杂志；(5）课堂信息； （6）会见朋友、同学、老师面对面聊天；（7）新浪网、腾讯网等商业门户；（8）非官方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9）朋友圈）、QQ群等熟人圈；（10）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等专业论坛或网站；（11） Twitter、Facebook、BBC等通过围墙或外媒渠道获得的信息，要求调查人员回答上述各渠道是否作为主要信息渠道（0=否，1=是），最后加起来为信息通道数量的度量（M = 3.65，SD = 1.81）。
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组（18-24、25-34、35-44、45-54、55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本科、研究生、博士）、家庭年收入、居住地点（特大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乡镇；乡村；海外）、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农、中产知识分子、学生等）。现有研究发现，年龄、职业等人口统计学变量（Costa-Font, Gil & Trail, 2008; Legge & Durant, 2010） 和新媒体的使用（Wang Lingning, 2018）公众）。为了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分析结果更加科学，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变量、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信息渠道数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以便更多准确评估变量之间的核心真实关系。
四个
调查结果
在本研究样本中，48.8% 的受访者为女性（n = 1160)，51.2% 为男性（n = 1216） . 近四分之一的样本（24.2%）是18-24岁的网民，34.4%是25-34岁的网民，26.1%的样本是35-44岁的网民，45岁以上的受访者占样本的15.2%。另外，大部分受访者（70.5%）是大专/本科学历，20.4%的受访者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7）0@>1%的受访者具有高中及以下学历。52.4% 2<@ 2.7%来自中等城市，17）3@>9%来自小城市，6.4%来自乡镇，0.6%来自国外. 样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2.69万元（SD=16.06）。
时事新闻曝光度、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倾向、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价等主要变量的零阶相关系数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可以看出政治新闻曝光和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r = -.161, p < .001）, 文化态度（r = -.309, p <.001）, ethnocentricity）意识形态 (r = -.248, p < .001）, 客观政治取向 (r = -.209, p < .001）, 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估 (r = -.137, p < .001） 显着负相关，而文化态度 (r = .222, p < .001）, 民族中心主义 (r = .241, p < .001）@) > , 客观政治取向 (r = .208, p < .001）, 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估 (r = .131, p < .001）) 与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呈显着正相关. 这些相关性与理论预期一致并为验证研究假设提供初步证据。
为了验证H1和H2，首先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检验当前政治新闻曝光度和政治价值观对网民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直接影响。如表 2 所示，首先，作为控制变量，年龄 (β = -.168, t = -8.06, p < .001） 和职业 (β = .049, t = < @ 2.31. p<.05）可以显着影响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进一步分析表明，老年人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态度较多；在所有职业中，学生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明显高于其他任何职业群体，当前政治新闻曝光率和政治价值观共同解释了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6.3%变化，其中解释率政治价值观的比例为4. 3%。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网民的文化观念越是反传统(β = .110, t = 4.36, p < . 001），民族中心主义越低(β = . .167，t = 6.30，p < .001），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价越向右(β = . 055, t = 2.68, p < . 01），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积极；但客观政治取向对网友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并不显着（β=-.045，t=-1.50，p=.135）。因此，H1a， H1b、H1d成立，但H1c不成立。当前政治信息曝光可以直接和负面影响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β=-.087，t=-3.71，p<.00 1），所以H2成立。
为了进一步检验政治价值观（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倾向、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价）在当前政治新闻曝光与网民对转基因食品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使用Hayes（201）的SPSS宏PROCESS插件（版本3.3），由2）编译，使用Bootstrap对政治价值观的中介作用进行显着检验（选取的Bootstrap样本量为5000）@ >。基于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4，在控制性别、年龄组、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等变量的条件下进行分析，职业、生活地点、信息渠道数量和上网频率，发现文化态度（效果 = -.041，Boot SE = .010，Boot LLCI = -.0614，Boot ULCI = -.022），民族中心主义（效果 = -.034，引导 SE = .008，引导 LL CI = -。 050，引导 ULCI = -.021），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估（效果 = -.010，引导 SE = .005，引导 LLCI = -.020，引导 ULCI = -.002）当前政治新闻曝光率与网民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中介作用显着，但客观政治取向的中介作用不显着（效果=.016，Boot SE = .011，Boot LLCI = -.006，Boot ULCI = .039）.对中介变量“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取向”和“主观意识形态自我评价”进行共线性检验，四者的VIF取值范围是 1
根据PROCESS的分析结果，绘制当前政治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GM态度影响的模型（见图3），当前政治新闻接触越频繁，对GM的影响越大）传统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越高，主观性越强 意识形态自我评价越左，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态度越强客观政治取向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并不显着。
五个
结论与讨论
There are two main findings in this study: firstly, exposure to current affairs news and political values (attitudes towards traditional culture, ethnocentrism, and self-evaluation of subjective ideology) can directly affect netizens'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secondly,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 influence, political information exposure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attitudes towards GM foods through cultural attitudes, ethnocentrism and subjective ideological self-evalua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in this study, the regression model in Table 2 also ve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political value variables of cultural attitudes, ethnocentrism and subjective ideological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and attitudes towards GM foods. Mediating effect, but considering that the data source of this study is a sample of netizens, 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research, that is, from April to May 2017, the per capita weekly online time was 26.5 hours. The proportion of netizens reaches 96.3% (CNNIC, 2017）, the average Internet usage time of netizens is relatively long and the difference is not large.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he current affairs news, a The information contact of content type has a larger variation space among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still regards the current political news contact rather than the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that affects the political values of netizen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The study found that older netizens have more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Costa-Font, Gil & Trail, 2008; Legge & Durant, 2010). And In the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occupational groups, the positive attitude of the student group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ny other occupational group, which may be because the student group is more accepting of scientific persuasion related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Niu Caicao, Shan Yifan). , Wang Ya, Yu Zengli, 2019）. On the co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mediating variables of concern to the study, on the one hand, this study found that exposure to current affairs new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netizens’ support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litical values, including attitudes towards traditional culture, ethnocentrism and subjective ideological self-evaluation,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netizens'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the more anti-traditional cultural attitudes, the lower the ethnocentrism, the lower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Netizens whose morphological self-evaluation is more to the right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Based on the risk-based cultural cognition theory, the mechanism of culture's influence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s that it provides individuals with the controversial scie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The problem and the schema of its meaning construction. Culture associates GM with specific symbols, values, events, etc., and se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lue evaluation such as risks and benefits that GM carries, thus affecting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GM Food attitudes (Peters, Lang, Sawicka & Halman, 2007; Cheng Xiaoxiao, Jin Jianbin, 2019）.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directly and negatively affecting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current political news exposure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through political values such as traditional cultural attitudes, ethnocentrism and subjective ideological self-evalua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影响。 Specifically, the more frequent contact with current affairs news, the more traditional cultural attitudes, the stronger ethnocentrism, the more left-leaning subjective ideological self-assessment, and the more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hat is, exposure to current affairs news reduces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s that could have promoted the acceptance of GM foods, namely open cultural concepts, inclusive cosmopolitanism and aggressive market spirit. This may be because the content of current affairs news itself and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it creates have affected the political values of netizens, making people more conservative, more traditional, and more ethnocentric,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addition, the more frequently netizen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current political news, the more conservative they will be in terms of objective political tendencies. Although exposure to current affairs news can influence the objective political inclination of netizens, it cannot further influence the attitude of netizens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hrough objective political inclina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typological coordinates of "case" and "group" imply a transition from the second quadrant of "hierarchy-individualism" (HI) to the fourth quadrant of "equality-communitarianism" (EC). The covari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also the reason why many existing studies combine them into the HI-EC index (Kahan, Jenkins-Smith & Braman, 2011; Zanocco & Jones, 2018）, combining the coordinate axes The consideration is based on the basic jud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is difficult to balanc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equality in modern countries, which means that people's cultural value preference must be a trade-off between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the objective political orientation measurement in this paper reflects precisely the The "unrealistic" political ideal of pursuing individual freedom and hoping for social equality has thus lost its realistic predictive power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to improve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my country. As GMO is a risk issue, news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opinions and the ethics and standards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and explaining this issue to the public.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tself,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ultural values also need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f you want to improve people's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you need to create a more democratic and inclusiv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people's anti-traditional awareness, reduce their ethnocentrism, and subtly shape people's views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First, based on the "grid-group" cultural theory, it is clarified that current political news contact and political values can jointly affect the attitude of netizens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d then construct a "news contact-political valu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ttitudes”.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e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the media on the public's scientific attitudes, bu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gnition of risk that th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reporting tendency and individual cultural values will also affect the public'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manner. Second, based on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multi-level and multi-faceted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values, and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values needs to be based on understanding its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Third, the study verifi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urrent political news exposure on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my coun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 in the current context.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using the "case-group" cultural theory,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cultural cognition on individual risk perception has been summarized into five types, including identity protection cognition, prejudice assimil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and cultural accessibility. , cultural credibil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confirmation (Kahan, Braman, Gastil, Slovic & Mertz, 2007; Wang Xinjian, Zhang Huijuan, Wu Di, Lv Xiaokang, 2017）,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mainly support the Mechanisms of cultural availabil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ffirmation, that is, media and their audience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accessible cultural resources near their "cultural origi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dividuals also会忽视与自己价值观不一致的信息。两种机制同时作用，共同促成了本研究“媒介-文化价值观-态度”影响路径的成立。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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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Merry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