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影响及其在当代的意义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并将“天人合一”思想列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五大原因之一。此言一出，真好比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许多人士的争论。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董光璧认为，“‘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是一种思维方式，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这确实是比较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郭沂更是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克服西方的“主客二分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将天人合一观念用于科学”，可以“建立一种高于近现代科学的、天人合一的科学观”。“天人合一”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显然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运用“天人合一”的神奇思想有过什么伟大发现或发明，也不曾用这种神奇思想来克服过什么“种种弊病”。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杨振宁先生将“天人合一”思想列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五大原因之一完全合理。
但是我认为，其机理并不是因为中国古人将人世间和自然界的规律与现象相混淆，而是因为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想去认真研究自然界的规律与现象（个别人除外，但是这个别人的比例实在太小）。胡适在《格致与科学》一文中通过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指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终不能建立科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多次提到中国人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也包含了这个意思。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无助于君王之道的“奇技淫巧”他们是没有兴趣的。“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说法似乎显得士大夫们对于医学还算客气。但是别忘了，即使在这句话里，“良相”也是第一志愿，“良医”不过是第二志愿，实在当不上良相，才考虑当个医生。比如著名的李时珍，就是科场屡败以后才不得不以医术谋生。大文豪韩愈甚至还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说法。可见“不为良相，宁为良医”不过是句场面话而已。至于自然界的规律和现象嘛，马马虎虎，不求甚解就行了。中国古代哲人们总是热衷于空想，而不屑于实践。以医学来说，各种理论提出了不少，但是真正动手干解剖的却没有几个。
“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企图用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自然观的问题，但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显然还不能达到这个要求，甚至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也许世界根本无法用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这种大而无当的提法实在是只能用来自我陶醉，却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天人合一”，似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其实什么也没说，因为根本没办法用这个理论去指导实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连科学研究最起码的可重复性都没有，怎么可能让科学发展起来。此外，因为这个理论比较动听，貌似可以涵盖天下间的一切事物，使得一部分人误以为前人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后人乐得坐享其成，不必劳心劳力。杨振宁提到，“天人合一”还有一层内涵就是“天人和谐”。郭沂先生所说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克服西方的“主客二分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将天人合一观念用于科学”，可以“建立一种高于近现代科学的、天人合一的科学观”也许指的就是这种“天人和谐”。和谐确实是当代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状态。但是不要以为只有东方文化中才有宏观与和谐的思想，似乎西方人就只会拿着解剖刀钻在显微镜里看东西。由西方人建立但是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财产的现代科学中一样有宏观与和谐的思想，并且早已付诸实践，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48年对健康的定义中就已经摆脱了纯生物学的观念：“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良好适应”，医学界近年更是按照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相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却是与实践相割裂的，因为仅有一个口号而没有具体的指导细则，人们是无法去实践这种思想的。所以说，要想实现和谐，不在于有没有“天人合一”的口号，而在于人们如何去脚踏实地地去做。当代中国人千万不能再犯古人所犯的错误。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光说不练假把式，又说又练才是真把式”。参考文献杨振宁，《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的报告》。人民网，2004中国青年报，《思维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吗？》。《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25周伊平，《易学“天人合一”与现代宇宙观――国际易学论坛•易学思维与科技研讨会一瞥》。《中国青年报》，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