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开始，儒释道三教就已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三教相互依存，佛教正在进行本土化，并借用了道家老庄思想中的“无”来解释佛教里“空”的理念。三国时期天下大乱，佛道两家之间出现较为激烈的抗争；到了南北朝，三教进一步借鉴、渗透。但在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出现了理念上的明显分歧，道家追求借助外丹的内修，而佛教则追求永恒的存在。到唐代，三教均有了“三世观”，佛教追求的是虚空、救赎，道家求安乐、和平，儒家则追求大同世界的实现。并且在这一时期，禅宗的“顿悟”“人人皆可成佛”与儒家所提的“人人皆可为圣贤”的理念相互印证，进一步融合。作为明确的宗教, 道教和佛教都承认有一个高于此岸世界的彼岸世界的存在。而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且不常谈论彼岸世界的问题, 但是孔子所言的“未知生, 焉知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态度。发展至宋代，三教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氛围，使得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拥有一种旷达通透的心态和处世哲学。
而在宋代的一众文人士大夫之中，苏轼无疑是最能体现出佛道儒三家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影响的一位。其文章诗词充分反应了苏轼个人思想在三教的影响下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三教融合对宋代文人心态的影响。
个人认为苏轼的思想转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标准的儒家思想、排斥佛道之说，第二阶段是以佛道思想为主的豁达超脱，第三阶段是三教融合的平衡。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当地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多，儒学风气盛行，且其父苏洵也是当地出名的儒学家，所以苏轼自小熟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的苏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忠君爱国、仁政爱民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他早期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这充分体现出苏轼的儒教思想和政治抱负。
除儒家思想外，早期苏轼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排斥佛教。他认为佛教思想是荒谬可笑的，并认为出家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且无益于社会的发展。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苏轼写到：“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这些都是苏轼排斥佛教思想的体现。
由此可见，早期苏轼是典型的儒士，其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治国、济民为己任，排斥甚至可以说是厌恶佛教思想。
苏轼真正开始转向佛道两家的思想是在“乌台诗案”之后，仕途不顺的伤害使得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 意义，并在其他宗教学说之中寻求安慰与解脱。自“乌台诗案”后，苏轼的重心从社会政治、民生转移到了自我探索上。在不断阅读佛经与道教典籍以及和道士、和尚交往的过程中，苏轼对佛道的看法逐渐转变，并在佛道的影响下形成了旷达乐观的心态。至此，苏轼的思想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个人认为最能反映除苏轼受佛道两家影响的作品是《赤壁赋》。《赤壁赋》中“盖将自其变者观之, 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一句体现出世间万物都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其呈现的超然物外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心理与《庄子·内篇·德充符》中“自其异者视之, 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 万物皆一也”所表达的应是高度一直的；且其超越生死的无我、永恒则又是佛教所推崇的。这一句充分体现出苏轼在佛道影响下的豁达心态与“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一阶段中另一篇能够体现出苏轼向佛道两家倾斜的文章是其即将离开黄州是所写的《安国寺记》，在这一篇文章中，苏轼详细的描写了自己在黄州的生活经历以及思想变化过程。“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充分证明了他在思想上的转变，从早期对佛教的排斥转为利用佛教寻求精神世界的安宁。
将苏轼与宋代（尤其是宋初）其他被贬谪的文人相比，可以发现，苏轼似乎是受佛道思想影响较大的一位。以宋初的王禹偁作为对照，王禹偁是一个典型的儒士，将兼济天下、为民谋福为己任。这一点与苏轼早期的政治理想相似，且在对于佛教思想的态度上，两人早期的态度也十分相似。王禹偁也是十分排斥佛家思想，甚至曾上书要求“沙汰僧尼”。
在被贬后，王禹偁同样对佛道两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其作为精神寄托，以求排遣被贬的失落。巧合的是，王禹偁也曾被贬至黄州，并写下了《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公退之暇, 披鹤氅, 戴华阳巾, 手执《周易》一卷, 焚香默坐, 消遣世虑。江山之外, 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 茶烟歇, 送夕阳, 迎素月, 亦谪居之胜概也”是他对自己在黄州时的生活的描述。可以看出，在此时期，王禹偁的处世方式与谪居心态已经与宋代中期类似。但若翻阅王禹偁的其他作品并与苏轼的作品相比较，可以发现他在努力表现自己的旷达自适同时, 却无法掩饰被贬后的郁闷与诗意。
窃以为，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略有差异，两人所生活的年代相差了八十多年，这八十多年间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导致了两人思想、谪居心态的不同。宋代初期, 宋的文化的尚未完全形成,也没有成型的文化特质，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程度也相对较低，多样化的文化风格也正在形成之中；且在这一时期，儒家仍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文人士大夫多以天下民生为己任，拥有崇高的理想抱负。这就导致了王禹偁在被贬后仍然渴望重新回到政治中心，无法完全掩饰贬官造成的心理创伤。而苏轼所处的年代比王禹偁晚了八十年，这八十年间，三教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尤其是道教的社会地位。这一变化使得苏轼能够更好地从佛道中汲取精神养分，借此缓解被贬后的宽慰与解脱。
纵观苏轼一生，在仕途通达时，苏轼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表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和经世治国的政治理想；而当仕途坎坷时，他又从佛、道两家汲取精神养分，表现出超然豁达的心态。
但值得关注的是，苏轼的求佛问道，与一般文人士大夫以宗教为借口从而试图回避现实困难，追求成佛成仙、超凡脱俗不同，苏轼的目的是“期于静而达”，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并在俗世中得以达到解脱与超越。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融为一体，使得苏轼的思想呈现出“外儒内禅”的人生观、价值观，达到了宋代文人所追求的“仕隐”境界。
从苏轼的作品和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出，“三教合一”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儒、佛、道三教的思想哲学都有所涉及、兼收并蓄,从而宋代士人在谪居贬官的逆境中往往借助佛家、道家的思想来宽慰自己,能够坦然应对仕途的坎坷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磨难, 对个人的得失祸福甚至生死并不在意；于此同时，宋代文人也形成了一种兼济儒释道三家理念的执著、济天下而又豁达开朗、清静无为的心态与处世哲学。
由以上所述,儒、道、佛三家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格局, 三家的思想理论彼此采撷,形成一个庞大中央思想系统，对宋代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