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反思与瞻望
沈湘平
政治哲学无疑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一门显学。正因为此，对之进行深入反思，以使得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更加自觉地推进理论创新与观照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探索，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尽快形成从中国出发、说中国话的政治哲学范式
从整体上看，当前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的突出问题：一是与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的直接关联度不够强；二是囿于西方既有范式、论域难以超越。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热与学界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感受有关，但细致分析起来其更与当代政治哲学的“西学东渐”有关，尤其是与罗尔斯、施特劳斯、吉登斯、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的政治哲学专著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思想的研究有关。无论是面对现代性造成的虚无主义之困境强调要回到古典政治哲学，还是以作为公平的正义追求良序社会，抑或通过交往行为合理化和公共性批判推进未竟的现代化事业，我们对当代西方各种政治哲学理论都研究得很透彻，对各种理论之间的攻讦、异同把握得很精准，对这些理论所供给的术语、范式运用得很熟稔。但是，这些总体上还只是在中国呈现的、需昂首仰视的西方学术景观，与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关系极其薄弱。例如，在“进口”的政治哲学中，总是预定一种所谓自由秩序，我们很少深入反思在当代中国这种所谓的自由秩序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对“稳定压倒一切”原则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有效的政治哲学研究；进而，对中国改革开放将近 40 年震撼世界的伟大实践缺乏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系统性的反思与升华。严格说来，当前十分热络的政治哲学研究对西方学术的反映远远多于对中国现实的思考，还只是一种“关于政治哲学”或“关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或者还只是一种“西方政治哲学学”的研究。
也许，我们可以以哲学研究就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来为当前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脱离现实进行辩护，以学术的规范性来为囿于西方范式、论域进行辩护。作为一种学科肇始的状态，这些辩护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种常态、一种所谓“显学”的表现甚至作为一种深入研究的自觉规范，就会十分尴尬甚至荒谬。理由不在于这是一般意义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要求，而在于政治哲学自身的独特规定性使然。政治哲学之不同于一般哲学就在于，不仅有理念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要对现实政治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对基于现实的公共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进行探索。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同一般哲学一样，政治哲学很难说出妇孺皆知的日常话，但中国的政治哲学确实应该尽量说中国话或从中国出发来说话；政治哲学很难直接改变现实的政治状况，但确实应该有从现实出发的“初心”，有影响现实政治的“雄心”，有为中国人过上美好生活而进行探索的“良心”。如果我们在这种政治哲学前边还加上“马克思主义”的限定的话，它的实践旨趣就更加不言而喻，这种“应该”就更是一种必须如此的绝对命令。
要有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政治哲学视界
迄今西方的政治哲学基本上都假定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边界，或者说其所说的社会、政治乃是指一个国家单元内部的社会、政治，政治哲学因之事实上长期表现为一种国家哲学。罗尔斯后期试图将自己的政治自由主义扩展到国际社会，提出被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万民法”（law of peoples）设想，但恰恰罗尔斯这种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吉登斯的“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与“脱域”（disembeding）思想等本可以阐发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哲学，可惜国内很少有人如此致思。也就是说，我们政治哲学的视域不仅局限在西方哲学视域中，而且是被局限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视域中，对它们的一些扩展视域和可能的理论生长点没有加以足够重视，更遑论主动自觉的创新——赵汀阳先生对天下体系的阐发算是一个例外。
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政治哲学视界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一个民族—国家单元的内部交往与民族—国家单元之间的外部交往空前密切，远距离的社会事件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而且个体与类之间形成复杂、敏感的依赖关系，世界历史已日益成为人们行动和经验的真实框架，跨越国界、民族的世界性的市民社会已基本成形。因而，我们必须把经济、技术、文化、生态和国际关系等，看作是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的内部要素，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要么对民族—国家单元外的因素避而不谈，要么只简单地将外部因素内部化。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时代，离开全球公共生活的大系统，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公共生活的哲学反思都难以自洽，甚至是日益不合法的。二是自觉将研究的立脚点放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正是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相区分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优越于其他政治哲学，具有超前解释力的重要原因，更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够展开丰富的自我想象，获得清晰的自我认同，形成高度的理论自信的重要支撑。如果套用政治哲学对于理想可能世界的探讨，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无疑是世界主义的，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的，对现实有着重要范导作用的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亦步亦趋地模仿西学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只是一种以民族—国家内部“市民社会”为立脚点的旧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或者说，至少只有时时以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的视界来警醒、反思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才能使之日渐自觉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属性、关切现实的理论。
重新探讨何为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主题
施特劳斯指出，现代政治哲学的弊病在于只提供具体的政治方案、意见，而不思考何为美好生活这一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中国，施特劳斯指出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不存在，因为我们的政治哲学很少提出具体的政治方案或意见，如果有也大多拾人（西方）牙慧，形成有意见而无针对性方案的普遍现象，更多的则是一些话语泡沫。但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确实很少关注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执着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内部争论的细节甚至是一些话语碎片，从而无暇或不愿仰望星空。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1）这个问题是政治哲学之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2）整个马克思的思想或者马克思主义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关于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学说；（3）更为实际的是，中国现实的政治话语已经明确涉及这样的问题，例如，习近平同志就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竟然对这个涉及十几亿人现实生活和前途命运的政治命题似乎视而不见。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对世俗政治的冷淡来解释。
当然，我们谈何为美好生活（good life），绝不应该简单地重复以往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相关内容，更不是简单地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图解。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在当代的澄清必须奠基于一种生存本体论。在传统政治哲学视野中，存在或说人们的共在从来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只在于需要什么样的好社会和好政府，传统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存在无忧”的政治哲学。而在当代高度复杂、风险的社会中，存在问题被日益凸显出来，政治哲学也必将回溯到对共同体生存策略的思考。现实的美好生活总是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占有和支配，但归根结底是人的好的存在状态，也就是好好地存在（wel being，幸福）。从亚里士多德把幸福理解为“所有善事物中最值得欲求的”终极意义，到当代中国政治家把“人民幸福”理解为中国梦的终极内涵，都凸显这样的意蕴。只有立基于这样一种共在、向好的存在论，政治哲学才可能真正宣称自己是第一哲学。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26日马克思主义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