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论照进田野：
学术研究中的
理论思辨与经验体察
编者按：2022年11月11日晚，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作了一场题为“当理论照进田野：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思辨与经验体察”的讲座，和同行、同学们分享了田野研究的一些心得，从讲座的反馈来看，听众总体上是认可的。为了和更多的同行和同学分享和讨论，我请我的硕士生李聪同学将讲座的内容誊出来，在这公众号上推送。其中也包含了和几位参与讲座的同行好友的讨论，在此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
一、引子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当理论照进田野：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思辨与经验体察——基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的思考”。虽然题目很长，但是我要讲的内容并不复杂，主要想谈谈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困境，以及我们在田野中如何把理论引入进来。我将以我很久以前的一篇作品（陈那波. 国家、市场和农民生活机遇——广东三镇的经验对比[J]. 社会学研究,2009,24(06):37-64+243-244.）为例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之前和文彬、管兵教授聊起到华工做一个关于研究分享的讲座，通过讲一个作品的方式来谈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两周前，清华大学唐啸老师的《定性研究方法》课程也邀请了我在线参与，也就是和同学们进行对话，听同学们在田野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分享我对做田野的感想。我觉得这种对话的形式蛮好，所以之前和管老师他们聊起过，以讲一个研究然后谈感受的形式分享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至于具体谈哪些点，我之前有一个比较详尽的关于方法的课件，会涉及到比较多知识点，但是这些知识点我们可以通过看书或者在课堂上获得，所以今天我想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跟同学们分享一些在研究中不是很好去讲的内容。
当我们拿写好的研究给老师或同行看时，对一份好的研究，大家会有共同的感受，其不仅在经验上出彩，而且在理论上有意义和价值，在知识上有贡献。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迷惑，花很多精力写了一篇论文，自我感觉不错，但老师看了觉得差点意思，因为你的文章纯粹只是描述，缺乏理论。那么研究的理论价值是什么，如何体现？很多时候貌似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我也很难通过PPT给大家列举什么是有理论、什么是缺乏理论的研究。这需要大家不断去感受，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感受的过程。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被老师批评提问“你的理论价值是什么”“你的研究有什么贡献”，我也是在困惑当中去不断摸索、不断体会。所以今天我想结合我的作品谈谈我的体会，要分享的是一篇个人而言比较满意的作品，这是我全程独自完成的研究，因为在一个完整的研究经历中我有更全程意义上的感受。
当我们谈一个作品的理论价值时，应该如何去理解？当我们把理论和田野放到一起时，或者说当田野需要理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一个研究的作品是怎么具备理论价值的？我今天列了一些要点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二、理论是什么
第一个大的方面，我们聊一下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困境。
当我们谈理论困境时，我们应该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理论到底是什么？对各位同行和老师来说这是很清楚明了的，但是对同学们来说恐怕就不见得那么清楚。老师总是问“理论价值是什么？”“理论贡献是什么？”，同学们可能感觉自己挺有理论的，因为引用了很多马克思的作品、韦伯的作品，引用了很多其他大家的作品，为什么老师还是说我的研究没有理论价值？
什么才算是理论？两个月前，我在北京尝试从学校步行回家，走路的时候想找点事做，就选择了听书，我原先已经读过《三体》，决定再听一次，再次听的过程中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三体》的故事我想对于在座的很多同学是熟悉的，讲理论可以用很抽象的方式，尤其是《三体》第二部讲“黑暗森林”理论的时候，作者做了一个蛮好的理论诠释：当罗辑不知道三体人为什么追杀他的时候，整本书围绕这个点展开，最终揭出谜底——因为罗辑对“黑暗森林”理论的认知。
“黑暗森林”理论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是理论前提（公理、定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法则。就像经济学“人趋利避祸的理性是人的第一本性”，这是经济学一个很重要的前设公理，在这个理性的基础上，我们去分析、去延展不同条件下不同的行动者所采取的理性行动。“黑暗森林”里有第一个前设的公理（定理），然后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猜疑链”：在一个黑暗森林里，当每一个文明都蛰伏的时候，彼此不知道互相状况的时候，出于对生存的追求这个第一要义，你会对其他文明采取什么策略和行动？所以基于这样的定理前提，黑暗森林中的文明对于其他文明的存在是有猜疑的，即我们说的“猜疑链”。第二个关键概念是“科技爆炸”，每一个文明都可能在短时间里面实现科技对于自身文明的超越，当科技到达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有能力去打击一个我们已知方位的未知文明时，那我们的选择自然是以我们最方便简洁的方式去打击它，去毁灭它。
当然关于这个理论是否成立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的建基点已经被很多人批评，包括经济学家自己对于“理性人”的反思。不管怎样，由三体的理论我们可以很明晰的看到理论的基本要件是什么。理论的基本构成首先是概念，概念经过操作化后变成可测量的变量，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组成了命题。理论就是一系列围绕某一主题的逻辑关联的命题的组合。
“黑暗森林”理论由“猜疑链”“科技爆炸”这样基本前提的定理往前推演，形成一整套相应理论体系。作者在《三体》具体陈述里面也讲到打击成本的问题，高级文明会进行相应的选择，采用相应的打击手段，如果打击成本很高他们不会专门去做，但如果只是一个没什么成本的打击，行动的可能性就高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这个理论的延展和丰富。
当然我们也可以随意举一个理论，就从“理性”来看，比如“人总是理性的”这个前提（公理），人的理性可以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当人们面临一个长期的、很难以物质利益进行衡量的互动时，我们说“价值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当人们面临一个短期的、低频率的、可以量化方式衡量的互动时，我们说“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体系，我们不管它对错与否，我们也不要有理论崇拜，因为大部分的理论最后都是错误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谈论理论价值时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理论。
三、什么才是理论贡献
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理论之后，我们自然就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理论贡献”，因为我们可以从理论的构成来理解你对理论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刚才说由“概念”“命题”“命题体系”构成了一个理论，或者我们更通俗一点来说，就是说理论是一些道理，你的文章是不是讲了一些道理？我们且不说这些道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是你在文章中要努力去证明这些道理。当然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首先你的研究要有一个很精彩的经验故事，这是我们对研究生的一个前提要求。研究生写文章要去做调研，要对经验世界有充分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不是形成了概念化？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同事之间聊起来，去评价一个学生的时候说：“……不管怎样，这个孩子有很强的概念化的冲动”。你有没有基于对现实世界充分的了解、细致的认识，然后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一个有说服力、有概括力的概念？这是我觉得理论的第一层价值所在，这个概念能让读者透过论文，形成对概念背后或概念所包含各种各样的信息点的感性的认识。
我常和同学们讲，我们的数据尽可能要有画面感。所以说，我们通过研究产生新的概念，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理论贡献了；如果说我们的研究能够产生一个为学界所接受的概念，那么这是个很重要的理论贡献。
现在的社会科学界，从不同维度都在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其基础是什么？就是建基于中国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构，这个概念要具备普适性，也就是说尽管来自中国，但是来自其他不同经验世界的不同国家的人也要能够理解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坦白来讲，以我们状态的研究者来说，能够有一个好的概念，具备分析力，具备可操作化的空间，具备让人们认知接受的可能，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知识上的贡献，但是能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我目前也不太能做到。
进一步，我们基于这些概念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道理——A跟B之间的关系。可能A和B都是你创造的概念，你根据两者的关系建立了相应的命题，这就是一个理论基本的构成单位。或者说，我们推翻了旧的命题，形成新的命题。当然，在理想的状况下我们能够有一些命题，它们之间逻辑是相互关联的，然后形成一个自己所创建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能够被学界和普通大众所接受，能够被用来分析，这是一流研究者才能达到的状态。比如马克思的理论和其中所包含的概念就为我们大家所熟知，只要受过中学以上的训练，都会使用他的一些分析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相应社会的更替。又例如韦伯，我们看这些理论家们的书和作品，最终记住的往往是里面几个重要的概念和道理。
对同学们（一个初步的研究者）来说，思考一下，问问自己，尤其在田野过程中问问自己的故事是否充分，是否可以通过故事抽象出一些有效的概念？然后这些概念能否延展出一些道理。先不说这些道理是否能在多案例中验证，但这个道理是不是言之成理？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而且我觉得社会科学界的同行，现在我们反复讲自主知识体系，很多人都在都在谈“要什么、要什么”，但我觉得从一个普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角度出发，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或者学生们能否通过自己的研究产生一些不仅在中国话语体系中适用，也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适用的普适性概念，以及背后的道理，这就是我们知识体系基本构成的部件，自主知识体系就由此产生了，我们每个研究者在这里面占有自己相应的位置，这是我们说的理论意义上的价值。
但我们还是要抛弃一些迷思，很多同学现在也会存在一些对理论的莫名崇拜的问题：一谈到理论就是高深的，就要回去翻一百年前的著作。所以感觉理论就是来自故纸堆，似乎不引用马克思、韦伯的作品就很难称自己有理论，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去分析为什么现在大家言必称马克思、韦伯，要回去他们那儿寻找有关理论的素养。一些近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年轻时候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几个现代社会科学思想来源的重要发起人（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分析概念足够抽象，能涵盖足够多的经验事实，能放在很多的经验世界进行分析，在不同国家我们照样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分析手段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概念具有具体的经验所指。有很多跟马克思、韦伯同时代的理论家，为什么没有如此广泛的认受性，是因为前者的概念、命题是有具体的经验所指。当我们讲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分析什么；当韦伯讲我们中国长久以来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一个交通条件和沟通条件都不发达的前提下，如何去管理一个规模那么大的大一统国家？当这些问题提出的时候，它们是具备具体经验所指的，是具有很强涵盖力的，是需要通过不断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进行补充和验证的，所以我们说这是具备现实解释力的理论陈述。我们讲马克思、韦伯理论的高深之处在于其是更有价值的、更有生命力的。
通过这个标准来看，理论不仅仅来自故纸堆，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或者说通过自己的研究、抽象来形成一些理论的，那些经典理论家们的理论特质可以成为我们参照的标准。
四、从理论到经验
当我们去学习一些理论的知识，大概会知道一些好的理论的基本特质。那么我们怎么把理论放到田野里面来？或者说我们怎么把理论放到经验世界里面去？我们怎么通过经验世界来产生理论？我们怎么通过经验世界来验证理论？我觉得有几个方便的方式，或者说几个我们经常能想到的一些手段。
第一个方式可能偏描述一些：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为已有理论的分析提供了新的佐证，或者说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丰富、更详尽的理论演绎的经验事实。它是一个关于某一理论更丰富细致的素材，这种素材也很难得。把一个故事展现出来，把理论的要素放进去，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贡献。
第二个方式就是寻找特例，寻找那些能充当黑天鹅的经验事实，我们尝试去推翻这些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过去这几十年的发展，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生新理论或者推翻旧理论的大田野或者大案例。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蛮多的英语研究作品都提到了这一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产生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西欧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空间规模、人口规模上甚至比西欧的还要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转型确实是一个非常具备产生社会科学理论价值的很重要的自然实验。尤其在政府与政治研究的领域，这是一个过去研究的还不够充分的领域，我们经常能找到相应的特例。以科斯讲的“产权”为例，我们说产权越清晰，效率越高。但是中国早期的乡镇企业发展经验就会告诉我们，模糊的产权反而使得每一个参与乡镇企业发展的主体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个企业跟自己产权的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反而促使了企业关联的各个行动者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第三个方式是增加条件。其实有很多相关的经典社会科学理论能在中国的田野上能找到一些相应的特例，我们可以推翻或者丰富它们。丰富的我们可以说是增加条件，我们的经验事实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条件？当条件变化了，理论会相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回顾市场转型论争。市场转型理论针对的是当时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平等状况发生的变化。一个很核心的疑问就是：当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即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时候，我们说人力资本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政治资本相对的回报会下降，所以社会平等的状况会发生新的变化。当时最著名的一篇文章就是1989年倪志伟写的市场转型理论。他认为随着这个转型，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回报会提升，所以政治资本的回报相应下降。后续的研究在不断提出新的条件去challenge他，例如倪志伟的研究更多是讲农村，那么有的研究讲的是城市；有的研究批评倪志伟的研究更多是某一个产权领域，例如集体经济领域，那么国有企业领域会怎么样？外资企业领域会怎么样？不同的产权结构下，社会的平等状况或者说resource distribution的状况其实不一样。每一个条件的增加，是由经验事实或者说我们在经验世界里去做调研，去不断地抽象概括提出来的。理论是这样一步一步被修正，或者说一步一步去往前拓展的。
第四个方式是另起炉灶。就现在来说，在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数量足够庞大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大部分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博士生，现在也能够很自如地阅读英文的研究作品。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其实我们可以去另起炉灶。如我们刚才所讲，不要把理论看得太神秘，不要过分的崇拜理论，同时也要去思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里面的基础的构建、基础的构成部分。所以在经验的田野里面，我往往是鼓励同学们去另起炉灶，不一定非得到故纸堆里去寻找对话的点。这个空白的领域，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扎根理论方法的一些思维方式可以为同学们所用。我们在经验世界里进行访谈、进行观察，我们记录了足够多的素材，在这个素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一步步地去建构概念，去建构概念之间的关系，去建构相应的命题的集合。
在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管理科学季刊》，就是ASQ（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讲《定性研究方法》课程的时候经常拿这篇文章来举例，能够发在ASQ上的文章都是经过了重重的检测，同行的评定很严格，要求非常高。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机组成员，一个机组成员大概也就几个人，作者对这几个机组的成员进行了多次的深度访谈，通过访谈他去建构了一个东西，他称之为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边界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们是一个小组或我们是个小班级，为什么我跟你的关系会好一些，而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不那么好？为什么我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会帮助你，而在另外一个特定的时间就不会帮助你？什么样的忙是我会去帮的，什么样的忙是我不会去帮的？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前提条件？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跟已有的一些关于社会交往的理论，或者社会互动的理论进行相应的对话。但是在这样特定的情境里面，这是一个经典社会理论可能没有那么多去阐述的空间。已有的经典社会科学理论往往是宏大的，它谈论的是国家层面的东西，谈论的是文明意义上的东西，谈论的是历史意义上的变迁，谈论的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人类行为互动特征等等。
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有参考价值，由此我联想起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人一些行为特征的概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差序格局”等等。这些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去不断累积、不断感悟产生的。我觉得以我们中国这么数量庞大的研究群体来说，另起炉灶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个很promising的领域。
所以记住，你的经验研究是不是讲出了一些或者说形成了一些好的概念？讲出了一些基本的道理？而这个道理能够成立的一些基本前提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概括出来，而且能够一定程度上经受住别人的质问、质疑或者相应检验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咱们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在咱们自己的经验田野里面发现的。
（一）田野研究中的理论引入
我们聊一下田野调研中的理论引入。
我们都说“理论到田野，田野到理论”是一个来回的过程。回到田野去看理论的时候，有一些点我觉得可以跟同学们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同学们经常会问的“我们到底要理论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或者什么样的状态才到田野里面去？”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要把理论打包到田野里面去，当然我的话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的体验，不同方法的 approach可能有不同的理论前提，例如扎根理论对你的文献前期要求并没那么高。但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案例研究，那么会要求大家对于理论的准备或者说理论的问题要更为聚焦一些。总体上我的感觉还是要打有准备的仗，就是底子越厚实，眼光越敏锐。
比如同学们跟自己的导师在田野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事情。你去跟老师们一讲，老师们就说这个是什么意义上的事情，“什么意义上的事情”是老师已有的理论积累，当他听到你这个经验故事的时候，他脑海里自然就有相应理论的问题跟它进行映照对话。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说同样如此，底子越厚实，眼光越敏锐。这一点我当年读书的时候感觉很强烈，有些特别牛的老师，我们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其实在他那里就可以产生出一个很好的作品。
我在上课的时候讲过魏昂德（Andrew G. Walder）2004年发的一篇关于讲中国精英机遇的文章，虽然在这个文章里面你看到的经验素材并不是那么多，但它展现了非常高超的理论对话跟分类能力。就是通过理论对话，然后进一步把变量进行分类推演，再用素材进行相应的验证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功力，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数据，他就能够把一个道理给讲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在田野里面应该去尝试能不能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当然我们说要打有准备的仗，但是同时要注意轻装上阵，不要太过拘泥于书本或已有文献的理论，不被它们所框住。事实上，在经验的田野里面被框住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比较多见的是我们虽到了田野里面，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我记得在读硕士的时候去鹭江村做过调研。鹭江村是个学术名村，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杨庆堃先生就在那里带学生做相应的调研了。杨先生关于鹭江村出过很著名的一本书，就讲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以这个村为对象也还有一系列相应的研究作品。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打算再去那里做一些跟踪调研，但是去到那里就会发现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要干什么。首先是很难去接触到真正的村民，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完全是外地人化了，你很难去分清楚哪些人是村民，只有他们本地人知道。
所以更大的问题在于你到了田野不知道怎么去阐述自己的道理，不知道怎么概括自己的田野发现。但总体上我们说把底子厚实，轻装上阵。轻装上阵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要带着一个什么东西进去，我们要带的研究问题可以是相当抽象的，它可以是一个我称之为第一序列的问题，普通人都会问起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能够容纳我们一辈子的研究，所以你的田野它是完全装得下的，不用担心它会限制你。例如我接下来要讲的文章，一个核心的关怀就是政治跟生活机遇，或者国家跟农民的生活机遇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想了解政治意义上的安排是怎么去影响每一个农民他们的生活。农民个体趋利避祸的努力，其实在大的结构变迁，在国家的总体政策面前，往往可能显得那么的相对无力。我想了解清楚大的结构安排、政治意义上的安排或者国家意义上的要素，它是怎么影响到每一个芸芸众生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调研的问题应该具体。比如说明天要去访问一个人，我希望同学们去列一个非常详尽的大纲，然后我们把大纲忘掉。大纲里面的问题越具体越好，但是这大纲列的问题不应该成为你问出口的问题，因为大纲列的问题是便于你理解的。所以说在一个大的研究问题底下，有你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再往下有你口语化的进行深度访谈的表达，或者说你想要通过这些问题去获得信息的一些专门的设定，例如一个问题、一个故事等。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抛出去，这可能是一个姿态，可能是一个话语，可能是一个情景，让对方去进行相应的回答。
所以说理论的前期准备，我觉得应该是尽可能充分的。但是到了田野，应该有一个大的问题来包你里面各方面的努力，这个东西越能装，你在田野里越游刃有余。有关操作意义上的问题，你要去询问、去访谈、去观察，这些应当是尽可能具体的。
（二）在田野调研中建构问题
另外同学们可能会去想说，“我进入田野的时候研究问题就已经确定了，那在田野里面怎么去产生问题？”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个大的研究问题，但是需要在里面去一步一步的建构更具体的或者说中层意义上的研究问题。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讲“人咬狗”的问题，“狗咬人”的问题没有太大的解释必要，“人咬狗”的问题才是值得去解释的。但同学们自然也会说，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人咬狗”的问题，往往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是平常现象，这些平常的现象跟我们认知基本上也是符合的，它并不能够充分的刺激我们去形成一个相应的研究作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需要在田野调研里面去建构你的问题，在里面去建构“why”。
我们在农村调研，为什么有人对当地镇政府是这样的评价？那么其他人是不是同样的评价？镇政府的行为或者它的治理态度，有什么样相应的具体差别？——在这个镇可能是这样的，在另外一个镇是不是也这样？如果在不同的镇它都是一样的，那么决定这个相同治理态度背后的结构性要素又是哪些呢？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问why，努力去寻找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去解释，值得我们去解答，这是在田野里面需要我们去不断建构的。
不断建构why的一个可操作方式就是不断地比较。我在讲方法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过，我是鼓励同学们尽可能地做比较，在研究设计上你可以做比较案例。如果是单一的案例，你可以在案例里面做前后的比较；如果没有办法做前后的比较，那在同样时空里面的不同行动者之间形成相应的比较，应该在不断的比较中去寻求差异。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同学做邻避运动的研究。邻避运动是一个最近这十年八年大家蛮喜欢的议题，因为里面充满了冲突性。他当时要做广州一个垃圾焚烧发电站的建设，我说如果你只是描述这样一个邻避设施是怎么建立的，那么你的论文可能需要拼人品才能过，因为太过描述了。如果没有非常充分的细节性信息、完整的故事，恐怕很难撑起你这个研究。所以我说你能不能去对比？例如说那么多的邻避设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同样的政府结构，差不多一致的条件，那为什么一个成功了，另外一个失败了？对比总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去降维对比，也可以去升维对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比去寻求相应why的东西，并尝试去回答。
（三）把观察日志当做有形的思考
在定性研究里面，研究者经常会在某一个时间顿悟，或者在某个时间灵光一闪，所以我们说要珍惜田野调查里面的夜深人静和胡思乱想，我们现在做研究说到底还是孤独点好。前段时间我和你们管老师一起去广西做调研，我们努力让调研的生活丰富多彩，晚上还花点时间去田野里面的集镇走一走，看看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给我们的认识能够有一个形象化的背景。那些夜深人静跟胡思乱想往往是我们灵感的源泉，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做观察日志。我记得在写后面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去农村做调研，当时就是一个人去，本来想说住农户家里，后来发现条件并不是那么允许，于是我就在镇上的招待所住，每天调研回来用笔记下当天的一些感想、一些心得。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当初那些天的田野笔记是一个后来非常重要的产生理论思考的来源，里面的很多点其实都是通过这种田野的调研观察日志产生。当我们去写观察日志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尽可能的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事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观察到什么样的事实，事实是什么？第二，感想。围绕这些事实，我们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们有什么样的领会？我们有什么值得去进一步推进的研究切入点？明天我们应该访问谁，下一步我们应该访问哪个地方？第三，求证。这些感想在方法上成不成立，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求证。假如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成不成立？假如换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成立？所以关于观察日志我们要尽可能的写事实、感想、求证。
我们在田野里面的理论饱和，往往也可以依赖观察日志来完成。我们在做今天的调研时，就为下一步的调研设定了场景，或者说进行了理论的抽样。我刚才讲过，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农村调研的是村干部，他对某项政策是这样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去看村民们大概是从哪些角度去理解。又或者说我们了解了干部，了解了一部分村民，可能基于不同背景条件下的村民，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下一步的调研里面要进行进一步样本意义上的覆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的做到能够达到理论意义上的饱和。理论意义上的饱和往往是依赖于观察日志的记录，要把它作为一个操作意义上的东西去推进，这个东西是田野里面非常重要的理论来源所在。
（四）从经验事实到中层理论
当我们在田野里面进行充分的调研，我们去写观察日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不断的感受，去不断的体会，我们需要的是在经验事实里面去做进一步的抽象。从经验事实到中层理论，依赖于我们在田野里面的调研（包括观察日志的过程）去一步步抽象。
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东西，首先我们基本的经验故事是什么？整个经验事件的舞台是什么？我们应该对它有相应的概括。这里面有哪些行动者？关联的行动者以及每一个行动者背后是有一系列群体的，这些行动者相应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他们相应的决策是怎么样做出来的？他们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什么样的条件，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从而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基本的经验故事是什么，你要很清楚。
有同学问，我们去做田野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离开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定一个标准说“我可以离开了？”因为进入田野是不容易的，我们离开了再回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被访者需要去重新接纳你。除非这是个你做得非常深入的点，是个长期的点。关于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经常是从一个成本的角度讲，当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没有那么多金钱了，我们自然要离开；另外一个就是从报酬递减的角度讲，当我们再去做调研能获得的相应信息已经是有限的了，我们的启发不断变少了，我们在访问下一个被访者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大概要讲什么了，他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新鲜了，这也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就是从效果的标准讲，你对你的经验故事的了解是不是比较充分了？用扎根理论的话语来说这是一个主轴，你能不能够回答清楚这里面的每一个要素，这个舞台的基本特征？每个行动者他的条件、决策、行动以及相应的结果分别是什么？
如果你都能够回答得很清楚，那意味着你对这个经验故事有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把握，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进一步去考量故事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可能还是要去进一步去追问道理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一步步达到一些相对中层意义上的理论，不只是局限于你的经验故事提问，也可以回应到你的文献里面去，例如谁说对了？谁说错了？谁说的不够？当然你也可以是我们讲的另起炉灶，在经验故事的基础上去抽象这背后的道理。同时再进一步追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当我们去提升这些维度的时候，意味着能够覆盖更多的故事，更多的范围。
我在写作的时候，把康乐村、鹭江村这样的地方称为新合作主义经济。这是个概念化的努力，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中它有相应的特征，这个概念构成了它基本的特征。在这样一个context下，乡镇的干部或者说农村的干部，他会怎么样去行动？农民们会相应获得什么样的生活机遇？这是我们通过经验事实一步步抽象、概念化所形成的背后的道理。这个道理需要我们一步步去累积，然后形成一些更抽象意义上的或者逻辑关系更为紧密相连的表达体系。
五、一个作品举例
总体上这么聊恐怕还是有点虚，对吧？所以正如刚开始讲的，接下来我将以2009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来稍微演绎一下。虽然我的演绎不见得能够更具体，或者说能够让同学们更有感受，但是我尽可能的把我当时的一些想法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基于前面所讲的“把理论照进田野”，理论跟田野之间进行互动的一些理性认识，到底是怎么样在这个文章里面去体现。
（一）问题的产生
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觉得它还是不错的，是因为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去阅读与研究议题相关联的不同文献和理论；然后也尝试去做了比较充分的框架设置；最后从结论上来看，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预测性的。当时我这篇文章就预测说，接下来在国家的政策走向上，肯定是会越来越多向农民作出补贴的。因为我们从国家需求的角度出发，如果说获得足够利润和更充分的政治支持是国家的两个需求，那么接下来对于农民来说，农民的政治支持或者合法性意义上的支持，这是国家更为需求的东西，而农民经济意义上的收益是会变得没那么重要的。
这是这篇文章一个总体上的概括，我把我的问题限定在结构变迁如何影响个体生活机遇上。文章从国家的二元需求——获得足够的利润和充分的政治支持出发，认为政治持续和市场变迁之间的对立提高了国家及地方政府补贴农民的激励，从而有助于改善农民生活机遇。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央政府对农村社会的经济需求不断降低，而对来自农民的政治支持的重视使其陆续出台有利于农民的各项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预测了精准扶贫，包括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的产生。我们党和国家花了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源，努力让农村或者说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国家的二元需求对他们形成制约，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一丝不苟的遵从。这篇文章利用来自广东农村三个镇的经验材料作为基础，试图解释镇级政府如何回应国家需求的变化，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形成有差异的农村治理政策，从而相应的损害或者增益了农民的生活机遇。同学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看原文，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的一些共鸣。
研究问题的产生首先是个体经验带来的兴趣，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所以对于农村的事情和农民的事情我天生就比较感兴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成长的人，在结构的变迁和个体的努力之间能够有很强烈的感受。例如，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总体上是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之下的，上世纪70-80年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户口，可能就决定了一系列相应的生活机遇：如果你是城市的户口，就意味着每年有几十斤口粮的保证，如果你是农村的户口就没有，等等。这些都是大的结构意义上的要素，但是对每个个体的制约或者束缚是很大的。这是我产生研究问题的很重要的个体体验。
研究问题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理论学习意义上的综合。例如我们关注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为什么会谈到结构变迁和个体生活机遇之间的关系？当时我们很流行去学习“国家与社会理论”，有很多研究作品都在谈论“国家强，社会弱”，如国家的管控与社会的反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然后也有研究讲“强国家，强社会”，国家社会的互强等等。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研究作品，就会感觉这个理论尽管非常的流行，它是政治学非常重要的核心理论体系，但是它在中国当前的社会里面缺乏分析性。国家是什么？社会又是什么？我们在经验世界里很难去具体进行相应的观察，我们观察到的是某一个政府的层级，我们观察到的是某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群体或个体，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来谈“国家与社会理论”？它的分析性是有缺陷的，“国家”没办法把它操作化，“社会”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操作化。所以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只能去谈国家与社会谁强谁弱、谁控制谁，谁反抗谁，我们没办法给它增加条件。在我去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它们是缺乏分析性的，我们怎么去分析它们，我们怎么来说国家的强和弱呢？所以最终就会变成我们先讲了一个描述性的故事，然后再去分析国家社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当初理论学习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作品group，就是当时很流行的“市场转型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平等的理论。与“国家与社会”理论相反，“市场转型理论”的分析性就特别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分析性变量，这些变量可观察可测量，例如产权变化的程度；乡村是否具备农业、手工艺等传统的要素，其有助于经济变得更好；这个地方是否有外商或者华侨，其能否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上的要素等等。
我后来也读了蛮多“委托代理理论”的文献，我也写过一篇关于“委托代理理论”的review，其实这三个点我都写过review。所以说，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去阅读延展相关理论，这个东西不会丢掉的，它也会成为你的作品。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写过一篇国家理论的文献，是跟黄冬娅老师合作的；社会分层的我写过一个市场转型的 review；委托代理理论我也写过相应的review。这几个点其实都跟我的研究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关联了起来，但是它又并非必然是某一个主题的东西。
我想可能每一个同学在做研究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到底跟哪一块的理论进行对话？这是存在整合空间的。
我没讲到委托代理理论是怎么关联的，我们刚才讲到对国家的分析是相对困难的、很抽象的，因为国家它更多是一个集体行动者，它是aggregates actors。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去讨论国家就必然去讨论国家层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的分析性的空间和前提。
所以说带着所有的这种困惑，或者个体经验意义上的感受，我们去提出一个相应的问题。我们说到底结构意义上的变迁是怎么影响个体生活的？又或者说我们把它更具体化一些，国家意义上的要素、市场意义上的要素，它们和农民的生活之间是如何勾连起来，是怎样产生相应作用的？
（二）方法与田野
基于这么一个大体意义上的问题，我的田野就需要开始了。你们会发现，我确实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去验证的问题。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明确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所以没办法根据这个去设定案例的选择，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案例选择。第一个是确定分析的场域，我们选择了乡镇，也就是会到一个乡镇里面去了解情况，了解乡镇里面各个村的情况，这是一个case，我选择了三个镇做它们之间的对比。
我之所以选择乡镇，是因为当我们要去讨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时候，我希望在这个场域里面最起码有能够观察到国家的某一个级别的代理人跟农民之间的互动过程。当然，村干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国家的代理人，但总体上我们说他是非正式的。所以比较正式的国家代理人，我们选择了乡镇这个层面。我在论文里面讨论了为什么不只是对村的比较，而是乡镇意义上的比较，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大体选择了三个案例。当然两个案例可能会更容易比较，但是两个案例不太能够容纳它里面的这种差别，因此在田野情况有条件允许时，我还是倾向于多选择一个案例。如果说到时候发现两两案例的比较能够形成很好的对比，那么另外一个案例我们可以不纳入这个框架分析。
综上所述，我大体上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别，尽可能的做了三个案例的选点。第一个镇在广州的边上，确切说是市中心的边缘；另外就是广州郊区的一个地方；最后还有粤西的一个乡镇。我做了这三个镇的对比研究。
我们经常说“走进田野，带出故事”，坦白说，我进入田野的时候是很没有把握的，我也不知道能够带什么出来，所以在田野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做思考的累积与理论的顿悟。我刚才讲要写观察日志，这个也是思考的累积，要充分地去珍惜田野中的灵光一闪。我在讲《民族志研究方法》课程的时候，经常举我在田野调研里面一个观察的例子：记得当时是在天河的一个村，严格来说它不算城中村，因为它当时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可预见性了，它算是后发的一个村子，所以有一些设置不至于那么的城中村的感觉。在那个村里面我偶然看到一个不知道庆祝什么的演出活动，提供节目的是天河区的各个单位，负责相应组织与安排的是活动举办地所在的镇，再往下负责做一些例如搬凳子等零碎事情的是村委会。当时在那个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感受，但是我后来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区的管治，在空间上是非常临近的，区、镇、村委会都在一起，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说，他们可以实现行为意义上的监管。由此我们就可以去进行相应的比较，我选择了另外的两个乡镇。在一个最偏远的乡镇，例如粤西的乡镇，就会发现管治是没办法在空间上同时实现的；例如市、县，以及下面的镇，他们这几个层级的领导是没办法随时在一起的。那可能在天河的村里面，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镇（街）、村它们基本的空间上都是非常临近的，由此我当时产生的灵光一闪是——离权力中心的距离是考察地方政府的管治态度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考量变量。这个点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是我在田野过程中产生的，而且是无意中产生的，是白天去看到，晚上去做观察日志，去考量的过程中想到的。
所以说这是田野里面的灵光一闪，我相信每一个进入到田野的同学，如果你有这种充分的准备，那么你都会有这样的时刻，记住：当你有这样的时刻，赶快用笔记下来！我现在是懒惰了，之前去做调研时其实也有很多的想法，但没有做到很详尽的记下来，我现在回想，有很多好的idea可能都记不起来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overwhelming的感受。我们看到了很多田野里面有趣的东西，这些有趣的东西在我们当时看来，每一个点都可以形成一个理论对话的可能，都有可能形成一篇理论意义上还不错的作品。
我们说在田野里面要进行这种理论的自我对话，我刚才讲到“权力的距离”，这个事情到底靠不靠谱？我们要从多个维度去看这三个镇，又例如我们发现，同样是在广州，天河的村和增城的村就存在蛮大的差别。增城的干部说：“广州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大的经济意义上的发展，我们就只用保留绿水青山”。从广州的角度，这其实挺难去进行空间意义上以及行为意义上的监督。所以我们就在增城下面的镇上，张贴的公告栏里面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这个镇的财政构成收入。我们看到，上级各种各样的财政拨款占了这个镇财政收入的80%以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广州市各个部门对他的项目意义上的帮扶。所以对于这个镇而言，从广州市政府的角度来说，他们要进行行为意义上的监管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财政拨款作为一个很好的杠杆手段，就可以被用来去对这个镇的管治行为产生影响。
再往更远的距离，到了更偏远的镇我们会发现，行为上的监管不可能实现，因为很偏远；另外财政意义上的监管也不太行，因为当地的总体经济不行，地级市的经济财政收入也不是很充分，从广东省进行的财政拨付，可能要形成一级一级相应的截留。所以在行为上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监管，然后在财政上也很难形成相应的诱导，那么对于当时地方的乡镇政府来说，他可能就具备了一定意义上相应的动机。这个是我们在田野的过程中一步步去验证，一步步去求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哪个研究是事前就有一个完美设计的。尤其是定性的、田野意义上的调研，没有哪个研究一开始就是完美的设置，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进行理论的自我对话，进行不断的笔记累积、顿悟而产生的。
（三）理论上的对话
在研究和写作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我们说理论上的对话往往有两个部分，在我的文章里面我也尝试去做出相应的区分。第一个部分是文献综述里面的理论，即论文所及的议题的已有研究是什么，如关于农民的生活机遇、关于国家对于农民生活机遇的影响、关于市场对农民生活机遇的影响。另外一个阵营是我们在分析框架里面使用到的理论，是他山之石，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东西。即我们批评已有的文献，然后采用其它的理论来站台，来做支撑，是这方面意义上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文章是怎么去进行回答的？首先在文献综述的部分，我对已有文献里面的理论概括相对来说是比较简练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reference，但是往往这个文章带来的可能只是一个变量意义上的区别。例如以前的农村和城市市场在距离上的临近，因为距离越近，它就越有可能获得相应的市场收益；地方自然资源的贡献，地方有没有传统的资源，有没有经济基础？交通条件的影响；经济相应的制度的密度，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的密度；获得市场机会的便利程度；传统的手工艺的要素、产业结构的要素、占据主流地位的企业的规模要素，市场要素的发展等等这些东西它是怎么影响？在国家层面，不同层级的利润分享框架是怎么样的？政体的转变程度是怎么影响的？干部的评价系统是怎么影响的？这是一个比较，也就是关于这个议题已有的道理。
那么我们进一步去追问的，即我们理论基础上去对话的，是我们刚才讲的“理论背后的理论”或“道理背后的道理”。例如前面有很多研究已经讲了，是a1、a2、a3、a4、a5、a6、a7、a8导致了农民生活机遇的变化，是国家的要素或者市场的要素。如果我们解释国家某一项政策对农民生活机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会问为什么这个政策在此刻出台？为什么不出台政策a，而出台政策b？他背后的决定性要素是什么？当我们从“国家与市场”背后的要素去寻找解决答案的时候，那么“国家与市场”跟农民关系的分析起点是什么？到底是国家影响了市场，还是市场影响了国家？到底是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影响了国家，还是国家影响了以农民为主体形成的社会？“国家与社会”分析的起点是什么？另外，农民和市场都是有经验所指，但国家的经验所指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去引用一些其他的理论来为我们做理论意义上的辨析。我读了很多国家理论意义上的作品，把关于国家这个概念的主流认知做了一个相应的梳理，最后选择了一个可供我进行进一步分析的理论视角：首先，国家是一个集合行动者；第二，国家并不简单等同于某一级别的政府，国家是一个集合的相应的行动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具体到乡镇，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同程度的国家代理人。那么国家这个概念怎么成为一个分析性的东西？为什么国家的态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国家的政策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需要有一个分析性的要素，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理论意义上的设定，就像一开始所讲的，理论的一个前期的分析的起点，我把它叫做国家需求。
古今中外，一个国家它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是什么？它可能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实现的途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分析的起点是什么？我把它设定为两个：一个是对合法性的争取，另一个是对利润的获取。在不同的政体、不同的国家体系底下实现的途径可能不一样，但这两个东西是比较可以确定的。而且我们是需要去确定这两个东西的，不能“说你是，你就是”，同学们要注意，这个东西的提出是需要我们去佐证的，这个佐证同样需要我们去引证其他的理论作品。已有的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作品，他们是怎么去阐述国家作为一个行动者是怎么行动的？例如 Charles Tilly的作品、吉登斯的作品等等。由此我们说两个很重要的理由在经验上大家也是有所指的，例如我们国家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是国家需求的两个重要维度；我们讲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是国家需求的两个重要维度。
为什么我要把国家需求作为分析的起点？以我们国家为例，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没有太多市场的要素，市场作为重要的起点变量，我觉得最起码在经验上是不太符合事实的，还是国家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其次，改革开放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所以当我们要理解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家、市场和农民生活机遇的变化，国家首先是我们需要去分析的。那么分析国家，我们需要去分析国家需求的变化，但是分析国家需求变化背后的经验所指不能是抽象的，因此在文章里我们去分析在国家的结构底下，中央政府是什么样的？地方政府是什么样的？具体到了乡镇政府，国家的这两个需求是怎么对它形成相应制约的？这样我们就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可分析的东西，这不仅在经验上是可指的，而且当我们对理论进行抽象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是什么。我们虽然分析的是乡镇，但是在多大意义上乡镇这个层面的分析能够归因到国家这个层面里面去？在以往有蛮多关于农村的研究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候，其实是简单的以某一个层级的国家代理人来代表国家，例如以村干部为代表，村干部是怎么行动的，就认为国家是怎么行动的，这在分析上效度是有缺失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从其他的理论里面去验证我们的东西，我们通过这个东西再去补充已有的研究文献的组成部分，形成我们理论意义上的超越或者推进的过程。
就像刚才所讲到的，国家需求的逐级传导，然后传导到了乡镇，乡镇会怎么样去行动？在我所设定的理论命题里面，一个是它的经济或市场发展条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revenue sharing framework，即财政分享的基本架构，还有一个是他离权力中心的距离。当一个乡镇没有办法获得相应的财政意义上的支持，然后在距离上又比较偏远，那么他的国家需求对于乡镇政府的作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他有可能会把手伸向乡村社会或者农民的 pocket。所以我在文献里概括的是这几个镇的治理态度的差别，一个是以经济利润作为杠杆，即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镇里面，村的集体分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杠杠。村里是怎么通过房东来管理外来的租户？这就是一个经济的力量，我举了几个例子，例如计划生育、征兵制度。计划生育就是用分红的方式，如果多生，这个分红就没了，这是个很大的经济杠杆；征兵也一样，如果愿意去参军，那么有很多经济上的补贴和回报，退伍回来还可能在集体企业里面去充当一定意义上的干部。另外一个是中间的镇（案例），以向上的把上级的任务完成好，不要出麻烦为目的，因为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是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上级各个部门的项目支持。还有一个镇（案例）我把他叫做“把政策当做自己利润的来源”，如果缺乏监管，也缺乏财政支持，每一项政策都可能使乡镇政府产生一些相应的行动。
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些经验材料是过去的事情，不同于今天新时代的故事，我们分析的是那个时候相应的一些行为。当时其实也有很多媒体的报道，像农民的负担等各种各样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农村税费减免。我当时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农村税费还没有完全减免，所以有很多的研究作品是写农村的费改税。因为这个作品是我自己在田野里面去一步步发现的，然后在写作上也是尝试去尽可能的进行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对话，在对话的层次上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抽象的，是相对比较中层意义上的，所以我拿出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来体会一个研究作品怎么在理论上做出一定意义上的贡献。
问题和互动环节：
陈家建老师：
我有一点有感而发，跟老师们、同学们交流一下。社会学里面有乡土中国，其实在中国学术界也有一个乡土中国，农村研究对我们中国学术的发展很重要，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是出自农村研究，不只是社会科学，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来源于对乡土性的理解。刚才听了那波老师的分享，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像农村研究对于我们学术的启发性这么重要。我觉得有三点比较有意义的：第一，农村研究很厚实，文献汗牛充栋，有非常扎实的文献基础，包括我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也在研究农村，面对这么厚重的学术传统，逼着我们去阅读、去思考，锻炼了我们对文献的理解和相应的创新能力；第二，经验层面，农村研究是一个既熟悉，同时也是容易让人在学术上比较陌生的，我们面对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么一种乡村生活经验，怎么把它学术化？而且要看到不同的乡村地区，它有如此大的差异，怎么给它归到一个学术的分析脉络当中？在经验层面上给它既理解又超越，这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学术能力的锻炼；第三，因为农村是一个综合性场域，所以做农村研究对我们学术的启发很大，就像刚刚那波老师讲的既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能看到很多行政管理的机制，看到这种社会生活的方面，思维情感、婚姻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宗族等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比如说看到宗族，它是一个社会生活的方面，但是它其实对农村的基层政治、基层行政影响也很大；还有农民思维情感，它是一个偏社会层面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也对农村的公共管理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如果一旦进入到农村当中，它其实逼得我们需要有一种很强的驾驭能力，能够把这些异质性不同的维度放到一起去思考、去判断，这对我们社会科学的能力训练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其他领域当中习惯于一种非常单一化的，可能提炼出一两个变量，是一个单维度的思考，但在农村领域当中，其实让我们更回到一种社会生活、国家治理本源的状态，会看到这些不同维度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它对我们的整个分析能力是很有强制性的一种提炼和提升。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想，谈不上评议。
颜昌武老师：
刚刚讲到理论和经验怎么勾连。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比如MPA的同学，他写毕业论文或者学位论文的时候，往往就是罗列一堆你提到的故纸堆里面的东西，当然他可能还更大一点，如公共管理理论或者新公共服务理论罗列一堆，大概搞那么三四页纸，理论基础这一块就搞完了；而学硕的同学，他往往就好像能够搞一个概念出来，或者拿一个既有的理论来做一个分析框架。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像我们在开题或预答辩，甚至在正式答辩的时候，学生会说自己文章的经验材料已经收集了一堆，但是找不到理论，也不知道怎么去找理论；或者说他现在有一个理论，比如看了韦伯的某本书以后，或者看了某个命题以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然后拿这个东西去找经验的材料来证明它，来论证它。我想这个问题可能那波老师在指导学生论文时也遇到过，当学生说自己经验材料收集差不多了，问我们理论应该从哪里来、用什么理论比较合适，你一般是怎么回答的？
陈那波老师：
我原来在中大每两周或者每周开读书会，我是让每个同学找一个点，然后往前推进，每周让他来讲自己的感想或者推进的程度。其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坦白说最常见的是我给他一个理论，比如他讲的某个点，我认为可以跟某个点去对话。例如讲技术治理的，我最近写了一两篇文章讲技术治理的应用，其实大的框架就是技术和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很多同学可能在做调研的时候就浸在资料里面，他们没有概念了，这个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角度，比如组织里面的层级关系是怎么作用在技术里面的，或者这个条块结构是怎么影响技术进入组织里面的应用的进程等等。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方式有利于一个作品的快速成长，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其实不是那么好。所以当学生们问不知道和什么理论对话，或者说不知道找什么理论的时候，这就是我刚才尝试去讲的“不要有理论崇拜”，不要去找一个理论，而是应该先去想你从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什么有趣的事儿，里面有什么有趣的道理，或者说你有什么基本的发现。当然，我也会让同学们讲讲自己的发现，然后我来判断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发现，这个可能对学生来说是困难的，他可能很难判断。但是应该首先鼓励他们去做发现，不要先说去找哪个道理，或者说找哪个理论，而是他自己在经验田野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他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和另外一个什么东西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首先要鼓励他们，先不要去想马克思，也不要去想韦伯，去想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些什么有趣的发现。在这里面他可能有几个发现，老师可以告诉他们哪个发现可能会更好写一些，因为已经有一系列的文献对这个研究做出过一些判断，那么你可以和他们有一个对话。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给他一个角度，但我觉得这是三个层面意义上的东西，刚刚我们讨论的是学术写作，MPA的写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常见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同学们关于这个事情自己有什么看法，先别管有什么大的理论或者帽子，而是去看它能给你什么样的启发，然后这个启发在什么意义上能成为一个有趣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它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作品。
颜昌武老师：
这里其实可能是一个从实践出发的问题，我们先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鹭江村、康乐村，政府让业主来监督这些租客。为什么他会采取这个方式？然后我们去找他们中间的冲突，形成一个实践基础上的研究问题。但是实践的问题如何成为一个理论问题？这中间可能确实存在一个gap，怎么去跨越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的练习。我今天深受启发，谢谢你的分享！
陈那波老师：
不用客气！你刚才提到鹭江村的例子，我觉得可以多讲几句，因为那是我早年的研究，里面有几个理论上的贡献。第一，我们可以对这个事件做一个概括，例如我把鹭江村这一类的经济状态，或者说把这个舞台叫做新合作主义经济，给它设定了几个特征，等于说我们产生了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在多大意义上成立，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二，你刚才讲到的地方政府采取了某一种做法，那么我们就尝试去写这个东西，尝试去建构一个表达，我刚才在PPT里讲到的舞台、条件、决策、行动、结果，这样就自成了一个变量关系体系，例如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乡镇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相应行动，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就这个案例形成的自己的理论见解，它稍微比这个案例现象要抽象一些，其本身就是一个理论的发现，它不见得非得说跟哪一块大的理论进行所谓对话或者对接，而是说我就在这个案例上发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地方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带来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一个理论的表达了。那么接下来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去看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条件下会不会成立，例如其他经济体可能就不成立，如果没有集体分红作为经济上的杠杆，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推动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的杠杆在政策实施，或者在基层治理里面所产生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自己去形成的一个理论的表达，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上，文章也就很成功了。
颜海娜老师：
今天是很认真的来听了那波老师的讲座，很受启发！我觉得自己最弱的就是在理论建构这一块，进入田野这一块我觉得我的问题不是太大，深入官僚制下的一个田野（场域），我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我最困惑的就是可以讲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故事提升到理论层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因为农村研究我做的不多，我就看过那波老师写的《把层级带回技术治理》，那篇文章我觉得也是写得非常棒。我自己的一个困惑是，比如政府应用信息技术来进行赋能或者治理，现实中有大量的案例，我看文献就觉得自己在里边兜不出来，绕来绕去无非就是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讲技术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波老师归纳的“技术赋能论”；另外一条路径是讲“科层制约论”，科层组织是怎么样来制约到技术效用的。那波老师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新意的观点，将技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科层组织也是有不同层级的，它们是一个差异性的组合。我想请教那波老师的是，我自己也观察到很多类似的案例，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原来的研究上进一步往前推进，比如说您提出来的“把层级带回技术治理”，我感觉在技术治理这一块的理论好像是挺匮乏的，就是讨论来讨论去都是这两条路径，我不知道怎么突破，这方面想以这样一个例子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陈那波老师：
好，谢谢颜老师！我相信颜老师也肯定有自己的理论的感悟，这个是客气了！这其实算是一个小的文章，我们都说社会科学很重要的目的在于解释variation（差异性），现在我们蛮多的领域，包括刚才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都是有点过于类型化。我们以技术治理为例，早期的文献可能更多是以邱泽奇老师的研究作为很重要的基础，主要讲技术对于组织的影响，或者组织对它相应的制约，其实是有点二元化。在二元化的过程中，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解释variation的可能性，例如我们把技术和组织一个当做自变量，一个当做因变量，那么我们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拆分，例如技术的不同类型、组织里面的不同要素、组织本身相应的类型等。组织的要素有很多，我们可以去进一步解释variation，技术的类型也有很多，我们也可以去进一步分析它。我另外有篇文章其实也是沿着这个思路，也是与张程还有另外一个研究生合作的，讲的是技术治理和条块结构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小文章，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理论企图没有我刚才所讲的文章那么大，我们刚才讲的那篇文章尝试对国家的分析有一个理论前提，我提出了一个更抽象、更具备涵盖力的理论企图。这两篇文章更多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稍微往前走一步，所以我把它们叫做小的、解释variation上的一些尝试。
其实还有非常大的拓展的可能，例如我看到颜老师朋友圈里有蛮多不同技术治理的尝试，我们同样也可以像刚才PPT里讲的增加条件，对吧？原来的一个观点是技术可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改善很多东西，另外一个观点是技术会受到组织的制约。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类型的技术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增加条件也就丰富了关于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理论表述，或者说关于技术与组织关系理论意义上的丰富化，是在进一步对variation解释的基础上去形成的。我相信颜老师很多的经验素材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增加这些条件，我举个简单例子，例如您研究河长制，我不知道有没有技术应用到里面来，但像河长制这样的组织形态与一个在垂直体系里面的组织形态，它们在技术应用上可能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前者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关系，而垂直的组织体系是一个紧凑的、带有命令式的科层关系，所以技术在这里面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不同的组织类型对于同一性质的技术可能会带来的变化，我觉得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去建构条件，建构关于某一个议题新的表达，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理论。假如将来我们的研究都围绕着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大家一步步以不同的案例、不同的技术类型、不同的组织形态、不同的组织里面的要素进行讨论，那么我们关于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理论表达的丰富性就会不断增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形成很多的概念，例如“组织的类型”这个概念是有一定覆盖性的，可以应用在包括国外的很多地方。综上所述，我觉得如何丰富理论研究，其实就是不断的增加条件性，进一步去解释它的差别。
学生提问1：
田野调查如何考虑控制变量？定性研究如何通过多案例比较得出因果解释？
陈那波老师：
研究方法上一些比较量化的术语，例如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在田野调查里面我们也应该去考量，尽管在操作上并没有像量化研究那么的程序化。刚才我在PPT里讲不断地寻求对比、寻求理论饱和，如果我们非得用这个话语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谈控制变量的问题。例如不同的行动者对于某项政策是怎么行动的？不同的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上是有比较大差别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讨论它的控制变量；不同人群在里面相应的所得所失，这也是控制变量；不同的镇作为一个场域，本身也是一个控制变量。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做比较，争取达到理论意义上的饱和。如果说非得讲控制变量的话，那么我们在田野里面是这么去做的，因为很难设定一个大的控制变量，然后做一个即时的或者持续的研究。像贝叶斯统计讲条件概率，我们对一个东西做出因果判断是基于一定条件的，如果否决了一个条件，那么在因果解释的效度上就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讲多案例比较、因果解释这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把多案例比较当做实验来操作，我们尽可能去设置基本的自变量，控制其他变量，这是实验的基本逻辑。以我的研究为例，三个镇如果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只看某一项政策在里面的变化，那么这可能是个更容易得出因果解释的或者是更有说服力的一个方式。多案例的比较如果纯粹从方法上来说，我们是倾向于认为越是向实验思维靠近，就越需要你的变量更加清晰，越需要你对自变量进行控制，对其他变量进行相应的配置。例如你想通过案例对比考察经济条件的变化，那么最好其他东西一样，经济条件不一样；如果你只是想考察权力距离，那么经济条件应该是一致的，权力距离是有差别的。另外一个途径，在个案研究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个案，尽管是个案是单独的，但故事是多元的，我们可以在多元的故事里面去一步步做否证。就像我们讲的条件式的因果，一步步的去做否证，“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在下一个情况底下它还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从中去得出一个自己更认可的理论饱和意义上的因果解释。这里面只有两个途径，前者需要有很好的前期工作，研究设计要做得很好；后者需要我们在以案例为主的田野里面去不断的进行追问、排除、给出新的条件、否证，最终形成一个相对比较饱和的理论陈述。其实有个标准，做田野的过程中要经常跟自己的同学、老师去讲你的发现，如果说你的发现能够经得住老师或者同学几个问题的追问，那么意味着你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比较站得住脚的；如果说老师的一两个追问你都回答不了，在这个意义上你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否证，或者做更多的理论饱和的努力，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能站得住脚的因果解释。
学生提问2：
和颜老师类似，在中层理论的寻找方面，老师有什么见解和建议吗？
陈那波老师：
首先不要有理论崇拜，不要特地去找一个理论，而是你在经验世界里面发现了什么道理，这个道理的舞台、条件、行动者、策略、行动、结果是怎么组合的？我们说理论是个命题组合，你有什么命题？当你在这个基础上去设条件的时候，抽象化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步抽象，就是这个道理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当然，我们说“底子越厚，眼光越敏锐”，这需要我们对已有理论有一个比较充分的阅读。往往在概念化，在对某一个经验现象的概括上，这需要一定意义上理论的积累和沉淀。我其实一直很想写一个东西讲讲怎么做概念化，怎么才算是一个好的概念。现在同学们概念化的冲动都很足，但是怎么才算是个好的概念，我觉得还是有文章可讲的，有道理可说的。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其实有讲过一些特征，但没有专门去写出来。
学生提问3：
做研究需要创新，需要从经验现象中提炼出新的概念，以达到弥补旧理论或形成新理论的目标，但是很多时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滥造概念，最后变成了鸡尾酒式创新。那么，什么样的概念或理论创新是合适的、有必要的、有价值的呢？
管兵老师：
我在《社会学评论》上发过一篇概念化的文章（管兵.命名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创新:从《乡土中国》谈起[J].社会学评论,2016,4(04):18-33.），很早之前发的。我把一个概念的产生分成4种不同的类型，按照演绎和归纳的程度是否充足交叉形成4种类型，有的是完全主观的，没有演绎也没有归纳；有的是只有演绎没有归纳，那就是理想类型；两者结合起来可能就是真实概念的来源；最后是只有经验层面归纳的，是一个局部的经验总结。每一种类型都有它的解释力和局限性，我当时是这样讨论的。
陈那波老师：
我印象之前讲过一点关于什么才算是一个好的概念，但我有点忘了，我记得有一点就是抽象性。这个是从扎根理论得到的启发，一个概念能够容纳很多的经验现象就说明它的抽象性程度高。我们大家都回去读一读管老师的文章，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管兵老师总结：
我简单的为同学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讲座。
第一点，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以及给同学们的答疑解惑全是真材实料，无论是研究议题的介绍还是研究方法的指点，都包含了那波老师从事研究工作十几年来的切身感受和独家心得。同学们对研究方法最期待能有老师多指点，我感觉无论是博士生还是硕士生、本科生，这一块的训练都不够，且这一块的训练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方法不断在演进。有的同学很勤奋，上了很多的方法班和看了很多的方法书，但方法的应用还是要有主观的体验才行。尤其是定性研究方法，你没有长期在这一块做调查，去写定性研究的文章，只去看方法的教材是行不通的，没有办法用真正的定性研究方法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所以那波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心得我觉得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遗憾的是一次课是远远不够的，以后还多请那波老师来给我们讲课。
第二点，今天的议题是讲理论与经验的关联，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怎么把理论和经验打通，让经验能够支撑理论的讨论，让理论能够提升经验的价值，并且让两者不脱节，这不仅对学生，而且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在每一项具体的研究里面，怎样把两者的断裂弥合，进行有机的对话，这是最有挑战的环节，这一部分是永远值得探讨的。那波老师在讲座中强调了田野的重要性，如果你有一个理论的问题，有一个疑惑，去田野里面收集经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需要足够的经验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很多研究真正的灵感、真正的问题就是在田野调查中产生的，当你去接触到一些比较新鲜的经验材料的时候，当你在写田野日志的时候，当你在跟老师、同学、学友进行关于田野的一些交流的时候，这些不同的场合可能就给你提供一些灵感，这些灵感有可能就是你研究真正最重要的方面，你的一篇具体的文章，甚至是你的学术论文、博士论文可能都是依赖于这样的一个灵感才能展开，才能够把理论和问题打通。这些灵感是怎么来的——就是田野调查中。那波老师又强调理论是重要的，我们不能单纯停留在一个经验的总结上，经验总结是有价值的，但是解释的普遍性的意义就会非常有限，所以一定要能够有抽象化，能够上升到一个理论，无论是概念还是命题，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理论体系，这样你在田野中收集的经验才能在学术界里面、在学科发展的脉络里面有立足之地。
理论是特别重要的，但也不完全是空洞的，理论应当是相关的，应当和你的经验是贴切的，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我们在具体的一项研究过程里面或者我们在写具体论文的时候，实际上是不断在经验和理论之间进行往返，不断的从经验到理论，然后又不断的从理论到经验，在这种不断的对话过程里面，你一个具体研究的思路才有可能清晰出来，离开任何一环，那这个研究都会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听了那波老师的讲座，我今天受益也很多，因为这是在学术领域里面，无论是学者和年轻学生都会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面也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很多时候要靠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摸索才能够真正的打通两者之间的环节，那波老师今天的讲座对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考会助力很多。今天那波老师是结合他2009年的这篇文章来讲的，他对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还记忆犹新，仍然有很多新鲜的心得在里面，那波老师在2009年之后又发表过非常多的文章，我们以后再请陈老师结合他每一篇重量的文章给我们谈谈具体的研究和写作的心得，这是对我们最具帮助性的讲座，我们谢谢陈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