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线，以道家思想和佛教为副线的发展历程。只要提到东方文化或者中国的历史发展，都会和中国儒家学说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认为，儒家学说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道家以一种辩证的思维使人信服，而佛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进入人们的信仰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特定解释并由此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视角，尤其是对人生、对人自身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千秋。
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制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制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从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世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但是由于是外来的文化，同时其理论又都是较为难懂的印度的经典翻译过来的，所以能懂得佛学的人往往比较少，但是由于它的理论解释比较能适应于一般群众，能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一些烦恼，解决一些眼前的难题，所以它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儒家的管理思想及其发展
中国自从春秋战国以来，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幸运的。集大成者当首推孔子，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在春秋战国那个极度动荡的年代，他心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四处奔走推广和讲解他的理论，尽管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但仍然坚持不懈，在他和他的弟子的共同努力下，终使儒家的学说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世人所赏识。
儒家学说由孔子开创并提出了主体的思想构架，再经较晚的孟子和荀子的进一步补充，最终正式形成了一门学科——儒学。儒家的学说一开始并不是正统的理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限制，发生过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对儒家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出了一个董仲舒，他在少年时研究《春秋》很有心得，于是痛下三年的功夫，把孔孟之学融会贯通，并提出了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儒学新观点，同时应用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封建王朝的兴盛更迭。在新王朝推翻旧王朝时认为是遵天命，是应运应时而生的，是受命于天，当天对现行的受命者不满意时，就先予以警告，如果还执迷不悟的话，天将另外受命于其他新朝。这就为儒学提供了理论根据，使儒学有了可依托的根基，也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提供了依据，同时与原有的儒学理论融为一体。因此，正合汉武帝心意，于是中国的历史上就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进而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到了宋代朱熹的理学又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理论。 儒家学说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为维护其专制统治，在不断地充实完善，使其成为人类社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专制主义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儒家的文化毕竟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有着巨大贡献的文化，它同样也集聚着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社会团体的人类智慧，哲人的思索和管理的精要。
由于儒家学说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3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出这种哲学思想，即“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首先是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从人天生的本性看，人可以成为善良的人，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遮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了，而表现出来的是恶。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则来源于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那么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自然形成的东西叫做“性”。换句话说由于人的本性是相调和而产生的，由于人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反应的，进而经过后天的努力或者社会教化自然而然形成的，因此叫做“性”。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和孟子进行争论，而同样是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方面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他们认为人性和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完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他们认为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儒家在回答了管理的对象是“治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由谁来管的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通过什么来管理呢？荀子认为，就人类而言，论力气比不上牛，论行走比不上马，但牛和马都为人所役使，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在几千年之前儒家学说的奠基者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以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家学说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状态。
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造成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天下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们的欲望而用尽。这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三、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进一步对怎样管理的问题，儒家作出的回答是“仁”、“德”和“礼”。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主要内容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樊迟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所谓的仁是对自己与他人都能诚实相待的生活方式，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还有“刚毅木呐，近仁”。所指的是人在刚直坚毅而又不欲求表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便愈来愈接近仁了。这就是说，人要有一种为集体的刚毅精神，但是又不去追求个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具有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思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能稳定。王道是在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是一种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并以其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主要应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这样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
领导者
1、一有欲望，就要想到应当有所克制；
2、将有所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
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
4、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
5、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
6、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
7、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
8、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
9、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
10、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好像孔子的72位大弟子都诚服孔子一样。”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力量把人性中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自我控制管理，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就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至理人间的事情。所以，礼一定是来源于天，见效与地，贡献与鬼神，而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姻、朝见、聘问等各种礼仪中，所以圣人按照礼来行事，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按照一定的规划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的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管理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在《礼记·礼器》中指出：“礼所以以多为贵，在于它是人心之外的规范，人们的道德规范可以施之于万物，礼仪宏大，万物广博，如此怎么不以多为贵呢？所以君子乐于将礼发扬。礼所以以少为贵，在于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的道德观念至精至微，天下万物都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如此怎么不以少为贵呢？所以君子独处时十分谨慎”。礼既以多为贵，又以少为贵，即来自外力，又发自内心，这其中的奥秘全在于礼必须以德为核心，以德为转移，君子乐于将礼发扬是把内心的道德自觉推广到外在的行为规范；“君子独处谨慎”则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诉之内心道德规范，这样，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感化和规范化，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就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以强化对人的内外控制，教之以德为使之转化成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极具东方特色的管理思想。
综观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了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这样一系列管理理论或学说始终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十足的为官从政的理论体系。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思想武器，但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后果。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士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找不到出路，其结果必然会形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国民性，即长期以“官本位”思想评判人生的成败。另外，儒家的学说，很少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主导的文化体系却忽视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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