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是明代榜眼王瓒的幼子，温润孝义，聪颖笃学，十岁便能诗善文。他官至南京光禄寺少卿，平生无私干人，行履清谨，不染滓污，虽出世家，然终身若寒素士，官方誉之“金玉君子”。
王健尤笃好儒学，在师友们心学思想的潜移默化的感染之下，不断深入研究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著有《复斗城子》一文。其致良知之说，对于今天颇具指导意义。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或讲话中先后十余次提及阳明学，提倡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不能口是心非、皮里阳秋。
王健与致良知
文 / 金上进
壹
王健（1502-1550），字伟纯，号鹤泉，明代榜眼王瓒的幼子。在王瓒丁父忧期间（1500-1503），弘治十五年（1502）二月初三日，王健出生于永嘉场李浦村（今龙湾区殿前村）。
▲王健画像
王健温润孝义，聪颖笃学，十岁能诗善文。嘉靖三年（1524），父亲病故，丁父忧三年后，嘉靖七年（1528），王健26岁获顺天（今北京）乡试第二名。嘉靖十七年（1538）登二甲进士（与乐清侯一元、永昌堡王德为同科进士，温州府城立“三凤鸣阳”牌坊）。
▲王健真迹
次年授刑部山东清吏司主事（正六品），后任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正五品），掌管宗教、礼仪、文教等方面工作。他行文覃精极思，才情雅好，做事敢于担当，至忘寝食，久之体弱多病，但仍坚持工作。嘉靖二十四年（1545）迁任南京光禄寺少卿，虽属平调，但其位虚衔。他本借此机上疏乞归调养，终未准，久治未愈。嘉靖二十九年（1550），病情恶化，以身殉职，年仅四十九。未究其用，天下惜之。他经学淹贯，造诣精深，著述典雅，有《应制录》《鹤泉集》面世。
▲《鹤泉集》序
王健尤笃好儒学，对王阳明“致良知”之学多有发明，《复斗城子》一文便是他“致良知”的专题作品。他平生无私干人，行履清谨，不染滓污，虽出世家，然终身若寒素士，官方誉之“金玉君子”。
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极力推崇程朱理学，科举考试内容硬性规定为“四书五经”,并用宋理学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出题，考试发挥题意亦以之为依据。
王健自幼随父在北京、南京两地读书，父亲崇奉程朱理学，熏陶甚深。王健自中举人之后，一直在南京一带游学，师从理学家吕柟、王廷相、湛若水等名家，长期深受他们的理学思想熏陶。
▲王健的诗
自正德至嘉靖初，程朱理学面临“阳明心学”的挑战。嘉靖八年（1529），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去世之后，朝廷则将王学定为“伪学”，并禁止天下学子讲习，直到隆庆以后，王学才得以平反昭雪。但是，王健却坚持学习研究王学。
原因有三：一是两家长辈交往密切。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明成化十七年状元）与王健的父亲王瓒（明弘治九年榜眼）在朝廷上班，原系同科室的同事，他们都是《历代通鉴纂要》的编纂官员。同时，关系也密切。比如说，王健祖父梅轩去世时，王华为其祖父写挽诗：“一轩镇与老梅邻，不见栽梅旧主人。素笑巡檐伤往事，清吟和月散香尘。弓裘绍述青毡在，云汉昭回紫诰新。何事皋鱼心最苦，风吹庭树泪沾巾。”再者，嘉靖“大礼议”时，王瓒和王阳明思想一致，都力主“继统不继嗣”的观点。
二是两家同宗共祖。王瓒与阳明父亲王华不但是同事，关系密切，而且是同宗共柤关系。他们的共同祖宗是：王倓（1065-1137），字伯行，号贞庵，文正公 （即王旦）五世孙。其子二：彦洪、彦觉。世居河南开封新里乡大边村。宋靖康间，金寇逼京城，建炎二年（1127）王倓率家随高宗南渡，由河南开封迁至温州，1130年2月定居鹿城锦春里（今温州公园路）。诰赠参议大夫兼朝议大夫，赠光禄少卿。王倓葬温州吹台山，于明代名人王瓒殁后迁葬皇岙李浦祖坟，现为市文保点。2019年2月15日（正月十一日），王阳明的裔孙5人参加李浦王氏春祭。
彦洪，政和二年（1112）进士，朝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徽猷阁待制，赠小师柱国、余杭县开国男。建炎南渡，其家居余杭仙宅界。子四：资之、补之、辅之、翊之，皆进士。补之、辅之移居上虞县十九都达溪虹桥。南宋淳祜三年（1243）补之曾孙王季从达溪迁居余姚，后裔王华（状元）、王阳明出自本支。阳明系倓的15世孙。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自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28岁登二甲进士第十名，官至兵部尚书。王阳明为明代著名哲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其心学主要内容有三要点：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彦觉（1089-1155），字良规，号任斋，政和进士，授淮南参议大夫。子二：详、诰。详（1121-1184），字沅之，号约轩，宋乡举授宣教郎，从温州转迁永嘉场二都九甲陈宅巷（今永兴街道沙园村）。文燠（1373-1455）系倓的九世孙，自陈宅巷再迁李浦（今永中街道殿前村），史称“李浦王氏”，后裔（11世）王瓒、（12世）王健出自本支。
三是心学师友交际。王健曾师从邹守益。邹守益（1491-1562）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先宗程朱，后师事王阳明，在南京是主倡王阳明心学的中坚人物，其父邹贤是弘治九年进士，与王健的父亲王瓒是同科进士。嘉靖二十年（1541），王健之兄王侹升任南京太仆寺丞时，邹守益写《赠中白王子陟太仆》予以祝贺，这说明王邹有通家之好。另外，王阳明的弟子王激与王健是同乡好友，多以诗文会友。王激的弟子项乔与王健也是同乡好友，他推崇王阳明心学。王健同科好友侯一元曾拜邹守益为师，一度亦随项乔学习。王、项、侯仨互有书信交往心学，援为知己。王健在嘉靖十七年（1538）北上中进士并任职京官后，项乔写信给王健，向他介绍自己的好友王阳明的弟子林东城（林春）、邹东郭、罗洪先、唐顺之，还有王门骨干王畿等人，让王健与他们多多交往，以便学习王阳明心学。
叁
亲其师，信其道；近其友，学其理。王健在师友们心学思想的潜移默化的感染之下，不断深入研究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同乡好友孙昭（进士）对王健的致良知之学的研究成果有评价：“曾与予辩论良知，往复至再，时时特出新见，多所发明。”王健经常与孙昭讨论“致良知”，并作《复斗城子》一文，阐其“致良知”之思想。
▲ 《复斗城子》卷首
致良知 毋自欺
王健继承发展王阳明心学思想，在其《复斗城子》一文中提出新观点：毋自欺只是致良知。“毋自欺”语出《大学》之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致良知”语出《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健认为：“君子之学，只是毋自欺，毋自欺只是致良知。千古圣贤相传之秘。而阳明公特揭以示人者也。”他引用《大学》中“毋自欺”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盖以人生大界限，舍是，亦别无着力处也。”王健又说：人心之灵，本自知善，本自知恶。但世事纷繁，有时对“好色”“恶臭”的认识标准不同，见仁见智，不同之心，各有不同的认识结果。所以，一切惟有以“天理良知”（指仁义礼智信）去做去衡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让心中的自私自利抬头，才能真正达到“毋自欺”的目的。
王健对什么是“自欺”什么是“毋自欺”说得一清二楚。他在文中说“知其善而不能致其知以好之，知其恶而不能致其知以恶之”谓之“自欺”；“知其善恶而能致其知以好恶”谓之“毋自欺”。这就是说“自欺”与“毋自欺”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致其知”。有则毋自欺；无则自欺。这里所谓“致其知”，即致良知，良知，就是知善知恶之心。他还列举千古圣贤舜、颜子与吾人作对比，以突出“致其知”“毋自欺”的重要性。他说：“舜能致其知以好善，而吾人未之能也。”“颜子能致其知以恶恶，而吾人未之能也。”王健在这里以舜、颜子为例，为的印证“千古圣贤相传之秘”就是“毋自欺，只是致良知”的观点。大道至简，操作简易，在“致良知”之前还用了一个“只”字，加以修饰限制，强调毋自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致良知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致良知 无间断
《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为此，王健在文中批评：“今所患者，吾人不能实致良知，能致良知，又不能无间断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吾人”在致良知过程往往没有做到善始善终，常常会出现“间断”的情况。
其具体表现为：不自信、不从身心体认、不下功夫、沿袭记诵、沉溺于口耳、揣摩于影响、只知之善未尽行、知之恶未尽去等各种现象。他还说：致良知功夫不但不间断，而且要十分刻苦。王阳明说：致良知的功夫，需要诚其意，需要心地光明，“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人心所知，多有认贼做子处，何处乃见良知？”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恒》卦则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正因为如此，王健强调：天下之理无穷，一己之知有限，求之不博，讲之不熟，察之不精，漫无考识，难以究极善恶之归。这就告诫吾人“致良知”需要不间断地狠下“致”的苦功夫。
王阳明提出“致”的功夫：“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而王健却认为“在事上磨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长期的“求、讲、察”的过程中，跟着经验天天长进，如人生之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问便问，问了又走，才能到达欲到的地方。所以，王健提出“致”的“三字法”功夫比王阳明更具体，易操作，正如孙昭对其评价的“多所发明”。
王健还对三字法进行具体解说：一是对于“似善而恶”或“似恶而善”或“善恶疑似而未明”者，要通过“求之、讲之、察之，求此致良知，讲此致良知，察此致良知”；二是对于非古经书，一置之于不求、不讲、不察；对于求之、讲之、察之于经书者，应当明白经书所载，并以求致良知、讲致良知、察致良知去印证其事实。如果求之、讲之、察之于经书，却不知为致良知而印证，那么只不过是对求之、讲之、察之的过程而白费精神于故纸而已；三是注重践行，这正如《蒙》卦所说“君子以果行育德”。王健说：“诚能常常致其良知于善之易知者，既知而尽行之；恶之易知者，既知而尽去之。”只有诚心诚意地“求之、讲之、察之”，才会将“恶臭”“好色”“人欲”“天理”区别明白。显而易知，王健在这里进一步指出致良知“诚”是关键，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尽行之”“ 尽去之”。如果不“诚”，就不会“尽行之”“尽去之”，而善恶也就不可能分明。
王健赞同王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统一性，主张回归知行合一，其观点完全符合王阳明的四句教所说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致良知 去人欲
须明白：致良知的根本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若人欲不去，天理则不存，二者必居其一。什么是人欲？凡不符合天理良知之私心皆人欲。什么是天理？程颐说：“无人欲，即天理。”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总之，儒家解释：人欲就是私心，天理就是公心。王健赞同“去欲存理”，这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所提倡的观点相同。宋明理学及心学是继孔孟之道后的一门内圣外王、修己治人的新儒学，其核心思想就是去人欲，存天理。重在诚意、正心、修身、自我批评、自我思想改造，去尽自己头脑中的一切私心杂念。程朱理学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人欲。所谓格物，就是除尽一切人欲物欲；所谓致知，就是致天理良知。王阳明主张，通过“格心致良知”的方法，去人欲；而王健却不拾人牙慧，不因循程朱王的方法，他另辟蹊径，主张“据所见去之、存之。则所谓似天理而实人欲者，次第可见”，这就是说，根据“所见”的实际情况，对照天理良知，对“似天理而实人欲者”一一认真地加以区别，实事求是，或去或存。虽然王健与程朱、陆王的方法不同，但目的仍相同，都是致良知，去欲存理。王健认为，致良知，乃实学，要把通经、修德、用世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可空谈义理而脱离实际，要依靠自身去践行，需要“慎独”“诚明”，对具体问题作具体解决，力求做到“毋自欺”。
致良知 修明德
王健把讲学、修德、致良知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王健说，孔子曾以不讲学而担忧。讲学就是修德之学，修其明德，就是致良知。他指出：“所谓讲学者，无他，谓其修德之学也。”为何要修德？王健又指出：“闻义而徙，不善而改，是乃所以讲学以修德。夫修德者，修其明德，即此致良知之别名。知善而从，知恶而改，亦即此好恶之实事也。”
现代人读书，注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轻视德育教育。朱熹说：“读书为学问一事。”古人无论讲学（读书）还是做学问，这个“学”，就是学存天理去人欲。心之本体，无私意，即是天理；这个“学问”，就是修明德，求放心。《孟子•告子章句上》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把自己已丢失掉的天理良知重新捡回来，见善即迁，有过即改，不断修正自己、弥补自己。王健的致良知，就是“为道”修德，而不是单纯地“为学”，正如老子所说“为道日损，为学日益”，人欲日损，天理日益。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
王健说：良知之说，是“宋儒之正传”，源自“以《大学》之传，证之以《论语》之章，稽之于舜、颜之事，参之于程、朱之旨”，与孔孟程朱一脉相承，完全符合天理良心。我们从这里可明白：儒学是“道统”之学，是“为己”之学，为己，绝不是“为自己做私事”而是不断改造自己、修正自己，以达到修己治人，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古人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说，人不修正好自己的道德，就连天地也会惩罚你。
人心是政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王健在文末指出，要治好人心，“必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一有障蔽，便与扫除，则即此事善，更无所好，即此非恶，更何所恶”。只有常精常明，才能明白天理良知，才能辨识歪理邪说，只有晓之以理，才能导之以行。所以最要紧是把这些自身“恶臭”、私欲划除净尽。恶臭、私欲不除，一切学问无从做起。
▲《复斗城子》卷尾
王健致良知之说，对于今天颇有指导意义。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或讲话中先后十几次提及阳明学，提倡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不能口是心非、皮里阳秋。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共产党的心学；党性党纪就是共产党的天理良知，是每个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共产党的致良知。我们辨别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就是以党性党纪为支撑。心外无良知，没有任何不与心相联系，一切党性党纪都一直隐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所以时时刻刻要诚其意，慎其独，勇于反躬克己，敢于自我剖析，心行一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去做自己天理良心上认为应做的事。
编 辑 | 学 林
美 编 | 菲 菲
讲述我家乡——龙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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