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曾饱受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压迫，这个过程从中英鸦片战争起，持续了百年有余。这期间列强对华侵略形势历经变化，几个主要国家大多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分别扮演过主角；而从总体侵华力度之强劲、发展势头之迅猛上看，从侵华野心之大、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之深重上看，第一号主角当属日本。日本在世界列强对华侵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侵华史研究应当是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篇章。
近代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史。从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与中国订约建交起，70多年间两国交往就国家关系来说，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关系。不能说这期间日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侵略，更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侵略者；但从日本的国家行为上看，它对中国的重大决策几乎全都是为了侵夺中国，它在中国以及在国际上涉及中国的各种重大活动也都是为了侵夺中国，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点是侵略，主导面是侵略，日本侵华史是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最本质的概括。
回顾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之后都有人对该事件进行反思与总结，这样的反思中的总结也就是一种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是与日本侵华事实的发生以俱来的。这种近期事件的研究在历史实感上有其优势，但在资料的使用上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有人重视起较远的日本侵华事件的研究，即研究昨天、前天以至更久的日本侵华事件。这是历史的反思走向深化，也是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到抗日战争前，这种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一时出版了不少日本侵华史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两部，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共7卷，天津大公报社1934 年出齐）（注：修订版1979年由三联书店开始出版，增加第8卷“1920 —1931年中日关系大事记”，1982年出齐。），另一部是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1937年4月出版）；前者是通史性的，后者为专题研究，两者都在学术上达到相当水平，直到现在都还为研究者所必须参考。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出版45年后，王芸生追述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编写此书“乃出于一片忧国之情”。（“修订导言”）所谓忧国之情，就是对日本侵略危机的忧愤，这是当年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人普遍共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日两国的地位、情况、相互关系的形势等都发生变化，但人们研究日本侵华并未忘怀这忧国之情，而且又增加了一层惕厉之心。这样，以史为鉴，以史为戒，就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日本侵华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受到空前重视、近代史研究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起步并渐渐成长起来。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展近代史需要发展外国侵华史研究，外国侵华史本身也需要研究，于是包括日本侵华史在内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便被提上日程。但在最初的十多年间，由于重点在揭露美国的侵略，日本侵华史研究显得很次要，甚至被视为附属于美国侵华史，早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如尚钺的《甲午战争中美帝帮助日本侵略中朝的检讨和教训》（《光明日报》1950年11月18日）、丁则良的《三国干涉还辽时期美帝怎样助日侵华的》（《进步日报》1950年12月23日）、钟华的《“二十一条”交涉中美帝助日侵华史实》（《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39期，1951年10月4日）、沈自敏的《美帝国主义是“九一八”事变的预谋犯》（同上第61期，1952年3月7日）及《美帝国主义是“九一八”事变的帮凶》（第88期，1952年10月4日）等等，都是力图在日本侵华的重大事件中突出美国。此时日本侵华史研究引起较多关注的是甲午战争，这大概是因为这次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中的一大里程碑，它使中华民族感到创巨痛深，不能忘怀。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相继出版有《历史教学》月刊社编《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出版）、贾逸君著《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郑昌淦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陈伟芳著《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戚其章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等。超越甲午战争题材的著作有张雁深的《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对1895—1931年间的中日“合办事业”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有孔经纬的《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黄时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等。
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中日关系史研究同许多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基本陷于停顿，70年代初出版过少数不由个人署名的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略的知识性读物，如“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及“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编写的《甲午中日战争》（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及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等。
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拨乱反正，各项事业相继勃兴，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研究也因多方面条件逐渐成熟而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或涣散了的有关教学、研究机构重新恢复，被迫离开专业岗位的教学、研究人员重新展开工作；在此基础上许多地方又陆续扩充或增设了一些有关的研究机构，不断培养、成长起一批批新的研究力量。这些力量散布在全国各地各部门，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省市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及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的有关系、所里，以中国近代史或日本近代史研究为依托，专攻或兼攻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有人才可以办成事业，有人就可以办成事业，近20年来正是靠着这些力量打开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一块块阵地的。
在日本侵华史研究上，东北地区及山东省显示出比较突出的作用。东北（特别是辽宁、吉林）和山东都是继台湾之后受日本侵害尤其是武力侵犯最早最深的地区：从甲午战争起，经1904年、1914年、1927 —1928年到1931年，日本多次出兵中国，大多集中在这两地，并以点、线、面实行军事占领，最后全部控制了东北大地。由于日本对这两地的侵略既频繁又深重，这里可供研究和需要研究的课题就既广泛又重大，随之这里也就涌现出一批专门致力于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学者，成为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前沿。东北和山东的学者们以自己特有的研究成果为日本侵华史研究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并以多种方式推动了全国的日本侵华史研究。
学术讨论会是推动科研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主要在于它动员、组织广大的专业同行对同一课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通过展示成果，交流切磋，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种讨论会最早由东北发起，1980年10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史学工作者在大连联合建立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究会，并举办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以后又举办了多次。每次讨论会都有一大批论文，其中总有相当部分涉及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前三届讨论会看，就有刘树泉、王贵忠的《中日延吉边务交涉与吴禄贞》、武育文的《日本浪人与宗社党的“满蒙独立”运动》、苏崇民的《满铁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黎光、孙继武的《张作霖和日本》、辛培林、邓鹏的《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始末》（以上见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关捷、赵晓群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刘恩格、吴国本的《盛宣怀与日本》、俞辛ｄùｎ＠②的《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陈崇桥的《“九·一八”事变述略》、张锦堂的《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内幕》、易显石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围绕侵华问题的矛盾》、高晶的《“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土地的掠夺》、叶昌纲、黄仁杰的《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初探》（以上见《中日关系史论集》第二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姚玉民的《浅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日贸易》、赵连泰的《田中义一及其对华侵略的“积极政策”》、沈予的《论日本“币原外交”破坏1927年中国大革命》、关捷、魏然的《1905—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大连港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苏崇民的《满铁系统“关系公司”剖析》（以上见《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学术讨论会渐成风气，国内各地各学术团体组织了不少关于中日关系史的讨论会，有地方性的、全国性的、国际性的，有临时性、纪念性的、定期的等等，大多有相当规模，给予有关问题的研究以积极推进。
在研究条件粗备、各种因素的推动下，近20年来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表现在一些综合性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华民国史）、日本近代史著作中，也表现在一些专史（如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国外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军事史、海军史、近代经济史等）著作及有关人物传记、地方史志中，但最主要最直接地还是表现于有关的专题论著中。以下以日本侵华各重大事件或重要时期为经，对这些成果做一点概述。这些专题论著特别是论文数量甚大，而笔者所知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希望有关专家及广大读者予以补正。
关于1874年的日本侵台之役。1871年中日订约正式建立关系时，日本就想按照西方列强成例，缔结一个对华不平等的条约，但没有达到目的。它一开始就有侵略中国之心，却还缺乏贯彻之力。3 年后它发动侵略台湾之役，是对中国的第一个重大侵略事件。这个问题多年来不断有人研究，发表的论文主要有孙承的《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始末》（《日本问题》1980年第26期）、王明星的《1871—1874年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演变》（《齐鲁学刊》1992年第1期）、陈在正的《1874 年日本出兵台湾与挑起台湾内山领土主权的争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合刊）、《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辨析》（《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1期。又收入中国史学会、全国台湾研究会主编的《台湾史研究论集》，华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张振鹍的《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再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又收入《台湾史研究论集》）、王庆成的《英国起草的“中日北京专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孔凡岭的《1874 年日本出兵台湾探析》（《台湾研究》1997年第2期）、米庆余的《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入侵台湾（1871 —1874）》（《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等。其中有的文章对中日《北京专条》提出新的解释。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 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丕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
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 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张振鵾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1981年第5 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 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 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4 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 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 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 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 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 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桢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 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 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 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 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 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 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
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 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 期）、郑玉纯的《从“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恂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 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1986年第2 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 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 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 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恂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种。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 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 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在以上种种研究之外，还有许多论著研究日本侵华其他多方面的活动，如研究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孟国祥的《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研究日本在华租界（金普森、向杨鸣的《杭州拱宸桥日租界对杭州的影响》，载《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徐云的《苏州租界述略》，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研究日本特务、间谍的活动（王振坤、张颖著《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一卷，群众出版社1988年出版），探讨日本侵华特点（苑书义、董丛林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特征述论》，载《河北学刊》1987年第5期；张振鵾的《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特点》，载刘大年、郑惠主编的《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等，不及一一备举。有一些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张海鹏主编的《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中收录了从各方面论述近代日本侵华的文章，也不及一一列举。
但最后还有一种著作必须提到，就是综合性的日本侵华史专著。地区性的有陈本善、孙继武、陈贵宗、苏崇民主编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及刘大可、马福震、沈国良著《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分别叙述1894 —1945年日本对我国东北及山东的侵略、统治和掠夺。全国性的有刘惠吾、刘学照主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出版），简述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一室主持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面系统地叙述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70多年间日本侵略中国、最后彻底失败的全过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一部最详尽的日本侵华史。（注：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叙述从古代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其第5章为“近代开端后中日关系的演变”，内容主要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此卷作者曾惠赠笔者一册，故能知其详。第二卷据一篇《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易显石作，载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作者说“起自1912年，至于1945年，是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的内容”，似乎也已出版；但文中既无一字介绍其具体内容，也未说明哪个出版社哪年出版。数年来笔者一直在寻找此第二卷，迄未见到，故不敢悬揣其关于日本侵华的内容在书中占多大比重。）
以上是近20年来日本侵华史研究成果出版情况的一个粗略的综述，从中大致可以了解此项研究的基本状况。通过这些研究（加上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研究），可以说近代70多年日本侵华历史的基本脉络、日本侵华的基本面貌都已相当清楚。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是空前的。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发表了那么多有关日本侵华史的文章（本文举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章多，作者也多（虽然两者不是等数），这些专攻或兼攻日本侵华史者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群体。他们的文章分别刊登在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各种刊物上，可见日本侵华史研究者的地域分布是很广阔的（虽然不一定每篇文章的作者都和该相关刊物同在一地）。那些文章的主题几乎涵盖了日本侵华的所有重大事件，则表明日本侵华史研究的题材也是很宽广的。总括这一切，可以看到日本侵华史研究有一种普及化的趋势。
接下来就应当要求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因为这种普及化研究还有种种不足。研究各重大问题的文章虽多，专著却甚少；而真正有开拓性、独创性或确能把相关的史实挖深、把史事说透的文章也并不多见，这都是此项研究还相当薄弱的明证。这项研究中还有许多薄弱点、薄弱面。
提高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研究。所谓深化，就是要透过表面，深入底里，探其底蕴。日本侵华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暴力性，动不动就对中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这种侵略是赤裸裸的，当时当事者看得见，感得到，后来的研究者也容易识别、暴露。揭露这样的侵略是必要的，但仅有这样的揭露是不够的。这还只是表面的东西。表层之下是有根源的，例如侵略政策、计划的制定，侵略行动的组织、实施，内外关系的协调、各种障碍的排除，等等；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一切，才是对这个侵略的认识透彻了，而这一层只有深化研究才有可能做到。我们的许多论著往往只写到、论到表面的东西，这就是薄弱点、薄弱面，需要提高水平之所在。至于那些非暴力的、隐蔽的、幕后的种种侵略，更要靠深化研究去识别、揭开。
深化研究需要从多方面去努力，这里只想就使用资料的问题说两点意见：一点是应尽量利用第一手资料，一点是要加强利用日本一方的资料。研究本来就应以第一手资料即原始资料为依据，仅仅或主要靠第二手资料实际上算不上真正的研究；可是多年的现实中所见，真正从搜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下手从事独创性研究的不是很多，而只靠几本现成的著作（国内的及国外的），从中摘抄若干条材料，综合一下前人成说而撰写文章者（这也得算是一种研究）比比皆是。这样的文章很难有高水平；有时似乎有某种“新意”，但因根柢不深，往往经不起严格的检验，结果还是与前人论著在同一水平上重复。研究工作注意吸收前人成果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至于提出要加强日方资料的使用，那是因为在我们现有的研究中使用日方资料与使用我国自己的资料明显失衡，一般是后者比较充分，前者则显得单薄，因而应当弥补。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说的是研究日本侵华史，不是一般地研究中日关系史，更不是研究中国反侵略史；这个研究着重面应是揭明日本的侵略，而日本的侵略从思想、理论到实际活动，其记录于、反映于日方资料中应比中方资料中更直接、充分、准确。从这点上看，日方资料就尤为重要了。要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研究透，不可不大力搜集、挖掘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方资料。
深化研究应包括扩大视野，拓宽研究领域，而日本侵华史是有新领域可以开拓的。例如，我们已看到那么多研究日本侵华重大事件的文章，而有关侵华理论者则寥若晨星，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沉寂了。侵华理论是侵华行动的先导，是对侵略的鼓吹、鼓动、回护和辩解；有过去提出的，有的现在还不断炮制、包装；不论其形式是粗糙还是细密，都是侵略的一部分。对日本的种种侵华理论，我们的一些论著虽偶而有所触及或批判，却从没有人做过全面系统的清理清算，其中有的恐怕还不大知道。这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一块很大的缺陷，很需要扎扎实实地补上去。再如，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史历来全着眼于它的统治者、当权者的所做所为，很少涉及日本民众、国民的大多数；如果说到民众，也只认定他们是被骗者、被迫者，好像日本统治上层对中国肆行侵略从来没有日本广大民众的积极支持，侵华没有社会基础或社会基础很薄弱。事实果真这样吗？需要科学研究来回答。日本民众或国民大多数在近代日本对华侵略中到底占什么地位？抱何种态度？这个题目该提上日程了。
最后，想就研究日本侵华史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关系说几句话。前面曾说近代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史，意思很清楚，那“一个方面”是指“日本”，“基本上”就是并非“全部”。中日关系史的内涵是：除日本对中国的一面外，还有中国对日本的一面；在双方的国家关系中，与日本的侵略相对应，还有中国的反应；在侵略之外，还有非侵略即正常的交往；在非国家关系、民间关系中，正常的以至友好的交往更是多种多样；这一切都是可以而且应当研究的。这就是说，中日关系史的范围比日本侵华史宽泛得多，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研究日本侵华史与研究中日关系史没有矛盾，后者应包括前者，前者并不妨碍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毋宁说两者相得益彰：研究日本侵华史是抓住了近代中日国家关系的本质，研究中日关系史则会证实这个本质就是日本侵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