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青年信仰的形成与私人生活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网络 2023-01-05 04:56

摘要:青年信仰的形成与其私人生活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私人生活则与媒介关系紧密。以媒介为中介所建构的交往空间往往成为私人生活呈现的重要场域，并通过培育个人主体性及其公共素养，进而生成稳定的社会信仰。青年信仰同样如此，其私人生活于媒介空间的演变构成信仰嬗变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媒介时代的到来，青年私人生活成为象征性交换对象，陷入透明化与私密化困境，这导致当下青年信仰的迷失。与此同时，青年私人生活变化同样蕴含着新的公共性建构因子，亦即通过陌生性交往衍生出来的差异性经验认同、互助行动等公共生活契机，背后突显青年信仰的重构路径。

关键词:青年信仰;私人生活;媒介空间

青年群体主流信仰迷失及其风险衍生，作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时代症候，引起不同程度的关注。尤其面对青年道德信仰、法律信仰等社会信仰迷失带来的影响，学者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变革层面进行阐释。在宏观结构性分析背后，青年微观私人生活经验与信仰之间的关联却被忽视。而私人生活的情感表达、人际关系与交往空间实践等经验内容，恰恰能够将社会结构性变迁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日常体验，进而为青年信仰变革带来鲜活的解释。但私人生活本身较复杂，既涉及道德政治与哲学理念，亦体现为个人空间实践，且和媒介关系密切。本文探究的青年私人生活侧重其空间实践维度，尤指青年群体情感表达、隐私与人际关系等私人经验在媒介中的呈现。

闫云翔看来，私人生活指在理想状态下既不受公众监视，也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那部分个人生活[1]。可见，私人生活是独立于既定权力结构外的个人主体性空间。但由于公私间的复杂性及其多元意义，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本质是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私人生活相对公共生活而存在。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信仰和私人生活产生了关联。尤其是青年社会信仰，作为超越个体人生信仰的“公众”信仰，突显了青年对社会道德、善美和秩序的共同期望，具有超越个性特征的普遍公共性，是社会普遍价值信念的体现。这意味着社会信仰源于公共生活，是公共生活背后的公共价值凝练。以此来看，信仰与私人生活同样紧密相关，合理的私人生活有利于信仰生成，因为私人生活是公共生活的前提。随着媒介对青年私人生活影响的深化，其信仰生成与转变面临更复杂的环境。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当代青年社会信仰问题进行论述。

//一、媒介空间、私人生活与信仰生成//

青年信仰背后涉及的公私问题曾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积弱的重要原因，梁启超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2]。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并非缺乏公私观念的理念辩护，为彰显“公”的价值甚至不惜抑制“私”的负面性。为什么我们没有形成类似西方观念中的公私认知，反而催生出“有私无公”的信仰现象，或者阎云翔说的“无公德个人”?金耀基认为，这与对“私”领域合理存在的认知有关[3]。西方现代道德观念能够兼顾公与私，与其守护“私人领域”并将其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空间不无关系。换而言之，对私人生活空间尊重孕育私人生活道德内涵，同时带来有序的公共生活以及信仰生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私人生活观的形成与其背后所倡导的公私观念密切相关，即与强调公私二元对立不同，更加突出公私间的相互依存。易言之，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不是各自限制在其空间内的活动，而是在相互性关系中发现彼此促进的要素，既从私人生活中提取公共性的因子，亦阻止公共性对私人性的过度干扰，正是这种双向互动关系赋予两者以真正的活力。“所谓的‘私’的真正的综合性，仍然还是依赖‘私’的公共性。所谓公共性，必须是最能激活‘私’的东西。‘私’和‘公共’的真正的理想状态在于相互激活”[4]。以此看，西方社会对私人生活的空间重视，一方面和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整体结构转型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进行的塑造。公共生活作为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体现，虽然阿伦特将其溯源到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但现代意义层面的公共生活概念是与市民社会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现象。这在某种程度解释了为什么哈贝马斯将18世纪的咖啡馆视为公共生活的缘起之一。除此之外，泰勒和桑内特对公共生活亦有探讨。纵观这些对公共生活的论述，虽然将其定义为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交往，但仍然未排除私人生活在其中的重要性。相反，认为公共生活是私人生活的延伸。当然，公共生活需要防止情感、隐私等私人经验过度扩散。

私人生活的空间实践为什么能构成公共生活以及信仰生成的基础?这与个人在其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认知以及主体理性有关。例如，以宗教生活为基础催生的私人生活空间，就在西方现代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宗教背后对人和神的关系认知，为社会善的认知提供信念基础，“私人空间中的上帝信仰，为西方社会的存在确立了价值与意义，给予了社会前进发展的形上基础”[5]。宗教团体组织中平等、互助关系模式，亦是公共空间建构的重要资源。同时，私人生活空间培育了个体理性、自律的主体性。哈贝马斯之所以认为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建立在私人的双重角色上，正是因为私人生活经验通过沙龙、书信、文学等空间实践，完成私人在这种互动空间中的“自我启蒙”公民训练，进而孕育出具有理性、自律和平等观念的主体性。除此之外，私人生活本身蕴含着现代民主的机制。吉登斯认为，亲密关系中的“自治性”为这个机制提供实质性动因，因为自治性意味着自我反思和自我确定的能力，“自我的自治性就允许固存于民主秩序之中的对对方能力的尊重”[6]。正是这种对私人关系中的他者尊重及其延伸的关系实践，构成了现代民主的重要性源头。总而言之，公共生活离不开私人生活的有力支持，正如贝拉所言:“起码的公共道义和公共文明是实现私人生活的一个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公共参与时常是困难的，要求很高的。为了成功地参与公共世界，个人既需要个人力量，也需要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令人满足的私人生活也是健康的公共生活的先决条件之一”[7]。

媒介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关联及其相互促进关系中有重要影响。在哈贝马斯所谓“文学公共领域”中，正是基于书信、沙龙等特定媒介空间中的私人社会交往，才促使新主体性生成及其对理性论证的服膺，进而催生强有力的公共领域。泰勒看来，公共生活是公众经于媒介建构的“社会想象”，“透过非直接隶属于政治系统的媒体，或政治立场中立的媒体，进行分散讨论的公共空间”[8]。就此而言，媒介成为个人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交往的平台，并且通过交往理性使个人获得自身主体性，进而生成公众、公共舆论。随着媒介影响加深，媒介开始以其自身逻辑重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哈贝马斯较早意识到该问题，提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背后是政治、商业等外在权力通过媒介干预公共生活。当媒介不断发展，其愈发作为独立的要素影响着私人生活，改变公共空间交往及其生活图景。桑内特认为，媒体加深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本质上却削弱他们的实际交往，让公众处于“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的矛盾。尤其是社会化媒体时代到来，媒介不仅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连接纽带，其自身传播属性更是使两者面临复杂的实践背景，不断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存在:一方面，私人生活扩张不断占据公共生活的空间，私人生活经验成为社会交往基础;另一方面，公共生活不断干扰私人生活，人缺乏基本自我空间需要。

基于此，本文探讨青年私人生活空间实践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尤其聚焦青年群体私人经验在数字媒介空间的呈现，以此去剖析青年社会信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及其在当下的现状。因为数字媒介加剧公私界限的模糊，私人生活经验不断在公共生活上演，甚至异化为新的“专制统治”，这造成当前青年社会信仰溃败。就此而言，数字媒介时代的青年私人生活呈现何种变革?这种改变对当代青年信仰有着怎样的影响?青年信仰能否在这种趋势中寻得重构契机?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不可忽视的是，西方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阐释及其关系建构，以及背后揭示出来的政治哲学理念具有其自身独特性，即建立在原子化个体的基础上，这不能等同于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语境，但仍然具有启发性。尤其是关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认知及其内在机制的分析，媒介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等，为重新审视青年私人生活问题提供理论借鉴。

//二、青年私人生活媒介实践及其信仰嬗变//

中国的社会结构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青年信仰的变化总体与这种结构转变相关联。前一阶段，信仰表现出总体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特征，体现为“政治信仰，统摄公共与私人之各种信仰形式与内容”[9]。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管制放松、都市化进程加快与社会交往不断扩大，促使私人生活与私人意识逐步形成，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有了基本区别，青年能够对代表主体实施控制权的象征空间进行自我规范，这促使青年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在青年信仰嬗变背后，则是私人生活与媒介关系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伴随这个中国式世俗化浪潮的，首先是放弃“文革”式群众运动，个体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肯定;其次是平等、理性交往空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出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公共讨论[10]。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对私人经验关注催生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大众文化现象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尤其通过与个人主体性建构有密切关联的文学话题作引子，媒介在公共生活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介质作用，使源于私人领域的个人对自身有更为清楚的认知，并引发广泛社会讨论。如短篇小说《伤痕》开创的“伤痕文学”，以被压抑人性为题材，引发私人经验的讨论与勃兴。此外，邓丽君等港台歌手在青年群体的流行，带来个人私欲表达觉醒，歌曲对个人私密情感独白、对物质与个人需求渴望的表达，“推动了一场以‘私人经验’为核心的‘现代听觉变革’”[11]。概言之，充满激情和希望的80年代，青年对私人生活关注同时催生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造就富有激情、理性与自律的反抗意识和公共生活意识，以及隐藏在背后的主体性。这种私人生活在媒介空间的呈现，促使青年信仰出现新特征，青年群体试图在总体政治信仰松动后进行自我的探寻，即从私人生活角度寻找与构建新的社会信仰，虽然该时期青年社会信仰总体上离不开对国家未来的思考。

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消费主义浪潮开始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隐私、亲密关系等私人生活作为消费对象出现在媒介空间。其中，号称“中国首位隐私热线主持人”石英君创办的中国首家Helpyou心理(隐私)倾诉热线咨询台，开启了广播“隐私倾诉”的先河，引发隐私消费效应并促使类似节目大批出现。在报纸空间，大规模出现“隐私倾诉”是随着《北京青年报》“口述实录”栏目的开办，记者安顿接手后影响更大，相关故事汇编的《绝对隐私》著作，随即引起市场“隐私奇观”。电视对青年群体的私人生活关注集中在“情感访谈”与“婚恋介绍”方面，这种私人隐私类节目形态至今仍活跃在各大卫视黄金时间段，成为收视保障。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以降的第二波世俗化不仅不再伴随新公共性的建构，而且以对公共世界的逃离、参与热情的锐减、公共人际交往的衰落为突出特征[12]。在这股隐私热潮背后，是商业资本与媒介策划的“合谋”，媒介通过自身平台把私人生活以市场化手段进行包装，进而生成并维系消费主义时代的新意识形态。这种新的私人生活动向及其媒介呈现，使青年愈加沉浸在媒介营造的“私人空间”，失去基于公共话题参与而培养起来的批判、反抗意识，从而变为纯粹的私人生活消费者形象。1990年代开始，全民性精神危机显现，人们的信仰情感冷却，集体无意识，为物欲所驱遣，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信仰式微的时代[13]。青年社会信仰同样是如此，道德日渐被物质追求、金钱崇拜所取代。概而言之，这股私人生活的热潮并不具备前阶段所具有的解放特征，更多是消费主义语境下的低级趣味体现，这种畸形交往亦使青年满足于感官享受及其心理需求。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出现加剧对青年私人生活的情感消费与隐私挖掘，这不仅针对明星等公众人物的隐私消费，还出现以普通青年群体为对象的私人经验消费，催生以私人生活网络展示为特点的“网红”群体，如木子美、竹影青瞳等网络写手，即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以及芙蓉姐姐、后舍男孩和凤姐等诸多草根红人。“网红”发展虽然经历不同阶段，但背后共性特征是“网红”把私人空间展示给他人，从而维系某种交往关系。当然，与前一阶段将私人生活作为消费话题生成纯粹消费模式相比，互联网中的私人生活展现更具主动性，每个人都可以把自身或他人隐私曝光在网络。互联网这种去中心化、网络化的结构形态与传播空间，赋予青年群体以更多话语权，进而带来某种赋权功能。就此而言，早期草根青年“网红”具有强烈的去精英化色彩。这种去精英化特征催生了青年社会信仰的多元化属性与特征，青年群体通过审丑文化、戏谑与调侃等不同方式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进行颠覆和重构，进而在日渐圈层化与社群化语境中生成信仰的多层次性，倡导个性解放、价值差异与认同多元。青年私人生活变化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信仰改变，致使不少人对早期互联网抱有强烈期望，认为其将带来富有活力的青年公共生活。

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及其在青年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嵌入，网络似乎并没有成为当下青年群体充满活力的公共生活空间。尤其是数字媒介技术移动化和碎片化特性所引发的交往变革，更是带来青年私人生活空间的流动性和聚合性。一方面，网络公共空间表现出强烈的私人化趋势，成为青年群体展示秘密和隐私的集中地，私人生活占据着越来越多的公共生活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的聚合性亦造成青年私人生活的私密化，青年交往日渐脱离与差异他者互动，走向某种群体极化式自我封闭。换言之，早期互联网对青年信仰的积极影响并未持续，没有生成稳定的社会信仰及其价值指引，反而在数字技术助推下走向碎片化，导致青年信仰的迷失。

//三、私人生活象征性交换背后的青年信仰迷失//

对于青年私人生活空间碎片化趋势与公共空间生成的可能性，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在鲍德里亚看来，“一旦通讯的实时性把我们的通讯交换微缩成许多瞬时(instants)的连续，这段自由时间所开展出一整块的广大向度也就一无可用之处”，“这不是一个公共的景象或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而是由流动、变换和短暂的连结所形成，为数众多的庞大空间”[14]。在这庞大且繁杂的空间中，青年私人生活本身异化为某种象征性的交换对象，背后突显的则是主体性困境下的青年信仰迷失。

1.私人生活的象征性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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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是可以切身感受的真实存在，远离干扰的状态既为个体的独处提供了空间，亦为个体的社会参与带来情感慰藉，是自我发现与主体性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但当私人生活本身成为某种象征性交换的对象，则意味着私人生活演变为众人猎奇、窥视的对象，带来的不是真实的情感关联与共鸣，而是各取所需的自我心理满足。具体而言，私人生活的象征性交换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私人生活的透明化。通常而言，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既关联又区别，这种关系有利于公共生活的有序展开，同时对私人空间及其交往有某种规制作用，这为主体实施控制权的私人生活空间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媒介日渐嵌入日常生活，公私关系的含混与融合导致区隔界线的消失。原本隐藏在私人生活中的情感、亲密关系与隐私等私人生活经验，反而成为青年交往追逐对象与猎奇沃土，所有秘密、空间和景象都在互动过程变成透明、单一与无意义迷狂。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其实是猥亵的开始，“事物没有了秘密，事物完全被信息与通讯溶解—我们说的猥亵就是这类事物的猥亵”[15]。可见，当青年把所有私人交往中的秘密都公之于众，在彼此袒露中相互窥探，私人生活则成为交换的对象。与此同时，这种互动是肤浅的、诱惑的与无意义的，不仅消弭私人空间对个体心灵所具有的保护性作用，亦使人在交往中失去退让与自我反思的独处空间。鲍德里亚认为，这本质上就是内在性和亲密性的末日，因为这种透明化造成无所阻挡的状态。重要的是，这使得青年公共生活面临溃败，进而使自律、批判的主体性意识陷入眩晕，私人生活形成“专制统治”，成为青年交往的出发点和目的。

其次，表现为私人生活的私密化。与青年私人生活过度透明化造成的猥亵相比较而言，私人生活私密化亦为当下青年交往不可忽视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相对固化，严格规定了身份、地位等交往结构要素。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经济确立带来世俗化进程加快，青年在情感表达和私人生活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且媒介兴起与普及更是为青年表达提供便利。作为解脱的自由并没有带来青年自律主体的深化，反而因为数字交往而陷入异化，他与他自己、与别人都变得疏远了起来，人重新回到了一种焦虑与陌生化的状态。为此，青年逃避社会交往，无视公共性议题，沉迷于小社群的互动而与社会隔绝，进而带来公共生活的消弭。与此同时，公共生活的缺失导致了沟通能力与公共素养的不足，缺乏公共议题的敏感性与组织性，这种公共生活的丧失亦造成青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这种原子化、群体极化趋势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张力及其矛盾，则进一步促使青年群体产生逃避心理，并无形中带来青年私人生活走向私密化的困境，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于是，青年相互之间以私人生活经验为边界，愈加封闭在固化的社群内以获得某种身份与心理的满足。作为一种投射，青年渴望在私人生活私密化进程中获得私人空间及其身份认同的需要。就此而言，这种私人生活私密化也构成象征性的交换，表现为通过私人性的沟通来满足私欲化的交往需求，以及身份认同等。

概而言之，不管是私人生活透明化抑或私密化趋势，都导致青年对公共生活热情的丧失。由于没有公共生活的支撑，私人生活本身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有私人生活及其经验都变得更加透明，变得毫无保留与苍白，都暴露在媒介信息和互动过程的光照下，或退缩到愈加封闭的小社群，其结果则是青年主体性困境的出现。一旦如此，私人生活本身面临着无意义的风险，而公共生活亦陷入到危机状态中。在这背后，则是青年群体信仰迷失的出现。

2.主体性困境与青年信仰迷失

青年私人生活的象征性交换为何导致青年信仰迷失?这仍然要从媒介、私人生活与信仰生成关系去分析，尤其是私人生活中的主体性建构。波斯特认为，书写媒介阶段的自我被建构成一个行为者，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电子传播阶段的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16]。这实则指出媒介与私人生活变革之间存在的相互形塑关系。尤其是数字社交媒介作为新的信息方式，其突出属性是语言表征功能的弱化、主体沦为被操控的对象，以及社会关系对主体的重塑[17]。易言之，数字化媒介快速发展促使语言、符码和交流陷入流动化状态，私人生活变得更加透明或者是私密化，景观不再是景观，秘密不再是秘密，公与私、外与内、真实与虚伪均处于某种含混状态中。在这个世界上，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18]。将这种主体性困境还原到作为网络关系节点的青年个人，就表现为不能形成稳定的价值指引，无法在私人生活空间安放自我，只能把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象征性的交换资源，以维持在关系网络中的接驳，遑论主体性的生成以及公共素养在公共生活中的体现。

正是这种主体性的缺失导致当下青年信仰的迷失，或者说信仰迷失本质上是青年私人生活过度展演或私密化导致的异化结果，致使青年失去了公共生活背后的价值指引。一方面，青年群体醉心于呈现私人生活经验，使得道德、法律等社会信仰愈加脆弱，转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利欲心，并以私人生活生成的价值观来评判公共生活，结果必然是对公共生活及其价值的漠视，甚至是成为他们的嘲讽对象;与此同时，私人生活过度曝光侵占了有限的公共生活空间，替代了原本公共价值的位置，这就必然导致公共权力对青年私人生活的干预与重置，进而使两者陷入紧张的冲突状态。另一方面，青年私人生活私密化同样会造成社会信仰迷失，因为青年交往日渐退缩到较小社群空间，从而日渐远离公共生活，这种隐蔽的私人生活容易衍生出新的控制力，信仰本身则成为某种神秘主义存在。概言之，数字化媒介导致的青年主体性困境，割裂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社会信仰中的主流价值被日益边缘化，进而出现信仰的危机。所谓信仰危机，是指原有信仰由于怀疑机制的驱散力作用从信仰走向困惑、从困惑走向忧患、从忧患走向幻灭亦即信仰的全面失落和崩溃[19]。究其根源，就是因为私人生活所倡导的交往感官体验，及其背后夹杂的私利化等，使得社会信仰中的公共性要素与交往日渐萎缩，信仰具有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被消解。

//四、源于私人生活经验的青年信仰建构//

公共生活作为公共领域内的活动归纳，如今其定义被颠倒了。公共生活成为展示私人经验的地带，每个人都陷入这种狂欢与眩晕中，没有人去怀疑这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公共利益与理性生活。鲍曼看来，“利益”含义也经历变更，简化为好奇之义，成了满足好奇心的“兴趣”，即满足公众好奇心成为“公共利益”的核心。但面对如何重构公共生活以及青年社会信仰问题，显然不能将青年私人生活限制在封闭空间内，抑或是单纯从外部输入青年信仰观念，而是要回到青年私人生活实践过程中发现有利的要素，“要使公共领域适合于自律之个体与自律之社会，需要同时阻止其私有化与非政治化的趋势，需要重建从私人性到公共性的转化过程，需要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有关公共的讨论，正是公共之善，使个体自律不仅成为可行的，而且值得努力奋斗”[20]。

1.信仰作为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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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青年私人生活隐藏哪些公共性因子，如何从这些公共性要素中重建青年社会信仰?这需要回到青年私人生活状态本身，发现流动与聚合私人空间实践中的公共性要素。尤其是数字化社交媒介的出现，促使不同的青年群体可以在网络空间进行实时的互动。在这种交往状态下，虽然对私人生活的暴露导致某种程度的交往异化，但数字媒介却也将青年之间的私人生活紧密连接与活跃起来，青年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的连接亦变得自由、紧密与多样化，青年群体可以在各种传播场景与实践中建立社会交往，建构私人生活的多重想象。这种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交往情境，同时改变了信仰的内涵，信仰不是作为旨在实现社会控制结果的静态理念，而是由差异化和意义表达所支配的动态化实践过程，是群体在自身交往中生成的价值观念。

就此而言，信仰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的效果和目标，而是以相互了解作为根本目的所产生的统合作用。这种新的特征要求青年信仰要从私人生活空间内部去构建公共性契机，而非仅仅是外部的信仰输入。在这个过程里，私人生活中与陌生人交往形成的陌生性经验构成了青年社会信仰建构的关键因素。陌生人的后现代进展不再如类型学那样，仅仅将陌生人视为社会中的一种人际类型，而是将之视为当代社会成员普遍的生活经历和认同资源[21]。易言之，这种陌生性经验来源于青年私人生活的互动过程，是交往中面对不同的人、事实与价值所产生的私人体验及其价值理念的提升。当陌生性成为常态化的交往事实，其是如何催生出新的公共性，这与背后青年对待差异性经验所衍生出的价值认知，以及公共行动具有密切的关联。

2.差异性认同背后的共鸣

面对青年群体日渐碎片、流动与多元的私人生活空间实践，个体必须变换身份去协调多元甚至对立的差异性角色，陌生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对差异认同的基础上。当然，所谓差异不是传统意义上通过确立边界清晰的原则或界限，进而去构建不同类型的“他者”区分，以及生成二元排斥或者对立的关系，去维系“我群”与“他群”的区隔。与此相反，而是将差异本身视为意义生成的重要背景与事实来源。换而言之，“他者”成为自我更新的动力机制，自我只有通过与“他者”进行对比、审视才能揭示出自身的本质不同，进而带来对话与反思，这才能体现出自我存在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就此而言，差异使自我跳出既定认知框架而从“他者”的视角看问题，自己反而成为“陌生人”，差异本身则成为持续互动与不断发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差异基础形成的自我与他者共鸣，成为取代自我沉迷于私人生活经验中分裂、迷茫与狂欢的替代性机制，并促进自我统一与主体重塑的完成。这种共鸣不是指通过某种外在的普遍性共识所引发的情感体验，即使这种体验能够带来某种同质化的同一性。与此相反，共鸣是来自“他者”与自我的同时开放，是含混性关系带来的纠结共生体验，任何人通过对差异的理解都可以参与到一种自由、共识的讨论。可见，这种共鸣是对“他者”的承认，同时具有明显的包容精神，这就衍生出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当前青年群体中的“饭圈”文化某种程度彰显了这种包容性，天南地北的粉丝能够围绕话题进行平等互动。概而言之，在陌生性视角下，公共生活是作为私人生活发展来把握，是以私人生活中与他者互动为基础的延伸。正如胡泳所言，把人们维系在当代公共领域中的，不是固化的共同境遇、看法、习惯及其他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特征，而是多样化的和不停变换的相似和不同[22]。承认差异并对此怀有敬意，构成青年私人生活转向公共生活的基础。

3.互助行动中的公共性关怀

即使青年私人生活日渐碎片化，但其仍然保留着某种景观，就算在网络直播等私人“秀场”，也存在只适合在这个特定空间进行展演以及遵循“看”与“被看”的规则，这背后实则体现了一种信任机制。在相对传统的交往环境下，青年信任建构往往受到交往社群的特定环境及其认同影响，因为社群为认识自我和外在世界提供了基础性的认知框架。易言之，信任就是基于熟知所产生的一种简化意识。在数字化社交时代，青年私人生活背后的信任机制更多体现为某种动态的关系实践，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可视为是在交往节奏的情感中衍生出来的义务关系。这充分体现在青年私人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互助行动，如无组织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公益行为与环保行动等。

在这些行动背后，从不同维度上诠释了基于私人经验所衍生的关爱、责任与义务等公共性价值。因为，这种互助行动并非体现为纯粹的利他活动，在帮助他者的同时也凝聚与实现自我价值。这尤其体现在青年群体中的募捐、环保等典型公益事件中，与简单的助力行为不同，这些互助行动更多突显青年群体自身的价值诉求与观念倡导，是青年在自身积极参与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观念呈现，具有强烈的价值指向。与此同时，这些价值诉求具有较强的行动号召力，以及对行为的约束性。这种约束不仅是针对自身，对受到帮助的对象也同样如此，假如受助者不符合青年的价值标准，这种公共性的互助行动就将终止。正是具有自我实现的私人性目的，同时兼顾他者的需求，赋予了互助行动以公共性契机。换而言之，这种行动过程可以重塑青年私人性的边界，将信任背后携带的新整合机制中的公共性转换成公共生活的资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青年对社会真善美的追求与崇尚，进而转化为社会信仰的存在。

//五、结语//

总之，当前青年群体信仰迷失与回归，可从其私人生活空间实践及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即信仰的生成不是简单观念输入，而是要在日常私人性中发现衔接以及建构契机，通过私人生活去培育信仰实践的主体，亦以信仰背后的公共价值激活与规约私人生活的能动性。具体而言，青年信仰回归:一方面，要积极关注青年私人生活空间实践，发现背后蕴含的公共性道德因子，并将其延展为青年主体性生成基础，进而为青年迈入公共生活做准备;另一方面，当然也需要从公共生活中汲取养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私人生活中的价值认知形成有机关联与衔接，这既为青年私人生活展开创造稳定的外在制度性环境，同时防止私人生活滑向过度呈现或陷入私密化带来的困境，最终内化为青年群体价值认同的有机组成。当然，对于公共性重构的私人生活因子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但只有意识到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与促进逻辑，方可实现青年信仰回归及其不断发展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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