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现代思想，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因素。
这本书最关键的核心是讲解了社会现实与思想观念的关联，从而对现实世界复杂的社会实践，提出反思性的分析和理解。
书中导论提及了古今之变的原因、现象与之关联的困境，从整体方面来看是个人思想理念的转变、看待世界的方式的改变与现代化过程的社会现实带来的影响，从而推演着历史进程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生，如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两种思想观念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
第一个是人不再相信神明、不再相信传统和天道，该拿什么标准指导人生？理性的回答过于苍白，因此我们时常陷入了焦虑和空虚。
第二个是社会新秩序下的统治问题，谁统管谁？
在导论章节里，作者的对古今人类对自然的看法比喻非常形象，古代人视角是“胎儿”看待母亲，现代人是分娩之后的孩子，他的视角转成是一种面对面的视角来考察自然世界。
本书按照思想的成年、现代人的精神危机、20世纪的教训、自由主义及其批判者和后冷战时代的争论展开，按时间阶段和主题维度对思想家的思想进行阐述。我稍作记录，用于自己能够较为系统理解关键的思想家的表达。
德国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
他是现代思想走向成年的里程碑。所谓成年，第一就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思想亦如此，韦伯开始反思现代，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韦伯发现，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主义。当时的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过去的不幸都是由于蒙昧和无知，如果用理性清除掉，我们就会走向真理、越来越幸福。但韦伯指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叫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因而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其次，他对现代理性化的分析，涵盖了生活的三种主要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切入了现代人的精神信仰领域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领域。总体来说，刘墉从韦伯的瀚航思想中提炼了三个核心命题，分别是“世界的怯魅”、“诸神之争”、“现代的牢笼”以及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
“世界的怯魅”，第一阶段是“宗教的理性化”，驱逐原始宗教中的各种巫术，用哲学理性来论证宗教的合理性，论证它的救赎意义。但是怯魅作为一种理性化的取向，很快就转向了第二阶段—宗教本身的怯魅。科学的出来的结论是可观察的、可检验的、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的，它在根本上抵制一切神秘和超验之物。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最终就会挑战宗教的精神主导地位。世界的怯魅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怯魅的“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但世界的怯魅是现代的真相。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怯魅”。
“诸神之争” 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一个范围，是在事实判断的领域，而涉及价值判断才是诸神之争的战场。事实判断在描述实际上是什么，而价值判断则是说应当是什么，隐含着一种价值高低的取向，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标准。因此这就出现了价值多元的困境，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不对，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成为了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长期的空虚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嘉旅和无意义感所困扰。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
“工具理性” 不关心目的，只关心手段是不是最优的。因为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与此相对的是价值理性，考虑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社会层面，我们都会认同在具体方法上应用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比如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任何出现有管理需求的地方如政府、学校、军队、公司等等，官僚制的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官僚制对个人化的因素完全漠不关心，这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可能冷酷无情，但就整个系统来说，这样可以短时间来处理大量个案，实现效率最优化。在实践中，工具理性单方面的扩展，人们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都在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而这些过程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成只追求手段，忘记了目的。比如追求金钱达到财富自由，本身就是认为金钱是一种最通用的工具，但诗和远方带来的东西用金钱能替换吗？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现实社会还有很多现象，如等我···就····。关注了手段，迷失了目的。匆匆一生，也许老来多数会遗憾。
“现代的铁笼” 描述是因为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非人化”，被看做是机器的零件，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工具理性应用于几乎所有的问题，却无法在根本上解决某些问题。如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在另一个维度，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韦伯的观点，在铁笼里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了。但铁笼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没有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
韦伯揭示这些现代化机制和弊端，不是要人们陷入悲观，而是为了“了解真相”。因此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才是思想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真正的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也是中国哲学里提的精神上的“出世”而又“入世”。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人在精神层面上总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问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死亡是终结其他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人知道终有一死，但意识中又存在“永恒”的概念。人在身体意义上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具有类似动物的欲望，但人又有精神性的存在，有所谓的良知和道德感。因此两大难题是每个生命都会面对的困扰，如何解决？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和终极性的人生理想，但古今之变后，理性主义使得人去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理性和信仰的鸿沟使得现代人缺乏信仰，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尼采说“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对他精神强度的考验。”
尼采
“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依托，意义重大。很多反基督教的人只用了前半句，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人也因此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困境。
形而上学有三大信念：
1.相信在感知的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本质世界；
2.相信这个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有目的的；
3.相信这个纷乱多样的世界背后有一种统一性。
但形而上学是虚假的，没有什么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编造形而上学是因为人的心灵很脆弱，虽然带来了安慰，但最终会带来恶果。因此尼采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实际上是在批判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
孙周兴老师概括尼采的三大命题：一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就是生命本身的力量。这也就是尼采的超人学说，积极面对虚无主义，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
尼采提出“人生本无真相”，接近于现代西方提出的后真相现象，如人工堕胎的不同人的视角。这些激烈的争论不是因为抱有不同的观点， 而是看到的真相本身就不同。尼采说过“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这种挑战事实真相的客观性被称为“视角主义”。视角主义与传统的认知模式不同，传统的认知模式是认为在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努力去理解并表达出来。而“视角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准确地说是人“制造”了真相。对于公认的客观真相或真理，视角主义认为是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视角，得出了一致的解释，才造成了这种错觉。因此多数问题我们具有相同的视角，形成了稳定的“客观事实”，但很多事情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视角，也就找不到一个共同的真相，也就发生了“后真相”现象。
尼采的视角主义更多地使每个人明白他的视角都只是视角之一，应该意识到眼中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真相。它教会我们的不是分裂的必然，而是谦逊的必要。
弗洛伊德
他发现人类的心理结构中存在一个黑暗地带，叫做“无意识”，这就是颠覆“理性人”的观念的要点。无意识中暗藏巨大的能量，是人的欲望本能，主要是性欲本能和攻击本能。通过对“无意识”的发现，弗洛伊德最终发展出了一套复杂而系统的“精神分析学说”。
精神分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人格结构三元说，本我、自我，超我。
1）本我是人格的最底层，最根本的我，是属于无意识的领域。
2）自我是自我意识中的那个自己，具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
3）超我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心中的理想化人格。
而弗洛伊德实际上并不是提出无意识本能的第一人，但是他的贡献是综合了前人的思想，并以科学的名义提出了一套系统化的心理结构理论，在20世纪崇尚科学的时代，精神分析学说的科学特征让它产生了独特的魅力，很快流行起来。在实际的科学实验中，所谓的科学理论却成为了它的软肋，最终被定义成了伪科学。所谓科学理论，就是不能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能够解释所有的经验证据。如果能解释一切，这就成了伪科学，伪科学永远能够自圆其说。
弗洛伊德更重要的遗产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改造，从此对于人的理解的核心不再是理性，而是欲望，至少也是欲望和理性的不断冲突。那么这引发的最终要的后果就是欲望被解放了！
保罗·萨特
萨特是法国哲学家，他的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自由选择，另一个是积极行动。人是自由本身，人必须做出选择，去行动，并且绝对地承担行动的后果。萨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存在就是虚无。”。他认为物的那种被决定、不能改变的存在，叫做“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做“自为”的存在，为自己而存在。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人的存在根本上是虚无。但这不是代表人都必须四大皆空。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现有了虚无的存在，然后我们才要去找到自己的本质。而本质的获取中，人出现了一种欲望，即“生存者和存在物的符合”，渴望与对象合二为一，来解决人的虚无状况。如收藏家、游戏高手，这类占用“物的存在”。但这种做法只是局部地、暂时地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求，根本上的需求是无法改变的，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这也导致了我们希望得到的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正是因为存在没有预先的本质，这才给了人们极大的自由去行动。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自由的命运不是轻轻松松的好事，萨特两个著名的观点：第一，自由选择是很沉重的负担；第二，“他人就是地狱”。所谓沉重的负担是因为只要你做出了选择，背后就会有一个评判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必须是为自己确立选择的标准。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他人就是地狱的哲学思想是人能够自由掌握自己的生命，作为主体性是具有主导权的，但和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谁是主体，谁有主导权？人总是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前一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这其实也说明了萨特是悲观的。当我们被别人注视的时候，会感觉到被侵权。由此我想到，从萨特的思想中，如果你能把别人无谓的侵权当做是在维护你的主体，如当别人的注视是因为别人的嫉妒、自己的光芒照射到别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心理的承受能力和对外释放的压强会有更好的表现。
最后萨特的思想起点是虚无，终点是孤独，中间我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责任。这是绝望的哲学，同时希望的哲学。它的希望是在自由之中，人永远能够改变的潜能， 不必服从任何注定的命运，通过行动去改变。萨特思想哲学整体的启示是看清真相，继续战斗。这和中国哲学里所提的“出世而又入世”殊途同归了。
现在世界的社会政治困境
政治学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是“资源匮乏”，第二个是“人性自利”。这两个假设是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也就意味着公共秩序无法自然形成，需要某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威建立和维护。政治权威直接的回答是考暴力、军队来获取的，但统治不等于暴力，而应该说政府的强制力是唯一合法的暴力。政治的合法性在古代时期，由于人们相信自己在社会所处的地位，因此古代的统治依赖于自然等级结构。但随着古今之辈，世界被怯魅了。现代的政治权威需要提出一套理由，来论证其合法性。统治和服从都需要一套理由。
西方近代历史上，才能弧线了不同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但都分享了两个基本特征。
1）主张先存在自然社会，然后才建立政府。
2）都主张“同意理论”，政治权威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是自下而上的。
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三种相互竞争的主要政体形式：苏联的社会主义、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德国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他们都提出了相当完整的意识形态论述，但在社会政治事件中却都出现了各自的困境与危机，成为了值得重视的“20世纪的教训”。20世纪的灾难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完全出乎意料！这种灾难是“文明时代的野蛮”，是“理性时代”的疯狂。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
对于纳粹大屠杀，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将其视为“反文明”、“反人类”的野蛮暴行。思想界还流行两种理论来理解大屠杀，分别是“变态论”和“仇恨论”，把大屠杀都归结成一个偶然的、特殊的事件。在鲍曼看来，这只是表面上说得通的回答，因为德国出过像“康德”、“贝多芬”、“歌德”等文化巨人的国家，怎么会突然出现一群邪恶的疯子呢；另外相比其他国家，德国对犹太人还是友善的，到20世纪许多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开始把德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因此仇恨论也说不过去。
鲍曼认为，由于官僚制的出现，现代官僚体系像一步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作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于是，在整个大屠杀的过程中，没有谁觉得自己要为全局负责。在另一个层面，是现代科学主义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园艺文化”。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使得犹太人成为了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优生学”，把犹太人看做低劣病态的种族。所以才有了种族清洗这种终极解决方案。
在大屠杀中，最匪夷所思的一点是600万犹太人为何不发起反抗？鲍曼认为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作用，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
在鲍曼看来，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地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说，就是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汉娜·阿伦特
在阿伦特看来，她认为大屠杀是过去一种不曾出现的罪恶，但不认为是一种简单的官僚体质导致的结果。阿伦特对大屠杀提出两个观念，“极端之恶”和“恶的平庸性”。极端之恶不是说程度上，纳粹大屠杀有极端，而是性质上，它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等，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做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否认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的多样性。这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阿伦特认为被审判的纳粹军官身上有一种平庸性，这种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就是不思考。这种新型的罪恶，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阿伦特所说的思考能力，实际上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对是否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传统的道德学说着眼于习俗、习惯和规则，道德教化就是让人循规蹈矩。但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于是，人们依法作恶，这让纳粹德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是“依照国家法律而犯罪的时期”，同时让人们处于一种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中：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去犯罪作恶，而行善可能要求你违抗法律和规则。阿伦特主张，传统道德法则和教化已经不能促成真正的思考。道德的真正含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做出自己独立是非对错的判断。
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保持独立判断的任务太艰巨了，但起码你没办法躲在“法不责众”的后面，人们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的责任。阿伦特认为，人们始终要忠实于自己，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交谈的倾向”，始终自我反思，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正直”。
卡尔·波普尔
在波普尔的政治理论和科学哲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洞见：人类是容易犯错的物种，这个是人类固有的特征。不管是科学还是在政治经济活动中，我们都摆脱不了“可错性”，就是说人永远可能会犯错。
证伪主义，即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是错的。科学家追求正确永远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暂时性保留的正确。这并不是说科学理论必定会被证伪，而是说理论本身必须包括“经验上被证伪”的可能性—你不能实现就排除了任何出错的状况。
波普尔对归纳法也提出了质疑，他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是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波普尔认为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线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的基本哲学思想是“批判理性主义”，简单地说包含两句话：“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总是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抵达绝对的真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不是要颠覆整个理性主义的传统，而是修复和升级这个传统。在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要要拒绝的是整体性的“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并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但人类的知识增长是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这也是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渐进式工程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乌托邦社会工程是追求最终极的善，有这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哈耶克的哲学思想强调一种“自发秩序”，他认为自发秩序更为优越，在秩序建立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强制，也没有伤害任何个人的自由。但哈耶克并没有把认为因素从秩序的生成中彻底排除出去，因为人有意图，要做规划和选择，这就是自然和自发的，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是继承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用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去质疑主流的启蒙理性主义。
哈耶克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这种思想被哈耶克称为“理性的自负”。面向20世纪的两大核心问题：如何解释纳粹德国的灾难和苏联模式的失败，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认为，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洁癖”都来自所谓的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这种问题在哈耶克直接揭露了认知上的错乱，是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要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政府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这是一种虚幻的期望。人类的必然无知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追求知识，第二个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哈耶克的思想影响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才如日中天，因为恩格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无法再有效支撑。放任自由主义开始盛行，但随着近三十年的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又开始反思和批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
赛尔·柏林
柏林提出“狐狸和刺猬”的比喻，狐狸关注并研究很多问题，而刺猬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并提出一个思想体系。之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属于狐狸型的学者，是因为他的三重身份背景的经历和对应的视角，俄国人、犹太人、英国人。柏林思考问题时常常会有一种抽身而出的视角，“上帝的宏大剧场中的一名旁观者”--爱因斯坦这么形容过柏林。但柏林也有关注的大事：为什么有许多政治实践，原本出于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在某种观念的指导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简单说就是探究观念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同样具有这类的思想者被后世称为“冷战自由派”，他们认为一些貌似很深刻、很正确、很有魅力的思想理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
柏林一生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第一，他主张的价值多元论；第二，他澄清了“自由”这个概念，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自由”的理论。
价值一元论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或者人只能追求一种价值，它主张的是，表面上有丰富多样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也就是说，虽然价值多种多样，但他们可以用同一个评价尺度来比较，排出高低上下。如启蒙运动之后，价值一元论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推崇理性主义。价值一元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人们想只要掌握了终极的价值，表面的纷争最终会归于和谐。
柏林认为我们追求的许多价值，它们之间是不能换算的，都是彼此独立的“终极价值”。换言之，某一种价值并不是其他价值的派生物，不能被还原为其他的价值。强调价值冲突无法根除，这是柏林价值多元论的重要特征。价值之间的冲突，成为了人类的困境。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价值并不是价值主观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它是价值客观论。同时，柏林认为人类对价值的追求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双方可以理解为对方为什么会追求这种价值。
柏林还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种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不受外部的干涉和阻碍；一种是实现目标的自由，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值得提出的是偷换概念的现象，假借更“高级”自由的名义，换来了安全、秩序等等，实际上是牺牲了另一自由。这种牺牲的自由通常是消极自由。滥用了积极自由，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自由的根本意义就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的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赫伯特·马尔库塞
作为年轻人崇尚的精神导师，3M之一马尔库塞是德国的犹太人，后来因为纳粹兴起之后，流亡到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并在名校中授课。但他并没有深厚感激美国，而是深入剖析美国社会的运转逻辑，提出尖锐的批判，甚至鼓励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因此被称为“新左派运动的教父”。
马尔库塞认为美国这样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这种新型的控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很隐蔽，不需要暴力和强制，人们就不会觉得恐怖。第二，它能够有效应对自己的敌人，能够排斥、化解甚至“招安”反叛者，让总体的控制性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刘擎认为关键可以总结成两个字：贿赂。这种贿赂是指社会去贿赂人民大众，资本主义让你享受舒适生活，特别满足你的消费欲望，用这种方式收买你，换取了你的服从。马尔库塞发明的一个术语“虚假的需求”，就是说明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其实是商品制造出来的，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于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认为不能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生活使我们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我们不仅要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控制，而且要发动实质性的社会变革。从我个人的角度，欲望就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两大重要课题之一，不管是资本市场制造的虚假需求还是人性驱使，最关键的是要符合自己心里预期的一个物尽其用，这个心里预期应当是有一定的阈值的。
马尔库塞深刻研究了青年马克思的手稿，青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同时他接着说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的时候，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这样的描写和现代社会的情况一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马尔库塞认为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符合了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
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质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质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资本主义体质的控制力量非常强大，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有效收编反抗力量。在单面人的观点里，任何违背和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要么被排斥消灭掉，要么被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似乎成为了西方现代性方案的唯一选项，但反讽的是，自由主义不断遭受新的挑战，始终存在对自由主义的尖锐质疑和批评。近年来，宣告自由主义正在衰落，甚至已经死亡的言论不绝于耳。实际上，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在现在的发展中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平等主义的压力，因此传统自由主义必须平衡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
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限制国家的干预。到了现代，所谓的现代自由主义，则是坚持自由的同时非常重视平等的价值，特别关注社会主义和政治民主的问题。自由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在多样性，多样性造成了它的一个特点：某种自由主义的没落甚至消失，不会牵连自由主义思想整体的命运。接下来的20世纪出生的几位思想家，在面对自由主义应对现代世界产生的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约翰·罗尔斯
罗尔斯提出了一个“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即在这个幕后，屏蔽了你的一切个人特征，但是你有正常的理性能力，知道怎么盘算对自己最有利，在这个原初位置，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性，一起签订了一份契约，确立一套分配原则，用它来决定如何分配收益和责任的社会基本结构。罗斯福推理论证了社会契约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
第一条是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个人平等享有一系列基本的自由，每个人在无知之幕之后都用自己的理性去计算并规避风险，为了确保自己特定的生活目标和方式不会低人一等。
第二条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但限定公平的机会平等和满足差异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要尽可能保证竞争的公平，那些无法掌握的运气或者偶然因素，称作“道德上任意武断的因素”。差异原则就是让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
罗伯特·诺齐克
诺齐克认为罗尔斯因为在政治权利方面坚持了自由主义原则，让每个人享有基本自由，但在社会经济方面把平等分配当做默认选项，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所以罗尔斯被称为“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诺齐克主张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至上论，也称为放任自由主义，主要是他出于道德的理由，认为自由放任主义最充分地尊重和保障了个人基本权利。他所有的论证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领先，对个体权利作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方可接受。另外他主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地坚持自由原则。
诺齐克讲的正义是持有的正义，而不是分配的正义。他提出的三项正义原则分别是“获取正义”、“转让正义”、“矫正正义”。
“获取正义”强调的是最初获取的时候必须是正当的。
“转让正义”强调的是财产的转移都是自由自愿交换或者馈赠的。
“矫正正义”强调的是不正当获取的财产，不管经历了多少变化，都必须予以矫正。
在诺齐克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态是一种“最小国家”，即只要保障个体公民的基本自由和安全，以及确保合法契约的执行，就不应该再有其他功能。他认为，这样的最小国家，把个体自由置于绝对领先地位，会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罗纳德·德沃金
在平等问题的见解上，他的答案很朴素，就是为了对每个人好，要一视同仁地对每个人好。他提出了两个原则：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关怀。平等的尊重就是要平等地尊重每个人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和方式。他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自愿而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和偏袒，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这就是德沃金说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性原则”。在实现各自不同的生活理想，都需要一定的资源，那么公平的做法就是为实现这些生活理想提供平等的资源，即平等的关怀。平等的关怀原则不等于简单给所有人平等的待遇，而是把每个人当做平等的人来对待。要实现“平等的关怀”，首先要识别哪些需求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处境造成的，哪些是个人资源选择的偏好造成的。对于前一种，应该弥补处境造成的差别，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应当接受选择造成的差异，让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相比罗尔斯，他的思想回答了“导致处境最差的原因”，就是敏于志向，钝于禀赋，敏感地回应个人的志向(选择)，迟钝地对待个人禀赋造成的。
迈克尔·桑德尔
在当代人是否要承担前辈的历史罪责的问题上，桑德尔反驳这种不需要承担的观点。因为这背后是一种道德理论支持，叫做“道德个人主义”，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桑德尔对自由主义个人观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自由主义个人观的出发点是先有个人，个人之间签订契约，形成公共道德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制度，一切从个体延伸展开。但个体究竟从何而来？他采取了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义”，也叫“社群主义”。这个理论强调“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因为人类是一个讲故事的存在，只有讲通了自己的故事，理解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才能够真正去回答故事里的问题。任何一个故事都不是孤立的，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人们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当你面临多重不同的选项时，做出一个“有意义的选择”，意味着让你更好地、更连贯地讲明白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在社群关系中形成和展开的，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彼此的故事。这就是社群主义的个人观。因此这也是桑德尔质疑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原因，无知之幕背后的人失去了自己的故事，也谈不上一起商议社会契约。
桑德尔的社会观认为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个人当然也会做出选择，但是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既然纽带关系这么紧密，那么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称之为“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也形成了社群主义的道德认知：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
迈克尔·沃尔泽
沃尔泽被称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他通过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两个要点，一个是针对理论，认为原子化的个人是对人的虚构，不存在这种“无所羁绊”的个人；一个是针对实践，即自由主义创造了自我中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社会性的社会”，当代西方到处都是相互疏远的孤独个人，对公共和政治事务十分冷漠。
沃尔泽认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真是反映了现实，但这切切是被现在这个社会所塑造的结果。因为新型的社会造就了“孤立的个体”，这种新型社会主要体现在高度的流动性。
地理上的流动，这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和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
社会身份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过着和父辈不一样的生活，这以为这对社群的信仰和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
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
政治上的流动，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少，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等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
虽然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但社群仍然存在，沃尔泽称之为“自愿性的社群”。自愿可以理解成可以决裂或者退出的权利，这种越容易获得和改变的关系，就是越不稳定的关系，未必是现代人总喜欢改变主意，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在高度流动。这种高度流动性特征沃尔泽成为“后社会的状况”。我们在根本桑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沃尔泽说“社群主义不可能战胜自由主义”。
查尔斯·泰勒
泰勒也被看作是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对自由主义有很深的同情理解。它认为如果仅仅从他的老师赛尔·柏林提的消极自由的角度来理解个人自主性，就可能陷入“唯我论”的盲区。所谓唯我论，就是你认为只有自己猜对自己具有绝对解释权。现代社会没有客观标准的选择，结果可能会让自己不满甚至痛苦。自由变成了一个太过沉重的个人负担，然而威权式的精英主义的解药在经历了20世纪的教训后也被认为可能是毒药。泰勒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人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需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一个是道德和价值标准来自于我们和他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同时，泰勒认为应该拒绝“唯我论”，一件事情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框架爱定义了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斌高速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是共同生活的，这个框架是我们生活的前提。这就体现出了泰勒的社群主义视野。
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的，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型的对话。在怯魅后的现代世界，泰勒告诉我们，意义和价值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当然这个共同背景已经和古代不一样，不是一套清晰固定的规则或者公式化的教条，而是一种资源。因此个人的选择仍然重要，对话和反思才有意义。
一方面我们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尤尔根·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面向韦伯难题，提出了自己交往理性的见解。他认为人类的活动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那么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关系，哈贝尔斯称之为“主体间性”。人不是独白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互相交往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言谈行动，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但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用的就是工具理性，言谈知识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另外一种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称为“交往行动”，或者沟通行动。交往理性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理性，这其实是我们生活中规范性共识的源头。我们能够合作，能建立良性的公共生活，不是因为消除了主体性的主观分歧，而是通过运用“交往理性”，才达成的。但人们会质疑交往理性是否是乌托邦，实际上理想的交往行动在现实中非常罕见，但是有了哈贝马斯确立的标准，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分辨谁在好好说话、谁更讲道理，以及在日常交往中如何改进自己的言谈行为。提出一个概念，确立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应该往哪里走。这就是思想家工作的价值。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使用的领域，他称之为系统。在系统之外，人类活动还有一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他称之为“生活世界”。交往理性为我们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抵御工具理性的无线扩张。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弗兰西斯·福山
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这里的终结不是宣称有一个个故事构成的历史终结了，而是一个哲学论断，并用政治科学的方法去论证它。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是最终目标，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获得承认，就是要求别人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直到有一天，普遍而平等的相互承认来临了，发展的动力就耗尽了，对福山而言，自由民主制在原则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平等的相互承认。他利用政治科学的论证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本质上这些维度都是追求一个最大限度的选择，包括最大限度发展技术、最大限度追求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最大限度让每个人平等而自主参与重要公共问题的决策。
但福山的观点受到了无数的质疑和批评，目前来看，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至此，他提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会越来越盛行。但长远到底有多远？
塞缪尔·亨延顿
亨延顿提出按世界文明版块进行划分的文明地图，进而形成了文明冲突论。西方一直在越过其他文明国家，使其他文明”西方化“。但文件之间的断层线一旦被突破，就存在冲突的危险。他还认为维护世界秩序最好的方式是在文明版块中让每个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国家来主导“圈内秩序”，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多种文明共存的基础之上。
在面向“文明冲突论”，批评和争议也很多。首先冲突的原因就很多种，而且文明圈内部也会发生冲突。在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美国都有可能在外来移民涌入和文化多元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丧失掉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那么文明则么可能牢固不变呢？实际上这是揭示了文化固化的一面，选择了特定的视野。
结语
当今重要的冲突质疑，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于国家内部。在经济层面上，国家与国家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21世纪的全球化，导致了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出现在全球化受益者和全球化受挫的人群之间，这就形成了精神内战。欧美国家也出现了民主衰退，现在，哪怕是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在国际问题上，“自由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美国主导的“大西洋秩序”，曾经以为能够成为覆盖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然而在不断扩容中，这个自由秩序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原则深度介入非西方国家的内部秩序，从而引起了各种反弹。同时，过度扩张让这个自由体制在面对问题，协调机制等，出现了猛烈的冲击。在国际问题上，自由主义的故事也很难顺利讲下去了。
地球城因为差异的存在，埋伏着冲突的隐患。但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合久必分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