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鲍庆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安全。
【摘要】跨界民族是地缘安全的重要要素，随着国家沿边开发战略的推进，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逐渐增加，交往规模也越来越大，其中的地缘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跨界民族经济文化交往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是动摇跨界民族国家认同、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加剧、跨国犯罪增加等方面，根据以上安全隐患产生的原因，地缘安全视野下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需要加强跨界民族边境意识、增加跨界民族民生保障、规范交往管理等。
【关键词】地缘安全、跨界面；文化交流
前言
跨界民族是指因现代疆域分界而分别居于不同国家版图的民族，虽然跨界民族长久分离，在语言文化风俗等方面都会有所差异，但是由于同根同源，跨界民族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依旧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随着族际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逐渐凸显，跨界民族逐渐成为地域安全概念中的突出要素。我国陆地边境线大约1.8万公里，西部陆路边境线居住着28个跨界民族，众多跨界民族的存在为国家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地缘上的便利和民族之间的渊源，跨界民族也存在着各种地缘安全隐患，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边境和平稳定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跨界民族是稳边固边的重要力量，随着国家对边境地区跨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支持力度增加，跨界民族频繁经济文化交往下的地缘安全影响更加突出，地缘安全视野下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需要在相关方面调整和加强。
一、跨界民族经济文化交往对地缘安全的影响
（一）动摇跨界民族国家认同
跨界民族的形成是由于现代国家疆域划分而形成，国家属性是跨界民族的第一属性，国家身份高于民族身份。作为国家公民，跨界民族需要有相应的国家认同，这是国家公民身份下跨界民族民众必备的意识观念。但是对跨界民族民众而言，由于民族身份和现实利益影响，其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往往左右摇摆，民族认同有时高于国家认同，如西北边疆的俄罗斯民族不仅认同本民族，同时也认同俄罗斯人和汉人，在实际利益和国外势力影响下，很容易在国家认同上产生动摇，而国家认同的不坚定直接影响其在相关问题上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从而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安全。跨界民族跨境而居，具有天然的地缘便利，加上民族身份的一致，跨界民族往往有更多的经济文化交流。个人归属感的建立，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认同更多地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变化，在频繁的商业贸易或文化交流中，跨界民族很容易因其他国家的利益制度而在国家认同方面不够坚定，另外，跨界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对民族之间的情感沟通有重要作用，基于民族情感而产生的交流会强化跨界民族民众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突出自然会影响国家认同。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对于边境稳定和国土领域安全有着重要影响，跨境民族在国家认同方面的不够坚定，自然会影响到地缘安全。
（二）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加剧
跨界民族跨境而居，民族身份的一致性和国家身份的分歧，使得边疆两边的少数民族往往难以在同一地域上获得相同的待遇，并因此产生意识观念方面的问题。因此跨境民族所在的区域往往是境外敌对势力挑起争端、激化矛盾的重点区域。各种势力往往通过宗教文化渗透等方式对跨境民族进行渗透，挑拨民族关系。国内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族之间宗教联系较为紧密，因此境外宗教势力往往借助宗教分歧来激化跨界民族矛盾，通过宗教文化渗透模糊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动摇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达到民族分化的目的。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虽然有助于促进正常的宗教交流，但同时也为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提供了更多机会，国外宗教势力往往以跨界民族的宗亲关系为基础，通过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式进行宗教渗透。且这种渗透往往不局限于跨界民族，而是以跨界民族为中介，向更大范围渗透，如缅甸的某些宗教组织往往利用云南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机会向广西、贵州、四川等更多地区渗透。宗教势力的大规模渗透势必会影响到国家区域的安全稳定。
（三）跨界民族跨国犯罪增加
跨边境而居是跨界民族的基本特征。伴随着沿边对外开放及全球化进程，为了逃避法律监管，越来越多的犯罪活动集中于边境地区，边境地区的跨国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而在国家沿边开放政策下，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边境地区的开放度增加，跨界民族的特殊身份使得越来越多的犯罪活动以跨界民族作为犯罪工具和中介，以此来逃避法律打击。如老挝和越南等地的贩毒集团为了顺利贩运毒品，就把云南部分跨界民族作为渠道和中介，在云南省近年来查处的众多贩毒事件中，多数嫌疑人都有跨界民族身份。经济文化交往带来的跨国犯罪增加，直接影响到了边境和平与稳定。
二、地缘安全视野下跨界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研究
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不单纯是民族体系内的经济文化交往，而是国家与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了使经济文化活动不影响到边界和平，区域稳定，就必须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角度审视经济文化交往，并对相关要素进行合理管理和调整。
（一）强化跨界民族边界意识
边界对跨界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边界意味着民族属于特定的国家，并拥有相应的国家身份，接受特定国家的政治管理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边界意味着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从同一文化体系内部的交流转变为双边的互动。边界赋予民族特殊的政治身份，也转变了交流意义，跨界民族必须从思想上对此有所明确，才能使经济文化交流限定在相应的政治框架范围内，遵循一定的制度管理，并以此来导向经济文化活动。而这种意识观念上的认知和态度形成首先需要跨界民族具有相应的边界意识。边界意识包括对国家边界的认知和对国家边界的态度，对国家边界的认知决定了跨界民族在边界的活动可以约束在界线界桩范围内，而对国家边界的态度，意味着跨界民族在边界问题上涉及到国家纷争问题时的态度和倾向。具有明确的边界意识才能使跨界民族在经济文化交流中自觉遵守边界管理规定，避免因边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不必要的边界纠纷，维护边界稳定同时也能在国家边界纷争中保护正确的立场和态度，从自身做起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跨界民族成员是跨界经济文化活动的主体，跨界经济文化交往的地缘安全很大程度取决于跨界民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基于地缘安全需要，跨界民族必须有强烈的边界意识，而从现实来看，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并未得到强化，由于没有强制性的管理，西南边界的部分跨界民族进入到缅甸境内并不需要什么手续。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模糊一方面说明了双边交往的密切，但是在经济文化中的边界意识模糊，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边界安全问题，如非法越境、走私等。要减少或杜绝跨界民族成员本身的非法活动，以及跨界民族成员对非法活动无意识中的参与，就必须从思想上强化其边界意识，使边界的地理防线转变为民族成员经济文化活动的心理防线，使其经济文化活动可以因心理防线而受到约束，避免或减少影响地缘安全的行为产生。
（二）加强跨界民族民生保障
意识支配行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决定了跨界民族在经济文化活动交往中的角色扮演。国家认同是跨界民族在经济文化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基础，只有跨界民族对国家有强烈的认同，才能在实践行为中对国家利益进行维护，坚定对国家的支持，如北方室韦地区俄罗斯族因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因此相较于历史发展的国家认知和倾向，当下该地区民众对国家有更多的认同。国家认同是维护地缘安全的基本要素，要加强地缘安全保障，就必须强化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身份认同源于两重因素：第一是现实利益认同，第二，历史记忆和群体观念的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更多地建立在现实利益的认同上。要使跨界少数民族民众在经济文化活动中维护区域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必须通过现实利益上的保障来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为了增强北方边境的国家认同，越南对中越边境线的民族民众提供了优惠的物质保障，实施了各种免费政策，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而从国家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实际支持来看，虽然近年来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支持民族边境地区发展，并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但是由于当地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不够便利的交通限制，相关优惠支持政策对民族地区的支持有限。在国内外政策支持的对比下，跨界民族往往会倾向于对自身利益更有现实帮助的国家。国家公民身份不等同于国家认同，跨界民族成员虽然有国家身份限制，但是在现实利益的影响下，其国家认同往往并不坚定。经济是基础，要在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中维护地缘安全，推进跨界民族在边境问题上明确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就必须解决跨界民族的民生保障，为其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使其远在边境依然能感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障，从根本上坚定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才能使跨界民族在经济文化交流中更加注重国家利益，维护边境政治安全。另外从跨界民族的立场而言，跨界民族对其他国家或组织的靠拢往往是在本国的政治地位或经济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或及时满足，而意图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在这种前提下，在各种极端分裂势力以民族或宗教名义的洗脑下，便很容易形成跨界民族的思想波动和极端行为。要粉碎各种势力对跨界民族的分化阴谋，就需要对跨界民族的社会利益进行深切关注，保障其基本民生问题，在现实社会利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基于生存发展方面的衡量，跨界民族也会在思想行为上坚定维护地缘安全的信念。
（三）规范跨界民族交往管理
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政策，积极推动沿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为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但是这种政策环境并不是对经济文化活动的放纵。由于边境经济文化交流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的各种事宜都需要经过国家管理层面才算合理合法。随着跨界民族经济文化交往增加，也将产生更多的经济文化矛盾或纠纷，同时境外各种宗教势力、犯罪势力等对跨界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掺和，意味着跨界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相较于其他区域民族经济文化交往更加复杂。要维护地缘安全，一方面要从跨界民族成员的思想意识观念转变或调整做起，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社会管理来使相关经济文化活动有序化、可控化。前者在以上分析中已经论述，对于后者，要根据跨界民族经济文化交往中的安全隐患防控做起。结合以上分析可知，跨界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安全隐患在于相关活动为犯罪分子或者分裂分子增加了机会，提供了平台，同时又为其逃脱法律制裁提供了空间，如境外宗教文化势力借助宗教文化交流进行宗教渗透，而国外犯罪集团借助跨界民族的身份便利从事犯罪活动，因此对于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安全管理可以从经济文化活动的审查制度健全以及跨界民族成员的境内外活动管理做起，同时还要严格经济文化交往的平台审批。从经济文化活动审查来说，随着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跨界民族之间体育、艺术、经贸等各种经济文化活动越来越多，要积极促成各种经济文化交流，但是要对各种活动进行严格审查，明确责任主体和交往程序，避免各种势力的趁机渗透。从跨界民族成员活动来说，由于跨界民族地缘上的便利，境内外民族成员的来往较为密切，且管理较为随意，随着经济文化交往增加，跨界民族成员的境内外出入更加频繁，也更加随意，因此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也成为部分犯罪势力或敌对势力借以遮掩犯罪活动的外衣，要避免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被不良分子利用，就需要对跨界民族成员境内外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最后，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往往需要通过各种平台来进行，各种展览、投资、旅游等名目繁多的共同平台为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人员参与众多、活动程序繁琐也容易成为恶意势力蓄意犯罪的温床，对相关平台也要加强监管，严格审批，避免为不良分子所利用，危害边境安全。
结束语
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是尊重跨界民族历史渊源与现实地缘客观事实的基本表现，有助于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边境和睦关系的构建，因此推动跨界民族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国家沿边开放政策的基本导向。跨界民族所在区域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但是又面临着反渗透、反分裂的严峻挑战，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存在各种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隐患，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加强边境和平安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需要基于地缘安全视野审视和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