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第 6 期(总第 251 期)学 习 与 探 索Study ＆ ExplorationNo．6，2016Serial． No．251·当代哲学问题探索·货币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与相互异化———重估《论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地位李 彬 彬(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摘 要: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转变了鲍威尔理解犹太人问题的视角，把“犹太人问题”从神学问题转变为社会历史问题，从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转向考察“日常的犹太人”，发现了现代市民社会中的货币异化，并从“人的自我异化”和“人的相互异化”两个维度探讨了货币异化的内涵和表现。马克思对于“人的相互异化”的讨论一方面表明了他与鲍威尔的思想距离，另一方面也预示了他在“巴黎手稿”和“穆勒评注”中的研究。关键词:《论犹太人问题》;货币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人的相互异化;马克思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6－0010－05收稿日期:2015－11－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神圣家族》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5CKS001)作者简介:李彬彬(1983—)，男，讲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
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论犹太人问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并不是简单地因为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公开向自己曾经的导师布鲁诺·鲍威尔宣战，更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在其中提出了“货币异化”的议题。这一议题的重要价值在于，马克思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了对它的讨论:第一，就货币作为人创造的对象而言，“货币异化”探讨的是人的自我异化的问题;第二，就货币作为人与人相交往的中介而言，“货币异化”探讨的是人的相互异化的问题。在前一个维度上，马克思的分析工具还是“类本质”，他的思想依旧处在以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的平台上;在后一个维度上，马克思面对的则是表现为数目庞大的现象堆积的整个市民社会，他必须要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解剖市民社会。后一思路直接通向“巴黎笔记”尤其是“穆勒评注”的相关研究。一、“货币异化”的发现和提出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的目的在于批判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马克思和鲍威尔的论战是当时整个社会上关于“犹太人问题”大论战的一部分，这场论战是由新登基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提议恢复中世纪的犹太人同业公会而引起的，这一保守的、复辟的行动引发了整个社会极大的反响。
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提出，自从中世纪以来，欧洲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唯独“犹太人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所有的人在思考“犹太人问题”时都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首先正确地提出问题。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既不能单独归咎于基督徒，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犹太人，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还保留自己的信仰，那么“犹太人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宗教信仰压制了自由的人性。鲍威尔指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前提是消灭宗教: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再信仰宗教，而以人的立场对待彼此，这样就不会存在特权和压迫 ［1］ 。在《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一文中，鲍威尔探讨了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所面临的困难，并分析了他们谁距离自由更近。由于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发展结果，它把犹太教的伪善、罪恶观念、排他性发展的都更加彻底，相对于犹太人，基督徒的宗教异化更加彻底。正因为如此，基督徒消灭基督教带来的异化为人类带来的贡献是自由的人性，而犹· 0 1 ·太人消灭自己的宗教异化只能达到基督徒现有的教养水平。犹太人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完成基督徒的事情才能达到自由的人性 ［2］ 。
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的方法把犹太人解放的事业变成了“哲学兼神学的行动”，鲍威尔的观点并没有真正回答犹太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为了让犹太人的解放成为现实的行动，他调整了鲍威尔的视角:把犹太人问题从神学问题变成社会历史问题，从关注“安息日的犹太人”到关注“日常的犹太人”。在考察“日常的犹太人”的生活时，马克思发现了“货币异化”的问题。第一，重新提出问题，把“犹太人问题”从“神学问题”变成一个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指出，鲍威尔虽然试图重新提出“犹太人问题”，但是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和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出现了偏差。在 1840 年代的德国，“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具有鲜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问题，鲍威尔却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只有鲍威尔这样的神学家才会撇开犹太人和基督徒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单单从自我意识的教养的角度讨论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因此，马克思指出，必须重新提出问题:“我们现在试着突破对问题的神学提法。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因为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犹太教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犹太教在现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必然产生的。
”［3］49鲍威尔基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戒律、宗教信念分析他们和普遍的自由的人性有多大的差距，提出基督徒只要“跨过一个台阶”就可以获得自由，而犹太人则要跨过两个台阶。马克思指出，像鲍威尔这样在神学的论域内讨论“犹太人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片面的。之所以说这种做法不切实际，是因为它并没有告诉犹太人和基督徒到底怎么做才能摆脱宗教获得自由。在摆明了犹太人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之后，又轻巧地安慰他们“在人面前一切皆有可能”，不过鲍威尔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做才能把“可能”变成“现实”。之所以说鲍威尔的做法片面，是因为不论基督徒还是犹太人，宗教都不是他们的一切。但是，在鲍威尔的视野中，宗教就是一个信徒的一切，他把犹太教看作犹太人的“全部本质”。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宗教徒，他还是某一个家庭中的一员，有自己的职业，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等等，这些关系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犹太人的“全部本质”，但是鲍威尔却以偏概全。第二，从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到考察“日常的犹太人”。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从鲍威尔的“神学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来处理，这意味着马克思主张不能只是关注犹太人的宗教属性，而是要全面地关注犹太人的整个社会属性。
正是为了全面地考察犹太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从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转向考察“日常的犹太人”。在指出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变成“纯粹的神学问题”所面临的困难时，马克思指出:不能只是单纯地说犹太人和基督徒摆脱宗教之后就能获得自由，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回答犹太人和基督徒到底如何做才能摆脱宗教。随着政治解放的完成，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再具有政治属性，它们变成了纯粹的私人事务，变成了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要素。为了找到消灭宗教的道路，就要从市民社会本身入手。在马克思看来，理解市民社会的切入点应该是“日常的犹太人”，而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4］247 。“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观察日常的犹太人。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3］49“安息日的犹太人”与“日常的犹太人”之间的区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本人也一再提醒我们注意这一区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用加粗的黑体字表示这一区分的重要地位。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说过，《德法年鉴》“剥掉了犹太教的宗教外壳，使它只剩下经验的、世俗的、实际的内核” ［3］307 。
正如奥尔格尔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而言，‘现实的’犹太人是脱去宗教外衣之后的分析的产物。但是，在消除了神秘的外壳之后，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接下来的分析所针对的并非犹太人而是市民社会的利己的人。”［4］247 必须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在“安息日的犹太人”与“日常的犹太人”之间所做的区分。“安息日的犹太人”与“日常的犹太人”之间的区分是理解马克思走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关键。“安息日的犹太人”是鲍威尔所关注的那种把宗教信仰视为自己的最高本质的人，与此相对，“日常的犹太人”只不过是市民社会众多成员中的一分子。马克思借助于观察“日常的犹太人”，他所考察的和批判的事实上则是整个市民社会的成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即“市民社会从自己内部不断产生· 1 1 ·犹太人”［3］52 。马克思所说的从市民社会内部不断产生出来的“犹太人”并不是宗教信仰意义上的犹太人，也不是人种学、民族志意义上的犹太人，而是以“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这一“市民社会的原则”为宗教信仰之基础的“犹太人”。第三，从“宗教异化”到“货币异化”。鲍威尔是在“宗教异化”的整体框架之下理解“犹太人问题”的。
他认为，“犹太人问题”就是“宗教异化”的一个表现，由于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把自己的上帝作为最崇高的本质，没有把“普遍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本质，所以犹太人和基督徒才为了各自的上帝而相互隔绝。犹太教由于自己的宗教而与其他民族隔绝，不愿意与基督徒融合在一起;基督徒和基督教国家也由于自身的宗教本质而拒绝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市民权利。因此，要想解决犹太人问题，必须消灭宗教，恢复人的真正的普遍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则在社会历史问题的大背景下发现了“货币异化”。马克思指出，德国的犹太人所要求的是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一项“政治解放”。在保留宗教的同时，法国和美国已经实现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政治平等。这一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犹太人并不需要放弃宗教就能获得平等的市民权利。但是，“政治解放”完成以后，人的生活依旧是有局限的，因为他还需要宗教的慰藉。宗教的局限性只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局限性的一种表达。马克思借助于对“日常的犹太人”的观察，得出了如下重要的结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3］49 与鲍威尔不同，马克思把宗教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要素。
相对于市民社会的其他要素而言，宗教并不是其他要素的原因，而只是人的世俗生活的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因此，马克思提出，“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换句话说，“货币异化”成了“人的解放”必须扬弃的障碍。二、“货币异化”的两个维度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货币的概念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即“金钱是人的劳动(Arbeit)和人的存在(Dasein)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Wesen)”［5］ 。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把货币界定为“同人相异化的本质”;其次，他把这种异化出去的本质更进一步规定为“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货币是“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一界定是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即现代的市民社会。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本质(Wesen)”，这一界定表明了货币的普遍性特征。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货币都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是人的存在的凝结。马克思通过这一界定表明了，金钱本是人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产物，它是人的存在的凝结，但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成了一种控制着人的异化力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现代的市民社会不断地从自身中产生出“犹太人”(即“日常的犹太人”)，他们是以经商牟利和发财致富为最高目标的人。
货币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的生产活动，成了一种统治人的力量，变得“同人相异化”了。这一界定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界定，更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学表达，但是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沿着这一界定，马克思一方面把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应用到社会批判当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并没有局限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异化”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的异化”等“自我异化”的范畴内谈论货币异化，而是在“自我异化”之外同时还拓展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异化，即社会关系异化的内涵。“货币异化”的第一个维度是，它是“人的自我异化”。按照马克思对货币的界定，“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本质”。因为货币既是人的劳动的本质，又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因此货币具有超越于个人的具体劳动之上的普遍价值，它能够交换到一切具体的劳动和一切具体的个人所创造的产品。作为自然人，每一个人都有着多样化的需要体系，但是每一个人由于自身先天素质和后天能力的差异，只能从事有限种类的劳动，创造有限的产品。为了满足自身多样化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普遍的劳动产品，他拥有的这种劳动产品越多，他就能满足自身越多样的需要，而且只有当他的劳动产品能够交换到普遍的劳动产品时，他才能用普遍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具体劳动的产品，他的劳动才是有价值的。
货币作为人的具体劳动的产物却具有凌驾于一切具体劳动之上的价值，人在劳动中创造了货币，同时也创造了自己世俗的上帝。在现代的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犹太人”，即以经商牟利和发财致富为最高目标的人，货币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的生产活动，成了一种统治人的力量，变得“同人相异化”了。因此，马克思把“货币异化”称为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表现”［3］49 。“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以· 2 1 ·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