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康德的批判哲学反对一切从思辨理性出发的上帝存在证明，但他本人却提倡一种从实践理性出发的证明，并且据此建立了一套道德宗教理论。然而，康德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吗？近年来，这个问题在西方宗教哲学领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吸引了包括艾伦·伍德、约翰·E.黑尔、彼得·拜恩等诸多学者的参与。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康德是否承认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
西方学界对自然神论的传统定义，归结起来就是：它是一种拒斥基督教启示可能性的一神论理性神学。这个定义自有其社会历史渊源。自然神论思潮兴起于17、18世纪，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持续地处于和基督教的争论之中，甚至“自然神论者”这个名字最初也是出自基督教学者对他们的指责和攻击。例如，伍斯特主教爱德华·斯蒂林福利特就把自然神论者说成是 “承认上帝的存在与安排，却对经书和基督的宗教表现出吝啬的敬重的人”。而且，许多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也的确都反对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例如，查尔斯·伯朗特对《圣经》作出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圣经的故事更甚于诗人的杜撰”，并且对它的超自然的内容大加嘲讽。约翰·托兰德虽然自认为不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但是，他主张真正的基督教不应该包含神秘的和超理性的内容，并且认为一切此类东西都是不可接受的。马修·庭德尔激烈地反对基督教启示和奇迹的可能性，他认为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这些东西存在，也没有办法证明它们能准确无误地传给我们。因此，这个流行的自然神论的定义，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这个定义会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它无法把一些公认的对自然神论有着巨大贡献的思想家囊括其中。例如，托马斯·霍布斯就不止在一处肯定过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他只是认为我们没有合理的理由判断其真伪，所以它们不适合充当一种自然宗教的建构根据。同样，约翰·洛克虽然反对“三位一体”和“基督的二性”等信理，但也承认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他甚至认为启示“相比通过漫长的、有时候错综复杂的理性演绎而让他们知道的方式，至少更为确定、也更为便捷”。然而，他坚持“启示也不能违反理性的明证”，并且和霍布斯一样认为理性才是自然宗教唯一可靠的基础。他们的思想为后来的自然神论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主流的自然神论大多遵循洛克的经验主义路线，而不是爱德华·赫伯特的天赋观念论。事实上，即使是赫伯特这位所谓的“自然神论之父”，也没有对基督教启示和《圣经》持一种彻底拒斥的态度，他只是认为“特殊的或者超自然的启示都是不必要的”。
关于康德是否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采用他本人的标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宗教哲学讲义》中都把自然神论的上帝定义为一个盲目的和无生命的宇宙本源。然而，根据这个标准，大多数公认的自然神论者都会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大多主张一个具有理性和意志的人格上帝。而且，无论是赫伯特的“五条原则”还是伯朗特的 “七条原则”，都要求一个对人的道德秩序充满关怀、根据人的道德意志和行为实施赏善罚恶的上帝。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上帝的要求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与《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当前国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根据康德对“自然主义者”和“纯粹的理性主义者”的区分展开的。康德认为：自然主义者否认任何超自然启示的可能性；相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不否认启示的可能性，但却反对启示之于自然宗教的建构性作用。而且，康德把自己说成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根据西方学界对自然神论的传统定义，他似乎就不是一个自然神论者。
然而，这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的说法受到了一些当代学者的怀疑，并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例如，艾伦·伍德就认为，这个说法不过是康德为了缓和他与正统基督教思想之间冲突的一种修辞。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康德始终和洛克一样强调理性的权威，他曾在1786年的《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一文中说：“关于上帝的概念，甚至对他的存在的深信，都只能在理性中发现。”因此，康德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然而，约翰·黑尔却强调，根据康德的批判哲学，基督教启示属于既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的东西，它超乎了人类理性的认知范围，我们必须对它始终保持不可知的态度。因此，严格说来，康德反对的只是把启示作为自然宗教的建构性要素来使用，他没有理由否认它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讲，他把自己定位为“纯粹的理性主义者”是恰当的。然而，彼得·拜恩指出，康德虽然有时候会承认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这种态度缺乏一贯性。例如，他有时候也会说：“上帝没有也不能为我们启示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反正不会理解它们。”因此，我们最好认为，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怀有明显的犹豫不决。
事实上，我们对康德的宗教哲学思想本身的理解并不依赖于他到底对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持何种态度。因此，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在于，它促使我们反思西方学界对自然神论的传统定义。正如前文已然指出的，把对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的拒斥看作自然神论的核心内涵，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问题。相反，假如我们尝试对它作出修订，转而把对基督教启示之于自然宗教的建构性作用的拒斥而不是对启示的可能性的拒斥，看作自然神论的核心内涵，那么，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这个修订的定义，我们不仅可以把霍布斯、洛克以及康德的宗教哲学理论纳入自然神论的范畴，还可以根据他们对启示的态度作出进一步的划分。首先，霍布斯和洛克等是温和的自然神论者，他们虽然肯定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但却反对把它们当作自然宗教的根据和原理；其次，伯朗特、托兰德、廷德尔等是极端的自然神论者，因为他们严格拒斥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最后，康德是折中的自然神论者。他反对把基督教的启示当作自然宗教的建构性原理来使用，坚持理性（从实践理性出发）能够建立起对上帝的信仰。而且，根据他的批判哲学，对上帝的启示这种超自然的对象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人类理性的限制，从而根本就不属于一种世俗智慧。因此，我们既无法证实基督教启示的可能性，也无法对它们做出可靠的证伪。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对基督教的启示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纯粹的理性主义者的态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