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学的发展瓶颈
这些年来，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我们业内人都觉得社会学正处于一种平台状态，尽管从某些外部人来看，社会学还处在上升中。社会学发展的现状已经引起学科内不少人的不安，有人甚至以“危机”来描述这种状况。那么，当前社会学发展的瓶颈何在？
一种回答是前两年美国一位学者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很好地把握时代，也没有很好地在时代基调之上干预社会。这样一个判断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反过来想，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工具去把握这个时代，我们现在的工具够不够，或者说我们现有的理论工具是不是很好用，那么就会把思考引向另一个层次。事实上，当一个社会学者感到没有很好地把握某些新现象的时候，难道他没有用现有的工具去尝试把握吗？如果说用了而不好用，那么问题恰恰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没有感受到那些新的现实，而是理论工具的问题。至于干预社会，这里面需要问的是，我们讲的是何种干预？如何运用学科知识去干预社会，在我们看来，特别是在我们北大的社会学看来，这不是学科本身的任务。因为学科本身的任务是增进新的知识，至于怎么去干预，那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社会活动家，包括政府他们去考虑的问题。
第二种回答认为，我们逐步进入数字化时代，很多痕迹数据可以使用，而大量的痕迹数据使社会学有了新的数据来源，我们以往掌握的抽样统计的技术就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因为这些数据不是按我们过去熟悉的抽样方法得来的，而是人们在日常活动中留下的痕迹聚集起来的。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掌握一些和以往不同的技术来处理问题？当然，我们需要学习新的分析技术来处理大数据，但问题是处理大数据的一般技术如果没有和社会学的具体内容结合起来，并且对以往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形成挑战的话，那么就还不构成学科内部的张力，而只是锦上添花的问题。我们多了一个本事，可以处理一些我们以往没有办法获取、没有办法关注和处理的数据。但是这并不是构成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障碍。况且处理大数据这种技术性的优势其实不在社会学。其他领域，比如计算机专业的人，他们可能比社会学更具有相对优势。
第三种观点关注到，随着社会学在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该如何处理非西方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欧洲有一些社会学者在考虑所谓“后西方社会学问题”，他们看到新兴国家逐步发展，这些国家的学术也在逐渐地产生影响。原来我们在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架构当中形成的一套知识体系显出了缺陷。如何去处理这个关系，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呢？现实来讲，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进一步我们要问：以国别，甚至是国家发展中的梯度来划分，在学理上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观点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是理论建模被忽视。中国社会学界，欧洲、美国社会学界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的社会学者能够在理论模型建构这个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也正是社会学范式变革的一个契机。
二、在社会学中被忽视的理论建模
理论建模是科学研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中特别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程序。理论模型通过对变量、命题、前提条件的清晰界定和陈述来把握事物的特征，以此为基础做出逻辑推论。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当中被广泛认可的做法。非常有趣的是，社会学没有把这个方法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社会学虽然很重视统计分析，但是理论建模却被忽视。
追溯社会学的历史，最先重视理论建模的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很早就在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当中做出过理论建模的提示，这主要包含在他有关“理想型”的论述中。虽然马克斯·韦伯很早就提出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直到今天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当中，韦伯所提示的方法常常被束之高阁。大家泛泛地来讲有一个理想型，认为其只是一种类型学而已，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构方法。所以真的在这个方面下功夫的人少；至于深化和发展，更是很少见。
在科学研究当中早已得到运用的理论建模的方法和程序在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当中长期被忽视。一方面，在理论教学乃至研究中，理论史、人物史研究替代了理论分析，学生在理论教学活动中不能得到理论建模能力的培养，甚至不知道理论建模为何种活动。我们社会学没有这种教材，也没有系统的课程设置。另一方面，在经验和实证研究中，研究者说到模型，或者是指作为数据处理技术的数学模型，如分层线性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等，或者是指未进行深入的逻辑和机理探讨的统计数据模型。这样，在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常常缺乏有机的联系。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论文结构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经济学论文通常由问题的提出、文献的分析、理论模型、计量分析几部分组成。社会学论文在问题提出以后，大而化之地有一个理论视角，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接着直接跳到统计，最后对统计结果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中间缺乏一个把统计结果和理论模型进行对话的环节。美国社会学评论大量的统计文章也是这么干的。这种状况对社会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这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学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学普遍的问题。
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又做田野又做数据，不可谓不辛苦，其中不乏有理论萌芽的想法。但是忽视理论建模工作，使社会学在其基础研究中浪费了不少潜在的理论资源。审视一下不少社会学的论文，包括在国内外重要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难发现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探讨理论时的一种现象，我将之概括为：有词语，无概念；有概念，无命题；有命题，无条件。
忽视理论建模也影响到社会学理论建筑的一砖一瓦的构建。借助理论模型，人们比较容易发现已有理论的解释边界，并尝试在新的条件下推进理论，其结果是逐步形成条件明确、内在逻辑清晰的理论建筑。而忽视理论建模，就很难走上这样的理论建构道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的是地基多、建筑小、缺乏逻辑关联局面，众说纷纭、各自独立，这与忽视理论建模有密切关系。
三、推进社会学理论建模方法之一：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的对话
社会学领域比较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如何在保持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技术长项的同时，推进理论建模工作？建模路径有多条，可以是纯理论的，也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我们社会学的方法之一是：借助案例研究建模，并开展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对话。
我们首先要排除这样一个误解：难道通过一个案例就要得出一个理论模型吗？答案是否定的。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对话关系，而不是归纳关系。在这里我用一个直观的图形解释一下。下面这个图中，圆圈代表我们做过的经验研究，即经验园；曲线代表理论丛。我们平时积累了很多理论思路，也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有些田野调查仅仅是一个经验描述，找不到理论建模的突破点；但有些田野调查，如果我们带着理论思考、经验积累，便能找到理论建模的突破点。图中圆圈与曲线的交点，就是我们要找的突破点。
图 理论丛与经验园
理论模型对话案例研究的功能包括：第一，发现原有理论模型难以解释的现象；第二，激发理论想象力；第三，研究新建构的理论模型所陈述的变量关系的具体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与新建理论模型对话的案例研究不是证实理论，而是研究在更为复杂和具体的环境、条件下，理论所陈述的关系、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四、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还是澄清理论模型的条件边界？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是谈论多年的话题，这一话题固然有某些合理成分，但其也存在问题。首先，用国界无法替代理论的前提边界的明确陈述。我们可以把社会学和中国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如果要搞一个特别的中国社会学，那就有学理上的问题。其次是国情本身十分复杂。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看起来很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对于很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只要能够按理论模型的要求陈述，即：对于所关注的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陈述；明确给出特定变量间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将逻辑推论明确呈现出来，做到以上三点，那么就是能够在国际社会学界通行的。与其谈论本土化，不如建构好条件前提清晰的理论模型，然后将之用于国际交流。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要立足于世界，不应用本土特色来保护自己，而应通过理论模型建构得到国际学界的理解，成为共同财富。
最后我想谈一谈社会学的国际格局与中国社会学者的可能选择。概括起来，美国的社会学界的特点是长于统计分析技术，但支撑统计分析的理论模型依然薄弱甚至缺乏；欧洲的社会学界的特点是偏好社会哲学式理论，在经验研究方面有细致的深描，但缺乏理论模型。中国社会学，可以跟在美国后面学统计，用中国的数据证明或挑战美国学者已经做过的研究；也可以跟着欧洲谈论社会哲学问题。但是，我们更期待、更倾向于中国学者做好理论建模环节的工作，利用我们优秀学生的素质，利用年轻教师的能力，利用中国快速变迁的丰富社会实践，与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对话，做出突破性的选择。
（整理者：牟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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