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比如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战士守卫边疆，科学家搞实验，医生看病，学生学习，教师上课等都是实践活动。它是“做”和“行动”，是人们有目的地作用于客观对象的一种活动。实践是具有感性的即物质性的性质和形式的客观活动。不仅强调人可以认识世界，更强调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世界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实践不同于动物本能的被动的适应环境的活动，它具有物质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首先，实践具有客观现实性即物质性。因为构成实践活动的要素，包括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手段都是客观的；实践所得的结果也是客观的，用以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的水平和发展受客观条件和水平的制约，也是客观的。其次，实践具有自觉能动性即目的性。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他的实践活动一定是在一定理论或意识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人会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水平和能力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再次，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即社会制约性。人是历史的产物，每个历史时代以及每个时代的每一阶段，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认识能力客观地制约着实践活动。
实践是使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即物质世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狭义的自然又称大自然，是指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无机界和有机界，不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广义的自然界指整个客观物质世界，它既包括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无机界和有机界，也包括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社会。这里的自然界是独立于人的活动以外的客观世界。劳动创造了人，正是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才使人之为人，把人类自己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从而使自然界成为自己的对象。同时，实践又是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因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最初是从自然中提升出来的，所以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前提，人需要不断地认识自然，发现自然的规律，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从而丰富发展人类社会。所以，人类实践活动作为中介，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了起来。总之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们为了适应自然和运用自然，以便长久和更好地生活，必须要不断地发现和研究自然规律，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地去实践。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适应自然、发现自然、运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一切活动的过程中始终需要实践作为一切活动的基础。
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才能得到最终的科学说明。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在实践过程中，如农民种地，人与土地必然会发生联系。当农民之间相互分享、传授种地的经验时又必然地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农民在种地以及和其他人传授经验时，这整个的过程会以观念的形式存在。因此，人与意识的关系也生成于实践活动过程中。由以上可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其意识的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实践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其次，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包括物质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在经济、政治和精神层面的需要，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活动，从而形成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再次，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进步。综上所述，人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内容就是不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
二、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践和认识是密切联系的、不可分割的。
（一）实践决定认识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认识形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由实践提供和决定的。人们只有在实践中同客观事物接触并反复作用，变革客观对象，使客观对象的各种特性暴露出来，客观对象的特性作用于人的感官，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人们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到事物内部，认识其本质和规律。
西红柿生长在南美洲茂密的森林里，尽管它很讨人喜爱，但由于其颜色鲜艳，当地人认为它有剧毒，不用说吃，就连碰也不敢碰它，并给它起了个吓人的名字叫“狼桃”。到了16世纪，有一个英国的公爵在旅行时发现了它，就带回了几株，将它栽种在皇家花园里供观赏。直到18世纪，法国有一位画家抱着献身的精神，决心要尝试一下。在吃之前，画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吃完之后，就躺在床上等待“上帝的召见”。可是时间过了很久，他不但没有死，而且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勇敢的尝试，让人们产生了“西红柿可以吃”这一认识，从此全世界开始普遍食用西红柿。这个历史上的真实故事说明了一个哲理：认识只能产生于实践，离开实践，人类就不能获得认识，科学就不能发展。事实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有在实践中，人们通过眼、耳、鼻、舌、身这些感觉器官和西红柿或别的什么客观事物相接触，才使这些客观的东西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才有认识。俗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见不识，不做不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一个闭目塞听、同外界完全隔绝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人们的许多知识都是从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等社会实践中来的。
认识来源于实践，对于人的知识获得方式而言，不外乎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可是每个时代每个人不需要也不可能事事都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中获得，多数还是从间接经验中得来的，间接经验也是由直接经验转化而来的。所谓直接经验就是自己直接从实践中获得的，如上面吃西红柿的例子中，画家直接尝试西红柿所获得的经验就是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就是自己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所获得的认识，如学生通过读书从书本里获得的知识，通过听课从教师那里获得的知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源”与“流”的关系，间接经验是由直接经验转化而来的。因此，就个人而言，既要注重参加社会实践获得直接经验，也要重视向他人和书本学习，获得间接经验。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丰富发展自己的认识，扩展自己的视野。
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人类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地发展着。首先，实践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认识课题，提供新的经验，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从而推动认识的发展。在实践过程中，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不断涌现，这就会推动人们去探索、去研究。其次，人们的认识能力归根结底也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实践水平越高，人类的认识能力就越强。因而，人们能够在新的实践水平上总结新经验，回答新课题，获得新认识，产生新科学，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发展。再次，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和技术手段。人靠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外界事物的范围很有限，思维器官的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因而要不断地认识世界就需要新的工具和技术手段。任何改造客观事物的工具，同时也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工具。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还制造了专门用于认识世界的工具，如望远镜、显微镜、人造卫星、电脑等。现代实践提供着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密的认识工具和技术手段，日益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深入探索和研究客观世界的奥秘，促进了认识的发展。
第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获得的成就，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总体小康，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已跻身于世界科技大国行列，这些都验证了改革开放的真理性。
第四，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实践在认识中产生，必须回到实践中才能指导服务于实践，从而实现对世界的改造。比如学习开车的目的是为了在之后的生活中能够开车行驶在公路上，对开车知识和技术的认识，最终是为了运用到实践中去。学习游泳的人必须深入到水中才能真正学会，如果只是单纯地在岸上反复推敲姿势，不亲自下到水里去实践，估计最后还是旱鸭子，达不到最终的目的。
（二）认识反作用于实践
前面我们讲到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同时认识对实践还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先进的、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能使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促进人类世界的进步与发展。这里我们以认识的高级形式——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例，科学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可以而且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活动的进程。科学理论能遇见未来，端正实践的方向。科学理论作为一种精神，能推动人们在实践中创新。
泰勒斯是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公元前6世纪的某一天，泰勒斯从大街上风尘仆仆地走过，衣衫褴褛，惹人注目。有一位商人走向前，指着他挖苦道：“泰勒斯，都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哲学家，可是据我看来，理论是没有用的。理论知识既不能给你带来金子，也不能给你带来面包，只能给你带来贫困和寒酸。”泰勒斯听了十分生气，他反击说：“我不能容忍你利用我的贫困来贬低和攻击理论的作用。我要用事实来教训你，等着瞧吧！”泰勒斯不甘受侮。他决心化理论为力量。他运用了丰富的天文、数学和农业知识，经过周密的预测和计算，断定明年将是橄榄的大丰收年。到了冬天，他拿出所有的钱，以相当廉价的租金，租了附近所有的榨橄榄油的器具。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橄榄获得空前大丰收，对榨油器的需求骤然剧增。可是全部榨油器已经被泰勒斯垄断了。泰勒斯乘机抬高租金，许多想租用榨油器的人都拥挤在泰勒斯的门前。那位曾经挖苦过泰勒斯的商人也满头大汗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泰勒斯一眼就看见了他，便走上前去用嘲弄的口吻对他说：“高贵的商人，看到了吧？这些榨油器都是我用理论知识搞到手的。我要想发财，简直易如反掌，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像你一样有钱。但是我追求的并不是几个小钱，我需要的是理论知识这一无价之宝，这是金钱买不到的伟大力量。”泰勒斯把自己丰富的科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赢得了胜利。这一有趣的故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是绝不容轻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同时认识又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科学理论是认识的结晶，对实践起指导作用，是行动的指南。这是因为科学的理论可以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发展的趋势，为确定行动的方向、计划、措施提供了依据。因此说科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医生要正确地诊断和治疗疾病，必须有正确的医学理论作指导；一个土木工程师要正确地设计房屋和组织施工，必须有建筑学理论作指导；一个商人要想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就需要掌握大量的经济学理论和市场学知识……否则人们的行动就会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会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样，就会像那个眼光短浅、愚昧无知的商人一样，不得不在胜利者面前，低下惭愧的头。
另一方面，落后的、错误的认识指导实践，就会对实践产生消极的甚至破坏的作用，阻碍人类世界的进步与发展。
“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于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当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正是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中国进入了动荡的内乱时期，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生产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不仅没有缩小中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差距，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三、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
认识运动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一）从实践到认识
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包括两种形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知所获得的关于事物的现象、外部联系及事物各方面的认识。感性认识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的特点。感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形式，感觉是人对事物的最初反映，是主体的感官对内外环境适宜刺激物的反映形式。它反映事物的表面的个别属性，例如，可见光线通过人的眼睛转化为神经过程，产生视觉；一定的声波作用于人的耳朵，引起神经兴奋，产生听觉。知觉是对客观事物表面现象或外部联系的综合反映，它为主体提供客观对象的整体映象。知觉不是感觉的简单总和，它是主体依据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对感觉所提供的各种特征和外部联系分析和综合的产物。表象是曾经作用于感官的事物的外部形象在人的意识中的保存、再现或重组。感性认识是生动的、直观的，它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直接反映外部世界，不够深刻，这恰恰是它的局限性所在。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熟知非真知”，“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借助抽象思维，通过对大量可靠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的认识。具有间接性、抽象性的特点，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主要形式。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判断是在概念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各种关系进行区分、识别；推理是由一个已知的判断推出另一个判断。这三种形式是认识的不断深化，具有递进性。
人的认识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认识的初级阶段，人在实践活动中会根据需要，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认识继续深化、延伸，从而从根本上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达到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
（二）从认识到实践
感性认识解决的是现象问题，理性认识解决的是本质问题。认识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是理性认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认识主要是理性认识。理论要想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就需要把一般的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地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到理论正确地指导客观实际。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去，并被人们所掌握，理论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展现理论的作用。同时，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来，才能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才能进一步丰富发展原有的理论。
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循环往复的运动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运动过程中，实践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更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好转，经济建设蓬勃发展起来。不过当时最大的障碍就是“左”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全面纠正，尤其是“两个凡是”的框框束缚着人。什么是“两个凡是”呢？“两个凡是”是1977年初中央社论提出来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两个凡是”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毛泽东的看法也是不断变化的，比方说，毛主席在解放初期，强调搞经济建设，向科学进军。后来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凡是”都执行的话，那是执行前面的指示，还是执行后面的指示呢？1978年春天，国内各行业的发展都需要突破“左”的框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胡耀邦的支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于当天转发全文，《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国内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少数维护“文革”错误的人则非常不满，于是当时党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在讨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6月2日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尖锐地批判了“照抄照搬”的态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也支持这篇文章，10月份，邓小平对这场争论又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当时，各省区领导、军队各兵种领导、各大区领导也纷纷支持这一观点。正是由于有了这场讨论，纠正“左”的错误、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才有了前提。中共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才得以胜利召开。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很多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对于是否是“唯一”的标准大家却各执一词，当时比较流行的检验标准有客观存在、逻辑证明以及实践。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种标准进行了解和分析，验证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和“正确性”。
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范畴。要判明主观同客观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只在主观范围内兜圈子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因为认识本身不能自称自己正确，一种认识也不能证明另一种认识的正确性。同时，客观世界本身也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离开人的活动而独自存在的外在客观世界不会把主观认识同客观现实相对照，因而也无法判明某种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只有社会实践才是联系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桥梁”、“纽带”或“交错点”。例如，要判定“某人说一块花布是三尺”对不对，只有用尺子量一量花布才知道对不对。这个用尺子量一量的活动就是实践标准。“某人说三尺”与“一块花布”就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只在“某人说”的范围内打转转不行，花布本身也不能奋起自量。
“逻辑证明”的方法，不能检验我们言论的对错吗？是的，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讲话、文章违背通常的逻辑规律，矛盾百出，那就不能说它是正确的。所以，逻辑证明也是检验我们言论对错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从它是不是符合逻辑这个角度来证明它的对错，至于它其中的思想观点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逻辑证明”的方法就解决不了了。逻辑证明在一定意义上对实践标准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但是逻辑证明并不能取代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已经被逻辑证明了的东西，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终被确定为真理性的认识。
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首先，从真理的本性来看，真理是人们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是主观符合客观的范畴。要想证明真理的真理性只要证明主观的认识同客观存在相符合就可以了。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主观认识、客观存在都没法证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从实践的特点来看，实践是人的一种能动的活动，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实践是客观物质活动，它本身是直接现实的；实践又能使不具有现实性的理论变为客观的现实。实践的这种双重性是实践直接现实性，它能够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使人的精神见之于实际，把人的思想与客观现实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人的认识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这个作用，是其他任何方法都代替不了的。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陈云说过：“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际上，他的这句话的本意是：不能把书上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不能把上级领导人（包括中央文件）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只能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历了时代风雨的考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抛弃了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从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中国特色的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践已经证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一个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