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劳动价值论
我们已经看到，被流放于英国的马克思在其后半生中远离了政治或可能的革命冲突，而将其余生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和不可避免地导致其自身出现革命性颠覆的机制。简言之，即是资本家阶级将要被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剥夺、进而预告共产主义各个阶段将要到来的机制。
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的命题中发现了打开这种机制的关键钥匙。这一理论和命题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而资本的收人份额或利润，则是资本家从劳动创造的产品中扣除的"剩余价值"。"资本"仅仅是"凝结的劳动"，所以对于产品的任何可能的贡献都只能归于劳动。
但是，为了形成这种劳动或者劳动时间量决定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在他的系统性著作《资本论》中就不得不处理对于价值决定有作用的其他的主观因素。他也必须说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客观地体现于产品中(当然是一种物质产品，因为马克思像斯密一样也将非物质产品的服务作为"非生产的"而排除在外)。他试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开头就展示这种思维的才能，看看他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对于我们将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集中分析商品，一个客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是一个物质实体一一开始，它拥有满足人类欲望的效用。通过这种方式，像李嘉图一样，他也把非物质产品的服务排除在外，省略了对于不具有正常的生产成本的不可再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的研究。像李嘉图一样，马克思也是从效用的必然性开始，不过，他也像他的伟大老师一样，迅即又将这个基本事实视为对于解释"交换价值"一一即市场上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一一来说基本无用的东西而加以摒弃。所以，和在斯密与李嘉图的情况下一样，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格是彼此分割开来的。那么，如何来解释交换价值呢?简言之，如何来解释市场上商品相互之间交换的比例呢?
马克思补充道，表面上看，交换价值似乎是相对的，即它们彼此相互之间要波动，所以好像产品中并不存在客观"固有"的东西去决定它的价值。马克思进而便去纠正他所认定的这种错误。下面是其关键的一段话:
让我们以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为例。它们相互交换的比例无论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例如 1夸脱小麦=x英担铁。这个等式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在两种不同的物一一即 1夸脱小麦和x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它们代表了这种共同的东西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量。 1
因此，马克思在他的体系的一开始就注入了其致命的错误。两个商品按照某种比例相互交换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在价值上"相等"，并且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正如我们从比里当和经院学者以来所了解到的，两个东西彼此相互交换只是因为它们在价值上对于两个交换参与者是不等的。 A让渡 x给B以换取y是因为A偏好y而不偏好x。B则刚好相反，是偏好x而不是 y。一个等式符号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如果两种商品 x和 y从两个交换者的眼光来看真的是相等的，为什么在现实中他们还要耗费时间与精力来进行这种交换呢?马克思由于集中于"商品"，所以使他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因为注意力不应当放在东西或物质客体上，而应当集中于单个人，即进行交换并且决定是否发生交易的行为者。
如果在价值上不相等，那么显然就不存在使这些价值相等的第三种"东西"。马克思在其原始错误之上又增加了新的错误，他假定如果存在一种价值的相等，那么就必须要有某个第三种可见的东西，这些价值必须等于它，并且可以由它来计量。这种从价值的相等到由一个客观的第三种物体来计量的思维跳跃，缺乏正当的理由。其中所隐含着的、虚假的假定是，"价值"是一个像重量或者长度一样的客观实体，可以用某个第三种的、外在的标准来科学地计量。
尽管在一段话中出现了两个异乎寻常的致命的错误，马克思仍然执著地得出他的结论。通过单纯地断定效用与交换价值毫无任何关系(这也是他的论证的一个关键点)，他声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或价格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物品的所有真实特性，包括它们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各种性能，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不能与它们的价值有任何关系。通过从其讨论中抛弃所有真实世界的性质，马克思必然地只剩下了作为纯粹的、抽象的、元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凝结的物品，这里的劳动时间被认为是包含在产品中的均质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当然也看到了这种方法所存在的重大问题。如何看待经院学者的理论要旨:市场将会预期补偿成本，即在按照一种陈旧的方式生产一种产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劳动时间吗?如果一本书是印刷的，或者是于写的，那么市场是要补偿花费在用于复写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劳动时间上的支付吗?市场是要预期支付与海上运输物品相类似的陆地上运输物品的劳动的成本吗?马克思处理这些令人棘于的问题的方法是提出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决定一个物品价值的因素并不是任何以往耗费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包含在它的生产中的劳动，而只是那种"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这实际上是避重就轻，通过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逃避问题。市场价值只能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量来决定。但是什么叫做"社会必要"?无论什么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解释市场价值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市场决策，即市场价值本身。
不仅如此:马克思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当时平均的技能水平和流行的劳动强度生产一个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这又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将天文数字般的不同质量与技能的劳动合并为一种均质、抽象的"劳动时间"?在这里，利用从李嘉图那里获得的暗示，马克思嵌入了"平均"和"正常"的概念。所有的劳动都被平均化了。但是这种平均是如何实现的?它需要加权，较高质量的、具有非同寻常的生产力的劳动具有更高的权数，从而其劳动时间的单位数量就比低技能的劳动者的劳动更多。但是谁来决定权数?马克思在这里再一次地使其逃避关键问题的方法派上用场。因为马克思明白，正是市场以及它的相对价格和工资，决定了这些权数，即何种劳动以及它在何种程度上比其他某些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或者更高的质量。从而，市场价值、价格以及生产力就被用来试图解释这些价值与价格本身的决定了。3
2 利润率与"剩余价值"
马克思按照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的方式继续阐述他的模型。然而与李嘉图不同，由于人的劳动被认定可以创造任何的土地，同时由于土地以及封建主义的重要性被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消失了，所以土地与地租被简单地同化为"资本"。土地的价值和价格因而不需要考虑或解释。从而在资本主义下就只有两大阶级:均质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像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一样，这里当然也没有企业家。所有的一切都是缓慢地走向长期均衡]。但是物品的价值是唯一由劳动时间量创造的。资本家通过某种强制，通过他们所实施的一套产权关系，凭借强力从"被剥削的"工人创造的产品中榨取一个"利润"。这个利润是"剩余价值"，即由资本家从生产的总价值中掠夺的价值部分。
对马克思来说，利润只能从剥削劳动中得来。它是超过维持劳动者生存需要的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利润又与所投人的资本量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资本只是死的、储存的或凝结的劳动，所以不能再被"剥削"以提供通行的利润。4只有"活"劳动能够被用来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但是如果利润量完全是对于劳动榨取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资本的任何积累都必然要减低资本家挣得的利润率。比如，假定没有资本，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没有使用"不变"资本， 5投资完全表现为用于支付"工资"的"可变资本"形式。假定来自物品生产的利润是 100美元，总的可变资本，或工资支付，是 1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是 10%。另一方面，假定在资本品上另有一个技资，达到(比方说)1000美元。这样总资本投资就是 2000美元，但是由于利润仅仅来自于劳动，它们仍然是同样的100美元，从而利润率便下降到 5%。
是什么决定了工资一一这个由资本家阶级吝啬地支付给工人的数量?在这里马尔萨斯理论和所谓的工资铁律充当了关键的角色，它们总是把工资固定在生存手段的水平上。当然，马克思又赶紧澄清他的未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与任何马尔萨斯式的问题的区别，指出马尔萨斯理论和所谓的工资铁律仅仅在资本主义下可以成立，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将肯定不再适用。
必须强调指出，所谓工资铁律对于马克思的全部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在马克思看来，每一种物品的价值或价格都是由其成本，亦即包含在其生产中的劳动时间量来决定的。马克思相信，在市场上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是"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在他看来当然不等于他们的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而是生产和维持劳动力的"成本"，亦即为生产劳动力的生存资料所需要的成本或劳动时间量。6
康韦 (Conway)教授在他的通常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精彩综述中，声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不需要所谓的工资铁律，因为即使工资高于生存工资的水平，资本家也能够榨取某种剩余价值。这确实没错，只是这时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工资将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剩余价值将一定存在，或者它的量将大到足以具有任何的经济意义的程度。此外，如果工资不被锁定在基本的生存手段水平上，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境遇最终也许就不会那么让人可怜。而如果进而又导致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以剌激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马克思坚持认为这个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的实际因素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有力地宣称，平均工资总是"最低工资"，即维持生存手段的量，它是为使一个劳动力仅仅作为一个劳动力而生存所绝对需要的量。所以，工资劳动者通过他的劳动手段所获取的仅仅足 以延续和再生产出一个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实体。7，8恩格斯在其晚期的著作《反杜林论》 (1878年)中，指出大规模工业"将群众的消费限制在一种饥饿底线的水平….。
在马克思的模型中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他的理论隐含地告诉我们，由于利润完全是从剥削劳动中产生的，利润率在高度资本密集化的行业必然要比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更低。但是，每一个人，包括马克思在内，都不能不承认这明显地不符合市场上的真实情况。正如斯密和李嘉图所清楚地知道的那样，市场的趋势是在所有的产业部门利润率将趋向于平均化。但是，如果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率必然要系统性地更高，这种结果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里肯定是马克思的模型中最显眼的单一漏洞。马克思承认，在现实世界中，利润率显然趋向于均等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说法，"利润率的平均化" ) ，并且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真实价格或交换价值，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量来衡量也将不变。马克思承认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并且允诺他能够在《资本论》的以后各卷中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其生命的余年致力于攻破这个问题，却未能解决它，也许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较早地停止了关于《资本论》的写作，并且从未发表它的以后各卷。在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年，即 1884年，杰出的奥地利理论家欧根·冯·庞巳维克在他的巨著《资本与利息理论史》(History of the Theories Capital and Interest) 第一版中，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马克思本人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并且为了实现他的解决办法，他感到必须承诺以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一承诺从未被兑现，并且实际上也不可能兑现 "。9
庞巴维克后来指出，日益增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深学者不断地声称，他们坚信他们的导师最终解决了这个马克思的体系中带有致命性的、并且显然也是根深蒂固的缺陷。10因而，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以嘲弄和幼稚的口吻宣称，在即将出版的第三卷马克思将解决著名的利润率和价值问题。他邀请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经济学家来进行一种有奖论文竞赛，去猜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看似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在直到最后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前的随后九年中，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居然令人吃惊地参与到这个小游戏当中来。在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这个人们长期期待的第三卷出版了，在其序言中，恩格斯能够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那些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赢得这个奖金。11因此，恩格斯与马克思相比要更为不谨慎得多，因为他愿意去发表并且大肆宣传一种在马克思看来显然不具有发表价值的"理论解"。12
第三卷在出版两年以后，遭到了庞巴维克在他的强有力的评论文章《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13中的详细的、毁灭性的批判。在一个世纪以后，庞巴维克对第三卷的理论解进而对马克思体系的摧毁性否定，仍然具有其权威性。这种批判清理了职业经济学的黑板，并且自从那时以来始终保持着支配地位。它至少是成功地为经济学家注射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病毒的疫苗，肯定是灌输了抵御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武器。不幸的是，庞巴维克的思想要点太过于技术化了，以至于未能对经济学家行列以外的人们产生大的影响，因而从那时以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及其他往往在经济上元知的人们中间赢得了极大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庞巴维克提出了马克思的理论所明明白白地包含着的严重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声称在市场上交换的物品是与它们自身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成比例的(即它们的价值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所决定)，可是又承认在所有物品上实现的利润率将倾向于相等。然而，如果第一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利润率在资本投资密集型的部门将要系统性地更低，而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将要更高。马克思承诺要在第三卷中解决这个不可能解决的矛盾，并且协调这两个从根本上说是相互矛盾的命题。
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庞巴维克表明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论解"是一个托词，实际上马克思所做的是表示认输，并且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利润率是均等的，从而价格将不再与物品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量成比例，或者由它所决定。然而马克思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实际上采纳了标准的李嘉图理论，并承认价格实际上是由生产成本(或者用他的术语来说，是"价格")加上平均利润率来决定的。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宣称他宏伟地解决了使"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的竞争问题，从而挽救了他的理论，然而实际上他是完全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因而毁坏了他的整个体系。
庞巴维克进而继续系统地批判各类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维护这一局面的论点，包括所有产品的"总价值"等于总价格的无稽之谈。
注意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卷的反应以及庞巴维克对于他们的体系所具有的严重内在矛盾的揭示和摧毁，将是富有启示意义的。他们经常是采取宗教崇拜者的方式，而不是诚实的科学家的方式，来对此做出反应。就是说，当他们的体系陷人过分的虚假或矛盾时，或者产生了非常错误的预测时，崇拜者是通过改变其论点的术语来挽救他们的理论。也就是说，他们声称这个 415理论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者说所预测的实际上是不同的事情。与此相似，在 19世纪 40年代早期极为流行的米勒派运动 (Millerite movement) ，在 1843年也曾满怀信心地预测了耶稣再度降临的精确日子。当耶稣在所预测的日子并没有到来时，米勒派颇有特色地声称他们的计算出了一点小误差，并将这个幸福日向后推迟了几个月。当耶稣再一次地未能到来时，大多数的米勒派人士感到失望了，然而他的一些忠诚的死硬一核心分子则改变了论证的术语，声称耶稣实际上在所预测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只是他的到来是不可见的，而可见的第二次降临将会在未来的某个日期出现。(这后一组人成为所谓耶稣复临安息日派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s) )所以，马克思主义辩护者的立场后撤就是完全虚假地声称，马克思从未说过他的由劳动决定的价值将决定(或者以任何方式去影响)市场价格。他们高傲地断言，马克思对于市场价格这样的次要问题不感兴趣。他的劳动数量创造的"价值"简单地以神秘的方式体现在市场商品中，并且假定它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关联性。
因此，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断言，马克思并没有讨论价格，他实际上讨论的是"今天可以被称之为经济社会学的东西"。14科尔 (G. D. H. Cole)在他的《马克思的真实思想是什么? 》 （What Marx Really Meant)中则试图声称，对于马克思而言，与对于其他经济学家相反，价值与价格的决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根据定义，它在本质上是包含在一个产品中的劳动时间量。亚历山大·格雷对科尔提出了一种诙谐而又致命性的批评:
但是，价值与包含的劳动之间的等同肯定是马克思认为他在《资本论》开篇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因而它需要证明)。……如果价值与劳动的等同是一个定义和假定的问题，那么至少我们知道马克思赋予"价值"一词的含义，可是那样一来，所声称的在开篇给出的证明就仅仅是无稽之谈，因为人们只能陈述定义，而不能证明定义。此外，在那种情况下，恐怕全部《资本论》由于建立在一种任意的定义的基础上(这一定义隐含了将要得出的结论)，将要成为一个在循环中虚假漫游的例子了，它甚至比大多数可能想象到的严厉批评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如果价值与劳动的等同是一个证明的问题，而不是定义，那么我们仍然需要去摸索马克思赋予"价值"的含义究竟是什么。5
虽然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通过这个安全通道来拯救劳动价值理论，即认为它是无关宏旨的，但是也有企图反驳庞巴维克的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一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 1877-1941年)，他在 1904年出版了《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Bohm-Bawerk's Critique of Marx) ，其英文版出版于 1920年。希法亭的辩护采取了后撤行动路线，即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说价值决定价格，因此这一辩解是笨拙的和断章取义的。有意思的是，希法亭的朋友和伙伴一一也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军人物一一奥托·鲍尔 (Otto Bauer) ，却认为希法亭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而对他的论述不予理睬。鲍尔注册参加了庞巳维克在维也纳大学的大型研讨班，以便足够地获得能够反击庞巴维克的著名的批判的东西。最终，鲍尔放弃了这一努力，心悦诚服地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没有辩护余地的。16大多数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个难题，而精深老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完全放弃了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劳动价值论在其中占有至关重要地位并且成为其必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的体系。17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中有一个奇妙的情况，即有一本书被广泛地并且不厌其烦地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批判。在他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中，托马斯·索厄尔 (Thomas Sowell)教授沿着希法亭的路线走，并且又进一步追加了他自己的错误。例如，他严厉斥责庞巴维克"再三地误解"马克思，而当一丝不苟的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也有了很好理解的时候，索厄尔又追随希法亭错误地宣称，庞巴维克以及其他的批评家都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将"价值"与价格等同了起来。情况正相反，庞巴维克以及其他人完全清楚地知道，劳动创造的"价值"是被假定用来决定交换价值或价格的，而不是简单地与交换价值或价格相等。另外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一位曾经对那些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却又一次也不引用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的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予了严厉谴责的作者，却也恶名昭彰并且傲慢自大地宣称，马克思"从没有谈到一种价值理论，尽管他有许多关于相反情况的、不是作为正式文件的文字解释"。正如一位索厄尔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这一类文献参考，可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方便地找到。18
虽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我们还是要说，希法亭的退却立场尽管实际上挽救了现实世界中的利润均等化，却为此付出了放弃劳动价值理论的巨大代价。或者，换一种说法，使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外壳。但是，如果没有了劳动价值论，也就没有了剩余价值，没有了剥削，我们就处在一个无产阶级的产品并没有被资本家阶级系统地剥削的世界，从而也就不存在无产阶级进行起义来反对这个世界的理由。
一个最有意思和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事件，是一个炽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明显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体面的行为，他就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阿希尔·洛里亚 (Achille Loria , 1857-1943年)。在洛里亚看来，《资本论》第一卷是"一部杰作，其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伟大的，完全无与伦比的，了不起的"。然而对洛里亚来说第三卷则是对马克思自己的体系的令人可悲的致命打击。洛里亚事实上不必等到庞巴维克的批判的出现，在他自己对于第三卷的评论中，洛里亚就将这卷书指责为一种"故弄玄虚"，而不是提供了二种"理论解"。洛里亚批评这卷书，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体系的"[拿破仑]俄国战役"，是它的"全部理论的破产"，一种"科学的自杀"，以及"对于他自己的说教的最明显的屈服"。 19我们还是听听亚历山大·格雷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富有见地和令人愉悦的最后评论吧:
因为这些人只是缺乏想象力的作者，他们是如此缺乏想象力，以至于紧紧抓住文字的直白意思，却并不理解马克思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意思[科尔]并不必然与马克思所明确说过的东西相联系。然而，要证明马克思被他的朋友们所包围却是一件具有完全不同情形的喜事。因为相当清楚，他们当中没有谁能真正了解马克思的实际想法是什么。他们甚至相当地怀疑马克思究竟是否谈到过这些问题。存，在着很多暗示，表明马克思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特别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我们马克思究竟想用"价值"表示什么含义。实际上，所有这些猜想所暴露出来的，就是某种令人惊骇的东西，人们将可能视其为独一无二的。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论》是一部三卷本的论著，阐明一种价值理论及其在多个方面的应用。然而，马克思从未谦逊地说明他用"价值"一词想要表示什么含义，它因此也就成为任何跟踪阅读从 1867年到 1894年的各卷的人所要关注解答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所应用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它是应用于马克思当年写作时所处的世界吗?还是应用于一种理想地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抽象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克罗斯 (Croce)]或者(偶尔也许作为一种暗示而出现)是马克思(也许是不自觉地)在以中世纪的条件作为环境背景来思考?[维尔布兰特 (Wilbrandt)]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究竟是关心科学、口号、神话还是咒语?据说，马克思是一位预言家，也许这一暗示提供了最好的理解他的方法。人们是不会对耶利米 (Jeremiah)和以西结 (Ezekiel)*进行（耶利米为传说中约公元前 7一前 6世纪的希伯来先知，以西结为传说中公元前 6世纪以色列的先知。一一译者注）那种仅适用于具有较少灵感的人的检验。也许整个世界和大多数批评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完全地将马克思视为一位预言家，一位凌驾于逻辑之上的、采用绝对密码式的、不可理解的词语表达的人，对于这些词语表达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其所偏好的方式来解释。20
3 "运动规律"（I） :资本积聚与集中
这样，至少在他自己满意的程度上，卡尔·马克思建立起劳动价值理论，并且将这一理论与利润率趋于均等化的趋势协调起来。但是，马克思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于对资本主义体系运行规律的解释。他所关心的是他称之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规律" (laws of motion) (一个明显的机械学中的术语! ) ，也就是它要不可避免地向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这种前进具有一种"自然规律的冷酷无情的性质"。那么，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以及在哪里开始运动的呢?
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现存的统一一致的利润率注定要不断下降。斯密和李嘉图都有利润率下降的理论，然而他们每个人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并且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的。对斯密来说，利润(或利息)率是由资本的存量决定的，积累的资本量越大，利润率就越低。相反，李嘉图更担心在无情的人口增长推动越来越差的土地进入耕种的条件下，土地所有者将会为经济施加日益增大的限制。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提高，因而将提高货币工资和地租，因此也就会日益增大地吞噬利润。 21
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也是来自于资本在时间过程中的积累，但是却按照与斯密和李嘉图不同的方式发生的。泣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对马克思来说，资本是死荷重(deadweight) ，不能为资本家提供任何利润。他的所有利润都是从剥削"活"劳动中得来的，因而积聚更多的资本必然会降低他的利润率，即他的总利润与他投入的总资本的比率。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在于连续地积累资本，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要导致利润率的永久下降。
但是，人们也许会问:如果资本积累必然削减利润，为什么资本家还要坚持不断地进行积累呢?他们的动机显然是要追求更高的而不是更低的利润。为什么他们要固执地进行自裁呢?
对于这个谜，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回答是"竞争"，而列宁主义者更喜欢将所公认的后来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解释成资本家试图形成卡特尔或者在海外寻求技资出路的结果，以及努力避免竞争的恶果的结果。是仅仅引用"竞争"是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举例来说，确实，一个新的发现或新的产业最初将引起非常高的利润，而在追逐这些新的利润的过程中，竞争的厂商最终将会把该产业的利润率拉下来。但是，至少在短期中，在达到均衡以前，这些资本家将仍然会获得高的、超过正常利润水平的利润。可是，与此相反，马克思所说的积累资本的企业家却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损失利润，而不仅仅是在长期。所以，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任何一个资本家在这个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被引诱来加入这种积累的大进军。
马克思对这个谜的最终回答是虚伪的简化:尽管他们的利润率出现即期和未来的下降，可是资本家仍然进行积累，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非理性的冲动，或者是"本能"在促使他们这样做。当然，这全然不是一种解释，它在一种高度完美却毫无意义的标签诸如"动力"或"本能"的外衣掩盖下，抛弃了任何真正的解释。它与传说中的那种试图通过庄严地声称鸦片具有"催眠力"来解释为什么鸦片会导致人们睡觉，犯了同样的错误。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家为什么要积累时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的中心思想"积累啊，积累!这就是摩西和他的先知们!……所以，储蓄啊，储蓄，即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24
不是为了利润!与此类似的命题也出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 ( Wage Labor and Capital)中"那是这样的规律，它一再地将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其旧有的轨道，并且迫使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因为它已经提高了它们……，这个规律使资本永无宁日，并且不断地在其耳边窃窃私语:‘继续，继续，"。25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途径来挽救资本积累的理性，这就是采取退却的希法亭的路线，放弃将劳动理论作为与一种对现实世界有相关意义的学说。实际上，马克思在宣称一种"出于自身目的的"神秘的积累动机的同时，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在马克思的这一层面的显示中，资本主义的创新者确实最初获得了超过市场上统一"平均"的流行利润率的高额利润。这些开拓者获得了高额的"剩余利润"，并受到跟随者和竞争者的效仿，直到利润率最终被拉回到均衡或平均的水平。很好，至少在这个不同的表述中，现实再一次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又必须指出，这种对现实承认的代价是极高的:因为如果这类事情是习惯地经常出现于市场上，为什么利润率要完全地下降，而不是给我们一种稳定不变的、连续的趋势呢?在这里，再一次地像在庞巴维克一希法亭纷争中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通过放弃马克思的体系来拥抱现实。不幸的是，他们当然不会这样认输，而是继续声称现实仅仅要求对于正确的学说做一点微小调整。
无论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挽救连续的资本积累对他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积累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创新才能够发生，并且应用于经济之中。我们必须记住，正是通过技术创新，资本家才为他们自己挖掘了坟墓，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关系变成了束缚技术发展的程桔。资本主义所不能驾驭的某些技术方法，像马克思在其晚年所想到的电力，将会点燃一种火花，并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被推翻，同时由历史上"最后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充分和必要的条件。
对于马克思来说，从这种所宣称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趋势中必然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是"资本集中"，其含义是指每个厂商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而日益追求自身更大规模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26确实，在现代世界中存在着工厂和厂商扩大规模的大量事实。然而另一方面，这一规律也并非是不容置疑的。为什么资本积累不是反映在厂商数目的增长上，而一定要体现在每个厂商的规模扩大上?虽然很多产业过程是通过提升最优的规模而实现增长的，然而其他一些产业的繁荣则是通过相对较小和灵活多样的规模实现的。亨利·福特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线在一段时期中是经济的和可赢利的，但是后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们却导致了严重亏损，因为这种大规模投资在应对消费需求的性质与形式变化方面显示出缺乏灵活性。虽然汽车工厂是大规模的，汽车零部件的工厂则是典型的小规模生产。不仅如此，新的和小规模的工厂在引进发明和技术创新方面还典型地超过了工业的庞然大物甲一一这正是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事情。大规模工厂倾向于走向官僚化、墨守成规以及陷人在现存的工厂和生产方式下拥有既得利益的技术与金融集团的泥沼之中。只有新的小型厂商能够逐渐地实行最新的技术创新。27
如果马克思的"资本积聚规律"不具有确定性，那么他的下→个命题，即"资本集中规律"甚至更不可靠。这里，马克思断言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即每个产业中的小厂商将要面临困境，并且为越来越少的巨型厂商所吞并一一简言之，这是一种走向产业垄断的趋势。一个原因是，竞争"的结局总是导致众多小资本家的毁灭，他们的资本部分地转移到他们的竞争对手那里，部分地完全消失了"。关于导致他的规律的第二个原因，马克思指出了最近新出现的联合股份公司或大公司，以及它将众多小规模资本集中于一个组织中的能力。但是这个集中化或垄断化的过程可能(并且正如实际上所呈现的那样)会被诸如新的过程的增长(如同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和地域方面的竞争的扩展这些新情况的发展所抵消。因此，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小的创新者以外，人们所宣称的三大汽车厂商在美国的支配地位已经为外国(日本、西德，等等)的竞争所消除了。不仅如此，虽然小型"家庭"零售商店被取代了，但是人们所公认的在 20世纪 30年代由 A&P公司所实现的零售店业的垄断化，又为超市的新技术的发展所粉碎了。同时，小型零售店又以便利店或24小时营业店的形式重新出现了。在纽约市，近年来，较大型的超市在蔬菜质量与品种多样化方面败给了小型的、24小时营业的韩国一美国家庭零售店。在 19世纪晚期和 20世纪早期的美国，由于其领导层未能认识到新的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油田决定了未来原油的走势，以及他们未能看到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石油产品，煤油将要迅速地被汽油所取代，标准石油公司 (the Standard Oil)对石油炼制业的垄断发生了动摇。这种管理僵化所导致的失败为小型的、富有活力的企业，像海湾石油公司 (Gulf)和德士古石油公司 (Texaco)崛起并且消除标准石油公司在石油业的支配地位，提供了机会。
有关厂商的规模过度以及不具有赢利性的垄断的最后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是 1899-1901年间广泛的合并浪潮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确确实实有众多产业，在垄断利润的诱惑下合并到一个垄断厂商，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损失惨重，从而被迫让位于激烈的多厂商竞争。28
因此，没有人能够预测竞争的劲风究竟是吹向创新，还是衰落。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之一肯定是更大程度的多样性和产品质量的多样化，并且这种倾向将促进"分权化"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集中化。指出下面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尽管联邦政府进行了各种人为地推动集中化的努力，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的产业集中化程度现在比20世纪初期更高。29
最后，还有马克思思、自然地忽视的大公司出现的另一方面。导致联合股份公司出现的工具能够募集到舍此将元法得到的大量资本，而正是这→工具把经济从由一系列小型资本家组成的形态转移到一种现代世界，在其中每二个人，不论男女，也不论是多么小的人物，都可能变成资本家。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绝对地拥有少量股份，或者拥有投资于股票或债券的年金的一个份额。在今天的世界中，"每一个人是资本家"已经是一个普遍性的条件，而不再是一个对于未来的希望性口号。
强调这一点将会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左派自由主义者留下一个笑柄，他们指出，极为明显的事实是，拥有很少股份的一个单个资本家在大公司的世界里几乎不能施加什么影响。但是这样的笑柄实际上是愚蠢的和看走了眼的，因为问题在于，在这种意义上股东是类似于消费者的。单个消费者对于所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类型与数量是基本上没有发言权的，但是消费者群众作为整体却可以施加总合的消费影响力。同样，拥有一个股份的人对于公司的决策也许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甚至一个相对小的少数群体的不满也能够对于大股东带来招致损失的后果，如果这些不满者抛售股票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的话。大股东将对公司实行直接控制，但是更为大得多的间接权力掌握在众多的小股东手中，正像每一个厂商的终极经济权力是通过消费者做出的是否购买以及购买多少厂商的产品的决策来行使时一样。
回到马克思以及他的资本积聚与集中的规律上来。我们现在开始考察一下，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其注定灭亡的原因是什么。首先，马克思当然会依赖于他的荒谬的统一的两阶级模型，即社会中的所有人都会不断地被分解为两个统一的各自拥有共同利益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这种资本集中的规律意味着资本家的地位将会持续地下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从资本市场和大公司的发展中产生了对于资本家行列中的实际一致状态的直接冲击)。实际 上，少数更富有和更强有力的资本家通过"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同伴而取得了成功，他们把后者驱赶到了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因为，在马克思的两阶级的模式中，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30甚至在把工人本身纳人这个分析画面之前，我们就能够看到，当资本家的队伍在收缩时，他们必然会变得更受煎熬。这个分析画面的真正荒谬之处，是由被恩格斯(这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称为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卡尔·考斯基 (Karl Kautsky)无意之中揭露出来的。考斯基简单地遵循着他的导师的逻辑。正如考斯基在他论爱尔福特纲领 (Erfurt Programme)的书中对这一过程所总结的那样:
资本主义生产倾向于将生产资料统一起来，它们被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进入少数人的手中。这种演进过程最终使得一个国家的所有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生产资料，变成一个单个人或者公司的私有财产，他或它可以任意地支配这些生产资料。全部经济将被拖入一个巨大的企业，在其中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一个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将以除了一个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变成无产者而告结束。它因此也就导致了它自己的消亡，导致了所有人不再拥有财产，所有人被奴役。31
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种状态，事物的发展"要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快得多"。
似乎现在，考斯基能够隐约地看出一点由马克思体系的逻辑所派生的他的立场观点的荒谬之处。为了防止我们被动地等待一位拥有天文数字般的美元价值的金手指( Goldfinger)人物自发地出现，并把全世界的贫苦奴隶都置于他的奴役之下，考斯基急忙向我们保证说，世界将不会等待整个这一过程自我地演进完成。相反，"达到这一条件的唯一途径必然是日益增加痛苦、冲突以及社会矛盾，使之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它们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容忍从而社会将冲破它的限制而完全瓦解…… "32不过，考斯基在不经意地揭示出马克思的模型实际上是多么不合逻辑之前，并没有顺利地实行退却。
13.4 "运动规律"（lI）: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认为集中化的资本家阵营日益收缩的马克思的体系有一个关键性的结论，这就是无产者的阵营日益扩大并且他们将面临着日益的贫困化。这两个对立的阶级都在按照他们各自的辩证法行事，这是马克思的体系中达到了顶点的辩证法。一方面，日益富有的资本家阶级的队伍在日益缩小，直至达到(或接近于达到)由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财富。另一方面，日益贫穷的无产者的队伍却越来越壮大，直到无产阶级大众崛起并夺取政权。我们还是让马克思来告诉我们这一过程吧，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倒数第二章中曾得出他的鼓舞人心的结论: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被日益自觉地应用于技术上……各国的人民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网络，由此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特性。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剥削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而数量日益增加并且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并组织起来的阶级一一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桓桔。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终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3
这是马克思的论断中关键而又关键的一个论点。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贫困化是马克思体系的一个关键，因为它是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及其必然被无产者所取代的论断的基础。 34如果不存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化，工人阶级就没有理由去反对对他们日益加深的剥削，并且去炸毁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即那些束缚生产的技术形式的东西。那么，马克思是如何来阐释无产者日益增长的贫困化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似乎是越来越悲观，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和相反的论点，其中的一些是相互矛盾的。马克思看起来好像是不顾一切地去增加他的论点，而不论它们多么软弱无力，他希望它们至少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并且他将能够阐明下一个、元产者的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必然性。但是所有这些试图证明日益增长的贫困化的努力，首先就与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发生了冲突，这个障碍只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清楚地阐述过 f因为，如果工人的工资已经并且将总是由所谓的铁律控制在生存费用的水平上，那么它们又如何能够变得"更差"呢?可以说，长时间以来它们一直是处于最大的贫困水平上的。然而，如果因为这个理由它们不能再变得更差，那么又将从哪里来寻找动力以驱使它们成长壮大并推翻这个体系?当然，我们可以承认，被他们的残暴无礼的资本家同伴冷酷地抛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的元产者，将会对于他们新的生活状态强烈地不满。不过，马克思肯定不会同意将他的革命性的工人群众仅仅限于由新落魄的资本家所构成的相对有限的队伍。特别是还因为，工人阶级的主体仍然处于他们一直以来所处的状态:即生存水平的边界上 。
暂时撇开这种由工资铁律所导致的严重内在矛盾不说，马克思又是如何打算来建立他所断言的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规律的呢?他的回答是，利润率的永无止境下降为资本家施加了一种严重压力，去通过更大程度地压榨和剥削元产者来寻求更高的利润，这就使他们的工作条件更差，工作时间更长。但是，除了这种永恒存在的工资铁律以外，马克思还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由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导致利润率最终急速下降之前，资本家会允许他们的剥削率出现放松?为什么资本家不一直地和每时每刻地争取实现他们的利润率最大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我们愿意假定资本家之间突然出现了一种贪婪程度的增加或者对于利润渴望的增加，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放松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高的利润量的。可是，这样一来，一个下降的利润率又怎么能够剌激他们去不断地达到更高的利润量呢?肯定，它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对利润的渴望。
在这里，马克思求助于一种机制来说明这种对劳动者加重的剥削和工资率的下降:一种持久的"产业后备军"的加速增长，即失业大军的日益增长。来自失业者的日益加强的竞争将促使工资率下降，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会愈演愈烈。
但是，当失业者的工资率已经为零时，怎么可能还会有持续不断的失业大军呢?失业者在能够对于在业的无产者构成一种竞争威胁之前，为什么不会出现饥饿而死呢?如果马克思回答说，这是由于失业者很快就被吸收进就业者的行列，并因而推动了工资率下降，那么他就放弃了他关于贫困化日益增长的必要条件:即一个持久的、不断扩大的失业大军的增长。因此需要追问，他们是靠什么活着的，他们又是怎样能够继续生存的?
此外，这种产业后备军又是从哪里来的?市场经济学家都知道，失业将会由于工资率的降低而迅即消除。只有当工资率被维持在高于市场均衡水平以上时，失业才能成为永久性的。如果像马克思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失业大军通过它的竞争降低了工资率，那么它将很快地消失，而不会产生进一步的问题。
然而，这种产业后备军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一种旧有的怪物，即技术性失业。工业实现了机器化，工人被认为永久地从工作岗位上游离出来。可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需求量以及生产的扩张又该如何看待呢?由技术扩张产业中更便宜的产品所释放出来的对于其他产业产品与资源的需求的增长，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还有，正如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较低的工资率作为自由市场维持劳动充分就业的方式，又该做何解释呢?技术性失业是一个旧有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象中的怪物。例如，当自动拨号电话被采用以后，曾经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对于可怜而又可爱的电话接线员的怜悯之情，因为他们将要被这种更有生产力但是却冷酷无情的创新排挤出工作岗位。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更低的电话服务的价格导致了电话市场的巨大的扩张，包括对于电话接线员人数需求的充分增长。同样，起重机、电铲以及其他建筑机械的出现和使用，与那种相当古老的手工铁锹相比，也并没有减少建筑业的工人人数，相反是使其增加了。总而言之，要想使技术性失业的论断能够有效地说明贫困化日益增长，不仅要求每一个连续的技术创新都要引起永久性的失业，而且还要求这种失业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加剧，从而将超过任何可能由市场产生的导致更大就业的均衡化倾向。
在关于所宣称的产业后备军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分析了马克思的论断，即这种失业大军将会永久性地长期增长。下面，我们讨论马克思的另一个学说，即周期性失业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一现象与日益恶化的周期性萧条一起，也许会加速日益增长的贫困化从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不可避免性的另一个论断，更明确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叹息道，随着机器的发展和资本家积累资本，劳动者丧失了其多样化技能，无产者被迫去从事更简单、更单调以及无须技能的工作，这种非技能化(de-skilling)降低了平均工资。 37
这种软弱无力的论断在今天变得尤其空洞元昧，因为工人阶级的左派自由主义者朋友们正在发出一种恰恰相反的叹息:在一个数量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高技能的计算机与电子化工作的时代，那些被技术进步抛在后面的贫穷的、年老的低技能者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一个与此相关的马克思的论点并不太强调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贫困化，而是更加关注由日益扩展的机械化所引发的工作性质的严重的"异化"、日益增长的单调性或乏味性带来的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虽然马克思本人在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在劳动阶级工作中的日益扩展的贫困化，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看到，对马克思来说，"异化"与主观心理或工作的单调乏味性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大规模地植根于基本的现代交换体系与劳动分工的产物(并且它实际上就是被定义为这一体系和这种分工的属性)。更进一步地说，它是根植于单个人与真正的人(Man)相分离、与自然(Nature)相分离，这种分离将要为并且也只能为共产主义所消除。撇开在现实中更为单调乏味的工作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经验问题不说，欲望、产品以及职位的日益多样化具有明显的使人解放的性质，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我们却很难理解"异化"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著地增长，也将更难理解这种增长是怎样通过某种方式转移到工人阶级那里的。不，作为一种革命的激发器，这种日益增长的贫困化的事实必须是一种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明显地可以感知的、客观的东西，否则它就完全不是一种事实。
我们面对着这种无产阶级贫困化日益增长的学说，这是对马克思来说十分关键的一个学说，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贬低为只是有时会误入歧途的某种"预测"。这个"预测"对于他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崛起并推翻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趋势被假定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而加深和加速)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可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是，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标准一直在引人瞩目地增长着。实际上，我们在这一时期所看到的，是世界历史上工业化和生活标准的最显著的增长。不仅如此，对于批评马克思来说特别有力的一点是，工人阶级的进步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令人瞩目，而这些国家曾经被认为将预期产生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面对的一个严酷无情的事实，同时这一事实本身可能并且将会摧毁马克思主义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将如何来对待这一严重的问题呢?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简单地放弃这一思想财富，他们或者吵闹地公开声明它的缺陷，或者默默无声地悄然逃离。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则如熊彼特所困惑地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并不在意接受这个荒谬可笑的命题，即工人阶级生活标准下降的趋势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Y不过普遍来说，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力图通过各种退却性的命题或者各种形式的借口来努力挽救这一现象，拯救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策略手法是，声称走向贫困化的基本趋势仍然存在，只是它"暂时"地(一个世纪还是两个世纪?)被某些相反的因素所抵消了。一个流行的然而却是稀奇古怪的列宁主义的解释是，西方的工人从帝国主义的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或者投资中得到了好处，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工人变成了国际范围的"资本家"。人们要问:首先，在西方受压迫的元产阶级向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的"资本家阶级"的这种擅变的过程中，对于资本家阶级不可避免地收缩过程来说发生了什么?其次，正如鲍尔在很多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一学说的奇怪之处也可以用下面这一事实评判，即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论它们多么贫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也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且它们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也在稳步提高。不仅如此，而且这种发展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还恰恰是发生在第二世界中那些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发生最密切 的贸易和技资关系的地域和地区(例如，港口城市)。另一方面，正是第二世界中尚未实行对西方开放贸易的那些遥远的地区，在这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处于严重落伍的状态。这些事实没有一个能够证明，好像西方世界在一个多世纪的巨大发展是以第三世界日益加剧和日益加深的贫困化与悲惨命运为代价的。39
撇开帝国主义不说，还有其他的干扰因素被各种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解释暂时阻止了不可避免的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在 20世纪初，一个特别流行的理由是，在美国西部出现了边缘地区的终结 (closing of frontier) *。然而，当这一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并且工人的生活标准以持续地不可动摇的方式增长时，这种边缘地带命题 (frontier thesis)最终失去了人心，尽管它在 20世纪 30年代后期又以奇异的"停滞命题" ( stagnation thesis)的形式令人不可思议地复苏了，在这个命题中边缘地带终结(连同其他被鳖脚地选择的因素一起)在它被埋人坟墓 40年以后又突然被假定复活了，它给经济以重创，使之产生一种未加解释的延期的贫困化。
但是，到目前为止最流行的退守立场还是表现在改变这一论点及其预期的条件。通过在证据事实面前逃脱，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诡称马克思"实际上并不是指""绝对的"贫困化，即生活标准的连续下降。他指的是工人相对收入的一种下降，这种相对当然是相对于资本家阶级的生活标准而言的。据说马克思所说的是"相对的贫困化"，而不是"绝对的贫困化"，而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所正式宣称的也是"相对的贫困化"。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