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程笔记是对复旦大学吴晓明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上的讲课内容忠实的记录，保留了原汁原味，大多为相对重要的内容。（本文对某些句子的表述方式有删改，但不改变原意。）
哲学就是哲学史。——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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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前置文章是【课程笔记】复旦大学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费尔巴哈哲学（一至四）
本文的后置文章是【课程笔记】复旦大学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至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
第二节 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
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四）
（注：费尔巴哈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一至四的前半部分）是费尔巴哈哲学部分，费尔巴哈哲学与国民经济学（四的后半部分至八）是国民经济学部分）
一、国民经济学
我们知道衔接着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时期是《德法年鉴》时期，《德法年鉴》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按列宁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两个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在《德法年鉴》的作品当中，马克思主要是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根据马克思后来的回忆，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的批判所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法律、人的观念等等不可能通过它自身加以说明，国家等理念植根于市民社会当中，而市民社会的解剖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
恩格斯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去了，《德法年鉴》时期恩格斯的主要作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在这个时候反应较快，这与他父亲在英国做生意，作为一个资本家也有关系，因为，国民经济学主要的领域是在英国诞生的。恩格斯在英国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对政治经济学在1843年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大纲，后来马克思把它叫做天才的大纲。这里讲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是指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把它称作国民经济学。
那么，国民经济学的整个发展，从前史和正统历史来看，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它的前史——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
（一）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
1．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是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
从哲学方面来讲，我们的讲法比较简单。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是作为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指的是在产业资本得到充分发展以前的那个商业资本。比如，有些人如温州人，他们在自己的地方生产，这种形式叫做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主要是在诸如销售的流通领域中活动，这是一种形式的区分。但是，我们这里讲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讲的是在现代经济生活开展的早期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商业资本，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代表的是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
我们理解经济学科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都必须从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但是，我们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彷佛包括经济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是理性自身产生出来的，根据逻辑推理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种情况，甚至自然科学都不是这样。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来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实际上也是一定社会历史的形式，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在理性的怀抱当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理性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东西，而社会科学更不用说了。
2．发展资本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
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集中货币财产；第二个是生产为了商业，也就是说，要求通过商业，建立起一个充分发达的市场。所以，我们简单地说，实际上在某种哲学高度上说，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代表了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资本主义或现代经济生活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为什么我们说现代经济生活特别是资本生产发展需要这样的前提条件？
我们在经济学中学过，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是积累起来的货币，但货币不一定是资本。如果你有五百万元，甚至五千万元，往家里一藏，挖个洞藏进去，天天在那里数，这不叫资本，这叫货币。货币怎么转化为资本呢？它必须被投入生产或者流通领域当中，然后产生出超出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这个时候货币转化为资本。但是，为了使得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第一个条件就是积累货币财产，首先必须要有货币，没有货币没有办法变成资本。
所以，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首先是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代表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前提和条件就是积累货币财产，并且要求能够形成一个发达的流通和广泛的市场。
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五）
这一节的标题是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因为当我们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有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需要有两个材料，一个是费尔巴哈哲学，另一个是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就是后来我们通常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用的是“国民经济学”一词，所以我们也用“国民经济学”。
上一次我们讲了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这还不能算严格的国民经济学，大体上应该算作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重商主义是作为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之前的那个商业资本。它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一个是集中货币财产，第二个是生产为了商业。换句话说，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货币财产，一个是商业。那么，现代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就是要集中货币财产，还要建立发达的流通和广泛的市场。
什么是资本？资本首先是货币，但货币不同时是资本。如果有一百万藏在家里，这一百万是货币，不是资本；如果投入生产或流通过程中去，目的是产生超出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这个时候货币就转化为资本。所以，为了使得资本能够运动，第一个条件就是集中货币财产。现在，有许多人要投资，必须要有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就是集中了的货币财产。第二个为了使得这种集中起来的货币能够自由地运行，变成普遍的、一般的财富，它需要一个广泛的流通、发达的市场。所以，我们说重商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前提条件——集中货币财产并要求把流通和商业放在第一位。
3．英国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典型的形式出现在英国，它当时讨论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具体的方式，它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英国的繁荣。这样的问题在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纯粹理论的问题，但是在当代，在20世纪初，特别是凯恩斯的经济学，又表现出类似的问题（指用具体的方式讨论问题）。所以，凯恩斯主义在某种形式上也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它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具体的方式，它讨论非常具体的问题。
如何保持英国的繁荣？当时的英国人回答：第一，要使出口大于进口，也就是保持贸易顺差；第二，货币财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通过贸易顺差把外国铸币或黄金储备吸收到自己这里来，把它保持在国内而不外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它的重要特点依然是集中货币财产。这样的一种形式大体上讲，还不是严格、科学的形式，主要是经济政策的体系，而且当时主张这些观点的人大体上不是专门的经济学家，而是一般的知识界或上流社会。那么，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基本原则在这样的一个命题中表现出来：流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是重商主义的基本纲领。重商主义的特点在于，第一，它对货币采取高度的重视；第二，把财富增殖的源泉设定在流通领域。这种特点和商业资本的性质相关联，因为商业资本是作为交换发展的产物和结果而表现出来的。
4．流通方式的演变——从物物交换到货币，再到资本
那么，商业资本的充分而必要的前提就是商品的流通和发达的市场，它以商业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货币一开始不是作为增殖手段出现的，而作为流通手段出现的，例如，你家里养了很多鸡，所以，你想把一只鸡拿到市场上去换米，但是有米的人不要鸡，他想要别的东西，比如说棉布。这时我们知道物物交换的形式非常麻烦，所以就发明了货币，但是这个时候的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在经济学上，物物交换的公式是W-W，一种使用价值交换另一种使用价值，一只鸡交换十斤米。我们说这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发明了货币，这时交换公式变成了W-G-W，以货币作为中介，一只鸡换成了五块钱，然后用五块钱去买米或布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在这个过程当中，货币是流通手段。但是，商业资本的观念不是这样，它认为货币不仅仅是流通手段，而且要变成增殖的手段，因此公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G-W-G’(G’=G+ΔG)。首先集中一定数量的货币，然后购买一定的使用价值，比如说我有一百万元，我购买了十万双鞋，绝不是为了自己穿十万双鞋，家人也穿不了，那么购买十万双鞋是干什么呢？是要把它卖了换成货币，但是，换到的货币是原来投入的货币再加上一个余额。
商业资本的公式G-W-G’(G’=G+ΔG)要求增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货币不仅仅是流通手段，变成了增殖手段，因此它叫做商业资本。这个公式G-W-G’(G’=G+ΔG)和前一个公式W-G-W完全不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不同，前一个公式的出发点是使用价值，它的目的是另一种使用价值，但是，后一个公式的出发点是一定数量的货币或交换价值，然后它购买使用价值，它的目的是货币，这个过程所要求达到的是货币本身的增殖，这就是商业资本所要求的。
因此，我们看到货币最初的功能是流通手段，但是现在不是了，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开端，它使自己变成增殖的手段，也就是资本。重商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集中货币财产并且主要在流通过程当中导致它的增殖。资本流通的出发点首先要集中货币，比如说一百万元，然后用这一百万元买了十万双鞋，买这十万双鞋绝不是要消费这十万双鞋，而是要把它们卖掉以便换回货币，换回的货币不能是原来数量的货币，而必须表现为增殖，必须是原来的货币量加上一个增量。从W-G-W到G-W-G’(G’=G+ΔG)的变迁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资本来到世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用到了这个短语。
总结一下，大体上讲，重商主义代表了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或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和条件——集中货币财产并且要求一个发达的流通和市场，它的决定性的理论和原理是流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它讨论问题的方式是比较具体的问题——英国如何保持它的繁荣？回答是：贸易顺差并且把铸币吸收到国内让他不外流，以便使得增殖过程再重新开始。G-W-G’(G’=G+ΔG)是商业资本的公式。
这样的一个重商主义历史阶段意味着什么？主要有两点：
第一，原先的特殊财富现在变成了一般财富和抽象财富，它用货币和货币量来标识，任何一种使用价值都是具体的和特殊的，比如一只鸡、一双鞋是具体的和特殊的财富，但是在商业资本所代表的历史阶段，一切财富都变成了抽象的和一般的财富。现在用来衡量一般财富和抽象财富的指标是身价，如某某人的身价是千万级的，某某人是十亿级。身价就是人拥有的抽象财富和一般财富。在传统社会中不是这样的，传统社会中我们会说某某人是贵族，某某人是骑士，他拥有的财富是他们家的族徽、盾牌和剑，这些财富都是特殊的。相反，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所有财富都变成了抽象财富和一般财富了，可以用数量来衡量。比如说，有很多大老板和富二代，我们如何衡量他们？可以用千亿级、百亿级、十亿级去衡量。
第二，发达的流通和普遍的市场。由于重商主义把流通看作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事实上它也拿货币购买了使用价值并且投入到流通过程当中产生剩余和增量。因此，它把流通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使得这样的一种现象成为普遍：交换和流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于是建立了一个普遍的流通和发达的市场，所有的使用价值和货币都要被投入到这样的过程中去。
一方面要有发达的流通和普遍的市场，另一方面所有的使用价值和货币不断涌入到流通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过程当中，财富变成一般的和抽象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中世纪，一个父母临死的时候，要把他们的财富给长子（西欧封建社会采用长子继承制），同时，要把家里的族徽和短剑给孩子，这个财富是特殊的。绝不会有一个人说，你们家的庄园卖给我，可以不可以？庄园是不能卖的，这个东西在市场中交换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我们作为今天的人可能觉得理所当然。比如说，红楼梦里有个人叫石呆子，薛蟠想把石呆子的砚台买过来，石呆子不同意，因为砚台是特殊的财富，是国宝，是镇家之宝，所以不能卖。
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六）
但是在市场和流通极大地发展起来之后，所有的事物、使用价值、被前人看作是具体的宝贝都有价格，哪怕不卖，它也有价格。一方面是发达的流通和普遍的市场出现了，另一方面所有的事物和财富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一般的和抽象的。这是现代经济生活或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在重商主义的理论当中得到了表现。
（二）威廉·配第
重商主义大体上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前史，威廉·配第被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他是英国人，出生于名门贵族，也做过成功的投机生意。英国后来发生了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和贵族达成了妥协。威廉·配第多才多艺，他是数学家、音乐家、测量师、医生和造船技师，那个时代产生了这样的人。恩格斯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为现代资产阶级奠定基础的那些人绝不受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限制。现代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尼采猛烈攻击：“我们现在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威廉·配第为什么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学科学的问题。重商主义讨论如何保持英国的繁荣的问题，但这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这就像一个人在家里，说他家里钱很多，怎么使得他们家更有钱？这种问题不属于科学理论问题。威廉·配第提出的经济学科学问题是市场价格所环绕涨落的平均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政策体系问题。市场价格不断地波动，但是市场价格无论怎么波动，都有一个平均价格，威廉·配第把平均价格的实体叫做自然价格，这个自然价格就是后来的经济学所说的价值。
那么自然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威廉·配第回答了两条：第一，商品的自然价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的数量来决定的，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先河，我们上次讲到经济学家发现了两个人彼此交换，他们不是任意交换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交换的，那么这个比例关系如何确定？威廉·配第提供了一个回答：商品的自然价格或交换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的数量来决定的；第二，自然价格同劳动生产率成比例，确切地说，成反比。也就是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某个商品的交换价格或价值就会相应地减少，这条原理和前一条原理是一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消耗的劳动减少了，因此它的自然价格就会下降。他举的例子是，如果原来一盎司银交换一袋谷物，当银的生产变得容易了，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而谷物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这时不再是一盎司银交换一袋谷物，而是两盎司银交换一袋谷物。
威廉·配第之所以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首先是因为他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经济学科学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当中，他为劳动价值论打开了先河。 第二个原因是威廉·配第采用了现代的方法。这个方法主要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过来的。原来的重商主义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英国的繁荣，讨论这种问题没有标准的方法，而威廉·配第把从自然科学中已经成熟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领域当中，并且为它加上了数学的形态。所以，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政治算数》把自然科学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比较成熟的、实际上是经验归纳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学当中去，而且还为它加上了数学的形态。
《政治算数》书名中的“政治”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政治，而讲的是“经济”。比如说，有一种学问叫做“家政学”，这并不是指家庭政治学，而是指家庭经济学。中国传统上所讲的“经济”不是现在讲的经济，而是政治。所以，贾宝玉天天游手好闲，到处乱玩，他父亲贾政对他说，长这么大了，一点事情也不做，也不关心一点经济（这里的“经济”意思是经世济用，是政治）。薛宝钗于是对贾宝玉说，他该懂事了，他也该关心经济了，有些大人物来了也应该结交一下。贾宝玉说她说的话是混账话，林妹妹从来不说这混账话。薛宝钗说这不是混账话，这是教贾宝玉走正道。那个时候所讲的“经济”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经济，而是政治。
（三）重农主义（魁奈）
重商主义典型的形式出现在英国，威廉·配第是一个英国人，而重农主义是法国的经济学思潮。由于同英国的竞争，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很快就破产了，当时法国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界也采取重商主义的观点，但对法国人来讲，重商主义是舶来品，是从外面引进的。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如果法国和英国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英国是很容易取胜的，因为英国的工业比法国的发达，英国的经济比法国先进。举个例子来说，生产同一样双鞋，在英国用了10个小时，在法国用了20小时，这双鞋不会因为在英国用时10个小时而卖10块钱，而在法国用时20个小时而卖20块钱，事实上会由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商品的价值量，可能都卖15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很快占了上风，而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就破产了。在法国，当时以农业和工业相对立，因此出现了一些思潮——要求把农业放在首位或者要求把商业资本的领导权转移到农业资本，这就是显示出法国的特色了。对于重农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魁奈，他是一位“巨人”，他研究过当时发展起来的各种科学，他是医学博士，擅长医学。由于他在医学上的卓越成就，他成为了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由于他在医学和其它科学方面的成绩，他后来被敕封为贵族。他的研究领域遍及各种科学，重点是医学。他在60岁的时候开始研究经济学。（这给吴晓明老师很大的鼓励）
在重农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米拉多和魁奈的会见。这位米拉多是老米拉多，和法国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米拉多有表叔或堂叔之类的亲戚关系。当时的米拉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物，他是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领头人和发言人，换句话说，他是法国重商主义的领袖。当时为了一个很具体的经济学问题，米拉多和魁奈发生了争论，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人口增长先于财富增长还是财富增值先于人口增长”，但是后来问题在争论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因此，两个人争论得很激烈，重商主义在当时法国还有一定的势力，而魁奈独自开始阐述他的原理，结果两人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米拉多到魁奈那里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对话的结果是米拉多彻底认输，改弦更张，成为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和发言人，这件事情在法国重农主义诞生的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米拉多说：“我原来全部错了，现在我完全同意魁奈的纲领和重农主义的纲领。”而且从今往后，他写文章的时候署名为“重农主义的长子”。（魁奈是老爸，米拉多是大儿子）这件事情在法国当时的知识界和上流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米拉多不是一般的重商主义者，他是法国重商主义最重要的领袖，如果他改弦更张，投到魁奈的门下，这意味着法国重商主义的知识层完全土崩瓦解。正所谓“擒贼先擒王”，米拉多作为“王”被擒了。
魁奈的学说是这样的一个学说：财富的真正源泉是自然界，是土地。重商主义主义所理解的财富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此什么是财富的增加和源泉？他认为财富的增加和源泉是围绕着所谓纯产品展开的。根据有没有出现纯产品，可以把财富的增长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财富的增殖(multiplication)，另一种叫财富的加算（addition）。
农业当中出现了纯产品，因此它是财富的增殖。例如，春天播种的时候，拿了一担稻谷播种到地下，秋天收获了一百担，一百担减去种子的一担就得到了九十九担纯产品。因此，在农业当中有财富的增殖，而在加工工业当中没有财富的增殖，只有财富的加算。比如说，一块手表由一块不锈钢、一块有机玻璃、一些发条、一些作为轴的东西等组成，这都是现成的财富加在上面，加算没有纯产品出现。魁奈甚至说，这里面没有财富的增加，只是把不同的财富加在一起，财富甚至有所减少，比如不锈钢要挖洞，弹簧要削薄，玻璃要挖掉一个洞。所以，他说在加工工业中，没有财富的增加，而只有财富的加算，更不用说流通领域了。他考察了农业，又考察了加工工业，最后要说的是商业和流通。他说只有在农业当中才有财富真正的增加，有纯产品的出现，而在加工工业当中没有财富的增加，只有财富的加算，更不用说商业了。
因此，魁奈提出了对商业和流通的一个极为尖锐的批判，也就是说，对重商主义所谓“流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个观点给予了决定性的批判和打击。
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七）
刚才我们讲了重农主义，特别是其代表人物魁奈。他提出了一种分析，这种分析是财富的源泉是自然界和土地，所以农业生产具有财富增加的核心地位。它使用了纯产品的概念，在纯产品这个核心的主题上，把财富的增加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增殖，一种叫做加算。（如图3.1所示）
图3.1 财富的增殖和加算
按照魁奈的观点，在加工工业中，只有财富的加算，而没有财富的真正的增加，没有产生纯产品。他的观点是：“在加工工业当中，只有财富的加算，只是物质的结合，而价值没有增加，甚至还减少了，因此，工业是不结果实的，更不用说商业了”。因此，我们在魁奈的重农主义的理论当中看到了一种很特别的价值论，我们现在几乎难以理解，这种价值论在经济学中被叫做生产费用论，这种价值理论与配第相比，大体上属于一种倒退。
但是，魁奈和重农主义完成了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变革，这是他们的贡献，他们的观点是财富生产的真正的领域不是流通而是生产。尽管他们的观念比较狭隘，限制在农业生产当中，但是，这样的立场代表了古典经济学非常重要的转向，致命地打击了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说流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然而魁奈和重农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比如现在我们把门和窗全部关上，然后把口袋里的财富通通掏出来，在我们之间进行流通，为了使得流通变得非常充分，我们在这间房间里流通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我们最后数一数财富有没有增加，结果是财富没有增加，而且不可能增加。因此，重农主义在经济学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变革——把财富的领域从流通转到了生产。尽管，他们把生产理解为农业生产，但至少这是一个正确的领域。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样讲：“重农主义者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从流通领域移进了生产领域，这便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建立了基础”。换句话说，重农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以价值形态表现出来的纯产品是在生产范围内创造出来的，价值完全是生产的产物，而不是流通的产物”。以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跟着重农主义，走上了对生产分析的领域。
（四）古典经济学的完成：斯密和李嘉图
讲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定型和完成，我们马上会想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两位英国人。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产业革命前夕的经济学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国富论》，他秉持的原理首先是反对重商主义，在这一点上，亚当· 斯密虽然与重农主义有争论，但他的学说本身包含重农主义的因素。这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学分析真正的领域不在流通而在生产。
亚当·斯密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形态。威廉·配第在追问平均价格或自然价格的问题的过程中，已经开创了劳动价值论的先河，但是劳动价值论一个比较纯粹的形式是由亚当·斯密加以阐述的。对于整个古典经济学来讲，亚当·斯密最为核心的观点和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是劳动价值论。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任何物品的真正的价格（现在通常被称为价值）等于获得该物品的劳动和努力，这是亚当·斯密第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使得他在古典经济学当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第二，规定了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基本领域。大体上讲，可分为三个基本领域，是由三个基本阶级的三种收入而决定的。第一种是利润，第二种是工资，第三种是地租。在现代社会中，主要是这样三个基本阶级有三种收入：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三个基本阶级的三种基本收入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基本领域。总体上讲，他要提供一种利润的理论、地租的理论和工资的理论，这是亚当·斯密基本上确定下来，并且根据劳动价值论的立场，对他们进行了大体的分析。
第三，开始研究资本的构成。换句话说，资本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实体，对资本本身的分析是亚当· 斯密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当时他主要区分和研究的资本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因此古典经济学由亚当·斯密确定了对资本进行分析的基本路径。
所以，我们说亚当·斯密在古典经济学具有如此高的地位，原因是以上三条：第一，确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形态；第二，规定了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基本领域；第三，开始研究资本的构成。
讲到亚当·斯密的基本立场，后来出现了一种术语——斯密主义。斯密主义主要指不干涉政策、放任主义和自由主义。当我们说斯密主义的时候，有时指的是他的理论、后继者追随的理论，有的时候指的是他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和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亚当·斯密主张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号：“没有政策是最好的政策”。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在鼎盛时期的基本观念，在亚当·斯密的学说当中被道说出来的。这与当代的经济学的观点相当不同，按照熊彼特的说法，亚当·斯密代表了那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在那个阶段中，工商阶级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情形发生了改变。这时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要求国家干预。现在一般来讲，我们还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当中行动，有些事情可能完全是行政的，比如关于房价的限价令，还有一些比如调控通货膨胀率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手段很多，利率、货币投放量和银行的准备金率都可以被调控，这些都是国家干预。亚当·斯密时代不是这样的，亚当·斯密时代包括斯密主义和李嘉图主义大体上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就在斯密的口号中得到表现，这个口号是“没有政策是最好的政策”。
李嘉图学说大体来讲，是斯密学说进一步合乎逻辑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当中还包含一些不彻底性、矛盾和混乱，有人说这是因为亚当·斯密的性格太好，脾气好，讲到有些问题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的理论贯彻不下去，他就会换一种说法。比如说地租理论，亚当·斯密有不同的表达；甚至关于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有时觉得贯彻不下去的时候，他会调整自己的说法。李嘉图在这个方面，使得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得到了原则清晰并在逻辑上彻底的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严格地按照一个原则并且试图贯彻到各个领域当中去。
以劳动价值论为例，李嘉图认为在斯密那里还有一些混乱和模糊的地方，他要求以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严格地坚持物体价值的增加和减少是以消耗在这些物体上劳动的增减为依规的原理，他认为斯密没有完全把这个原理贯彻到底。为了使得这个原理能够贯彻到底，他认为价值不仅由直接消耗在商品生产的劳动来决定，而且由消耗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来决定。我们很容易想象，这样的区分使得劳动价值论在非常广大的领域来贯彻了。最后，他认为，价值不是由实际消耗的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必要劳动决定的，对质量不同的劳动的估价是以一切实际目标所需要的充分的准确性在市场上确定的。由于这样的一些补充，李嘉图使得劳动价值论能够首尾一贯地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领域当中得到了贯彻。
总之，李嘉图的原理大体上是继续着斯密，并且使它得到了彻底的、逻辑上首尾一贯的发挥。
最后，我们讲讲古典经济学对自身的疑惑——西斯蒙地。
（五）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是法国人。我们看到古典经济学领域的名家几乎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重商主义的威廉·配第是英国人，重农主义的魁奈是法国人，斯密和李嘉图是英国人，西斯蒙第以及之后的蒲鲁东是法国人。
西斯蒙第的学说被称为经济浪漫主义，他的观点在经济学说史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对自身的疑惑”。西斯蒙第早年是一个斯密主义者，换句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最初完全是从斯密出发的，并且按照斯密的学说来对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他认为原先的观点（指斯密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把这个叫做自己年轻时的过失。
西斯蒙第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研究经济学问题，他当时理论的核心之点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问题，从而也就提出了进一步分析的任务，他的经济学说当中独特的并且具有相当重要性的观点是论证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从而古典经济学否定了自己最主要的结论之一——现代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制发展的可能性，西斯蒙第批判并且攻击这一点。这件事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家（指西斯蒙第以前的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危机或危机的出现，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把危机或可能出现的危机看成是生长性疾病。研究儿科的医生会知道什么是生长性疾病，生长性疾病严格来说不是病，它只是在生长的一定阶段中出现的问题，有的小孩在成长非常快的时候，他们的膝盖和关节会痛，这种痛是没关系的，过一会就没事的，还有的是小孩在生长过程中的肚子痛。按照医生的说法，让小孩休息一会，如果过了半个小时没事了，那就好了，这就是所谓生长性的疾病。
但是，西斯蒙第的观点不是这样。西斯蒙第想要看到并且论证的是这种经济危机是出自现代经济生活的矛盾，因此它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在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中，到处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反面。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西斯蒙第论证了危机的不可避免性，而且这种危机最终是毁灭性的。他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当中还讨论了工业和农业中小生产者的破灭、工人被机器排挤、收入和消费的低落趋势等等。实际上，他提出的是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性。这种观点和以前的诸如斯密和李嘉图或斯密和李嘉图学派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因为斯密和李嘉图学派实际上依循现代经济生活或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制发展的可能性。
（*笔者补充解释一下，事实上，西斯蒙第的观点和以往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非常不一样，西斯蒙第对古典经济学展开了较高程度的批判。古典经济学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认为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经济现象，是一种“无关痛痒”的生长性疾病，这种危机不会从根本上阻碍现代经济或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能够无限制地发展；西斯蒙第反对这种观点，他论证了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毁灭性的，并非是一种生长性疾病，而是一种真正的疾病，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发展，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
总之，笔者认为，以往的古典经济学家们（西斯蒙第以前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不会灭亡，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对现代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定的限制，以缓和现代经济生活的矛盾，迟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危机和不可扭转的最终灭亡的趋势。）
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八）
换句话说，在斯密和李嘉图学派那里，危机或危机的可能性被仅仅理解为生长性疾病，但是，西斯蒙第想要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或现代生产全部反面的问题，而且按照他的看法，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是这种生产所固有的矛盾，因此，这种矛盾的发展最后导致这样的一种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毁灭性的结果。所以，西斯蒙第提出了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性的学说。
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由李嘉图而告终，西斯蒙第补充了这个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不顾一切得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而告终，西斯蒙第则以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怀疑补充了这个结果。马克思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开端是配第和魁奈，这两个人平分了创始者的荣誉，而古典经济学的完成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李嘉图达到了古典经济学最终的结果，但是西斯蒙第以他的怀疑补充了这个结果。
（六）古典经济学总结
这是国民经济学大概的情形。这样的一些发展对于我们后面讨论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讨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理解马克思后来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看到一个德国人，而德国人经济学的领域实际上一开始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刚才我们讲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界限，重商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前史，这个阶段代表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条件——集中货币财产以及建立一个发达的流通和市场。后面的四个发展过程可以被看作古典经济学的正史，在哲学上体现的基本原则，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叫做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重商主义代表一般财富和抽象财富；后面四个发展过程代表财富的主体本质。如果要讲现代经济生活发生的变化，除了之前我们所讲的五个发展过程，还有1882年的边际革命或马歇尔革命。
在重商主义阶段，经济生活的重心或整个经济围绕的核心是流通，而后面的古典经济学的正史部分的整个经济生活的核心主导的原则是生产。古典经济学的正史部分不仅意味着一般财富已经成立，而且意味着财富的主体本质被发现了。所以，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亚当·斯密叫做国民经济学的马丁·路德，意味着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被发现了。例如，在重商主义的时代，一般财富和抽象财富得以成立，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以前，所有的财富都是非常具体的和特殊的，由于有了发达的流通和广泛的市场，财富日益被一般化和抽象化。中世纪贵族的父母留给孩子的财产是非常特殊的、与家族和血统光荣有联系的东西，如一把短剑或一个族徽。到了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父母留给孩子一般财富和抽象财富，如一百万、一千万。什么叫做财富的主体本质被发现呢？财富的主体本质被称为启蒙的国民经济学或开明的国民经济学。所以，恩格斯把亚当·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马丁·路德，马克思也同意这一点。
新教改革发现了信仰的主体本质，原来的信仰在发展过程中完全变成了外部的、教会的东西，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要求把信仰完全收到个人的内心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经济学发现了财富的主体本质，这叫做开明的、启蒙的国民经济学。所以，我们碰到了贵族的、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父母，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的父母固然有一个重要的进步——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特殊的财富，而达到了一般的、抽象的财富，但这一般的、抽象的财富依然是外在的，国民经济学的正史部分才达到了财富的主体本质。
例如，开明的、启蒙的父母有一百万，但他没有把一百万现成地、外在地给与他的儿子，用这一百万让孩子去读书、留学、游历，这时孩子得到了财富的主体本质。我们都知道，给孩子一百万、一千万一定是把孩子害了。我们如果去看美国的大富翁，这个原理他们都知道，他们已经达到了开明的、启蒙的经济学，他们知道什么是财富的主体本质，因此，他们不会给你抽象的、外在的财富，而要给你内在的财富。什么叫做内在的财富？他把外在的财富花掉，包括不给你这种财富。所以，巴菲特的儿子买房的时候要贷款，儿子对父亲说他要分期付款，能否借点钱给他。父亲说不行，自己去还，分期付款。父亲懂得财富的主体本质，而不是外在的、抽象的财富。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的父母把一百万或一千万留给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抽象的、外在的财富，但是开明的国民经济学理解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它把整个经济生活的核心理解为劳动和生产，因此它把握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就像开明的、启蒙的父母一样，他确实有一百万，但他不把外在的、抽象的一百万给孩子，而把财富的主体本质给孩子，给他教育、机会、磨砺甚至各种挑战。然后，一百万花掉了，孩子好像没有财富了，不！孩子有财富了，这财富叫财富主体的本质。
又如，我们小时候看到过一个童话，这个童话说有一对父母生活在树林里，但父母对孩子偏心，这种偏心的主体大体与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主题一样永恒。然后，父母临死的时候，他们喜欢大儿子，不喜欢小儿子，因此，他们把所有的财富如树林的房子都给了大儿子，都不给小儿子。然后，他们看到小儿子的凄凄惨惨的样子，就把斧头给小儿子。大儿子得到了父母留下来的所有财富，而小儿子就得到了一把斧头。结果，大儿子过了一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他来找小儿子，说：“弟弟，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但是，小儿子有了一个更大的房子和花园，他靠自己的劳动和斧头建造了所有这一切。所以，这把斧头叫做财富的主体本质，叫做生产和劳动。
重商主义或货币财富理解了一般财富和抽象财富，但还没理解财富的主体本质，还停留在财富的抽象的、外在的形式中。但是，国民经济学达到了财富的主体本质，特别突出体现这一点的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构成整个分析的核心。
二、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影响
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大体上成为后面讲马克思的《德法年鉴》时期作品的基础。大体来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主要是在1843年。一方面，他们特别地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对于马克思来讲，他特别地转向费尔巴哈；对于恩格斯，他转向地更早一些，恩格斯后来说：“1843年，我们读到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也许恩格斯转变地早一些，但是马克思比较晚，因为在《莱茵报》时期，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作品当中没有任何费尔巴哈的痕迹，大体上还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改变过的形式。
但在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比较突然地、全面地转向费尔巴哈。我们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作品当中，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当中，马克思的整个立场就是费尔巴哈的立场。如果说，像阿尔都塞所讲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总问题的时期，那么最明显的时期就是1843年-1844年。另一方面，恩格斯在《德法年鉴》时期，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工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体上是这部作品是划时代的作品。原先的经济学硕史当中几乎看不到德国人的作品和思想，但恩格斯在1843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个大纲意义非常深远，马克思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走上政治经济学的道路。
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说，恩格斯带着轻武器，大体上是冲锋枪，所以他行动迅速；马克思不是这样，他拉着重炮。所以在这个行动过程当中，恩格斯比马克思快，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皈依费尔巴哈，更早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马克思要晚一拍。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才明确转向费尔巴哈。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才开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这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几乎成为马克思整个思想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于恩格斯思想理论上的定位：第一，费尔巴哈哲学的立场；第二，古典经济学的内容开始积极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