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理解的阅读教学——以《拿来主义》经典价值的挖掘为例赵瑞萍

网络 2022-12-26 08:01

走向理解的阅读教学

——以《拿来主义》经典价值的挖掘为例

赵瑞萍

【摘要】新课程、新教材背景下，注重培养学生思维品质，批判性阅读成为一大方向，但不应走向过度批判，而应通过质疑、批判走向宽容的理解，进而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评价。以《拿来主义》为例，根据杂文的议论性和文学性特点，从议论的内容、说理的方法、使用的例子、写作的意图四方面提出思维生长点，以挖掘文本价值。

【关键词】阅读教学理解《拿来主义》经典价值

《拿来主义》多次被选入语文教材，其经典价值是文本解读和教学的重点。因此，其经典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去挖掘其经典的价值就成为一线教师和相关学者的讨论重点。近来，有学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分析《拿来主义》，认为其违反了“矛盾律”和“同一律”，认为其论题、论证方式和结论不严谨，是“鲁迅行文的瑕疵”“经典文本中的经典错误”。［1］这种“不为尊者讳”的解读值得学生和老师们学习，但其解读是否走向了过度批判呢？所谓的“不严谨”处是否存在作者的精心构思呢？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解读复杂的文本是否会走向偏狭？为此，本文将尝试从这些“不严谨处”出发进行探究。

一般认为杂文是文艺性论文，阅读杂文，需要关注议论性和文学性，其中议论性体现在文章的逻辑脉络，需关注论题、论点、论证和论据，文学性侧重于狭义的文学表现形式，如使用“形象、想象、修辞”等文学艺术手法。据此，将从议论的内容、说理的方法、使用的例子和写作的意图四方面对杂文《拿来主义》的经典价值进行挖掘，以达成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评价。

一、、

议论的内容：是否是中外文化交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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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的内容也称论题，与论点密切相关，要弄清文章的论题和论点，离不开对行文思路的梳理。此外，“拿来主义”是本文的标题，也是文中重要概念，因此，在梳理思路时需注意对“拿来主义”及其相关、相类似概念的辨析。

文章中出现了三个“主义”：“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和“拿来主义”，以及两个与“主义”相关的概念：“拿来”和“送来”。梳理思路后需对概念进行辨析。

文章第1段先提出“闭关主义”概念，即“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接着指出随着国门打开，一切都成了“送去主义”，用反语对其进行了嘲讽；第2段指出要“礼尚往来”，要“拿来”；第3、4段使用归谬法（即先假定“只是送出去”的正确，然后从它推出荒谬的结果是“送来”，从而证明“只是送出去”的错误），论证了“只是送出去”的危害会导致“送来”；第5段提出“拿来主义”的概念,即“‘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第6段指出青年们恐怖洋货，是因为那是“送来”的东西，而非“拿来”的，故在第7段指出“拿来”的要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以上7段是文章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为什么拿来”的问题，后面8、9、10段讨论的是“怎么拿来”的问题。

根据上述思路，三个“主义”的内涵离不开“送去”和“拿来”两重意思，梳理如下：

“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

“送去主义”：“只是送出去”，即一味送去，不拿来。

“拿来主义”：“‘送去’之外，还得‘拿来’”。

可见，作者否定的不是“送去”，而是“只是送出去”；作者提倡的“拿来主义”是既送去（但不要一味送去），也要拿来。这样，“送去”和“拿来”的对象就清晰了：“送去”的是本国文化，“拿来”的是外国文化。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是在送去本国文化之外，也要拿来外国文化。他还在文末强调：“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自成为”，即“自己成为”，即如果只任由国内文艺自由生长，却不拿来外国文化，不向他国学习，那么本国文艺不能自己成为新的文艺，本国的人也不能自己成为新人。鲁迅强调的是向他国学习借鉴的重要性，同时学习借鉴不应盲目，而应“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要改变当前文化发展现状，不应一味自守本国文化并宣传到国外以增强自信和影响力，因为文化自信的精神不在于宣传，而在于创新，要创新就要学习借鉴，就要拿来。

综上，我们可以确定本文的论题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来发展本国文化的问题，而非单纯的“对外交流”问题，故也不存在“前后抵牾”的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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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理的方法：“大宅子”的比喻是否恰当？

说理的方法不同于论证方法，论证注重的是“前提—结论”之间的逻辑性，指向的是杂文的议论性；说理方法则更为宽泛，是阐述道理的方法。由于上文已对《拿来主义》所使用的论证方法和论证思路做了一定讨论，因此，这部分将着重讨论容易造成理解偏差的“大宅子”这一运用比喻的说理方法上。

正如李玉山所言，之所以对论题存在理解偏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使用了“大宅子”的比喻，故而他认为应该将“大宅子”换成“城堡”或“教堂”等，否则就违反了“同一律”［3］。从比喻的内涵来说，比喻是就近取譬，如诸子用山水喻哲理，不仅是古人“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还因为山水是古人常接触的对象。一方面使用比喻的是因为话不能、不需或不便明说，具有含蓄蕴藉之效；另一方面虽然比喻的效果是含蓄，但也不能含蓄到不为读者所理解，因此，除了考虑喻体和道理之间的相似点，还要考虑选用的喻体是否在读者的生活经验范围内。这样再看“大宅子”的比喻，作者不用“城堡”和“教堂”，原因在于本文是写给中国民众看的，“城堡”或“教堂”是在大部分中国民众的生活经验之外的。可见，使用“大宅子”的比喻只是作者读者意识的体现，并不存在转换论题、违反“同一律”的问题。

三、

使用的例子：“有的放矢”之“的”是什么？

举例论证是一种归纳论证，单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除非进行完全归纳，遍举某一情形所有例子，否则使用例子进行论证说服力很弱，因为永远无法穷尽存在的情况，总有反例存在的可能。但写作往往并不只是按形式逻辑的法则进行，写作需要考虑篇幅、写作意图和读者的接受等，因此，面对抽象的问题难以理解时，往往需要通过举例来清晰化；要辨析某一观点的正误，有时也可以通过举例看是否有成立的情境。所以，要论证一个观点一般可以举很多不同的例子，反过来，同一个事实也可以用于表达不同甚至是各异的价值判断。陈嘉映曾说：“事实是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截取而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截取。……同一件事可以提供颇不相同的事实，有时甚至会‘歪曲事实’。世界上每天发生无数多的事情，要论证某个结论，何须编造事实，两个人挑选的事实不同，足以引出完全相反的主张。”［4］

文本中，徐悲鸿、刘海粟和梅兰芳的例子容易引发争议。有观点认为，鲁迅对于刘海粟、梅兰芳等人的评价有些偏颇，可能使学生对这些名人产生误解。对此，我们需特别关注鲁迅原文中两个词：“叫作”和“送”。原文这样表述：

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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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作”和“送”表明鲁迅的批判另有主体：不是梅兰芳、刘海粟等人，也不只是这些人的行为，而是主导或评价这一行为的另一主体。根据当时的写作背景，本文写于1934年6月4日，而在同年的5月28日，《大晚报》中就有对于梅兰芳、刘海粟等人行为的评论，鲁迅在《谁在没落？》一文中引用了《大晚报》的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前往奏艺。”［5］可见，鲁迅的靶子是当时国民政府一味送去的行径和主流媒体宣扬为“发扬国光”的舆论导向。

但是，徐悲鸿、刘海粟二人的欧洲巡展事实如何？“发扬国光”的价值评价是否公允恰当呢？徐悲鸿曾经在《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一文中提到：“吾国在国际间声誉日落，苟无文化宣传，外人观念，日以谬讹，而文化宣传之吸引力，以美术为最宏，与人印象亦较切。”［6］刘海粟也在《刘海粟归国后告教育部书》中提到欧洲巡展的背景：“近年来日本政府乘中国多故，乘机预拨巨款，力事宣扬日本现代艺术，俨然以东方唯一之最高地位自居。至欧人一般亦视中国为过去，对于现代，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也。”［7］鉴于此，刘海粟做了如下计划：“海粟来欧之始，对于此事之设计，分为二步：第一步征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在欧展览，第二步与欧洲各国订约交换展览，以为久长之事业。”［8］可见，刘海粟、徐悲鸿的欧洲巡展确有“发扬国光”的目的，但不止于此，还在于促进平等的文艺交流，从“订约交换展览”中可见一斑。此外，两位美术家在宣传本国古代和近代画作时，也注重吸取他国优秀美术经验，如刘海粟在欧洲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学习西方美术技法，“不但求历史之认识，复欲增实技之素养”［9］，借鉴西方美术经验作画二百三十余帧……

由此可见，《大晚报》中对于刘海粟、徐悲鸿二人欧洲巡展的价值定位更倾向于单向的“发扬国光”，而隐藏了他们促进文艺平等交流的努力，虽未歪曲事实，但作为主流报纸没有报道全部事实，只从事实中截取部分发表价值论断以引导舆论。这样看来，鲁迅在《拿来主义》讨论“送去主义”时使用的不是徐、刘二人欧洲巡展的事实，而是《大晚报》评价二人欧洲巡展为“发扬国光”这一事实，故用了“叫作”，且是加引号的“发扬国光”；用“送”字表明自己针对的对象不是梅兰芳本人及其艺术，而是“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的人及其行为，即强行将中国戏剧与象征主义相联系的牵强附会的行径。

或许有人会说，鲁迅在文章中虽未提到徐悲鸿和刘海粟，但他对“大师”加了引号，可见其对二人的嘲讽。其实，这样的“嘲讽”在鲁迅的杂文中多次出现，例如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不乏对梁实秋行为的批判，这是否意味着鲁迅是针对梁实秋本人呢？鲁迅曾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谈及他的杂文写作：“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10］他是将梁实秋身上“由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所主使的为资本家奔走”的特点当成了“乏走狗”的社会类型。正如钱理群所言：“鲁迅的论战方法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其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一点，即‘乏’的那一面，而有意排斥了这一点所不能包括的某人其他个别性、特殊性的方面（如梁实秋在散文写作和翻译上的成就），这样才能提升出一种社会类型。”［11］据此，我们就可以对《拿来主义》中使用的例子有新的理解：使用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的例子所批判的类型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送去主义”的行径和当时主流媒体对这种行径的美化；同样，使用尼采的例子也并非批判尼采本人（鲁迅一度推崇尼采），而是借此批判当时国民党政府自诩在文艺上高人一等、妄自尊大的盲目的不实的认知。

四、

写作的意图：如何进行知人论世？

鲁迅的杂文是关注当下的檄文，其写作意图往往蕴含在杂文当中，如通过上文思路梳理了解其写作意图在于提倡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促进本国文化创新发展。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知人论世”的方法对其进行印证和深入理解。

如前文所述，鲁迅的杂文是通过“这一个”来看“这一类”，鲁迅构思的起点基本都是个别的、具体的现象，但他能借助当下发生的个别的现象由点及面、由现象升到本质针砭时代的痼疾。《拿来主义》的产生既源于《大晚报》的不实报道，也来自鲁迅面对三十年代“流行的西化、闭关、复古等绝对的主张”［12］的思考，当下个别的、具体的现象只是激发他提笔的契机。这种着眼于当下具体现象并对其本质的开掘正彰显了鲁迅的“杂文自觉”追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谈到“杂文”的编排和“知人论世”，认为杂文“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体不可的”［13］。因此，研究鲁迅作品时进行知人论世，不仅要关注具体而微的写作背景，还要关注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要理解鲁迅的杂文，不仅要关注“具体意义”［14］，还要关注其“抽象意义”［15］，即文中的“社会类型”所反映的时代问题和其跨越时空的经典价值。

综上，通过对文章的内容、说理的方法、使用的例子和写作的意图等的质疑、批判和探究，挖掘文章经典价值，达成对文章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又对文章的写作手法等进行了评价。这样，或许我们可以更好地走近经典，更好地认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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