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爱看郑振铎先生的书，严肃的学术著作能写得这么妙趣横生，闲闲读取，不但汲取养分，还能带来精神的愉悦和灵感的启迪。《中国文学研究•戏曲篇》中，他谈到的一个有趣母题，就是以“书生、商人和妓女的三角关系”为内容的杂剧，如关汉卿《救风尘》。他认为元代士子社会地位的堕落，商业的繁盛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催生了这类戏剧的激增。梳理起来基本情节是“书生与妓女相爱，商人仗着金钱强夺妓女，士子最终夺回妓女”。盖现实生活中的，大抵是商人抢走了妓女，士子忍气吞声，只好把这种不满搬上舞台来舒愤懑了。
其实商人和士子的地位是此消彼长的，武汉臣《玉壶春》第三折《三煞》，就在表现“士”对“商”十足的优越感：
你虽有万贯财，争如俺七步才？两件儿那一件声名大？你那财常踏着那虎口去红尘中走，我这才但跳过龙门向金殿上排。你休要嘴儿尖，舌儿快。这虔婆怕不口甜如蜜钵，他可敢心苦似黄檗。
士农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历代统治者即使在经济上倚重商业和商人，政治上却始终要拿出“重农抑商”的严厉姿态的。因商人富埒王侯，就会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直到宋朝，仍严别“士”“商”界限，“工商异类”不得混入仕途。且商人长年在外，行踪无定，生活动荡不宁，一如曲中说的是“踏着虎口去红尘中走”，更兼夫妻离散，音讯渺茫，白居易《琵琶行》才会把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视作悲剧，来和“五陵年少争缠头”的年少轻狂岁月作参照。唐代《罗贡曲》等很多诗作都是代商妇抒发哀怨的。
可不管当政者再怎么压制，商品经济一旦小规模发展起来，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必然的。晁错《论积贮疏》就无奈地指出这现实：“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只是经济地位提升了，政治地位仍然十分低下，一个低级官吏让富商“破家”并不太难。于是商人若非努力让家族挤进“士”的阶层，就要以贿赂寻求“官”的庇护，迄今不绝。
所以一贫如洗的“寒士”想要压过“富商”，就得成为“高官”，才能以“权力”来获得对“金钱”的胜利，即武汉臣曲中所谓“跳过龙门向金殿上排”是也。不幸真能跳过龙门的少，点额而归的多。特别是元代，多年不设科举，又仕进多途，蒙古色目力压“南人”，更导致这条道路完全断绝。“士”的地位一落千丈，对“商”的竞争力归零，求仙人侠客援手自不可能，“佳人已属沙陀利，义士更无古押衙”矣，自然只能在杂剧里宣泄对“商”的种种鄙夷了。
说来说去，书生的幻想，并不是真想以“才”同商人的“财”去竞争，而是要以“才”而换“权”斗败“钱”，在我看来还真没啥值得同情的地方。此类作品中书生形象大抵混沌，而夹在“才”与“财”之间的妓女就要生动勇敢得多——《救风尘》里安秀才殊无足观，赵盼儿才是整部剧的精华。
“书生、商人、妓女三角恋”的母题到明清依然延绵不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书生胜出，商人自讨无趣。蒲松龄《聊斋志异•细侯》一篇更残酷，细侯与满生相爱，满生无力为她赎身，迟滞不归，商贾某骗细侯满生已死，谋娶归家，经年生子。满生归来，传递消息，细侯得知被骗，愤然“乘贾他出，杀抱中儿，携所有以归满”。期望妓女弃商人“衣服簪环，供给丰侈”，取书生“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的生活，或以娼妓为“风尘中的巨眼”，能识己于落魄之际，自是满足了穷书生的意淫。不过在一些供市民消遣的话本小说里，情况反了过来。比如《醒世恒言》里《卖油郎独占花魁》，王美娘醒悟到“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而选择了忠厚老实的小生意人秦重。《喻世明言》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已改嫁吴县令为妾的三巧儿，最终还是愿意回到商人前夫身边。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提高，成为这类通俗文学的消费主体，观念的改变也就随之发生。
有意思的是，早期西方小说戏剧中，“书生、商人、妓女（交际花）”的三角纠葛很少见，没落贵族和暴发户冲突比较多。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女店主》，女店主米兰多琳娜周旋在慕名前来追求她的人中间，破落户弗尔利波波利侯爵、花钱买爵位的阿尔巴菲奥里达伯爵和一位骑士（也算书生）落败，女主角最终选择了自己仆人范布里齐奥。它和《卖油郎独占花魁》相似，亦是市民阶级兴起的反映。多数作品中，知识阶层和妓女似乎分属两个不同位面，不怎么发生交集。莫里哀《吝啬鬼》有书生没妓女，大仲马《茶花女》有妓女无书生，库普林的《亚玛街》里倒是书生和妓女都有了，但那些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书记官之类底层人物。知识分子和妓女产生爱情就更罕有。《十日谈》第七日的故事七，巴黎归来的学者林尼厄里爱上了佛罗伦萨交际花寡妇反被戏弄，于是学者设计将她赤身裸体骗上塔顶，恣意报复。“愚蠢可怜的女人，竟然不知好歹，跟学者斗起智来！”知识阶层的优越感暴露无遗。这个故事以爱情始，却以知识分子替天行道告终，最后的惩罚可谓铁石心肠，和整部《十日谈》的和蔼情调绝不相宜，这表明薄伽丘自个儿也认为理当如此。
究其原因，西欧封建时代，知识都为神学所垄断。中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正宗学者凤毛麟角，一般人能接触的大抵只有两类，即僧侣和骑士。知识分子既能“通神”，自然相当矜贵，不屑于与妓女有纠葛，更不屑于拿商人作情敌了。中国古代知识普及率相对高，书生就不太值钱，饶是偏远小县，总也有三五个秀才三五十个童生，除了少数上升为官员士绅，多数还是沉沦底层。元代知识分子更是大甩卖，地位和倡优相去无几。书生和妓女频繁交接自不足怪，再不行，还有花妖狐鬼可供意淫呢。即如高官名士，跟名妓酬唱也属风流韵事。
还有一点，中国高等娼妓，实为彼时女性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既富于知识和情趣，能欣赏书生的才调，复有社交的自由，书生自然趋之若鹜。而在西方，最有学问最懂艺术的女人都是贵妇。贵妇以招附一堆诗人和艺术家、充当他们保护人为荣。于是中国书生下接青楼欢场，西方“书生”上攀贵妇沙龙，各自形成了有趣的文学生态圈。（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