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章义和
文化是族群的血脉和精魂，既是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又是提升国家质量的关键要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智慧营造，是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的源泉和用之不竭的宝库。文化是在积累中形成的，也是在积累中发展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文化累进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活力，是由于很好地把握了两个基本面：一是承继传统，高度重视文化事业，视文化承继为增强族群自信自强的命脉所寄；二是吸纳创新，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在多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这两个基本面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时代由承继传统与吸纳创新所形成的新文化，在下一时代便已成为文化的传统，一波一波地扬弃，一代一代地淬火，逐浪发展，代代更新，如此中华文化方能臻于宏阔深邃如浩瀚海洋。当前，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再次面对继承和创新两大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进行文化创新，这两个问题既关乎文化的兴亡继绝，也牵连着民族的生死荣枯。自1840年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国家危难，民族孱弱，传统文化的主体性遭到销蚀和毁坏。在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知识信仰体系以及伦理价值观念的冲击之下，中国重建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探索步履维艰，文化传统的延续难以为继。而从本质上看，这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即包含融汇西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问题。
西学东渐与困境中的求索
在中国，民众普遍感受到西学压力已有百多年，实际上西学东渐的历史已有五六百年了。16世纪下半叶，以意大利和法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快速发展，诞生了近代的西学。这个西学沿着陆路、海陆向东发展，逐渐播及中国。对于这一文化新景象，当时之人的意见就非常对立，徐光启认为西学传入是件“于国有利”的大好事，理当“虚心扬榷，拱受其成”，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而更多的人持相反态度，反对引进西方的一切科学技术文化。清朝初年，甚至还发生过将支持引进西学的人处死的事件。直到康熙皇帝继位，中西文化的交流大体步向正常。由此可见，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或者说东西文化便开始在中国上层社会产生激烈的争论。
历史时空中的文化固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复杂综合，其中的结构与层次却可以简单地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依照文化学的一般看法，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产品、劳动创造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往往是文化的表层结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制度、组织、人际关系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原则、规范等乃是文化的中层结构；更深层的文化结构则是人们在历史实践中长期积淀而成的价值体系、人伦观念、思维模式、致知途径、审美情趣等。表层文化容易改革，中层文化的变革就已不那么容易了，至于深层文化的革新更是难乎其难。笼统说来，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个阶段，人们争论的还只是一些表层文化中的科技应用问题。徐光启等早期启蒙学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思想水平，并在具体科学研究上有着卓有成效的贡献，但他们的争论并没有引起文化中层结构的变更。17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还没有全面落后，但到了18世纪，西方开启工业革命，发展突飞猛进，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破关入侵。从鸦片战争直到清朝末年，为了救亡图存我们被迫且被动地向西方学习，虽仍有顽固派抵制西学，但社会总体上逐渐正眼地看待西学，并主张应认真吸纳融汇。
有学者发现当时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管是赞成吸取西学还是主张抵制西学的，皆认为所有西学乃我中华古已有之，可以找出若干依据。其中缘故，除了虚骄自大的文化优越感作祟之外，主要问题还是从表层结构看待西方文化。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上层长期陷于“中体西用”的思维泥沼之中。
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看作“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的对立，所谓的“静”含有停滞不前、毫无活力的意涵，而所谓的“动”则是勇猛活泼、生机盎然。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当时一些学术领袖、思想旗手的所言所行，即便放到今天也会令人瞠目结舌，容易陷入“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也有不少学者为了守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强调必须以“保旧”为重。这一态度自然是喜旧厌新。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有其体和用，将体用关系与中西文化如此对应，视西方文化的价值为“用”的工具层面，便使得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被狭窄化，缺乏吸取先进文化的开放性，容易走向全盘复古的原教旨主义。后来的学者将上述两种极端观点归纳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我们看到的是，不管这两派意见如何分歧，但双方都是以中西文化的差异为立论的前提，强调中西文化完全不同，是两个类型。就认识途径来说，他们的确比晚清思想界深入了一步，抓住了文化的中层结构乃至某些深层结构里的一些要素来进行对比，只是对比时所用的价值尺度各不相同，因而对中西文化的评判各执一词。
“五四”之后，中西文化论争又轰轰烈烈进行了好几次，对中西文化又有不少新的认识，产生了不少新观点，如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以及前些年流行的“文明型国家论”等，但总体上看，整个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是东西文化论争的典型现象。简单地说，这两派观点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也就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最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同样遇到过传统文化是否具有现代价值的问题。现代化曙光开启之时，启蒙者的任务便是打破对传统的执念，传统性成了每个旧秩序批评者无所不在的敌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思想家开始走出早先现代化理论中将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意识到理想的文明形态应当是现代与传统的互补与融汇，认识到传统文化并不是沉重的历史累赘，更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而是推进现代文明发展、克服现代社会弊端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实际上，任何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不是凝固的静态存在，而是活动的机体。因此，传统文化需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在时代的潮流中创新发展，如此才能充满活力，绵延不绝，否则就会为时代和社会所淘汰，出现中断或消亡。
历史证明，无论多么丰厚的民族文化，是否能传承下来、发挥泽被后世的作用，皆取决于它能否创新、发展以应对现实的种种问题。文化保守主义把保旧和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捆绑在一起乃是一种执拗或偏狭，历史发展的实相是，只有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才能真正守得住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两创”理论体现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自觉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是精神命脉。习近平同志多次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价值，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重点要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两创”理论是对400年来有关东西文化论争的总结和提升，是对中国近代以至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对峙现象的破解，不仅廓清了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迷雾，阐明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确立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还破除了把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变革创新传统文化相对立的壁垒，阐明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重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发展的一致性。“两创”理论体现了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自觉，这种自觉是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方位中予以思考，并表达这样的一个文化自信，即包含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为人类走向美好明天作出一些世界性的贡献。
“两创”理论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并依循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这是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开关，也是新形势下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变”关系的科学指南。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里所说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反映着“两创”理论的价值取向，又显示着“两创”理论是文化主体性、包容性和前瞻性三者的有机统一：“不忘本来”讲的是主体性，“吸收外来”讲的是包容性，“面向未来”讲的是前瞻性。
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首先要求我们坚持“两创”理论，以更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在创造创新中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自信，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增强民族凝聚力、认同感、自豪感，续写中华文明新辉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同样要求我们全力做好红色革命文化的赓续弘扬。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中构建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优良传统和品格风范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同志曾将红色文化视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并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这种精神上的主动，才焕发起民族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还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吸纳借鉴。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开放越是强大，越是强大越要开放。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有善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
落实到工作层面，“两创”理论就涉及“守”和“变”的问题，也就是继承和创新的问题。
所谓“守”，就是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尊重文化发展规律，辩证取舍历史资源，守住中华文化本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只有扬弃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充分挖掘，价值才能充分显现，生命力才会充分激发。所谓“变”，就是转化创新，就是着眼服务当代、面向未来，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开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充分弘扬。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都要突出实践标准，主要看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和需求，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内容丰富，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地继承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古就有梳理、总结和研究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当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要做好的工作便是传统文化的整理和梳理，摸清我们的文化家底，校正和深化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在此基础上，抓好四个方面的融入工作，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一是融入国民教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各领域，发挥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场所作用，为人们传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便利条件。二是融入道德建设。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资源，对其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阐发运用，使之成为涵养主流价值、涵育美德善行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增强民众的家国情怀。三是融入文化创造。珍视先人创造的宝贵遗产，加强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扶持，积极发展民族民间文化，重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四是融入生产生活。强化养成观念，注重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融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与法律法规、节日庆典、礼仪规范、民风民俗相衔接，与文艺体育、旅游休闲、饮食医药、服装服饰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内涵更好地融入生活场景。弘扬中国传统建筑美学，鼓励建筑设计继承创新，重现中国建筑之美，延续城市文脉，建设美丽乡村。这四个方面的结合融入工作，前几年已为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所推动，效果日现，我们应当坚持下去，进一步做好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