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新的红包方式，其在微信群中的流行既是对中国传统习俗文化的延续与弘扬，又与现代找寻娱乐精神的大众文化相契合，同时又与当前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微信红包的符号运用不仅才能展现社会分层，还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社会支持以及调和群体内部矛盾的作用，本文基于对一个“70后”老同学微信群的考察，就此进行了研讨。
关键词：微信群；红包；传统习俗；大众文化；社会结构
传统意义上的红包是春节的时侯父母给与长辈的压岁钱，表达对未成年长辈的关怀和问候。在一些地方，红包也是成年晚辈对年老父母抒发孝心的方法，是一种地方礼仪文化，遵循人际相处的规则。红包的数额受地方风俗的影响，也依照红包给予者经济能力以及与接受者关系的尊卑远近而定。红包作为礼物，与其它礼物一样具有情感、伦理和工具的功能。[1]207
在陌陌时代形成一种新的红包方式，即陌陌红包。微信红包自2014年1月26日上线之后，迅速流行开来。根据企鹅智酷2016年3月发布的《“微信”影响力报告》中的数据，近七成用户每月支付/转账额度超过100元，微信红包是微信支付中渗透率最高的功能，有84.7%的用户用过红包。[2]春节期间及特定节假日更成为收发红包的高峰期。
关于陌陌红包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新闻与传媒、法律领域，有关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微乎其微。对于陌陌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目前有限的文献呈现出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觉得，微信红包缺少礼物流动、情感价值和信用制度的约束，违背了中国传统的道义精神，也消解了红包作为礼物的符号价值和相处意义。[3]另一种观点则指出陌陌红包的社交意义，认为陌陌红包的流行，代表了随网路盛行而复兴的“礼物经济”，微信红包兼有互惠互利和馈赠分享的意味。[4]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作者的经验主观色调浓郁，缺乏具体情景和资料支撑。微信红包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其影响与意义不能一概而论。除了部份店家发给用户的公共营销行为，微信红包主要在微信群中流动，而微信群具有多元性，有基于亲缘的亲属群，基于地缘的老乡群，基于业缘的朋友群、同门群、同事群、同行群、合作伙伴群，基于趣缘的各类兴趣群，以及基于某特定目标而构建的各类临时群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微信群，由于其主要连结纽带不同而构成了不同的相处情景，考察陌陌红包的意义不能脱离这种不同类型的关系群体及情景，要把陌陌红包现象放在具体的情景中去研究。鉴于此，本文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聚焦一个中学老同学群中的红包现象，考察群成员使用红包的具体情景、行为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这个老同学群是一个以“70后”为主体的群体，本文称之为M群，以下是M群的基本情况。
M群是山东省招远市某中学工科班的微信群，2016年春节期间建群，截止2017年6月，共有62位成员，其中女性29人、女性33人。除去两位老师，其他成员都是70年代生人。群成员部份在线下的现实中有一定的相处，这种相处一部分基于朋友情分，另外一定程度上也基于地域性——大部分的朋友分布在胶东半岛，在工作或生活中易形成交集。据统计，在62位的群成员中，烟台所辖范围内有45名成员，其中烟台市区有9名，下辖的招远市有35名、蓬莱市有1名；分布在山东省其它城市的有9名成员，其中上海有6名，威海、莱芜和德州各1名；分布在省外的成员只有8位，其中两位属于招远市属单位常年外派，一位在大连，一位在伊宁，他们的家属则在招远市，另外6位分别在河北、杭州、广州、佛山、上海和广州移居，但她们的母亲辈还在肥城居住和生活。从微信群成员的职业来看，有近十分之一的成员属于私营企业主和企业高收入者，三分之一以上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主要在中学、律所、公检法系统、政府部门工作，其他近一半的成员属于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商业服务职工及赋闲在家人员。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6年6月下旬至2017年6月下旬M群里的聊天记录，所有记录都储存在笔者的手机储存卡里，以便捷查找和导入。从保护群的隐私性考虑，对从群名到个体成员均进行了匿名处理。
一、传统习俗的延续与弘扬
微信红包在M群中流行的一个重要诱因是延续了中国传统习俗文化，发挥着传统红包的情感和伦理功能，这尤其彰显在节假日的祝福与问候以及喜事分享和欢庆两方面。
一是节假日的祝福与问候。微信红包在新年等中国传统节庆和一些新兴的节庆里出现的频度更多一些。在节日、元宵节、中秋节这种传统节庆里，诸如“过年好，给家人拜年啦”“中秋节快乐”此类的红包不断，这种情景下的红包延续了群成员在传统节庆里向亲友抒发喜庆、团圆和问候的文化意义。根据观察，发红包的高潮是大年三十晚上及初三夜晚，在传统面对面拜年的高一至高三，群里红包数目并不多，大家忙着线下的走亲戚，可见群里的问候与娱乐并未挤压传统形式的拜年活动，微信红包在朋友群中只是传统形式之余的一种有效扩充，且主要维持在线上空间。
除了传统节庆，伴随着一些新兴的例如妇女节、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这种特定身分群体节庆的流行，红包的祝福与问候用场也扩充到这种节庆，彰显了这个群体成员的社会性别身分、家庭身分及职业身分。作为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对生命历程和身分角色的感受已比较深刻，因此在妇女节、父亲节、母亲节中成员通过发红包抒发对场域和自我身分角色的理解和问候，同时也借春节的机会露个面儿，与朋友们联络一下爱情。
例如，在2017年的“三八”妇女节有7位女孩发了“女朋友们节日快乐”“女神专属，节日快乐”“发红包的女士抢吧”等11个红包。在父亲节，有7位女孩发了“父亲节快乐”“父爱如山，节日快乐”等9个红包，也有4位女孩发了“祝愿父母们幸福安康”“当爹的节日快乐哈”等4个红包。因为群里有两位当初的老师，以班主任为职业的成员数量在群中也占到五分之一强，因而在2016年教师节，群里非班主任成员发了总计17个以“教师节快乐”为名的红包，表达对班主任成员的谢谢和问候，此外还有引起的娱乐红包11个。微信红包在这种节庆里起到了自我抒发、群体抒发和沟通爱情的作用。
二是喜事分享与庆贺。喜事分享与庆贺是红包出现的另一重要情景。有些成员工作、生活中的喜事会在群中分享，发红包是相伴随的一种抒发欢庆的形式。例如，2016年9月12日，群成员M9生了头胎，甚是高兴，在群里发布“喜获千金一枚”的消息，群里忽然恭喜声一片，有9位女孩2位女孩发送了庆贺红包，M9自己也发了一个“同喜同喜”红包。
线下部份朋友的聚首也是值得欢庆的事情，聚会者不仅自己高兴，也会让群里其他成员分享一下聚首的快乐。通常的模式是参与聚会者在微信群里发布现场相片，并必不可少地发送红包，参与聚会者及群里围观成员参与抢发红包和评论。由于群成员平常各自繁忙，相聚一场并不容易，无论三五人的小聚还是十一周末三十余人的大聚无不采取此类模式。
例如2017年正月十二日晚上，外派至大连工作的M1回到莱阳，兄弟们便组织了一场派对。聚会人物有他的3位结拜兄弟M5、M9、M11，还有在招远市某小学任教的两位女孩。最初是M1以“我回去了”为题发一个50元的红包拉开了帷幕，在此过程中他的三位结拜兄弟都发了红包，两位任教的男人只参与了抢红包，没有发红包。这次的红包数额比较大，分别是66.66元、66元、66元，这个数额跟六月有关，也跟上场人物有关，M1在工作单位主管财务，意气风发，正月难得回到家，又跟兄弟们派对，自然高兴，所以出手就是50元。而平常极少在群里说话的M9身为某局副局长以“同学们万事顺心”为名，取数字“66.66”的译音抒发美好祝愿，其他两位兄弟M5和M11便也跟随分别发了金额为66元的红包。除了派对参与者，群里围观者有3位女孩、7位女孩，其中M7曾是M1的老同桌，发了一个题为“欢迎M1回去”的30元红包，围观女孩F5和F3与M1私交不错，分别发了一个题为“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的8元红包和一个题为“快下手吧”的6元红包。
在喜事分享与庆贺的情形下，从是否发红包以及发送的数额可以看出参与者与当事人关系的尊卑远近，体现了人情的原则。由此，不管是节假日的祝福与问候，还是喜事分享与庆贺，都是对中国传统习俗文化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节假日中线下红包在亲缘关系中的流向是父母给后辈或则成年晚辈给父母，在业缘关系中是老总给下属职工派送，体现了某种阶序性，微信群红包则打破了这些阶序，每个成员都可以自主地参与其中，这与找寻娱乐精神的大众文化相关联。
二、大众文化下的娱乐实践
除了对传统习俗的延续与弘扬，微信红包的流行也与当前追求娱乐性的大众文化相契合。大众文化在我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提升而盛行的一种文化现象，[5]是一种指出消费的、世俗的、娱乐的、技术的和潮流的文化。[6]娱乐性是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在好多情况下陌陌红包都具有闲暇娱乐的意义。
微信群里的红包方式一般是“拼手气群红包”，也即设定有限的红包数，但每位红包的数额随机分配，因此你们拼的是速率与手气，每人会依据手机网速的快慢抢到或没有抢到红包，以及抢到数额不等的红包。抢过以后各类表情符、小动漫和句子所抒发的夸张心情让人忍俊不忍：有表示谢谢的，如“谢谢老总”“老板很乖，一定能生头胎”；有表示赞扬的，如“有土豪的气味”“这个发红包的好惨”；有“显摆”的，如“哇，我发财啦”“终于弄个最佳”；有“吐槽”贫富不均的，如“能不能退回去重领”“某某手气真棒！”；有责怪没抢到的，如“转个身，红包没了”“关键时刻没讯号了”；有自我开导的，如“一分也是爱”“终于心理平衡了，看到0.01”；有要求重发的，如“报告！我没抢到，要求重发”“来吧，我早已打算好安全帽啦”，等等。
娱乐的一种常见方法是红包接龙游戏，参与者一般遵守最佳者发的规则，即抢到数额最大红包者要接着发红包，以使游戏进行下去。这个规则是得到你们认可的，至于领取的具体数额则没有哪些统一标准，即使是小数额也没有关系，但一般都不大，很少超过10元。参与者在拼速率和手气的过程中，有惊喜，有讥讽，并穿插着闲聊，极大地活跃了群里的氛围，达到了游戏和娱乐的疗效。红包接龙游戏在新年期间玩得多一些，参与人数相对也多，因为新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为抢红包提供了行为正当性的道德许可和群体狂欢共识。[7]例如2017年正月初四下午的红包接龙游戏中，在75分钟的时间里，该群有20人陆续参与，共发送了50个红包。上文已提及，大年初一至高中的时间里，除了发送问候红包，红包接龙并不狂热，可见你们都在疏于线下的走亲访友，F5更向笔者坦承她在家里招待了群里的两拨朋友，从侧面说明了线上互动有助于扩充至线下的人际相处。
“最佳者发”的游戏规则彰显了一种“分享”的价值观，群成员大都自觉遵循这一规则，即便在非红包接龙游戏中，抢到最佳红包者一般也会接着抛出一个红包。如若时常有最佳者没有接着发，通常也没有人计较，但若是有人表现过于，经常不遵循规则发微信红包对方没显示，则会有直率的人下来强调。F1兼职微商，平时常常怂恿他人发红包，自己却甚少发，F3很看不过去，多次在群里对她进行明讥暗讽，对F1引起了一定的压力。
娱乐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恶搞”红包，也即发一分钱的红包，勾引“上钩”者，发送者得逞后偷笑，上当受骗者则“责骂”，甚至赐给“锤子”“拳打脚踢”等表情符和小动漫，一阵“嬉笑怒骂”带给你们的是轻松与欢愉。
现代社会是消费主义的社会，尽管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各类欲望的下降、社会竞争的激化，加之人们在每位生命阶段不得不面对的各类压力，大多数人活得并不轻松，随时随地地娱乐一下是对自己的一种调剂，而基于朋友情的微信群则提供了参与娱乐的空间。实际上不仅红包这一娱乐途径，搞笑的小视频和段子是群里最常见的转发内容，可见你们对娱乐性的青睐。
三、社会结构的诠释与社会整合
体现传统习俗文化与现代大众娱乐文化的陌陌红包，还必须放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之出来剖析能够理解得更全面，因为红包作为一种符号可以区隔阶级，彰显身分、地位和人品。此外，微信红包还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社会支持和调处内部矛盾的作用，达到社会整合的疗效。
一是社会分层。发红包的频度，更重要的是红包的数额可以体现发送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确立发送者在社群结构中的位置。同学结业20多年，现状怎么你们并不是十分清楚，因此通过所发红包的频度和数额的比较，发红包频度高、数额大的成员实际上可以获得他人的赞誉和认可，重建在朋友群中的社会身分和等级，满足自我实现和群体身分认同的需求。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通过数额大的红包来‘炫耀性消费’，体现了给予者居高临下的自我汇演和对‘声望’的渴望”。[3]
红包的数额能够彰显朋友们所处地域的层级性，而地域的层级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表征。整体来说招远市内成员所发红包数额高于区级市和省外大城市成员。除去特殊时期（如国庆），招远朋友发的红包一般不超过10元，5、6、8、10元最常见；招远市外朋友发的红包数额通常在10元以上，10、15、16、18、20元比较常见，超过20元的便是固定的几位公司高收入者和企业主。
国家公务人员、事业编制人员极少通过红包金额展现社会地位，因为在社会分层中，这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显性的，而这些企业、公司中的职工、私营企业主等在社会分层中不是这么显性的成员，则会通过红包数额来诠释经济上的成功，以期在社会比较中获得较高的地位与认可，尤其是这些当初在班级里默默无闻的成员如今觉得过得不错，或者当初在班级里存在竞争关系（如学习上的竞争、追求异性上的竞争）的成员，依然想要在红包的数额上不输于对方。
发红包不仅还能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还能够显示不同成员的人品：有的成员只发不抢；有的成员抢到了以后会再添加一点儿数额发红包反馈给朋友们，自己反倒不占朋友们的实惠，反而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有的成员会把抢到的全部再发出去，自己不占他人的实惠发微信红包对方没显示，但也不想吃亏；有的在抢到的数额中掏出一部分来反馈给朋友，自己攫取一部分；还有一些成员把抢红包当成获取意外之财的途径，抢到了便是自己的，一毛不拔。因此，发红包的频度和数额比较高的成员会被贴上“土豪”或者“大方”的标签，只抢不发或则极少发的成员，会被贴上人品有问题或则“不好”的标签。
因此，红包作为一种符号，鉴于它的受欢迎性以及所能指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品，那些寻求自我诠释和群体认同的成员便会有意识地去使用红包。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包对于一些参与者会产生某种负担，因为虽然数额没有明晰的标准，但发的数额大的成员对于发的数额少的成员无形中会产生一种压力，于是有些人便被绑架，被迫发一定数额的红包。
二是社会整合。社会整合的表现之一是社会动员与社会支持，常发生在求投票、募捐、调和紧张氛围的情景下。
（1）求投票。求投票的发起者一般采取的模式是先发一个投票链接，再发一个红包，刺激一下你们的参与热情。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再度发红包，一方面对之前表示支持的成员抒发敬意，另一方面可以使投票继续下去。如从事营销的M6为了让你们给“黑尚莓中国红（酒）”投票，从2016年7月4日至13日连续10天，每天都发一个红包和链接，最终获得89个投票。群里出现的其他求投票还有“最美乡村医生”“山东省最美班主任”“广场舞”“烟台苹果十大品牌”“亚洲杯拼字比赛（巧口法语）”等等。那些抢了红包的成员大都会去投上一票以表示支持，并且截图为证，根本不会去看一下投票对象究竟怎么样，值不值得投票，投票只对发红包的人和抢到的红包负责，因此从这个层面上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五花八门的投票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2）募捐。募捐是另一种以红包抒发社会动员与支持的情形，以下是2016年12月10日下午14点11分群主F10发的信息：
@所有人 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朋友F2妈妈得病住院治疗，花费巨大，想在群里跟大家伙讲一下，一起帮她度过难关！多少不限！关键是朋友情义！
大家可以陌陌汇款给我，也可以交行汇款，账号******。我统一转交F2！也可以自己陌陌转给F2！
统一收款时间截至到12月16号！也欢迎你们跟F2私信联系，不限时间哦。
由于周末你们疏于家庭生活，群里在线人员不多，为聚人气，募捐活动联合发起者F5和M1一边在群里闲聊，一边使用红包召唤术。F5先发一个红包，然后M1又发一个名为“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红包。M9表示不会汇款，在群里连发了3个200元的红包，名为“麻烦转F2”，M11也发了一个“请转F2！略表心意”的200元红包，F10接收后表示谢谢，其他有几位朋友私下发红包给F10，在群里通知F10收红包，也有朋友在群里告诉F10私下直接转给F2了。晚上M7发了“F2妈妈祈愿红包”让你们领，F1表示错过了，M7接着又发“浓浓的朋友情”红包。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有人筹款，F10也相继在群里告知收到了款。12月16日晚上7点30分，F10在群里@所有人，通告本次你们齐助F2共收到各种货款25000元整，并感恩M温暖大家庭，F2亮相对朋友们表示谢谢，M1发“M一家亲”红包，引出几位朋友闲聊，此事告一段落。
在此风波中，微信红包充当了捐赠的动员工具和汇款工具，动员的作用从红包的名子可以看出，不管是“风雨同舟，共渡难关”，还是“浓浓的朋友情”，唤起的是同窗情义以及M群“有难同当”的共同体意识。而陌陌发送和接收红包的便捷性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工行汇款功能，除了少数朋友募款数额超过1000元，大部分朋友都是发个红包便完成了筹款。在捐赠的情景下，微信红包起到了社会动员和社会支持的功能，既是经济上的支持，又是情感上的动员和支持。
（3）缓和紧张氛围。平息争端、缓和紧张氛围是红包发挥整合功能的另一种表现。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会有冲突，当某位有公心的成员觉得氛围不对了便会发个红包转移一下话题，缓和一下紧张氛围。2016年12月31日，F1和F3发生争执，有几位男成员听到后分别发红包调和，在你们抢红包的过程上将冲突风波掩过。当事人也可以用红包抒发愤慨，比如当觉得说的话有点儿过份了，便可以发个红包求谅解。例如2016年8月18日，M1和M5两人一唱一合地把兼职微商的F1挖苦了一通后，M1意识到不妥后发了一个红包，M5也发了一个题为“向F1老师诚恳道歉”的红包，F1抢了红包以笑脸符和谢谢回应，其他抢到红包的人下来闲聊，此风波便算翻过。
四、结论
从M群来看，微信红包之所以流行在于它承载着一些重要的功能，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首先，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新的红包方式延续了传统红包的价值，依然具有礼物流动的性质，具有节假日以及人生重要时刻的仪式感，发挥着朋友间、师生间的祝福和问候、喜事分享与庆贺等情感和伦理抒发等功能。同时，微信红包突破了线下红包在节假日里局限于代际间、雇主与职工间的横向流动范围，拓展至平辈间的纵向流动。
其次，微信群红包在平辈间的流动赋于红包新的功能，即娱乐功能。但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微信红包减缓‘娱乐至死’的膨胀、挤压现实人际传播空间”，[8]在老同学这些熟人圈子里，娱乐与游戏都有规则可循，微信红包仍然遵守美国社会学家莫斯在《礼物》中所提出的“互惠”原则，也即中国人际相处提倡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如若有不遵循者则会遭到群体压力。同时，线上的娱乐是线下相处的有效补充，并没有圈占线下的相处，相反因为线上的情感联络和互动，反而会促使线下的人际相处。
再次，微信红包作为一种礼物经济，既有展现群体分化的功能又有群体整合的功能。一方面，微信红包领取的数额和频度不仅还能以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分层，还能够进行人品分层。另一方面，微信红包在群体内部还经常起到社会动员、群体援助以及化解群体内部冲突的作用，体现了老同学群在事实上是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的。
最后，M群作为一个微信群有其典型性，其典型性在于它是一个以同窗情为主要纽带的中年人群体，从社交意义上来讲更多的是线下社会关系的延展和发展，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地理分布上的相近性，历史记忆上对青葱青涩时光的共享性，人口学上人到中年职业的稳定性，行为形式上的偏理智，社会分层上的多层性，文化上的同根性，以及线上线下活动的交互性。基于这些典型性，本研究得出的关于陌陌红包的推论具有拓展个案的意义，但同时可拓展的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每个人都身置各类类型的基于线下关系的微信群中，单是朋友群就有中学同学群、初中朋友群、高中同学群、大学同学群以及研究生朋友群，其他还有各类基于其他关系的微信群。鉴于现实群体关系的复杂性，微信群也是多样化的存在，因此阐述陌陌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不能脱离具体的人际相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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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华芹（1974—）,女，山东莱州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和乡村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