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读书了吗？
Reading
经过搜集书评、提交老师评分、选手排行等环节，
“五车腹笥，历阅古今”寒假读书活动结果即将揭晓！
先来瞧瞧是什么优秀的朋友摘得大奖吧！
一等奖 李伦
二等奖 李泉澎 代超
三等奖 赵心仪 蔡撒豪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得奖的优秀作品吧！
书 籍 介 绍
推荐老师：赵一单
书籍简介：
关于中国国家的整治逻辑，本书主要顺着两条脉络进行阐述：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彰显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法；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彰显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动了当前国外的国家整治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获奖作品展示
01
走出乌托邦
——读《中国国家整治的制度逻辑》有感
蔡撒豪
特别关注“是哪些”的问题...而不是从“应该如何做”这样的规范性出发。
——周雪飞
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费孝通
一
本篇内容不在剖析具体的中国国家整治的制度逻辑，而在探索本书何以成为精典。作者的研究方式是下文要剖析的内容，分析会分为三个方面，并同时强调其研究方式的三个特性。
二
注重描述，保持价值中立，重在“是哪些”而不是“应该是哪些”是作者研究的第一个特性。
全书，只有在最后结论处，作者结合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了一些可实施的改优举措，其余大都是描述现象剖析问题的平铺直叙，如果将一些专著类比为图纸，那么这本书给人的觉得更像是相片，作者用价值无涉，道德无涉，政治无涉的“镜头”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国家运行的制度逻辑，将其中的零件一一诠释，当然，运行不畅之处也开诚布公。其每章的剖析就会从现实是什么出发，再具象简化现实，架构出剖析框架：如第三章下的以“不完全契约”为基础的“控制论”理论框架，第五章下的以“博弈论”为基础政府上下间磋商的剖析，第七章下对基层政府“拼凑应对”模式的阐述。这些剖析最后都被作者归为一个简短的图表，与大多反映具象概念的图表相反，这些反映的是具体的现实状况而非对理论的再概括。例如控制论理论就并非高大上的冗长逻辑产物，而是对具体现实的描述，读者可以很容易将概念中的委托方管理方代换成故乡当地某一政府部门，或者代入到与政府接触的某一次亲身经历，或者是对比某一次“虽不中亦不远矣”的道听途说，并从这种亲身经历或是道听途说验证这一剖析的合理性。更甚至于第三单元下的国家整治逻辑与中国社会剖析，几尽为对于村落状况的概括，作者的剖析倒成为映衬了，更可看出作者对于要求理论合于现实的注重程度。
文中作者不止一次说明自己并非想诠释合理的是哪些，而是诠释现实中的是哪些，正是这一特性让作者的剖析甩掉了个人的大部分偏见与规范性认知，更能凸显研究内核的实质。
三
认识到知识的地方性，用现实去修正概念，而非用概念去补足事实是作者研究的第二个特性。
作为一本重编论文集，作者的每章还是保留了论文的行文结构，起始介绍该研究领域的各个理论与研究成果，作者对于这种观点都简略的做了评价，但是这种评价的出发点是以现实与其对照，而不是在这种理论的内部咬文嚼字。例如作者对于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做了多次引用和评价，作者觉得其理论不完备之处是在于其不能囊括现实中基层高官的日常行为，从现实着手研究就必然要切换到微观视角，发展新的理论。
作者对于概念与现实的认知显露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第二章，其下作者用中国现实官僚制度的运行情况修正了韦伯相关理论。在阐述中，作者从韦伯的“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方式”理论起始，分析至韦伯理论中的官僚体制方式，作者提出了问题：中国社会常年存在的官僚体制是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支配方式？不再展开作者剖析的过程，就此发问就可见作者在运用理论前是更为注重中国现实现状的，对于某一理论先判定该框架是否可以四海皆准，毕竟有吉尔兹所谓“地方性知识”或者“中国国情”，费孝通先生所言“土气”也即此意。
四
独木不成林，单一社会学科不具有完全概括剖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研究方式、思路的多样性、互补性是作者研究的第三个特性。
粗略的估算作者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还有其下的各类视角的研究方式。作者从组织学角度入手，在展开主题阐述的过程中自然的切换到了其他领域，如第二章的韦伯理论，第五章的磋商剖析模型，第六章共谋现象中的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第八章企业理论中的预算约束，第九第十第十一章对于中国社会与整治逻辑的交错中采用的社会学剖析与法律视角下的剖析等。可以看出其力图展示一个较为完整较为自洽可以解释观察现象的理论结构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而不是力图构建一个某学科下的乌托邦，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学科开放性边界的赞成，当然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这对于一位从现实出发的研究者来说实为应有之义。
五
最后虽然还是要提出一些结论性观点，提出一些“应该是哪些”来收束这篇文章。
我们是否该走出概念的乌托邦？
我想，读完本书自会有答案。
书 籍 介 绍
推荐老师：姜晓敏
书籍简介：
失踪者与寻找者之间，形成了互为彼此的“此人懂我”关系。古人云“治史如断狱”，法律与历史，实乃一体之两面，世间一切皆会划入历史，评价自待有心有缘之人。借用作家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或则高尚，历史终会作出裁判，人间对此尚且不怀崇敬之心？
获奖作品展示
02
学者与议员
法学院1904 赵心仪
寒假里拜读了陈新宇先生的《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增订版）》，虽只是匆忙一览，但陈先生写作的功力和字里行间充溢的优秀学者的理智仍让我深深叹服。我发觉陈先生的专著中谈及的“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并不全是纯粹的法学者，他们有一部分也是议员。我又转而想到，这个学期法理学导论课上，老师最喜欢说的就是理智这两个字，于是我灵机一动，试图从学者的“理性”与议员的“感性”的方面粗谈我阅读的收获。
按我这儿的理解，“理性”当指讲求客观剖析与逻辑自洽，应有“我注六经”的立场；而“感性”则注重个人主观思想，必要时甚至有“六经注我”般的决择。通过三个方面的比较或感受，我察觉到两类矛盾的对象——“感性”的议员与“理性”的学者：一是将不同身分的人物进行比较，譬如汪荣宝与燕树棠；一是对人物自身同时具备的学者和议员的不同身分的比较，譬如徐道隣；一是从陈先生行文中的理智获得的体悟。
其一，我看见作为议员的汪荣宝演进，且擅于伪辩。在其支持孔教入宪的各条理由中，他多次模糊“孔教”的性质，变化“孔教”的内涵和外延，以此来完成他看似面面俱到实则自相矛盾的辩论。他的辩论恰如一张纺纱网，乍一看滴水不漏，细究之下却漏洞百出。最终，关于“孔教”到底是宗教还是儒教教育，汪荣宝也没有给出定论。其立论“可谓龙腾豹变，却不免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恰是“我操我矛以伐我”。说实话，我经常犯这些概念上的逻辑错误，只不过他是有心，而我是无意。书中另一位愈发典型的议员——康有为的变革则略有不同，却好像“变本加厉”。康氏面圣前后对于政体与筹建议院的心态发生巨大转变，从“分权而治”到“君权至上”，仿佛一场思想的倒退。由于作者的论题方向的限制，作者并没有对这些转变作出深度剖析，这里我也仅仅说说个人理解：我们不能忽略康氏本质上仍是一名议员，即便作者将其视为一名重要的“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康有为学习法律、研究法律、参与法律风波，都只为其政治理想服务。而其又与具有“法律救国”的清代法学家不同，出于时代等方面的诱因，其一直局限于传统士人的心理。我们或许可以从康氏出发，管中窥豹，对议员的变革之因窥得一二。且康氏颇具一种“六经注我”的风格，我阅读时不得不称赞于其的能言善辩和万物皆可为我所用的厉害，观其前后奏疏内容，仿佛他同自己展开了一场关于“立宪与筹建议院”的辩论，且难分高下。
而作为清朝民初的法学家，燕树棠则具有法学者的严谨和理智，燕先生具有在我国法治大变革时期许多学者与议员所缺位的严守精神和辨证思想。文题中“法治的恪守者”最开始让我以为述说的会是一位严谨但执拗的学院究的形象，然而阅读后发觉，燕先生秉持的不是“法决定论”的法制，而是辨证地看待“法治”与“人治”，寻求传统与近代的平衡与融合。当时的环境中，激进派与保守党针锋相对，全盘西化与固步自封相互对立。闭门造车是荒谬的，而当时不论哪一方，都执拗地屈从于自身所代表的派别中，拒绝听到对方的优点，在我看来，即便是先进的法治在这样的环境下如同也变得落后，被糊上了污秽和腐朽的崎岖。但燕先生却能做不通常的人，他吸取两者的长处，也看到两者缺点，他秉持的是在中国近代法治萌蘖和发展时期，泥沙俱下环境中法律的正义和崇高，他秉承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愿意为某种事业（法治事业）卑贱地活着”。辩证不同雄辩，恪守对立巨变。学者和议员的区别从这儿鲜明地彰显下来了。
再如潘汉典，则是书中“我注六经”精神的典型代表，他的严谨考据，广征博引，以及对每一句翻译的精研细究，无不彰显出一代伟大法学者的人格魅力。而当下我们最欠缺的就是这些耐心且严谨的品质。远的不说，就我本人而言，我在写这篇读书笔记时并没有参考其他资料，我对书中每一位人物的印象也是很浅层次的“第一印象”。这样的印象，难免会有不严谨甚至不正确的地方。我管中窥豹，觉得这似乎能解释为什么当下我国文化市场越来越宽广，书籍出版越来越多，却未能出现从前那样千人传诵的专著的问题，因为传世之作，即便不是“两句两年得”般的苦研，也起码该有潘先生如此严谨细致。
其二，我从徐道隣的脸上见到了学者与议员的“针锋相对”的矛盾，看到了一位学者强行挤入政治的勉强与心酸，也见到了一个在波诡云谲中仍固守着学者风范的议员形象。徐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是他的学术成就，还有他为父报仇这样一个颇具文学色调的曲折坎坷经历。徐先生早年投笔从政，然“书生参政，冷暖自知”，期间辛苦不得而知，但从徐先生拒绝韩复矩的“一臂之力”，不当“陆承武般的假孝女”，而是在二十年后才投出诉状，且“原就害怕不会有结果，但我一定要向社会强调……杀人的主凶……惟有祈祷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这种“以直报怨”的君子之风可以推测，徐先生的议员生涯并不容易。于此亦可觉出议员与学者的对立、难相容之处。后期重新投入学术后徐先生的研究重心似乎发生了从唐至宋的转变，但其对两者研究均是细致的爬罗剔抉，潜心考据。期间与美国学者的论辩也是源自客观理智的考据，虽未能做到价值无涉，却绝非“六经注我”式的剪裁、臆断史籍。有时我认为这种法学者刻板且不近人情，正是“法律学的多了，慢慢就失去人性了”。但读到此处，我如醍醐灌顶：他们不是情感孱弱，而是其情感更多地彰显在“法律救国”的抱负或寄寓在“为故国招魂般”的研究中。
其三，我深深迷住于陈新宇先生写作本书时严谨与理智。我行文时经常打滑，内容与主题风马牛不相及，比如这篇读书笔记，我边写边修，好像还是和最初主题有偏离。而陈先生的每一篇专著皆主题明晰，内容紧凑，干支得宜。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陈先生可以跳出在大众眼里形象不好的人物的Stereotypes的枷锁，例如“董康”。也可以另辟蹊径，对问题作出有理有据的解答，例如《康有为伪造阔普通武的庚申诏书了吗？》。或者从回忆录中辨伪，发现历史的另一层真相，如《谁在阻碍的议决——章宗祥追忆辨伪及展开》。于此一面，我自觉得平常极容易遭到舆论的影响，而舍弃对主观上不喜欢的人或物的接触，更甚或细致勤于地对其进行研究，因此我非常须要学习这些品质，才有利于我日后法律生涯的发展与进步。并且本文我本意是做一次客观的剖析，但文章讲到这儿，我个人情感表露的还是很明显。
本来到此我不应再说“多余的话”，利干练落地结尾才是正确的做法。但我却不得不提一句，我所提到的“理性”的学者与“感性”的议员，皆是出于本人拜读专著后的单一层次的“第一印象”。实际议员不单单是变革的，也具有相当的理智，比如沈家本，当然其也同时有学者身分，因而又彰显出学者精神的理智与议员身分并不冲突。最后，有一点我非常确认：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以不同的身分对中国法治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独一份的杰出贡献，不容忽略。而我们，可以从她们头上学到许多从事法律工作的重要品质。
谨借此拙文作为姜老师惠赠书籍《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增订版）》一读观后感。其中看法不严谨和幼稚之处尽可看作笑料，并且谢谢你们的阅读和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