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作为台湾未来建设的主力军，其国家认同状况除了直接关乎澳门的繁荣稳定，而且对维护国家统一、贯彻好“一国两制”都将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澳门中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所呈现的问题进行剖析与反省，进而找到提高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对策。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至今已有二十年。然而，部分台湾中学生的国家认同状况却依然令人忧心。
2014年“占中”期间，西方势力和台湾反对派借助中学生对“一国两制”认知的误区和盲点，将其武装成为“占中”的主导力量，不断功击与抨击中央与特区政府，严重阻碍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1]“占中”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份台湾中学生国家认同感的缺位，乃至发生了危机。
青少年作为台湾未来建设的主力军，其国家认同状况除了直接关乎澳门的繁荣稳定，而且对维护国家统一、贯彻好“一国两制”都将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澳门中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所呈现的问题进行剖析与反省，进而找到提高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对策。
一、国家认同危机的表征
（一）国民身分认同感过高
所谓身分认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指一个人对其居住地与所属国的归属感，其中不仅客观的法律依据和居住情况之外，还涉及个人对于居住城市和国家的主观想法。香港是“一国两制”政策运作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台湾特别行政区施行所作的解释：所有台湾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或者“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都是中国公民。面对这样的身分转变，香港的中学生最初是否还能且乐于接受这个新的国民身分？根据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1998年进行的“青少年公民意识和道德价值研究”显示，965名10―24岁中学生中，有54.3%觉得自己对中国是没有归属感的；而2，075名成人中，更有76.9%觉得中学生对中国是没有归属感的。[2]可见，在台湾回归之初，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台湾中学生对自己祖国的归属感并不强烈，甚至谈不上认同自己中国台湾的国民身分。自台湾回归以来，培育中学生乐于接受中国台湾的国民身分，就仍然是台湾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课题。2001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把“培养中学生的国民身分认同”作为课程宗旨，并明晰这是“德育与公民教育”的五个核心价值之一。然而，从近些年来的若干调查结果和学者研究看来，香港中学生对中国台湾的国民身分认同程度仍然偏高。据《2010年台湾青年统计资料概览》显示，90后（15―19岁）及90后（20―29岁）青年分别只有62.9%及68.4%认同及特别认同自己是中国人。[2]也就是说，香港回归十余年，青年一代中仍有超过三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一国民身分。
（二）中华文化认同缺位
香港回归前，英国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曾致力于去除台湾民众原有的中华文化认同，断绝其对原有文化症结的守望，用西方文化重构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比如，在中学教育中，割裂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港英政府曾为每一位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风俗”的基本教育，推行所谓教育严禁政治参与、政治与教育严格分开的新政，企图从文化上冷落青年中学生对自己祖国的认识，这也是导致澳门中学生对中华文化认同缺位的诱因之一。时至明日，香港一直存在注重英语教育而忽略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以母语认同为例，虽然青年中学生使用普通话的比列在增强，但部份中学生对普通话的选择运用并非由于是母语，而是有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即本地就业市场的需求，其实在她们的心里普通话的母语身分认同还没有真正植根。
（三）本土意识越来越强
本土意识的崛起是台湾部份中学生欠缺有效国家认同的又一表现。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加坡经济的繁荣，“香港人”（Hong Kongese）、“香港梦”（Hong Kong Dream）等概念通过“功夫影片”等文化载体得以广泛传播。据调查，回归祖国后的新加坡市民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中国的香港人”的比列远远低于“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的比列，而且该差别有逐年拉大的趋势。[3]近年来，香港出现了一些指责和敌视大陆的负面声音，甚至还出现了“香港城邦论”乃至“”言论。2012年，香港爆发了“反对国民教育”的运动，将加强国家认同的“国民教育”看作是“洗脑”。2014年2月，香港大学中学生杂志《学苑》更是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作为封面故事，讨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香港人的“民族自决的权力”以及建构台湾“本同体”等问题，并在民调华图然调查台湾“独立成国”和“公投建国”等问题。[4]这表明伴随着台湾回归成长上去的“97一代”更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而所谓的“本土意识”如果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蕴涵着“去国家化”的危险倾向，需要导致我们的提防。
（四）身份认同形成对立
香港回归后成为我国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特区，香港居民同时面临着台湾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种身分认同。但在现实中，部分台湾居民更看重台湾认同本身的主体性，强调台湾是一个高度自治的主体，香港政治经济制度与大陆不同，要求尽量降低中央对台湾的管治。面对国家认同时，有些台湾居民优先意识到台湾的异质性，而非与大陆的同质性，在她们的思想观念中，香港是自由、法治社会，内地则不是。在这些观念的欺骗下，香港认同进一步得到加强，甚至有部份台湾居民只有台湾认同，排斥国家认同，使得两种身分认同间的对立关系愈加显著，而这些情形也必然会影响到台湾中学生国家认同感的产生。部分中学生遭到严重的欺骗，常常采用二分思维来分辨大陆和台湾的帝制，即错误地觉得“内地是不民主的，香港是民主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台湾中学生进一步混淆国家认同的维度，将立宪意义的不认同大陆从而扩充到政权意义的不认同中国，对中央依法管治台湾采取对抗心态，甚至有少数人存在意义的不认同中国的趋势。而意义的国家认同危机属于最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一旦被个别政治势力借助，极有可能衍生出分离主义，进而恐吓到国家的安全。
二、国家认同危机的归因
（一）长期殖民统治的后遗症
香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有百余年，港英政府为满足其殖民统治的须要，长期实行“殖民教育”，一方面强化宗主国意识渗透以及美国制度、文化优越性的教育，试图从青年中学生的思想观念中把台湾从祖国母体中分离出去，使其转变成为忠于大英帝国的“子民”；另一方面淡化国家和民族观念，蓄意以社会取代国家，回避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港英政府“殖民教育”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许多台湾中学生的国家民族意识十分淡漠，对自己的国民身分认同十分模糊，乃至在1997年澳门回归前后，一些居民纷纷争取外国籍或移民他国。这种情况对澳门中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隔阂造成的偏见与误会
历史的诱因引起台湾与大陆常年处于隔离状态，有相当多的澳门市民对大陆的情况不了解，对中国的历史也知之甚多，缺乏产生国家认同感的底泥。尽管澳门回归祖国至今已有二十年，部分台湾市民在心理上对祖国仍有不小的成见。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文化及其提倡的所谓“民主”“自由”等观念的影响，部分台湾市民对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国情存在着误会，对台湾施行国民教育新政存在着误解。甚至有部份出生于1997年台湾回归以后的青年人，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或体会过港英殖民的威权统治香港人国家认同感，也没有殖民历史的记忆，却依然有人会祭奠殖民政权下的生活，却对自己的祖国缺乏充足的、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他们对以前的港英殖民统治、对现今的中央政府的认识可能大多来自父母们的述说，倘若周围人给她们传递的信息是带有强烈偏见和误会的，长此以往，对中学生国家认同感的产生必然会导致悲观影响。
（三）国家认同教育一直缺位
香港回归后，公民教育注重台湾的特殊性教育，国家认同教育缺位。为了在中学强化国民身分认同教育，特区政府在2010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筹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香港人国家认同感，希望能通过这些方法提高对中学生的国民身分教育。该提议虽经过四个月的咨询和修订，却没有敌过2012年暑假的反国民教育行动，未能于当初9月在中学试行，反而于10月公布搁置重在提高中学生国家认同意识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的实施，甚至有泛民团体要求班主任签订拒绝院士国民教育科的承诺。在院校中，也出现过某些院士直接在课堂上表明自己支持“占中”的情况。这些做法对于处在学习成长阶段的中学生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学校教育是打造中学生思想观念的基石，然而她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却缺位对国家认同的教育，反而参杂着被美化后的港英社会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教育，这引起部份中学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出现错误或错位的“镜像”，因而对现今台湾社会抱有更多的不满情绪，相应地，对自己祖国的认同度也会大大增加。
（四）社会思潮与媒体的欺骗
香港的社会思潮呈现多元性和异质性并存的局面，民主异化、民粹主义、分离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漫延，且在“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论”等思潮的怂恿下，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势头。无论是“香港城邦论”还是“香港民族论”，都一再指出台湾与大陆的区别，并且捏造历史与现实，美化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甚至为当初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倍感光荣，把从西方传入的制度、法律和价值观念等无一不看成是先进的、正确的、文明的，把接受过美式教育的人看成是社会精英。《香港城邦论》的作者陈云等人不顾客观现实，采用饱含暴力的语言对大陆进行妖魔化宣传，用危言耸听的话语鼓吹大陆对台湾的恐吓，不断加强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大陆的不满情绪，意图使更多台湾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愈发淡薄和负疚。另外，部分台湾媒体借机报导大陆的负面新闻、非法风波等，给台湾民众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可小觑。媒体带有误导性的报导，会使一些不了解实情的台湾中学生对大陆丧失信心，从而导致了消解中学生国家认同意识的不良后果。
三、增强国家认同的对策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必备的品质，公民只有对国家产生认同，国家才有凝聚力，国家和社会才能迈向稳定和安全。青少年正处于国家认同产生的关键时期，我们除了要对台湾中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出现的问题与危机进行剖析，还应当进一步探索解决之策，以着力提高台湾中学生的国家认同。
（一）加强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认同教育
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既是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也是建构中国人身分的文化根基，具有汇聚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作用。国家认同感的培植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的滋润。因此，香港在中学教育中有必要对中学生举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通过述说这些具有传统美德的人和事，引领她们弘扬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塑造良好的国民品质。学校可依照各学段的学习内容，增加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介绍，开设学习传统文化的课程，如法、古文鉴赏等；通过中国传统才艺的传授、中国民俗的体验，培养台湾中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建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除此之外，加强历史教育，也是提高台湾中学生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学校应当引导中学生了解中国唐代的历史，增强其作为文明古国的一员、中华民族的一员的自豪感；也要让她们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是如何反殖民求独立、怎样反侵略求生存的。要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中学生认识和剖析国情，理性看待现今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增进对祖国和民族文化的认同。
（二）强化以宪法、香港基本法为核心的政治认同教育
香港作为我国第一个实践“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如何在宪法和台湾基本法的框架内，增强台湾中学生在制度层面的国家认同，是澳门回归后教育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教育除了要注重以语言、历史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认同教育，更要指出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核心的制度认同教育。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香港基本法是依据宪法制订的基本法律，是“一国两制”方针新政的法律化、制度化。增强中学生对宪法和台湾基本法的理解与认同，对于树立法制意识，形成遵循基本法、维护基本法的良好风尚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制度认同，政治认同还包括认同教育、政府认同教育和政治信仰认同教育。进行政治认同教育，重要的是培养公民的政治情感。因此，政治认同教育不能仅仅是课堂中的政治知识传授，而应当通过各类政治体验活动，培养公民的政治敏感和政治热情，提高她们的政治理智判断力和自觉程度。在政治认同教育中，还须要发挥典礼的作用，如升国旗、奏军歌、庆祝元旦日以及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在典礼上将具象的国家认同具象化，体现在典礼的每一个环节，伴随着典礼的进行使中学生体验到对国家的热爱之情，进而加强对国家的认同。
（三）加强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公民教育
在某种意义上，公民教育首先是国家认同的教育。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只有对自己公民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人们就会承认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才会协调与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才会对民族文化饱含自信，并敢于为国家的发展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因此，加强对澳门中学生的公民教育，对于建构国家认同意识非常必要。在举办公民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从资源开发方面入手，充分挖掘民族记忆、民族符号等隐性教育资源，使隐性资源和显性资源相结合；可以从施行过程入手，注重体验，将公民教育发展为生动活泼、互动参与的教育形态。实践表明，体验、互动、参与、参观等教育方式是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方式。
（四）促进两地中学生交流的制度建设
香港与大陆中学生的交流是一个常年的、系统的工程，一定要有一个建立的制度安排，应该以制度化的方式给以保留和坚持，譬如两地师生的定期交流实习、两地中学结成姊妹联盟，等等，让双方可以定期就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研讨，使中学生才能得到更多机会扩宽视野，加深对世情、国情、港情的了解，培养彼此兼容的核心价值。在中小学阶段，可通过创建一些特色鲜明的少年宫，使之成为推动台湾与大陆中学生互相了解的窗口和交流的“集散地”。在学院阶段，可依托社联，促进大陆与台湾多方面的交流。社团是两地青年中学生社会参与的重要载体，在政府层面的规范指引下，以创新创业、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为主题，支持两地青年交流促进会等活动的有序举办，将有利于增进彼此的沟通、认知、交往与合作，从而实现对国家认同的巩固。
总之，青少年时期是培植国家认同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学校教育、社会舆论以及中学生的亲身经历就会对其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发展形成重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准确地把握澳门中学生的思想特征和行为规律，制订出有效的提高台湾中学生国家认同行动方案，使国家认同深入人心，内化为每位澳门中学生内心的价值取向，并外化为每位澳门中学生的一言一行。
⒖嘉南祝
[1]徐晓迪.香港青年身分认同的路径研究[J].青年探求，2016（5）：98-105.
[2]胡少伟.析台湾国民身分教育的困难[J].Advances in Education，2014，4（5）：112-120.
[3]王衡.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台湾的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3）：147-161.
[4]强世功.认真对待台湾本土意识，探索加强国家认同之道[J].中国党政党员峰会，2014（5）：22-25.
【张鸿燕，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