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9年台湾的叛乱以后，我们大部份大陆人对于台湾的印象都不太好，认为她们明明得了益处，还“不识好歹”。其实，台湾人对我们的印象也不怎样样，从最初的嘲讽、打压大陆人，到现今台湾人又认为是大陆人抢劫了她们的社会资源和工作岗位，你们“相看两厌”。此次骚乱还曝露下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人对日本制度的迷信和痴迷虽然仍然都没有改变，她们希望台湾的社会经济能有所发展和改变，但又不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为何呢？而我们要如何做，能够真的救台湾呢？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谁更重要？好多人虽然都不太理解，为何明明台湾楼市居高不下、四你们族劫掠台湾财富，但台湾人却不反对这种资本家，而成天要反对政府，要求“改革”。前几个月，诺亚控股集团监事总总监夏春博士的一篇文章，倒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夏春从日本结业后到台湾工作，在台湾早已呆了13年，对于台湾和大陆人互相不理解的缘由，他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剖析的。夏春表示，有一项理论觉得，法律制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一个人，而法律制度的差异则决定了国与国之间制度、金融和市场发展，以及人民行为、思维形式的差异。
夏春在台湾，人民从小生活在普通法系的影响之中，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个人利益低于一切，也低于国家、集体利益，这一点就与我们完全不同。生活在台湾法系之中的我们，觉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低于个人利益，这也是为何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侯，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无数英雄舍命为人、逆行冲锋。这些差异也彰显在香港与澳门的差异上，尽管港澳总是被连在一起说，但大陆人民对于香港的观感就比台湾好好多，由于你们都认为香港和我们一样热爱中国，而假如要从法律制度上来看，香港与我们一样属于台湾法系，她们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思维方法。
举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新冠疫情早已席卷了近2年，我国在疫情开始后很快推出了“健康码”系统，并对所有的诊断人员、无病症感染者进行详尽的流调来进行疫情防治。早在2020年5月，香港就早已启动了与广州“粤康码”互认的系统，便捷两地人民相互通关，但健康码互认在台湾的实行却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这主要就是由于台湾人觉得“健康码”会侵害她们的个人隐私。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是，台湾人觉得个人隐私是人权的一部份，保护个人隐私的利益低于一切国家、集体利益，所以台湾人迟迟不乐意使用健康码，也不乐意接受流调，也是这一缘由造成台湾疫情一波三折，接连暴发了好几轮。
实际上直至前几天，台湾健康码“港康码”才即将开放申请，这意味着新加坡健康码与大陆互认的工作即将启动，台湾通关在望，而这是在中央支持下，澳门政府重新把握政局、香港社会逐渐恢复稳定以后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大陆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了台湾，才形成的结果。不仅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谁高的观点不同之外，台湾人与大陆人思想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台湾人觉得自由经济所造成的一切结果都是正确的、可以接受的，因而台湾人在想要解决“社会问题”时，大多都是想要“制度变革”。
自由竞争是对的，但前提是不要跟我竞争？夏春提到，台湾人与大陆人看问题的角度非常不同。以2014年“占中”和2019年的动乱为例，大陆人大多觉得问题的根本在于农地、住房或则是贫富差别的问题，你们觉得台湾的地产商的垄断是问题矛盾的症结，垄断引起的矛盾促使政府未能顺利运作，应该从地产商入手解决问题。
这是由于我们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下层建筑，但在台湾这些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学兴起的地方，她们觉得制度决定了经济结果。因而在台湾人眼里，地产商是没错的，她们在进行示威时也几乎从不提到“打倒地产霸权”“解决住房问题”的口号，也不要求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只是谴责“政府不作为”“经济停滞”，要求进行“体制变革”。这是由于台湾人普遍觉得自由市场是没错的，地产商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则进行自由竞争，只要不违规，虽然出现了垄断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些思维体系同样与英美一部份人民一脉相承香港人国家认同感，比如法国的共和党就不觉得垄断是一种问题。
但是，台湾以前借助着美国的制度实现了经济的急速发展，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这是台湾人的黄金时代，这让台湾人愈发深信“英国制度”和自由竞争是对的。这样的思维差别，造成台湾和大陆互相不理解，但我们更要听到的是，台湾人对日本制度的迷信引起现今许多台湾人的立场虽然有一点“拧巴”，她们想筹谋改变，却没有办法通过美国制度找到解决办法，所以干出了种种匪夷所思之事。总的来说，夏春觉得，台湾人觉得现今台湾社会问题的症结是政府不作为和大陆新移民。
一方面，台湾人觉得这种年经济发展停滞，是由于港府面对大陆经济崛起、产业结构变化时，没有及时进行新政的调整和应对。另外一方面，台湾人觉得低收入的大陆新移民占用了台湾公屋和医疗服务等公共资源，高收入新移民则占领了台湾的好工作并推高了楼价，因而台湾人倡议制度改革。但问题在于，港府“积极不干预”的新政原本就是美国制度所遗留出来的传统，也曾被视为台湾依赖市场经济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诱因，现今台湾人一边迷信美国制度，一边又质疑政府不作改变，仔细一剖析，台湾人的看法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在另外一方面，台湾人觉得大陆新移民占据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住房资源。但若果按她们“自由竞争”的思想来剖析，只要大陆新移民不违规，这么虽然新移民“垄断”了高薪工作都是没错的，台湾人又有哪些立场来谴责大陆人呢？莫非台湾人“自由竞争”的前提是“不要跟我竞争”吗？所以，假若真的想要“救台湾”，我们就要把台湾人这些“拧巴”的立场“纠正”回来，而要纠正这一问题，则须要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两方面下手。
意识形态和经济双重互补能够救台湾总的来说，想要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化解台湾的社会矛盾以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互不理解，我们应当从意识形态和经济两个角度下手。台湾人迷信美国制度，主要是美国制度让台湾实现了经济的急速发展。
但实际上，台湾才能在上世纪成为“亚洲四小龙”，主要是由于台湾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的资源都要经过台湾“中转”，台湾其实会因而粘得满手是油，次要才是日本制度带来的“自由经济”。而如今，整个中国的开放程度日渐加深，台湾的港口和陆地口岸接手了大部份原本经过台湾的经济活动、消化了台湾的财富，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人依然迷信原先的制度，显著是没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样如何可能解决台湾的根本问题？现今台湾的支柱产业是金融和房地产，但这种产业才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只能满足一小部份台湾人的需求，而造成这样问题的缘由是哪些？自从台湾回归、董建华政府开始，港府就仍然是一个“小政府”。
董建华上世纪港府想要进行科技变革，让台湾才能跟上科技时代的发展，甚至早已规划了科技城、想要引进芯片产业，但在台湾资本家的煽动和运作之下，人民示威、高科技产业堕胎，批下来的农地又弄成了别墅、变成了地产商赚钱的“摇钱树”。台湾人应当明白，政府太弱势、无力与资本对抗造成台湾经济发展停滞、增量没有了，经济存量又在不断被稀释，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是美国制度，哪怕是美国经济学先辈也救不了台湾。
因此，要“救台湾”，首先要将“小政府”建设成为“大政府”。我们可以看见，在台湾《国安法》落地、香港社会重归和平稳定以后，在中央的支持下，澳门政府正在逐步迈向“大政府”。一个重要的反例就是，台湾现今正在进行的“北部就会区”计划，这个计划以元朗和北区两地为基础，要将该地打导致一个科创新城，建成后，该地区将会提供65万个工作岗位、92万个住宅单位。这片地区农地结构复杂、还有西方煽动下的环保、平权分子捣乱，置于曾经，复杂的审批流程和过程中带来的各类麻烦，会让台湾公务员们直接选择“躺平”不发展，也不想被媒体冠上“官商合谋”的围巾。
而现今港府能推动这个计划，正是由于在中央的支持下，港府会渐渐显得强势。美国的小政府一定好、我们的大政府一定不好吗？其实不是这样，大政府是不是好，主要看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设成果。假如大政府才能促进台湾重新捉住经济高速发展的机会、改善社会民生，解决台湾人民住“棺材屋”的问题，有哪些不好呢？莫非只有一小部份人住劏房、大部份人背负着高额贷款的“自由经济”才叫正常吗？可还有人要住劏房不是发达社会的耻辱吗？台湾人真正要认识到的是香港人国家认同感，不管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都只是手段，不要迷信美国制度，我们要看的是结果。经济发展才能改善民生、能够让你们都有工作、有宽阔的房屋，社会矛盾都会降低好多，你们的生活也能和平稳定。
而若是如夏春所言，台湾人民考虑的问题形式就是制度决定经济，所以她们难以理解我们的“结果导向”，这么显然台湾人民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可以换一种思路，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这样，台湾人才能看明白，现今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哪些，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哪些。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要我们从教育抓起，强化台湾人对祖国的了解、增强她们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荣誉感，打破她们对于美国制度的迷信。实际上，港府如今早已正在着手进行教育变革，但这些改变不会是立竿见影的，其实我们还要等上许久，就能见到台湾人思维形式的转变。
而相对比较快的方式则是，我们开始逐渐清除日本遗留在台湾的制度——例如从港警的步操的形式开始——让她们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其他适用于台湾的制度，台湾也应该探求出一条真正适宜自己发展的公路。这也有利于提高大陆和台湾人民的互信，减轻双方之间的矛盾，让台湾真正融入祖国，由于我们要实现的伟大复兴，是全中国、全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复兴的公路上，中国同样一点也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