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介和调节作用的研究
胡荣任重远
摘 要
政府信任事关国家政局稳定与社会和谐。本研究利用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就不同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及路径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网民官方媒体接触对政府信任具有积极的显著性影响，非官方媒体接触则对政府信任具有消极的显著性影响。威权人格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网民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在威权人格与政府信任之间、非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在威权人格与政府信任之间均具有调节效应。中介与调节效应的存在，有助于探究不同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使政府完善提升合法性的途径，并促进政治体系的健康运行。
关键词
网民；媒体接触；政府信任；威权人格；媒体信息信任
作者简介
胡荣，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重远，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媒体日益成为信息传播与再生产的重要载体。媒体将信息传递给媒体使用者，他们既被动吸收和理解信息，也同样会生发出影响现实社会的行动。由此，基于“认知—行动”的关联性，充分理解网民的认知以及网民如何辨识信息便显得十分重要。具体到政治研究领域，媒体接触如何塑造或影响网民的政府信任，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政府信任被视为一种政治心理的认知和预期，表现为民众预期与政府系统运作一致的信念。因而，政府信任能反映出公民与政府之间即时且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借由对政府的认可程度，对政府机构仁慈、能力和忠诚的一种主观感受与评判，公民得以架构起遵从制度规范和政府政策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也是政治信任的要件之一，是制度资源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维持政治体系有序运行、推进政局和社会和谐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只有不断提升政府信任度，以使全体社会成员认同和信任政府，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朝着和谐、有序、稳定的方向发展。
政府信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表现为公民与政府在行政权力基础上建立的一套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其中，信息不对称将会极大地制约政治“委托—代理关系”的稳固。如果涉及重大公共事务，极易造成公众期望与实际获得认知之间的鸿沟，致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出现裂痕。一旦政府信任流失严重，便可能会产生社会连锁反应，爆发“治理危机”，面临“塔西陀效应”，引发系统性变革。因而，信息传媒在政府信任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持续产生影响。基于以上论述，从信息接触的视角探究不同媒体使用对网民政府信任的生发和影响，将有助于稳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素养的不断提升，并形成更趋“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个体化、期望多元、“批判性公民”的出现，亦使政府信任的风险不断显现。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平均信任度仅为48%，近2/3的国家落在“不信任”区间且多为发达国家。中国政府信任程度虽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政府信任度相比，也出现了持续下滑和“央强地弱”的趋势。对于这一严峻现实问题，中西方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理论方面展开讨论。其中，从媒体接触方面对政府信任的探讨，贡献了信息再生产的观点。
（一）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
西方学术界关注媒体接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肇始于1970年代。早期相关研究认为，大众媒体促发了政治问题的产生，不利于政治系统健康运行，并逐渐形成了“媒体抑郁论”“良性循环说”两种对立的解释体系。媒体类型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公民从电视上获取信息会显著降低对政府的信任度，而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却对政府信任具有积极影响，从广播上获取信息则对政府信任具有混合效果。媒体类型影响的存在，表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网络媒体和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需要警惕这些新技术产物对公民政府信任的巨大影响。
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信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积极开展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政府信任的内涵和外延、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等方面展开分析，形成了制度绩效和社会文化两条路径，成果斐然。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使中国媒体领域发展迅猛，其报道内容和方式均与过去截然不同。作为公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媒体在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中占比几何，其作用机制如何，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大部分研究认为，媒体成为政治系统与公民互动中重要的桥梁，可以通过信息传播功能塑造社会群体文化价值，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但也有不少研究对此持怀疑态度。之所以出现分歧和差异，是由于研究对象、事件、地区和方法等要素的选取各异。因此，需进一步对变量进行精细化调整，包括划分不同媒体形式、研究不同群体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表达等。
随着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新媒体逐渐成为研究焦点。高传播速度和高互动率的新媒体渠道有助于加强政府与公民间联系，是提升政府信任的好帮手。然而，一些实证研究却表明，微博等网络新媒体严重冲击了公民的政府信任，冲击可能源于负面新闻的报道和“揭黑”的公共舆论。
媒体政治属性差异——官方媒体与非官方媒体，被认为是影响新闻从正面还是负面报道信息的重要维度。正面抑或负面报道影响着政府信任的塑造。使用官方媒体的公民政府信任度较高，而海外“另类媒体”、小道消息等非官方媒体随着接触频次增高，其政府信任水平会逐渐降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均有所下降。另外，官方消息的缺位或滞后，加上小道消息的推波助澜，使得一些民众愈发相信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可信度。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应警惕“塔西佗陷阱”。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分析政治属性不同的媒体接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官方媒体接触频次对网民政府信任有显著作用。官方媒体接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强。
假设2：非官方媒体接触频次对网民政府信任有显著作用。非官方媒体接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差。
从以往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学术界对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的重视，并由此形成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迄今仍存在一些欠缺：首先，多数研究仅就不同媒体类型来验证群体的政府信任情况，但这一范式忽视了媒体在发布信息的同时，也会进行文化的输出，存在间接对政府信任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可能。由此，对媒体接触间接影响这一路径的分析，并不充分。其次，个体并非只是一味地被动接受信息，其主观能动性会驱使他们根据信息可信程度与自身的文化意识及价值观念作出判断和思考。然而，截至目前，关于“媒体信息可信程度”这一变量对政府信任的调节效应仍鲜有探讨和分析。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和发现的基础上，使用威权人格作为中介变量、不同媒体信息信任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和探究媒体使用对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这对于拓展媒体接触与个体政府信任之间的解释边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二）威权人格与政府信任
影响政府信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威权人格。威权人格系个体层面的特征要素，在政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备受关注。通常表现为权威高于法律，服从和捍卫权威的主张，坚持传统价值与观念，不容许对权威表示不满。因而，威权人格偏向于接受秩序感，对力量表现出过分的关注，有种族（或民族）优越感，会把自己以外的社会团体成员视为陌生的、有害的且具有威胁性。
一般而言，依赖和崇敬政府，已成为威权人格的重要体现。政府作为中国民众心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即使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有困难找政府”仍是不少民众的行事准则与出发点。基于这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学术界探讨了威权与政府信任的关系，赋予威权人格可操作化的概念，例如权威服从、权威主义价值观等。研究证实，高威权人格对政府支持度高，对政府信任也较高。但威权主义价值观会随着民主政治和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而逐渐缩小对政府信任的解释力度。
部分研究发现，人格与环境变量会通过影响个体心理需要，进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即媒体接触与人格特质都会对公民的政府信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威权人格是在研究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关系中重要变量之一，威权主义价值观在网络接触和政府信任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一影响实现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媒体使用通过弱化威权主义，提升权利观念，进而对政府信任产生反作用。因而，威权人格的存在，不仅会削弱官方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还会削弱非官方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结合以上文献内容，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威权人格在官方媒体接触频次与网民政府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4：威权人格在非官方媒体接触频次与网民政府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媒体信息信任度与政府信任
媒体信息信任度，是受众对某种新闻媒体渠道在可靠性和准确性等方面的主观认知与评量，时常作为媒体信任衡量标准。在女性和青年政治信任的研究中，媒体可信度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每逢重大事件发生后，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往往因迟滞、避重就轻、自说自话等特点而受到民众的质疑和不信任，极大地损害了政府信任。为了改善这一不利处境，政府通过开通政务微博等网络官方媒体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以提高民众对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个体主观观念时刻发生着改变，威权人格是否会因为媒体信息可信度的调节而对网民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呢？本文将探索这种可能性，因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官方信息信任度正向调节威权人格与网民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即个体对官方信息信任度高的情况下，威权人格与网民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更高。
假设6：非官方信息信任度负向调节威权人格与网民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即个体对非官方信息信任度高的情况下，威权人格与网民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更低。
二、数据和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马得勇主持的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数据，以中国网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经过人工检查，在剔除了答题时间小于7—8分钟和不认真填写的样本后，最终获得2379份有效的数据样本。
（二）变量选取及测量
本研究以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不同媒体接触作为自变量，威权人格作为中介变量，不同媒体信息信任度作为调节变量来进行分析。具体的变量处理如下：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即为政府信任。政治信任的概念具有多面向，笼统理解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信任，涉及公民对政治共同体、实行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主体三个层面的信任内容。狭义的政府信任，则具体指涉公民对政府行政部门的信任，强调政府系统的执政理念与政府行为应符合公共利益，政策制定须充分听取民众意见，且政策产出要符合民众对于公共利益的预期。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针对不信任现象展开，自人际和制度信任角度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狭义层面进行探究。基于既有研究范式，本文选择狭义政府信任作为研究对象，包含中央、省和乡镇政府在内的各级人民政府。以问卷中的“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对省级政府的信任”“对乡镇政府的信任”三个问题为核心，答案分别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完全信任”，分别赋值1—4分。为便于后续的统计分析和测量，问卷中的不知道（或不想说）选项视为缺失（无效）值处理。这三个量的KMO系数为0.605，存在内在一致性，因此通过将三个层次的信任程度累加后获得因变量。
2.自变量
媒体接触是重要自变量。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传统媒体接触和新媒体接触、官方媒体接触和非官方媒体接触两种分类形式。本研究选择后者作为自变量分类依据。根据问卷的问题设置，将“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地方电视台”“政务类门户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号”“报纸”四项作为官方媒体接触形式，答案为“几乎不使用”“不常使用”“经常使用”“几乎每天使用”四个选项，分别赋值1—4分，这四项的KMO系数为0.717，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我们将其相加，累加后得到受访者接触非官方媒体的频次状况。另外“自媒体平台”“专业杂志”“帖子”“国外媒体”四项作为非官方媒体接触形式，答案为“几乎不使用”“不常使用”“经常使用”“几乎每天使用”四个选项，分别赋值1—4分，这四项的KMO值为0.735，同样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累加后得到受访者接触非官方媒体的频次状况。
3.中介变量
威权人格是本项研究的中介变量。参考奥特迈耶、马得勇关于“威权人格”的测量方式和相关概念，选取“对那些挑战政府权威和现有社会秩序的群体和闹事者必须予以严惩”“政府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他”“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孩子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尊重我们的儒家传统文化和习俗很重要”“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办”等问题，将受访者选择的“强烈反对”“反对”“中立”“同意”“非常同意”回答内容，分别赋值1—5分，以六个答案得分累加后得出的分数来反映受访者的威权人格状况。
4.调节变量
媒体信息信任度在媒体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媒体信息信任度的研究应受到重视和关注。本项研究将媒体信任度作为调节变量，通过突发事件发生后，受访者对“相关政府机构”“官方媒体”“地方性商业媒体”“微信公众号、自媒体”“自采媒体”“国外媒体”等媒体信息的信任度进行测量。根据信任程度，回答项“非常不可信”、“基本不可信”“一半信一半不信”“基本可信”“完全可信”，分别赋值1—5分。这六个问题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763，信度较为良好，表明项目之间有高度一致性。随后采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检测KMO值（0.756）和Bartlett的检验显著性水平（0），验证了六个问题之间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提取出两个因子，分别以“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因子和“非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因子命名（参见表1）。
5. 控制变量
本项研究将体现个人背景的人口学信息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变量。性别（男=1）、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为虚拟变量。年龄、家庭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为连续变量，年龄分为18岁以下、18—44岁、45—59岁、60岁及以上四个层次，分别赋值1—4分。家庭年收入分为年收入2万元及以下、2.01—3.99万、4—5.99万、6—9.99万、10—19.99万、20—39.99万、40万及以上，分别赋值1—7分。受教育程度方面，根据网民“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等项）”“专科（高职等项）”“本科”“硕士”“博士”的受教育水平，将其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分别赋值0、6、9、12、15、16、19、23分。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本项研究使用SPSS24.0进行统计分析，首先是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然后采用Hayes基于SPSS开发的Process3.3插件，使用威权人格作为中介变量、不同媒体的信任度作为调节变量，对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通过表2的数据可看到，网民接触官方媒体总平均频次（M=9.349，SD=2.688）略高于接触非官方媒体总平均频次（M=8.616，SD=2.530）。威权人格方面，网民的威权人格保持在中立略偏向威权人格低的层次水平（M=17.695，SD=4.222），说明网民群体观念相对较为平等，对权威抱有一定质疑态度，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网民对于政府信任处在平均略高的情况（M=8.352，SD=1.821），表明网民总体较为信任各级政府，对各级政保持着相对满意的态度。其他数据变量情况见表2所示。
在各变量的相关性方面，无论官方媒体（r=0.283，p0.05）。
（二）回归与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Process3.3插件中的Model4，以威权人格为中介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教育年限、政治面貌等因素的条件下，对不同媒体接触与网民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中介检验。
表3中，模型1到模型3是威权人格对官方信息接触与网民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块。通过数据表明，官方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性，且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的变化（B=0.189，t=13.17，p
表4中，模型5到模型8是威权人格对非官方信息接触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块。从数据结果中可以看出，非官方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也具有显著性影响。但与之前研究有所差异的是，非官方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B=0.035，t=2.24，p
官方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及注意控制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这一结果表明，官方媒体接触在直接影响网民政府信任的同时，还通过威权人格的这一中介因素间接影响网民政府信任。直接效应（0.15）、中介效应（0.13）分别占总效应（0.28）的53.57%和46.42%。威权人格在官方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非官方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及注意控制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也均不包含0，非官方媒体接触在直接影响网民政府信任的同时，还通过威权人格的这一中介因素间接影响网民政府信任。威权人格在非官方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媒体信息信任度的调节效应
Hayes建议对涉及调节效应模型中的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交乘项由中心化后的变量的乘积生成，能够使方程系数更具解释意义。基于此，本研究采用Process3.3插件中的Model14，通过5000次重复抽样，以95%的置信区间为标准，将威权人格作为中介变量、不同媒体信息信任度作为调节变量，对网民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分别形成了表3中的模型4和表4中的模型8。根据温忠麟等的观点，通过三步骤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即分别检验在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乘项的回归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在中介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乘项的回归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以及在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乘项和中介变量的回归中，中介变量的系数显著，并且交乘项的系数减小或不再显著。
在表3的模型4中，以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为调节变量，生成威权人格与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交互项。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正向影响了网民政府信任（B=0.739，t=20.86，p
在表4的模型8中，以非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为调节变量，生成威权人格与非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交互项。非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负向影响了网民政府信任（B=-0.05，t=-2.11，p
四、结论与启示
齐美尔、卢曼、吉登斯对信任的研究侧重于呈现在人格信任之外，系统信任会成为现代社会更重要的信任类型。而这意味着信任类型、信任机制会随着现代性制度而展开。吉登斯尤其指出，无论是“人对人的信任”还是“人对系统的信任”都需要积极地创造和建立：“在人为不确定的情况下，这里有争议的是产生积极信任的问题——对别人或机构（包括政府机构）的信任，必须积极地创造和建立”，在思考系统信任创造的过程中，积极信任要求增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并积极提升这一“透明度”。而在现代社会中“媒体”的运作，一定程度上在个人与机构之间搭建起相对透明的桥梁。
通过本研究发现，不同的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存在影响。无论是官方媒体接触还是非官方媒体接触均对网民政府信任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这与既有研究具有一定差异。另外，在研究中发现，非官方接触频次高于官方接触频次，这意味着网民更愿意选择非官方媒体了解政府信息。由此，非官方媒体强化、完善信息审核机制，加强消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会有效提升政府信任。“媒体需要与党派、团体忠诚、完善的制度等其他影响政治参与的强大因素进行竞争，导致其更像是被裹挟在政治机器里的一部分并为后者服务”，这或许是造成该结果的另一层次原因。但在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官方媒体接触还是对网民政府信任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而非官方媒体接触则相反。这与既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再次验证了不同媒体接触对于政府信任的解释框架，显示出不同的媒体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多元而复杂的联系。
数据的发现与验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吉登斯的信任理论。一方面，强调了媒体所代表的信息交换过程是现代社会创造更良性系统（政府）信任的重要途径。媒体特殊的信息传播能力，与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提供更具空间特点的政治参与机会，能够有效提升社会关系“透明度”。另一方面，吉登斯关注社会秩序的“时空延伸”问题，并提出“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扩展了时—空延伸的基础”，以此将信任关系视为现代条件下解决风险与危险的一种方法。以政府信任为具体信任表现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的特性、表达、风险都在时刻影响着系统（政府）信任，信任和风险时刻捆绑在一起。
为了应对信任和风险的捆绑与现代普遍的社会风险，吉登斯提出“面对环绕在四周的风险，我们需要对权威（监管食物、纯化水质、信赖银行系统等）给予信赖，并以有效的方式作出调整”。然而，在现实情境中，如何看待权威，对待权威需要有怎样的价值和态度？我们以威权人格代表将权威视作最高价值的心理特征和政治态度。结合数据发现，威权人格在网民不同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官方媒体接触和非官方媒体接触在直接对网民政府信任产生作用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威权人格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对网民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官方媒体接触和非官方媒体接触都能通过提升威权人格来加强网民政府信任。然而，以威权人格提升信任，需要清楚地看到其中潜藏的隐患与风险。
威权人格表现为权威高于法律，服从和捍卫权威的主张。尽管威权人格有其作用空间，但提升政府信任不能仅依靠不同的媒体促发威权人格功能这一路径来实现。风险社会中，民众要破除“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这一错误观念才能“再造政治”。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带来极权主义等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后果严重的风险。尤其是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更需以媒体全面提升网民理解政治、参与政治进而提升政府信任。对威权人格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即使在短时间内可发挥一定效用，但对于网民长期的政府信任来说，有可能弊大于利。
在检验威权人格中介效应时，引入官方信息信任度和非官方信息信任度变量，检验其对威权人格与政府信任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相比于具有较高官方媒体消息信任度的对象来说，拥有较低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者更易受到威权人格的正面影响。网民越是具有威权人格，其政府信任会显著提升，两者的正向作用会因官方媒体信任度的高低呈现出差异，这一过程对于高官方媒体信任度的网民而言，正向影响会减弱。威权人格中服从权威的这一特性对政府信任具有较强的作用，即使对官方媒体消息信任度有所下降，也较难改变高威权人格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相反，相比于高非官方信息信任度来说，威权人格对低非官方信息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显著。网民非官方媒体信任度越高，威权人格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越弱，反之则越强。正如前文所述，主观描述性较大的非官方媒体由于负面和反政府报道的持续输出，公民的犬儒主义和对政治的冷漠加剧，会拉低政治认同感，进而降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网民对非官方信息越深信不疑，即使威权人格再高，其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亦会衰弱。因此，应警惕对权威盲目的服从和遵照，要适度给予信赖。依托系统信任，我们的最终目的仍是要在风险社会中寻到自身更强“安全性”的生存空间。
网民对官方信息与非官方信息信任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辅助理解疫情期间网民对媒体信息和表达的复杂叙事。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研究中，对媒体性质及其功能的阐释表现出一定差异性：官方媒体被认为发挥了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满足了民众对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要求，提升了政治信任。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具风险特性，官方媒体因其服务群众、积极引导、强化责任担当的信息传播特点，凸显了风险解决过程及其透明度，进而有效提升了网民及具有威权人格的网民的政治信任感。探讨非官方媒体的作用时，部分学者认为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有效实现了发布真实信息、引导舆论走向、维护社会稳定的媒体功能；而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表示，自媒体促使了“乱象”显现、散漫混乱的延续。这与本研究所发现非官方信息在加剧网民政治冷漠、弱化政府信任上的作用是一致的。然而，无论各方观点如何，传播信息的媒体在疫情中成为影响、限制和管理公共卫生事件重要的渠道与力量。
本研究基于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数据，验证了不同媒体对网民政府信任的重要作用，也验证了研究之初提出的结构框架和解释逻辑，并得出上述结论，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不同媒体与网民政府信任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这既对不同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之间的解释边界起到了一定扩大作用，也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提升网民群体对其信任度等方面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尽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以下几点是需要后续研究努力弥补和探索的：首先，在政府信任的变量处理中选择了对中央和地方一级政府的合并处理，缺少不同媒体使用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探讨与认识。其次，研究虽将不同媒体信息信任度分为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和非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在处理过程中选择将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和非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与威权人格变量进行交互来分析政府信任，但缺少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和非官方媒体信息信任度对官方媒体接触和非官方媒体接触与网民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的探讨。最后，由于研究数据收集的来源并非具有随机性，因此并不能整体反应中国网民对政府信任的实际情况。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22年第2期第177—187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学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