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聂正楠，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也是推动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之一。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四次科技革命均是以科学理论进步为先导、技术突破为表征的整体性革命。在人类科技革命发展的进程中，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之间交织、激荡形成多种互动，推动了国际秩序经历了欧洲百年均势、东西方冷战以及当下“一超多强”等数次变迁。为深入探究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内在逻辑和运作机理，本文从科学家、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维度对四次科技革命逐一展开分析，认为科技革命是导致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国际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科技革命的模式。例如：首先是科学革命引发了技术革命，然后推动了增强主权国家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大，进而导致欧洲百年均势秩序的生成与崩溃，这是科技革命（A）直接推动国际秩序变迁（B）的模式，即A——B的模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人类当前正在经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无论是冷战时期两极均势，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都是国际秩序（B）直接推动了科技革命（A）的发展模式，即：B——A模式。总的看，科学家的身份认同、国家能力和国际规则与规范在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交织互动过程中，是导致国际秩序变迁模式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无疑会为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提供新的动力、思路和启示。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源动力，是国际政治中“权力”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竞争、国际政治版图变迁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在人类社会进入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之后，其历史始终是沿着两条主线向前发展：一是因科技进步引发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史；二是科技革命引发主权国家权力增长和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进而推动国际政治版图变迁的历史。正因如此，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将科学技术视为一个独立变量，因为它可以通过影响国家间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再分配推动国际秩序的变化。也就是说，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一次国际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不仅会产生赢家与输家，改变行为者的偏好，而且还会导致新的规范和秩序的确立。从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一直到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一超多强”体系，科技革命与国际体系交织、激荡，最终引发国际秩序的变迁。当下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新技术支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势必引发未来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文将在厘清基本概念和借鉴既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人类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历程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深入剖析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交织互动的内在逻辑和重要意义。
一、理论根基
关于“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之间的逻辑互动关系”，在为数不多的先锋派学者论述中，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从国际安全视角出发看待这一问题，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国际政治版图的变化，进而导致国际秩序变迁；另一种观点则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解释这一问题，认为在大国无战争的和平时期，守成大国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主要以市场竞争、技术竞争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其结果是大国政治塑造了重大技术的产生。
事实上，学界现存研究成果彰显了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路径与范式。在国际安全的领域中，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派均对科技进步影响国际秩序变迁给予充分关注，普遍将科学技术当作原因，把国际秩序的变迁作为结果，例如：现实主义普遍强调科技进步带动生产力的提升，进而对国家实力乃至国际秩序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将科技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自由主义学者相对乐观，认为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使得国际合作更加容易，例如信息与交通技术的进步拓宽了国家间的沟通渠道，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与减少误解发生，强化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为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还将弱化国家的中心地位，有利于国家均衡发展并最终形成全球性社会，因为运输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可以让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更加容易，而且还可以激活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推动跨国交流活动更加频繁紧密，有利于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世界总体环境的稳定。建构主义学者普遍认为，技术进步引发何种安全环境的变化，取决于国家间的身份认同与规范认同，因为威胁的打消并非取决于一国所拥有武器的多少，而是该国如何解读他国的身份；另一方面，科技进步还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传统的安全观念，有利于世界政府的形成。例如杰弗里·赫莱拉认为科技因素不仅可以影响、形成并发展安全观念，而且还可以推动这些观念嵌入到国际体系之中，进而推动国际秩序的转变。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对科技进步的起源和发生条件更为关注，他们引入国际关系变量并将此作为原因探讨国际关系变迁如何影响或改变科技进步或技术变迁。例如，对于科技进步的起源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技术积累、国家人口与国内制度等国内因素，而且更应该从国际层面去寻找核心因素。还有些学者比较关注国家安全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认为当一国过于关注国际安全时，该国科技进步会更快；而过于关注国内安全时，科技进步就相对慢一些。国内也存在部分学者将大国市场的广泛性作为影响技术变迁的关键要素，认为重大的技术变迁离不开霸权国家开拓的广泛市场的存在。但当霸权相对衰落，国际市场规模一旦开始萎缩，那么该国的技术进步就会减缓乃至倒退。
综上所述，学界既有研究围绕“科技进步与国际秩序变迁的关系”虽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主要是从国际体系和主权国家层面出发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科技进步与国际秩序变迁过程中“人”——科学家——的因素，进而忽略了科学家、国家和国际体系三者之间的互动。其次，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内在机理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因为在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时会出现了一些反“常识”的现象，这些反常现象甚至会对大国竞争态势和国际体系转型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深究其内在发展、演变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影响事态发展的关键，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为此，本文将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从科学家、国家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的互动进程中寻求答案。
二、概念再界定与分析框架构建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科技革命对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非常丰富，但概念界定的差异也同时造成了相关结论各执一词的结果。为深入探究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在逻辑，我们需首先明晰相关概念的边界与内涵。
（一）关于科技革命、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
国外学界常常将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分开讨论。对于科学革命，国外学者常常围绕科学革命是过程还是结果、是蓄意的结果还是非蓄意的结果等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他们都将科学革命视为一种知识性、理论性的活动，而技术革命则常与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一并讨论，并多被视为应用性产品诞生与技术突破的现象。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合成词，存在广义概念与狭义概念之分。广义概念是指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统称。例如，若按照广义概念，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大概发生在16世纪和17世纪，以近代物理学突破为标志；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以蒸汽机和机械革命为代表；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以电器与运输革命为标志；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以相对论与量子论革命为代表；第五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以电子技术革命为标志。事实上，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才是基础理论出现了重大突破，因而属于科学革命的范畴；而第二次、第三次和第五次科技革命主要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发明创造和实践推广应用，实际上属于技术革命的范畴。但若依据狭义的界定，科技革命则仅仅指上述的技术革命。此外，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说法不一，详情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时期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呈现一种交织伴生的状态，且常常具有科学革命发生在先，技术革命爆发在后的规律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革命向技术革命转化的速度日益加快，两者爆发的时间也逐渐接近，科学与技术逐渐趋于一体化，导致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发生的时间不断趋于同步。从这个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应该只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一是18世纪中后期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融合近代量热物理学理论）的科技革命；二是19世纪中后期以内燃机与电力技术为代表（融合了电磁理论）的科技革命；三十20世纪中后期以原子能技术与电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融合了原子核物理学理论）的科技革命。当下，人类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初期。这是一个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云计算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体现了数理逻辑理论重大突破的表现。鉴于此，笔者认为：科技革命是科学与技术相互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引发的革命，只有当科学与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时引发的革命才能称之为科技革命，详情如表2所示。
（二）关于“国际秩序”、“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
国内学界对“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三个概念的混用几乎成为常态，其中对国际格局的认识较为一致，即国际格局是实力对比的体现，包含实力分布和国家间的关系结构两个基本要素。具体而言，国际格局主要可分为三种形态：单极格局、两极格局与多极格局。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不同，莫顿·卡普兰认为“国际体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政治系统”。沃尔兹将国际体系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 从一个层次上来说, 体系包括一个结构, 结构是体系层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两人的论述表明：国际体系是单元与结构的集合，其内涵囊括国际格局，而国际格局只是国际体系中结构成分。
对于国际秩序而言，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代表国家、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主要的或普遍的目标”。但他关注的是相对静态的国际秩序，因而未对引起秩序变迁的相关条件展开论述。以此为基础，国内学者大都认为国际秩序是由原则和机制、价值理念与经济力量、利益格局、领导结构、国际组织、国际法及常规程序，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国际制度、大国的权力、利益和观念分配等要素构成，其变迁主要受制于权力、制度、规范这三者的实际变化。因此，本文认为国际秩序不像国际体系是描述国家行为体之间一种相互作用的客观状态，它本身不仅包含了物质性的存在，而且还囊括了人为建构的规则或规范等理念层面元素。
总的来看，国际体系是对所有政治实体整体状况的概括，包含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等行为体，强调单元与结构的整体性与内涵上的宽泛性。国际格局的主体为主权国家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主要强调单元间或单元与结构间互动关系。如“一超多强”国际格局既包含了美、俄、中、日、印等主权国家，也包含了欧盟等国家集团。国际秩序——相比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所具有的相对客观性——是主权国家围绕权力分配、规则制定与观念主导等互动关系的综合体。也就是说，“国际体系是对国际关系整体状况的概括，最具宽泛性；国际格局则是对其中各行为体互动及其关系状况的描述，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国际秩序则强调行为体互动和作用的规则性与规范性。”三者间关系是一种时序性关系，具体体现为国际体系形成后，国际行为体依据特定的权力分配与关系结构会形成相应国际格局，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特定主导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然而，这种时序性并非长期必然存在，因为在国际体系稳定状态中或国际格局未发生变化的情境中，国家间也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国际秩序也存在崩溃的现象。
（三）分析框架：“科学家—国家—国际体系”的三维互动
科技革命的内核是科学理论的突破与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而科学家则是科学理论突破与技术革新的原创者，肩负着科学理论创造与技术转化应用的使命与职责。近现代以来，科学家日渐成为国家发展与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重要智力资源，尤其是进入当下知识经济社会与信息社会，各国通过智力资源竞争来谋求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作为流动的资源，其科学活动的方向与效果能够影响国家权力的变化，而且可以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具体而言，一国对科学家的网罗与聚集不仅能有效提升一国的科技实力，推动工业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增长，而且还能为本国谋求更大的世界科学理论上的话语权，帮助其塑造科学创新的规则与规范，进而获取国家权力优势地位与价值优势位置，让该国在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
通过梳理四次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历史史料发现，科学家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在前两次科技革命期间（18世纪至20世纪中期），物理学、数学理论等理论突破与学科交融促发了动力技术的革新（从机械动能到电能），带动了不同国家工业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增长，催化国家间在互动规则与规范主导权的竞争，进而引发了国际秩序塑塑造与变迁。到后两次科技革命时期（20世纪中期-至今），前两次科技革命基本塑造了一个日渐稳固的国际秩序。在此前提下，科技进步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从此前前者推动后者的单向关系，向两者互相影响渗透的双向关系演变，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作为科学理论与技术载体的科学家流动属性被进一步激发。具体体现为，在后两次科技革命时期，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及其对科学家的争夺影响与限制了科学家的流动，推动了科学家流入国的工业能力与军事实力的提升，从而影响实力结构的对比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围绕旧秩序规则与规范主导权的竞争。因而，此项研究将从“科学家——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并进而探究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具体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三、第一次科技革命与英国主导的欧洲均势秩序确立（18世纪中后期—19世纪中期）
在近代科学创立到科学革命爆发之前这一历史时期常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1440-1540）；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时的科学（1476-1543）；第三阶段是科学的成年期（1650-1690）。英国作为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并非偶然，其自身的国力、国内政治形势和思想启蒙氛围为此次变革提供给了强有力的支撑。众所周知，通过16世纪圈地运动、海外掠夺与贸易等罪恶手段英国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则使其获得海上优势。在国内政治层面，1688–1689年爆发的“光荣革命”及其所宣布的《权利法案》通过限制王权和扩大议会权力，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基础。此后，英国议会君主制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成熟起来。从思想启蒙层面看，英国文艺复兴运动比欧洲大陆发生的时间晚，但经过都铎王朝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确立、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世界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对罗马教廷思想束缚的冲破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大解放。
（一）从科学家从事科技创新的特点看，均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获得重大突破，而后与产业革命相结合，进而催生第一次科技革命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后期，英国的艺术、人文和科学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使得英国科学理论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在化学方面，罗伯特·波义耳从火的本质研究发现了氧气；约翰·道尔顿把气体性质中推导出来的物理概念带到传统化学中去，并提出了道尔顿分压定律。在物理学方面，艾萨克·牛顿于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解释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人们用牛顿的力学定律，发现了海王星和冥王星，因而产生了天体力学、生物力学等交叉学科，为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促进了产业革命的发展。
如果说科学通过推演和计算的方式来探寻世界上的普遍规律，那么技术则通过实验和工具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难题。科学的进步带动了技术的革新，为技术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技术又为科学提供了实践基础。众所周知，英国技术革新首先发生在纺织业领域。随着约翰·凯伊飞梭、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珍妮机、理查德·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和塞缪尔·克朗普顿骡机的发明，纺织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随后，詹姆斯·瓦特在解决蒸汽动力技术问题时受到布莱克量热学的理论指导，改良旧版蒸汽机，并发明了“单缸单动式”和“单缸双动式”新式蒸汽机，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动力。
（二）在国家层面，第一次科技革命将英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
随着蒸汽动力的技术突破被应用到生产实践中，英国纺织业、煤炭冶金业与交通运输业取得革命性发展，不仅改变了英国的产业结构，推动英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工厂。例如：1770 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产值只有50万英镑，只占国民收入0.5%，1812年棉纺织工业产值达到2300万英镑，占国民经济总量的7%-8%，到1848年，英国的棉布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在煤炭方面，英国原煤产量从1800年至1830年间翻了一番, 1830年至1845年间再翻一番，整个19世纪, 英国的原煤产量增加了30倍，煤产量占全世界的2/3；在生铁方面，1800年英国只占世界钢铁总产值量的19%，到1850年则占到世界钢铁总产量的52%，生铁产量甚至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与此同时，蒸汽技术的突破还带来人口的集聚，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充实了劳动力。如1760年的英国, 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伦敦一个，到1851年, 已有7个人口达10万以上的城市, 人口5万以上的也增加到13个。在军事领域，以蒸汽为动力的船舰大量出现，并成为欧洲各帝国争夺海上霸权的重要工具，欧洲大国海军的海战武器装备水平大大提高，其结果是，欧洲海军从帆船时代进入铁甲舰时代。总之，第一次科技革命显著提升了英国的科技、经济与军事等硬实力，使之迅速崛起为全球头号强国。
（三）在国际体系层面，英国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建立了以本国为核心的欧洲国际秩序
随着拿破仑帝国在19世纪初的战败，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复辟的法国在奥地利召开欧洲各国外交会议。该会议根据强权政治原则，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财产的瓜分，重新划分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建立了维也纳体系，这是一种服务于欧洲主要大国的国际秩序。鉴于第一次科技革命成就了英国“日不落”帝国地位，同时也毫无疑问促其成为维也纳体系的核心。具体而言，维也纳体系就是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均势秩序，它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国际会议来协调和仲裁列强间的矛盾及利益纷争，借此维护欧洲大国利益与均势格局。正因如此，这一机制也被称为“欧洲协调”机制，是现代意义上首个地区性安全国际机制，主要建立在两项原则之上：一是各大国要克制在欧洲扩张领土的野心，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二是当欧洲大陆的内乱或国家间争斗即将引发战争时，各大国要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显然，这种大国合作共管欧洲事务的方式使“均衡、克制与合作”成为拿破仑战争后40年欧洲政治的重要标志性原则。
四、第二次科技革命与英国主导欧洲均势秩序的崩溃（19世纪50年代—20世纪40年代）
与第一次科技革命集中爆发于英国的特点不同，第二次科技革命覆盖地理范围更为广阔，德国、美国与日本在科技领域都取得的实质性进步与发展。其中，德国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急先锋，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和新装备，彻底完成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向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的转变。与此相对，英国在该时期受因循守旧、不善变通等因素的影响，其主导的欧洲均势秩序也因德国崛起开始崩溃。
（一）从科学家的角度看，德国之所以成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主要是它同时具备了诸多优势
首先，社会层面的改革为德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基础。19 世纪中叶的德国由于推行了“普鲁士式”的土地革命，农民因而成为了自由人，为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化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在此过程中，德国国内容克贵族凭借“赎买”政策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一方面通过投资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等方式，从英法等国购买机器设备、开设工厂，另一方面通过将其经济实力扩充庄园地产领域的方式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其次，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早在统一前就开始重视科学教育的发展，开启了意义深远的洪堡教育改革：一方面主张推行普遍义务教育，完善中学教育计划，特别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定为学生必修课，另一方面反对国家行政干预教育和学术活动，推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原则和“科学研究优先”方针，导致其国民教育普及率显著上升。1871年德意志统一使得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国家组织和设立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十分重视将科学成果引入生产领域，因而逐步形成了高等教育与工业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良性循环局面。其结果是，先进的工业科技文化在德国蓬勃发展，涌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互相渗透于促进。例如：在物理学领域，既有量子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普朗克，也有相对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化学领域，弗里德里希·维勒从无机物人工合成了有机物——尿素，打破了只靠动植物有机体中的生命力才能创造出有机物的生命力论；尤斯图斯·李比希从科学上说明了施肥的道理；凯库勒提出了“苯理论”，奠定了原子价理论的基础。在实用技术领域，西门子最先将科技发明运用于工业生产领域，1866年他制造出第一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首次完成了机械能至电能的转变；1879年发明了电动机，实现了将电能在转变为机械能的突破，建造了第一条电车轨道。据相关文献记载，1851年至1900年间，重大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方面，有202 项属于德国，超过英法总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二）在国家综合实力方面，第二次科技革命为德意志帝国时期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动能的转换与内燃机、电机的发明极大提升了德国工业生产效率。例如：在统一以前的1860-1870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7%，统一后10年，增幅达4.1%；1880-1890年进一步提高到年平均6.4%。从工业增长角度看，德国在该时期工业增长速度远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生产总量分别在1874年和1895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方面，德国1870-1913年间的煤炭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铁产量从139万顿增至1931万吨。其结果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英美德三国在世界生铁产量比重分别为13.3%、39.3%、24.1%，钢产量比重分别为10.2%、41.5%和24.7%。这使得德国钢铁产量仅次于美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钢铁大国。
随着国家科技与军事实力的显著增强，主权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往往越具扩张性，制定国家战略目标时也更野心勃勃。19世纪80年代，德国因经济实力不断膨胀而使得本国资产阶级不甘坐视其他国家纷纷霸占世界原料产地与市场的局面继续下去，因而开始向海外扩展势力。1882年，德国工业家与银行家建立德意志殖民协会，广泛宣传扩张政策、鼓吹殖民侵略；1883年，商人吕德里兹不顾英国的反对将南非盛产金钢石矿的安哥拉·佩昆那港（今吕德里茨港）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地。19世纪90年代德皇威廉二世执掌政权后，实行全速前进的“世界政策”，其核心内容就是推行殖民主义与海军主义政策，旨在争夺世界霸权成。时任德国外交大臣伯尔哈德·布洛所言“要是我们没有强大的陆军与海军，没有巨大的威力，我们就不会幸福，在未来的世纪里，德国人民不是当铁锤就是当铁砧”。
（三）在国际体系层面，随着德国的统一与崛起，19世纪初期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均势秩序受到多重冲击
首先，在权力结构上，维也纳体系中的均势格局被打破，英国因错失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机会而导致综合实力相对衰弱，而德国借助第二次科技革命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地区与英国相匹敌的同等强国。其次，在规则制定与国际社会主流价值方面，由于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社会处于大国肆意扩张抢占殖民地与市场的时代，维也纳体系支撑的“欧洲协调”秩序相应也是建立在维护英国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结构基础之上，因此，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在强权政治横行无阻的背景下不可能形成统一且具有共识性的主流价值规范或规则。其结果是，狂热的帝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充斥着国际社会，因为当时大多数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信奉“战争是上帝规定的法则”。可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社会中，军事实力是国家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国际秩序建立与稳定是以国家自身实力为基础，而非相应规则或制度。但是，一旦维持秩序主导国的实力相对下滑，秩序的稳固性就将面临冲击。这表明英国领导的欧洲均势秩序随着德国的非和平崛起必然要面对最终崩溃的结局。
五、第三次科技革命与两极均势秩序（1945-1991）
二战结束初期，受前两次科学技术发展与扩散影响，科学技术与国际秩序互动关系逐渐由此前单向影响往双向演变的发展趋势。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科学发明和技术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苏两极均势的冷战背景下展开。为了占据优势打败对方，美苏均动用国家资源，采取优先聚焦军工领域的国家战略，集中开展竞争性科技研发活动，同时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军事和经济实力。
（一）科学家作为科技创新的原发动力成为美苏竞相争夺的对象
二战末期，美苏竞争初现端倪时就开始了对德国导弹专家的争夺。20世纪30年代是德国宇航理论和火箭技术蓬勃发展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便成为美苏在二战结束时高端端人才争夺的主对象。例如：德国火箭专家沃纳·冯·布劳恩带着设计团队525人和积累13年的重要研究资料投奔美占区，1945年9月他与115名德国顶级导弹专家和家属在美国的安排下去了美国。移居美国后，冯·布劳恩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研究开发项目的主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4号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NASA这样形容冯·布劳恩：“无庸置疑的，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火箭科学家。他最大成就是在担任NASA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总指挥时，主持土星5号的研发，成功地在1969年7月首次达成人类登陆月球的壮举。”另一方面，苏联也动用国家力量在德国全境网罗人才，并承诺；只要参与过导弹研发工作的人员肯合作，将在苏联占领区得到充足的实物和优越的工作岗位。1946年10月，德国导弹控制系统专家赫尔穆特·格罗特鲁普和近6000名技术人员投奔了苏联，其中包括200名导弹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这些人被安置在距莫斯科150公里处的赛尔戈湖中的一个小岛上，不仅帮助苏联完成与重建了V-2火箭导弹项目，而且还为后续多项导弹系统（R-10 、R-12 和R-14）提供了改进方案。
（二）从国家层面看，美国为赢得冷战胜利在战时“大政府” 运作模式上催生了巨大的军工复合体
虽然美苏均采用“大政府”、“大科技”的发展模式，但在具体操作上各有不同。其中，美国打造的“政府-工业-学术复合体”模式发挥着冷战时期美国大科技发展发动机的作用。“曼哈顿计划”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美国科学研究局创立人范内瓦·布什，为二战后美国的科技研发设计了行动纲要，并促使美国政府于1950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1945年10月，美国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高度评价了美国科学家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称：“美国的实验室现在成为我们第一道安全防线”。众所周知，1949-1950年间“国家安全”成为冷战的首要议题，美国各政府部门在大学和工厂资助了大量的大型研发项目。截至1956年，国防项目的开支占据全国工业研发项目总开支的一半以上。同时，政府鼓励高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曾一度成为科技研发重镇。另一方面，苏联采用的则是政府主导、科学家聚集“封闭的孤岛研发”模式，即科学家和家属封闭生活在某个特定区域，享受优于平常百姓的物质生活，科学家与政府高官之间有高效沟通的绿色通道。科罗廖夫曾是赫鲁晓夫最为赏识的科学家，甚至有权力直接向赫鲁晓夫汇报，这种近乎“随意”的工作模式给苏联早期的外空发展带来一定的效率和成果。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又成功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为了能赶超苏联，取得在太空竞赛中的优势，美国加大了研发经费的投入，据估计：“阿波罗项目”的研发经费占联邦政府开支顶峰时期的2.2%，是“曼哈顿计划”的两倍多。
总的看，美国在冷战时期均把科研资金的绝大部分投入到了军事技术和太空技术方面，其民用科研经费必然处于被挤压状态，加之其开发出的科研成果因具有机密性而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转化为民用，必然会造成其工业创新速度的相对下降，从而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必然会发生动摇。
（三）从国际层面看， 美苏作为两个超级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构建和维持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主要取决于各方综合实力的发展
美苏冷战是在核时代背景下进行的，而核武器所具有的大规模杀伤力首次让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能力。首先，核武器是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重要领域，双方因拥有核武器而实现了“威胁平衡”；其次，核战争“确保相互摧毁”的本性使得战争没有赢家，因此，美苏在核武器领域的斗法难分伯仲；最后为了打破“核僵局”，美国开始将军备竞赛拓展到外空领域，同时在遥遥领先计算机科技领域向苏联频频示威。例如：里根时期美国军事外层空间研究拨款在国家科学投资构成中的比例高达85%左右，比1975-1980年的62-64%，增加了20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国为军事目的开发的科学技术，多数只能用于军事工业，而且技术越向尖端发展，其同民用的距离就会越大。例如，在1957到1989年间，全球共有3196颗卫星和宇宙飞船，其中苏联发射了2147颗，美国发射了773颗，日本位居第三发射38颗，大约60%为军用卫星，1/3 为可拍照的侦察卫星。同时期，苏联科研经费总额的75%用于军事技术研究。但是，苏联政府着力打造的军工复合体超常规发展模式使得科学军事化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脱节，公众的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导致经济发展迟缓，不仅难以支撑其与美国竞争下去，而且还注定了其在冷战中必然遭遇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美苏“两蚌相争”的发展态势使得日本和西欧科技发展拥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为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国际秩序朝着民主化前进创造了条件。
六、第四次科技革命与美国霸权秩序的衰落（1991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成为全球霸权国家，建立了以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也在发展。事实上，二战以来建立的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为增进主权国家间政治、经贸往来构筑了多边平台，奠定了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组织基础。后冷战时期，全球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资金、技术、人员、信息的全球化流动使得人类科学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有力地推动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其中以算法、程序与数据等数理运算方法与逻辑理论发展为根基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成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
（一）在当今世界互联互通的全球化背景下，科学家的跨国流动日趋频繁，推动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
科学家作为全球化时代知识资本流动的载体, 其所拥有的“缄默知识”需要通过个体间的互动来实现共享和传播。科学家流动既具有积极的知识溢出效应，又是国家和机构获得竞争优势和组织声望的主要途径。研究显示：过去四十年科学家流动变得越来越普遍，流动距离越来越大，科学家流动的重心正在以每10年700公里的速度向东方迁移；同时，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心正在以每10年1300公里的速度向东方国家迁移。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科学精英在以不同形式向美国与苏联集聚或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一些新兴工业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原本这些典型的智力外流国如中国、印度、巴西与东南亚各国等新兴国家开始出现大量海外人才回流的现象。未来科学家在中国城市与欧美城市之间将进一步趋于双向平衡的流动。“中-美-欧”作为全球科技三极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中美、中欧和欧美将成为世界范围内科学家流动的三大主轴。在现居海外城市全球受调查科学家中，未来5年中计划或考虑来上海发展的比例为4.2%，来北京为3.6%，深圳为2.2%。科学家与知识精英的跨国流动带动了科学知识生产重心的转移，知识精英的跨国回流及其携带的知识、技术成为提高输入国科技实力的重要资源，促进全球层面科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科学家在全球范围的跨国界流动成为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原动力生成机制的主基调。
（二）从国家层面而言，科学精英的全球范围内流动深刻改变着各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图景，推动着知识技术的共享、传播、扩散和使用
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浪潮使得超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迅猛发展，尤其是专业性的国际行会、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如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协等。首先，专业性国际组织数量不断增多。例如，冷战时期国际科技组织数量相比冷战开始前增长了157个；而冷战结束后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科技组织数量增长了374个，增长率比冷战期间多达138%。其次，在涉及主权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太空领域，加强国际对话与沟通的态势愈发明显。这一典型表现具体体现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的成立上，该组织于2006年建立，是联合国推动成立的政府间非正式组织，旨在促进民用卫星定位、导航、正时和增值服务有关的问题及各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性和互通性问题的合作和发展。委员会下设一个供应商论坛，由全球提供卫星导航服务的国家——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和中国的北斗系统组成。最后，科学精英的全球范围内流动推动国家间的实力发展不平衡更加凸显，导致大国间的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进入21世纪后，由于恐怖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恢复乏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与印度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导致美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竞争加剧。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数据显示：美国拥有25个领先的科技创新集群，是全球科技创新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凭借17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集群排名第二。这一年，中国GDP总量达到美国GDP总量的74.8%。这表明两国实力差距已大幅缩小，不仅激化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且还促使美国加大了其对华科技遏制的力度。例如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战略竞争与遏制成为美对华主要外交选项，美国不仅加大了对华技术进出口和中国在美科技企业的限制，还加强了对中国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相关专业留学生与学者学术交流限制；拜登主政白宫以来，中美科技竞争态势依然延续，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依然在发挥影响。
（三）在国际层面，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的实力有所削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学界普遍认为美国全球领导的西方秩序正在面临衰弱，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正朝着更为广泛的多边区域秩序发展。具体而言，现有国际秩序正面临来自权力结构变换、主导性价值转变与规则制定权竞争三个方面的冲击。首先，在权力结构上，新兴国家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的崛起加速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弱化，世界格局朝着力量更加均衡的格局演变。其次，在主导性价值理念方面，冷战时期美国主张并推广的所谓“西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受到全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等多重因素冲击，加之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主动从国际秩序捍卫者的角色中退出，使得这种冲击的效果进一步放大。最后，在规则制定权方面，由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抛弃了此前美国建立的一系列制度与规则，不仅撕毁了《伊核协定》，而且还退出了《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严重损害了其国际规则话语权，进而削弱了其国际地位。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言，“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崩溃，因为它的领导者美国放弃了它”。
七、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互动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使得科技革命成为主权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综观人类四次科技革命（A）和国际秩序（B）变迁的历程，以及基于从科学家、国家与国际体系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二次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与第三、四次两者之间的互动存在显著差异，即从A—B模式转向了B—A模式。
（一）国际规则与规范、国家能力和科学家的身份认同是促成不同历史时期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差异性互动的内在逻辑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差异性互动产生了内在的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际规则与规范是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前提条件
首先，第一、二次科技革命均诞生于欧洲，决定了欧洲大国必然是国际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尽管当时的国际秩序是“欧洲秩序”。一战之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依然是以欧洲秩序为中心，真正的全球层面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国家间的共识性规则与规范只是初步达成，因而对相关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弱，无法构成对整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形成强力制约。
其次，二战结束之初，伴随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真正的全球层面的国际秩序才逐步建立，国际层面逐渐确立了“民族自决”与“集体安全”的两大国际理念，同时还建构了相应的国际规则、国际规范，既约束了国家间的互动行为，又规范了国家围绕科学家流动、科技与产业发展方向的竞争行为，有力地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规则与规范的建立与否直接影响了不同时期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模式。
2.国家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国家中观层面而言，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模式还受到主权国家国家能力的影响。这里的国家能力不仅指政府作用于市场与社会的能力，而且也是国家贯彻和实现自己目标、意志的能力。在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由于社会思想冲破了封建宗教观念的束缚，科学理论朝着百家争鸣的态势发展与突破。但是，该时期欧洲各国综合实力与国家能力相对较弱，各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应对外部威胁上面，因而缺乏干预或引导社会思潮与市场发展方向的意愿和能力，导致科技进步呈现出自由发展的状态。到了第三、四次科技革命时期，经历过一战和二战战火洗礼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能力普遍提升，其综合国力与国家能力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二战结束之后，美苏因先后成为拥核国家而实现了“威胁平衡”，进而造成东西方阵营对峙的权力均势。在此背景下，美苏为争夺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通过动用国家战略资源，采用不同科技管理模式，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同时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科学家流动，以确保本国科技资源不流入他国。在后冷战时期，信息、技术、资本、生产流动的全球化浪潮推动了科学家和科技组织的跨国界流动，催生了基础科学的突破、应用技术的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升级，导致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面临巨大挑战。显然，国家能力特别是大国能力的强弱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当今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模式。
3.科学家的身份认同直接决定一国实力的大小，进而决定该国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微观层面而言，科学家认同指的是其归属感。众所周知，科学精神与情怀是科学家的“职业属性”, 而国家与民族则是科学家的“身份属性”。因此，科学家的身份认同是关于“我是谁”、“我立于何处”的理解。此外，人类科技革命发展的历程显示，科学家存在和聚集的地区始终是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变革活跃区域。在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各国间经济社会交往与流动性较弱，该时期科学家国家认同的身份属性相对比较稳定，，科学家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身份属性相对比较稳定，其追求科学精神与信仰的职业属性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人类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科学家”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科学家的国家身份属性也因此而逐步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二战时期美国邀请英国和加拿大科学家共同加盟“曼哈顿计划”，不仅加快原子弹的研发速度，而且还实现了科学家的跨国界合作，那么美苏间竞争态势的缘起则直接表现为两国在二战末期对德国导弹专家的争夺。当德国火箭专家沃纳·冯·布劳恩与德国导弹控制系统专家赫尔穆特·格罗特鲁普分别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投靠美国和苏联之日起，德国科学家的身份属性就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国家身份属性的变化并未影响其为美国或苏联在外空武器研发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讲，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均势秩序，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都是以第三、四次科技革命为背景依托。一方面，国家间互动更加频繁，国际社会交流日益密切；另一方面，国家间互动博弈态势也更为激烈与复杂。例如，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资金、技术、信息的全球化流动极大推动了科学家的全球化，科学家工作场域的变化更为频繁，导致科学家国家身份属性也随之发生变化，不仅没有影响整个人类科学技术创新进程，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进程。但是，对于国家而言，尤其是对于大国而言，由于科学家身份认同的变化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因此，科学家的流动方向势必对相关国家的整体实力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也一定会在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互动模式上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二）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互动的未来发展路径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在未来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科技革命依然会遵从科学革命到技术革命再到产业革命的发展逻辑路径。
人类经历的科技革命历程显示：科技创新的原动力，无论是内生动力，还是外来冲击，即：无论是源自主权国家内部的国泰民安、经济富足、思想启蒙和科学探究精神盛行，还是源于外来威胁不断上升或国家间竞争加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是最为原始的驱动力，而后扩展到技术应用领域，即以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引发产业革命，最后通过生产与交换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实现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从这一意义上说，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担负着基础科学研究突破和“产学研”纽带的双重重任，发挥着一种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因为人类历史上的四次科技革命充分彰显了高等教育中基础理论研究与科技应用相结合后所迸发出来的强大生产力及其对国家实力和国际秩序变迁的重大影响力。
2. 产业革命创造社会财富，提升国家能力，进而推动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变革
人类历史上的前三次科技革命都充分显示：科技创新本身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只有和工业化生产、市场结合并转化为经济收益，才能提升国家能力。冷例如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国家实力的增长不能单纯倚重“威望科技”。因为威望科技既不能充分转发为普遍用途科技，也无法直接转化为国家财富，而且还会消耗国家巨大的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进而削弱国家实力和能力。当前，西方民主观与治理理念在难民危机、金融危机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暴露巨大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治理理念与发展理念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从而推动了国际秩序观的重构。正如部分学者所言，当前世界秩序观正在从过去强调以纯粹个体理性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观念朝着以强调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多元和谐共生为基调“新理性观”转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在关于未来秩序的讨论上不应执拗于中西方的“制度之争”，而应从全局出发，将重心放在全球各项治理议题中的有效解决方案上，在优化和创新国内治理制度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好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方案，最终推动国际规范与规则的转变。
3.新兴国家正在经历科技“跨越式”发展，其庞大国内市场产生的“外溢效应”将助其在未来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高科技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技术扩散”和“技术封锁”的两难困境。众所周知，高科技产品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技术扩散的过程。如果技术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和科技发明优势而刻意阻断技术扩散进程，势必会生成逆全球化浪潮的孤立主义，不利于国家财富的持续稳定增加。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国家的创新能力仅能维持短暂的一个阶段。当前，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低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表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体不仅能够在吸收和借鉴世界顶尖科技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且其“外溢效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其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连续多年发布的《专利合作条约》和《全球创新指数》可充分佐证这一发展态势。在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也能够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八、结语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组成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这些创新会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一方面，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周期被逐步缩短，从基础理论研究突破到社会财富增加的进程被缩短，高科技在提升公众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国际秩序变迁的周期相应缩短，从由英国主导的百年均势、美苏长达45年的冷战对峙再到后冷战时期的一超多强的变迁速度也在加快，二者呈正相关曲线分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美国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暴露出诸多弊端，而中国的治理模式愈发显示出其优越性，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但是，这种战略竞争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因为其竞争焦点不是军事实力和领土的扩张，而是权力竞争引发的国际规则、标准、贸易和科技的全方位竞争。应当承认，美国依靠“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聚集”产生的红利，依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其科技创新势头不减，但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在美华人科学家和留学生问题上采取打压政策，势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或将不再是国际优质科技人才的首选目标国家，这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网罗天下英才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为其持续崛起并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历史机遇。
推荐语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关联何在，其中又有何内在逻辑？本文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理论研讨，并将四次工业革命与阶段性国际关系变迁的资料相互印证，提出了科技革命直接推动国际秩序变迁与国际秩序直接推动科技革命的两种发展模式。有助于读者更好理解当前大国间科技竞争及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政治学人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