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美术作为艺术课程进入高校的历史，其源起与发展和中央美术学院是分不开的。民间美术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课程发展史，远远超出了艺术和教育的范畴，这是一个伴随着国家和民族命运、伴随着革命文艺传统的课程实践史。特殊的年代，民族危亡之际的抗战与革命的需要，使那些有着革命理想的年轻艺术家和遮蔽在乡村底层社会的民间艺术产生了关联。从20世纪30年代末的延安鲁艺，到新世纪的今天，中央美院几代人坚守着对乡村民间艺术的信念，对农民传承群体的尊重，以及对乡村土地和淳朴日常生活表现的热衷。这是一个颂扬人民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倡导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时代。在中央美院的课堂上，增添进一种来自民间和农民生活传统的声音，这个声音又把青年学子们带出学院的高墙，带进乡村生活的民间艺术之中。
学院与村庄的历史，也是一部民间文化作为知识价值实现的历史。英国著名比较教育专家B.霍尔姆斯和M.麦克莱恩在《比较课程论》中，对世界各国主要的课程理论概括为四种模式：要素主义课程论、百科全书主义课程论、综合技术主义课程论、实用主义课程论。围绕着这些课程理论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讨论了两个具有普世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人应该受教育。《比较课程论》在书中比较分析了世界不国国家的课程摸式，同时也提出了发现的问题：“比较的结果表明，使课程完全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是非常困难的。”简而言之，“国际社会对课程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受到国家政府的主权及教师的保守性的阻碍。”“教育家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开发既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无损于传统价值的课程理论—这是杜威曾面临的问题。”《比较课程论》也在启发我们提出自已的问题：中国多民族村庄里的民间艺术，可以成为有价值的知识进入大学课程吗？大学的课程内容可以关联乡村社区的艺术传统，可以为乡村的民族民间艺术发展提供知识服务和人才教育吗？以此纵观中央美院民间美术专业几十年课程实践的历史，即是在不断地探索实践中去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从最初延安鲁艺对民间艺术的采风和借鉴创作；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民间美术系教学和民间美术的深度考察与研究；再到新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学科开拓，到文化遗产新专业的建立和国家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试点项目，几十年勤奋艰辛的实践，我们走出了自己的路。
1942年，延安鲁艺的青年艺术家们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到“大鲁艺”去，到陕北延安的乡村基层工作和采风。古元到延安的碾庄任村上的文书，他的许多不朽的木刻艺术作品就是那时创作的。民间剪纸和木版年画艺术深刻的影响了延安鲁艺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也影响了后世美术领域的艺术创作观，向人民大众和民间艺术学习，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思想价值观。延安鲁艺时期的青年艺术家江丰、艾青、古元他们到陕北乡村搜集窗花，后来编辑了《西北剪纸集》。延安鲁艺的青年诗人李季到“三边”乡村基层任小学教师，他深入民间生活，从陕北的信天游和民间口传文化中获得了极大的灵感，李季创作了“信天游体”的《王贵与李香香》，成为中国新诗领域一个开创性的现代诗类型。延安鲁艺时期学院向乡村民间艺术学习，艺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文艺传统，也成为中央美院民间美术学科发展的思想文脉和实践传统。这段历史我们概括的描述为，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鲁迅倡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和新兴木刻运动为起因；以延安鲁艺师生的艺术教学、民间采风、艺术创作活动为主体；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为艺术创作方向。延安鲁艺时期的木刻运动就发生在民间艺术传统深厚的陕北，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思想诞生在民间艺术肥沃的土地上。今天，反观这一段历史，也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一个本土化独特的思想文脉，也可视其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教育思想史上重要文脉，我们称之为革命时代发现的“人民文脉”。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院长的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了“年画、连环画系”，在文化部属院校的专业备案为：“通俗美术专业”。1986年“年画连环画系”改建为“民间美术系”，民间美术传统作为艺术体系正式进入高校课程，这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所大学能够坚持自觉独立的实践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化的民间美术的艺术教育价值，并探索民间美术在高等教育中的课程实践模式，也提出了中国美术教育课程理念中，“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今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的民间美术传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政府都立法保护与传承的文化传统，非遗的立法，确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也确认了非遗作为地方知识可持续传承的价值，民间艺术的文化传统和传承人，成为保护的领域和对象。
20世纪70年代初，靳之林追随古元和延安鲁艺的艺术精神赴延安工作了13年，他在陕北的乡村里发现了陕北剪纸的“文化之树”，写出了中国民间美术研究领域开拓性的学术著作《抓髻娃娃》《绵绵瓜瓞》《生命之树》。靳之林把乡村里的民间剪纸推向了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提出了有时代意义的中国本原文化学说，他把乡村农民群体传承创造的文化丰碑立了起来。21世纪初，在中国剪纸申报世界非遗的项目中，靳之林在陕北延川创建了民间艺术保护生态的小程村，为探索乡村民间艺术可持续性发展寻找途径。1986年，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邀请靳之林带领六位陕北和陇东的剪花婆婆来学校传授民间剪纸，这一举动在学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人提出了民间美术的“第三体系”说。民间剪纸使师生们看到了陕北，看到了延安，看到了一个纯朴有生命活力的民间艺术世界，民间美术系的“采风热”正是从那时开始的。同年，时为民间美术系主任的杨先让组织了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队，沿黄河流域考察，持续四年行程几万里，这一成果被记录在杨先让、杨阳撰写的《黄河十四走》这部专著中。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考察深入多民族乡村，调查不同类型的民间美术制作；访问传承人；收集民间美术物品；采风节日与祭祀中的民俗活动。这次重要的考察不仅是中央美院民间美术学科建设的一个壮举，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重要的民间美术事件。持续不断的黄河沿途乡村民间艺术的考察，为高校的民间美术学科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贡献了有启发意义的个案。
新世纪初以来，在原来的民间美术研究室基础上，我们创建了国内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2年），开展了一系列围绕中国剪纸申报世界非遗的社会实践项目；创立了国内第一个文化遗产日“青年文化遗产日”（2003年），提出了“活态文化”的传承保护理念和倡导关注多民族村社文化传承问题。新世纪初以来，我们组织年轻的硕博士，建立了中央美院非遗中心志愿者团队，全身心的投入了到了中国剪纸的田野调查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剪纸的调查，沿着国境线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调查持续了近16年。16年依然是一个匆忙的过程，文化的流变和高龄传承人的离世，远远超过了我们田野行走的速度。16年的田野摸清了中国少数民族剪纸的文化分布，整理出来28个民族的田野文本，完成了中国剪纸作为世界非遗文化多样性的基础田野调查，记录下了村庄里最后的文化遗存。
村庄，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古老的社会生存单元，也是民族文化形态中最小的文化聚落，非遗的许多文化类型生存在村庄，村庄是民间美术传承与生长的摇篮。村庄的时间是复合的，村庄的生存意识中包含着历史的记忆，绵延着最久远的文化信仰和祖先崇拜，承继着民族血亲的文脉。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正是在村庄的文化底蕴上绵延着活的文明遗存。村庄是一条文化的河，人是自然的延续，也是文化的延续。村庄遗存着每个民族积淀深厚的文化基因，保持着民族生活最真切的日常与文化的约定俗成。
在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历史中，知识分子与村庄的联系构成了探索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独特现象。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民族学、民间文化研究，以及民族艺术研究，都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村庄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关联。20世纪初人类学家岑家梧即注重少数民族艺术的发生学研究，注重少数民族图腾文化的发现和民族艺术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他开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和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乡情境遇，发现了开弦弓村活态的乡村生活，生活的日常成就了他的代表著作《江村经济》。费孝通对江村的情怀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晏阳初在上世纪初20年代就落户到了河北定县，开始实现他以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的乡村建设实验。同样是上世30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乡村办起了他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此来推动乡村社会建设的实验。知识分子与乡村的自觉关联，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小农意识文化变革的一个必然，事实即如此，中国许多现代社会的变革都是在村庄进行着艰难热枕的奋斗与实践。
传统的封建历史观已经习惯了从帝王将相、文人精英和官史典籍中来讲述中国，浩瀚的古史典籍散记着一个文字书写的中国。我们还不习惯从一个村庄和村庄里口传的史诗、手工的民艺品去了解中国，不习惯从不同民族社区农民群体的日常生活来认识中国，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汉字书写的历史以外，还有一个几千年文明没有断裂的活态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在书籍文字中，就在这些具体的村庄与族群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多民族乡村的日常生活里承传着活态的文明，延续着不同民族古老的文明香火，记忆着每个民族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常识。村庄的意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所提供的社会多面性、人性伦理的复杂性、文化的混生性与根性，以及村庄里多样性地域文化方式、生存情感思维都远远超出了通常知识的判断，所以，钟敬文晚年在谈到民间文化时说，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要多的多。
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历史从未间断，而村庄这个古老的族群聚落，依着它的文化本能和对先祖的信仰重演着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村庄的意义包含着一种地缘文明内涵的蕴藏，时间的意义在村庄里具有了更多维度的延伸。今天，村庄在发生着急剧的衰退变化，中国农村的城市、城镇化已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但村庄依旧是一个活着的文化生态，今天的村庄依旧显示着其巨大的文化蕴藏能量。21世纪的中国村庄不会消失，村庄会成为遗存的历史文化物种保留下来，会成为一种新的有独特时间感的人居生活。21世纪上半叶，学院与村庄的缘份刚刚开始，多民族村庄里深厚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还没有真正进入学院的知识体系，村庄里那些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还有待于学院的力量去抢救发掘、整理与传播。村庄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绕不过的一个开始，也是学院当代教育发展与艺术思想实践的土壤。
纵观中央美院70多年民间美术的课程实践历史，我们发现有一条实践的精神线索贯穿其中，即不断自觉融入乡村社会向民间学习，去发现乡村社会民间艺术传承的现实问题，积极寻找解决途径并付诸行动。坦率的说，民间美术专业课程与学科建设的发展动力，不仅源自对民间艺术文化价值认同的信念，也源自民间美术作为专业学科在高校生存的艰难困境，为生存的学术激发了几代人的信念力量。《实践的精神——中国民间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模式研究》图书的写作过程，是重温近百年民间文化命运的过程，也是重温学院几代人坚守民间艺术初心的过程。图书梳理了延安鲁艺以来70多年来学科思想、课程理念及实践的历史，记录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学科发展中重要的课程实践和重大社会项目实践，这也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民间美术课程发展史的缩影，民间美术的教育传承作为高校的专业学科发展，今天依然是悬而未决的事情，一切仍在路上，道远依旧任重。
《实践的精神——中国民间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模式研究》一书，是中央美术学院“百年辉煌”工程重大理论研究项目，学院在项目的立项与编撰出版工作方面给予了资助，图书成果也列入中央美院百年校庆学术丛书。图书的写作由乔晓光撰写写作提纲并提供部分章节写作内容，董永俊博士完成全书通稿初稿写作，乔晓光、董永俊完成各章节修改订正，研究生苏欢、裴诗贇协助部分章节的整理材料及修订工作。
2018年4月于北京艺术驿站8号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