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需求动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特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是，西方世界主导的现行国际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逆全球化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反建制主义和全球性问题的溢出动摇了全球治理体系。“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考验着中国智慧。（一）世界多极化向纵深推进特朗普总统在其任上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将中俄称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伊朝称为‘流氓政权’，并将两者和国际恐怖主义一起列为所面临的3个主要挑战。”美国政府单方面认为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而防范中国崛起将是其国家安全的重心。特朗普政府实行两面派的对华政策，一方面企图借助中国市场实现经济复苏，任上第一次访华时与中国达成大约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经过反复斗争后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的经贸遏制和战略围堵，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破坏“一中原则”签署《台湾旅行法》和通过《台北法案》，特朗普政府为转嫁国内矛盾、罔顾事实抛出新冠肺炎是中国病毒等荒谬言论，美国一系列的防范遏制中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使得中美关系持续低迷。针对当前日益恶化的双边关系，王缉思甚至认为中美不排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
然而，政治多极化趋势下世界相继出现新兴行为体群体性崛起，多边主义代替了单边主义，多边事务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企图以世界警察身份操纵国际关系越发不得人心。世界需要的是代表各国人民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以“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取代霸权国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和挑起国际冲突，以“公平正义”价值观取代霸权国用“人权”有色眼镜评判国际事务是否曲直，以“合作共赢”新型发展模式取代霸权国“胜者通吃”模式和“贸易战”。新型国际关系顺应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趋势，提高了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多力量中心的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必将取代霸权国的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恰逢其时美欧通过操控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实际主导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在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信息化进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席卷世界，客观上促进了全球经贸发展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现今的西方越来越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美兴起，英国进行退出欧盟谈判，美国四处挑起贸易争端。美欧的部分发达国家已经由全球化的推动者异化成全球化的最大阻碍，世界各国呼吁新一轮全球化。
基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山穷水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需要中国扮演“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化推动者。一方面，通过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推动新一轮“包容性”全球化，反对部分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一带一路”合作加速推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革新当前国际经贸制度中不符合全球经济实力对比的部分，调整部分经济式微的传统工业国在治理机制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提升新发展起来的工业国在国际经贸机制中的话语权。（三）全球治理体系的善治潮流全球化拉近了世界人民的距离，跨国经贸往来促进物质丰裕的同时也会引起全球性问题的蔓延。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益突出，反建制主义在发达国家中兴起，美国打着维持霸权地位的算盘却推卸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不断退出《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球治理体系。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溢出风险和反建制主义在欧美的兴起，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变革全球治理体系、遏制全球问题溢出和打压反建制主义抬头已刻不容缓，本次新冠疫情就是典型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框架内各国各自为政、全球抗疫应对失措。
首先，积极促进全球善治进程，革新全球治理体系中不适应公民社会发展趋势的部分，重视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同时推进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改革，使其符合全球治理行为体综合实力对比；其次，中国提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符合中国新时代国情基础之上量力革新全球治理，践行负责任大国的承诺；再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道路上并不孤独,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同行者，”[]中国必须维护和提高他们在体系革新中的国家利益；最后，中国发起和推动亚投行、丝路基金、G20等新型全球治理平台，提高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决策权、投票权和话语权。三、改革动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体系变革通过马列主义来分析近现代四大国际关系体系演变，可知国际关系体系具有自我变革的特性。此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针对二战结束建立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行国际关系体系，各主要行为体围绕着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展开激烈争夺，即当前的权力分配格局、国际机制安排以及无政府文化构成了国际关系深层次变化的内部动因。（一）国际关系体系的自我变革性“‘三十年战争’及之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拿破仑战争法国战败后，五大国达成了维护欧洲百年“均势”和平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英法主导了凡尔赛体系，美国控制了华盛顿体系，凡华体系是第一个世界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二战后，美苏主导了雅尔塔体系并，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
纵观近代以来的四大国际关系体系，有一条清晰的维护世界均势和平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主线，虽然每一个国际关系体系都没有根本改变“无政府状态”，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国际关系体系的变革性和进步性，正如秩序和无序是相对的，和平以冲突为前提条件，每一个国际体系都是通过国际会议终结之前爆发的国际战争，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第一次以国际会议的形式结束国际战争。每一个国际关系体系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各大国的利益，维持了大国间的相对均势，从而维持了欧罗巴和平与世界基本和平，促进了人类工业化进程，资本主义市场不断向世界扩张。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处于不断变化的进程，同理国际关系也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四次国际关系体系的变革性与进步性体现在：第一，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保障了弱小国家的生存，随着国际关系体系演进民族国家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主权平等也被载入《联合国宪章》；第二，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对没有统一中央权威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行为进行规制，比如维也纳和会上达成的外交规范沿用至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交往；第三，国际组织的生长，一战后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国联虽以失败告终但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了教益，伴随着国际法和公民社会的繁荣在世界上还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机制。
（二）当前国际关系体系的变革动力第一，全球权力分配格局不适应国家实力对比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但是世界的权力的分配格局不符合后发国家突起而发达国家式微的现状。权力分配格局的调整并不是西方学者宣扬的形形色色的“权力转移陷阱”，而是新兴大国在既有国际秩序内，通过和平而非暴力手段，通过渐进的帕累托改进而非让急遽的权力转移，让权力对比更加符合国家实力对比现状。然而，权力格局的重塑需要克服守成大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权政策。经济上，尽管世行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提高金砖国家的投票权，G8发展为G20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高了与会国的代表性，但是在组织内部的投票权、国际规则制定权上仍不符合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政治上，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阻遏世界权力的转移趋势，增加在三大岛链海空军力部署，推行“印太战略”挑动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势头；文化上，欧美国家自居文化“优越”、推行所谓普世的价值，通过输出电影、书籍等文化产品、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以及挑动颜色革命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精神殖民。第二，现有的国际制度安排亟待改革。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制度包括三种形式，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际制度安排包括两个紧密相关的内容，即国际机构的设置和权力分配。”[]尽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存在差异，但是二者都认为国际制度的存在有利于国际合作。一方面，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体，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既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反建制主义甚嚣尘上，也从反面说明欧美和联合国的实质仍然只是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而不是具有超国家权威的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必须推动国际制度安排的变革，为了让国际组织适应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事务的发展，必须推动联合国改革以适应主权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对比。联合国改革的核心在于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安排，有必要适当调整席位维持各个大洲、南北国家和各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第三，“洛克式”无政府状态亟待转变。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分水岭，即国际政治不同于国内政治的地方在于没有统一的中央权威。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着三种结构，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进而提出国际政治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无政府文化，互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无政府文化，互为朋友的康德无政府文化。当前的国际关系正处于洛克无政府文化向康德无政府文化过渡阶段，国际社会既有康德式无政府文化的和平潮流，同时洛克式无政府文化的国家间竞争日趋白热化。新旧无政府文化转换期正是国际关系体系的震荡重组期，一方面，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贸易调查对中俄等新兴大国实施全方位的压制政策，由世界权力转移而引起的各种行为体关于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政治多极化向纵深推进，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契合康德追求永久和平的精神。四、领导动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新型的政治领导需求动力与改革动力构成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需求侧，现行秩序的变革亟需主要大国进行政治领导，提供公共产品。然而，美欧却盛行反建制主义，不断退出国际机制，拒绝承担国际责任。此时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奠定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物质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型政治领导指明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前进方向。（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当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不适应世界权力的转移趋势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鉴于当前体系的弊端，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遵循，不以牺牲弱小国家发展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实现自身的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应运而生。
前者是后者的价值引导和精神动力，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实践和实施路径。达巍对二者的关系做了更加清晰的界定，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其次，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新型国际关系是国家间关系应奉行的准则；再次，只有实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首先，提倡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同美俄日印等大国和欧盟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友好关系；其次，发展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推动与周边邻国经贸合作，保持和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巩固与东盟的经济友好关系来加深彼此政治互信；从次，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提高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规范力，让基于道义的新型政治领导取代霸权国对国际事务的干涉；最后，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反对贸易战和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化进程。（二）基于道义的新型政治领导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增多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也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阎学通提出了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和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道义现实主义，“与道义相关的政治领导类型决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取向，将政治领导视为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变化的自变量，将实力作为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和道义发挥作用的基础。
”不同于进攻现实主义对绝对权力和绝对安全的病态追求，道义现实主义者重视主导国对国际关系的政治领导力，并且认为它是组成主导国综合国力的基础，而这种道义领导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马克思指出，“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可将现行国际关系视作市场，狭义上的商品替换成大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针对现行国际关系弊端而提倡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质就是要实现中国崛起与承担国际责任、贡献国际公共产品的辩证统一。中国提倡“来而不拒，不忘教之”的道义而不是西方基督教“救世主”式或“弥赛亚”式道义，从不称霸也不强迫别国接受本国的支配和领导，追求的是“结伴而不结盟”的上合机制而不是北约等军事同盟。“国虽大，好战必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走“强必称霸”的老路。中国与“西方霸权”的最大的区别是，中国以自身的领导力和新型生长模式引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霸主是霸占国际社会的公共资源乃至话语权、强制推行自身民主价值观。二者从根子上就是迥然不同的政治思想，一个是发轫于东方和谐世界思想、厚植于和平发展道路的天下为公的政治领导，一个是起源于西方适者生存思想、立足于国强必霸道路的“天下为私”的霸权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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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