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研究：从集体化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转型(图)

网络 2022-12-29 00:58

高晓声研究：

作者介绍

刘大先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从事文艺理论与大众文化、现当代文学与思想、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研究与批评，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人社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各类项目7种，著有《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千灯互照》、《未眠书》等10种，曾获第4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3年度批评家奖等。

内容提要

高晓声观察并分析了从集体化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转型对于经济先发地区农民的辐射性影响，留下了学术研究与历史记载所难以触及的细枝末节，尽管其人物形象塑造略显单薄，并且缺乏展望未来的愿望和高度，但对于社会结构、组织方式与现实运行条分缕析的分析足以让他成为在公与私、个人追求与国家关照、社会关怀与审美自足之间颇具特色的存在。考察高晓声的个案，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社会主义中国初期以公代私举措对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的组织、动员和调控，到改革开放时代公私兼顾对于不符合经济实践的计划体制的调适和溢出于僵化制度的生产力的解放，再到市场经济全面到来之际暴露出来的个体化和私己观念对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面貌的负面影响。“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当下攸关利害的重大问题，重新返观高晓声及其创作，汲取其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未来文学书写农业、农村和农民辅以镜鉴，为勾勒与想象“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形象和价值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时期文学历史元叙述制度变迁公与私经济人

关于高晓声（1928—1999）其人其作，各类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大致将其三农问题与 “社会分析小说 ”的得失定位在新时期初农村题材作家的范畴。他那带有农村改革小说意味的作品，被视为是对激进革命时代的沉痛反思，而他对于农民因袭已久的重负和精神境况的刻画则被看作具有国民性批判意味。尤其是陈奂生的形象，尽管有着各种不同的争议，但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能够被人长久议论的文学人物。如果高晓声仅仅是写出了农民在激进年代的悲惨遭遇，并且简单地将这种遭遇的原因归结为“极左”政治或“封建余毒”（高晓声在文本中确实时常进行这种粗暴的议论），那不过是在描述现象中重复了当时已然定型的政治结论，凸显不了他的特色，因为彼时对刚过去时代进行“反思”的作品并不在少数。我觉得高晓声的意义在于他构造出一种社会分析式的农村故事讲述模式，显示的是公私之间的矛盾问题。这种公私冲突，其实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遭遇的一个根本性矛盾，从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直至当下的全球化时代贯穿始终，甚至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关于公与私的价值认定，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想构建与实践行动在现实中的矛盾、协商与博弈，真切地影响到最广泛的民众生活，同时也是认识20世纪中国革命与历史起承转合的关键，并且时至今日公私之辩依然是勾画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关捩所在。

高晓声

中国思想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公与私之间的关系，沟口雄三曾经做过考察：“天下之公，在经过士大夫阶层经世意识的政治主义的民族、民权的‘公’后，随着革命的深化终于再次提高到细民的天下之公，最终将太平天国以来的、甚至于明末以来的经济上的‘公’概念由民生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公’。” 1但是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公”是一种人民性的“天下公”，是无个体的反私，这种理想蓝图因为超越了历史语境而在现实中难免遭遇挫折。公私问题在社会主义初期自上而下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解决方式，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图式中，其结果必然是以集体性、组织性取代了个体性和主体性。高晓声的一生经历了民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其重要的个人遭遇是1957年被划成右派，到1978年平反重新发表小说并成为一时著名的作家，几乎与“一大二公”的制度从1958年建立到1984年解体这段时间相重合。当然，我并不会机械地以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曲折转型会直接投射在高晓声的人生与写作之中，但无论从他个人的情感与精神结构的形成到写作主题与所传达出来的观念都与之密切相关。正是在公与私的冲突与选择之中，高晓声的创伤与记忆、屈辱与荣耀、敏锐与迟钝、得风气之先与落伍于时代才能得到解释，其人其作也就具有了表征一个时代从经济到文化转型的意味。

知识分子与未尽的探索

在1980年出版的《七九年小说集》中，高晓声讲了一个后来广为传述的“摆渡”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他定义了作家的社会角色：“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享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 2彼时，他因《李顺大造屋》（1979）、《“漏斗户”主》（1979）、《陈奂生上城》（1980）等作品风头正健而意气风发，虽然作为一个“归来者”，已年过知命，但依然雄心勃勃，计划每年写十个短篇小说结集，十年内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出了六本小说集后，他1985年的小说集没有按时于 1986年出版，拖了两年才印出来。这自然中断了他的计划，那时候开始他已经转入长篇小说创作，并且感到自己的中、短篇小说似乎已经不合时宜，“写出来之后，也只好靠边站，看天下英雄豪杰，熙熙攘攘，皆为利来，我那些小说，只好站在西北风里。自惭形秽，皆发抖而不敢发声了” 3。几年后他仍然愤愤不平地认为自己曾经蜚声文坛的系列小说结集的书《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销量不及港台文学，是因为人们只要娱乐轻松，而不习惯思考和严肃了。其实，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许是在愤怒的偏激中丧失了理智，他看到和说出来的只是某个甚至谈不上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确实过时了。1985年之后的文学场域显然不仅仅是娱乐那么简单，一种由他所瞧不上的“现代派”式的新型文学已经占据了文学的主流。这种文学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强调个人化与内倾型的模式，高晓声没有跟得上这新一轮的变化，或者即便明白这一点，他也无力并且不愿意做出顺应。

早在1950年代初期，作为宣传干部的高晓声就已经开始了创作，写了一些诗歌、短篇小说和歌剧之类，其中关于农村移风易俗、青年农民婚恋观念转变的《解约》4还颇受读者欢迎。高晓声显然是一个有艺术追求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家，对于彼时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有自己的见解，这突出地体现在他与叶至诚、陈椿年、陆文夫、方之等人决议成立“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并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的事件上。 5 1957年6月，高晓声起草了《“探求者”文学月刊启事》，批评行政方式办刊的艺术思想混乱，认为“现实主义目前仍然是比较好的创作方法”，但是“在概念上打滚，空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洋洋宏论，我们认为毫无道理”，进而提出“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的主张。6他同时发表的讲述剧团副团长对妻子的父权式压抑的小说《不幸》，就是对这种文学主张的实践。但是随后不久，因为反右风潮的兴起，高晓声被划成右派，10月《新华日报》专门为“探求者反党小集团”发表社论，由《人民日报》转载，遂成为一个大案。高晓声下放故乡常州武进县劳动改造，文学生涯中断了二十一年。

事实上，高晓声的文学史时间也就是从复出的1979年到逐渐失去公众影响力的1986年。尽管在1985年之后高晓声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再也不可能产生当初甫一复出时的影响了。这难免让他有愤激乃至怨怼之词，当然，除了 1950年代早期那些带有歌颂光明时代与“新人”的作品，反讽的语调一直都贯穿在高晓声归来后的写作之中，被打成右派以及农村生活的经历成为一个消除不掉的伤疤，烙刻在他的心理与精神结构之中，并且一再浮现于他笔下的故事与人物之上。右派生活的创伤记忆挥之不去，使得他的写作在特定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时也局限在时代之中，就像“摆渡人”的角色本身所内含的吊诡一样：摆渡者永远只能摆渡他人，却无法摆渡自己，无法抚慰的精神创伤一直到最后都徘徊不去，他就那样永远漂荡在历史的河流之中，不得停息。虽然，“当我一旦提起笔，我依旧是现实主义者” 7。但是在80年代的现实剧变中，高晓声逐渐丧失了现实感，这个时候他时常在文字中发泄满腹的牢骚，仿佛一个令人尴尬的不得志旧文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和他的作品都是悲剧。

如同文学史论者对高晓声的定位所说：“他的艺术表现，都或多或少有当时‘落实农村政策’的视角的存在。” 8他贴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并且主动地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呼应着中央精神的落实，这一方面固然让他的作品有着时代命题的含义，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极大的限制，而他的精神成长也止步在新时期的解放思想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伴随着承包制后迅速兴起的市场社会已经无法进行整体意义上的思考。这源于他的文学观念。“高晓声反复强调自己最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关心农民的房子，关心农民能否吃饱，这种关心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就是文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做一些事情。‘利用小说反党’是‘文革’中作家们很重要的一个罪名，‘文革’已经结束了，人们仍然相信通过小说，能改变民间的疾苦。” 9显然，这种文学观与现代派式的偏向于个人与私的文学有所区别。因而，他所写到的农民其实也带上了意识形态的人格面具，成为一种符合时代逻辑的抽象形象，因而并没有超出政治主导话语的藩篱，所以高晓声的现实关切最终没有走向有历史感的眼光——题材的现实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审美的现实性——紧跟形势与政策，导致了很快他就被读者所抛弃。在艺术形式上，高晓声秉持的基本上是“无边的现实主义”观念，但他的艺术手法与思想资源在“现代派”传入后已经略显陈旧。虽然他一度似乎有审美目的论的尝试，体现在《钱包》《鱼钓》之类的作品上，但这些带有民间故事意味的题材与象征手法并没有取得他自己想象中应得的关注。这倒不仅仅是艺术手法上的滞后，而是由于它们作为去时间化而无同时代感的寓言已经失去了在现实中激起反响的素质。

在1981年出版的《一九八年小说集》代前言《船艄梦》中，高晓声接着“摆渡”的故事，讲了一个普泉和尚与关公的故事：关羽被砍了头之后四处寻找，不意间坠入凡尘重新投胎，在转世过程中拾到一个头颅，慌乱中装反了方向，面孔朝向背脊。作家作为“摆渡人”受委托要去寻找并开导他，因为面孔背向的人“很容易把背面看成正面……他想起那装反了脑袋的转世关羽，便替他难受，因为一个人怎么能够每天眼睁睁看着自己大便呀！”10这个戛然而止又看上去莫名其妙的故事，如果联系彼时语境，呼应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高晓声此时斩钉截铁又语带嘲讽地反对面孔背向的“向后看”，正是一种“向前看”的现代化诉求，属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元叙述。

“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元叙述是对于此前时代的集体性的颠覆和对于个性解放合法性的倡扬。这是一种文学的时代语法，固然有历史合理性，但它的历史合理性是建立在政治合理性之上的。当文学需要承担时代先声的时候，如果始终走不出来这种历史规定性，它反会成为一种桎梏，高晓声在小说中沉迷于对“极左”的挖苦、嘲讽与批判，逐渐透露出历史认知停滞的迹象和历史判断力的缺失。右派的记忆贯穿在高晓声创作的始终，《我的两位邻居》（1980）中出现了三种类型化的知识分子：自私自利者、无私奉献者和旁观者，他们不同的结局传递出一种愤激乃至市侩式的价值观；《糊涂》（1983）里的作家呼延平对被批斗的历史心有余悸，即便复出后出名了也难以摆脱被大队干部利用的命运。高晓声塑造的这些知识分子总是噤若寒蝉、杯弓蛇影，心理上高度紧张，仿佛动辄得咎，因而逐渐显得庸俗乃至猥琐。《系心带》（1979）是一个典型的“归来者”心语，平反的知识分子李稼夫有着一种历史胜利者的自信：“他脸上添加的皱纹并不是树木的单纯的年轮，新增的白发更不是为了显示他的苍老，风霜和劳动给了他智慧，也给了他力量，这里的人民终于教会了他，使他懂得并且坚定地相信，他这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人民有用处。” 11他给自己与“人民”的关系定位是“人民”用线牵住的纸鸢，用自己的知识造福于“人民”。但小说中对于“人民”这种抽象叙述是含混的，无法解决的一个疑问是：既然“人民”那么好，那么是谁害了他呢？如果说是政府，那“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种充满暧昧的表述是平反初期右派作家的常见情形，但在高晓声而言，甚至到了“后新时期”也没有厘清这中间的症结所在，他似乎放弃了关于知识分子描写的这条脉络。

农民与知识分子是高晓声一体两面的身份，但他无法真正安心做个农民。在《青天在上（1988）这部基本上根据自身下放经历所作的长篇小说中，高晓声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个归纳：“农民（入学前就刈草喂羊喂兔了）·小学·中学·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学者……·牛鬼蛇神·人民公社后补社员·农民。”12但回乡务农改造尽管使高晓声重新认识到农民的苦楚并在情感上与之亲近，但他的自视甚高与倔强骄傲并没有被摧折磨损，反倒在平反之后愈加高扬，这一点可以从他一再讲述的关羽故事中看出来。小说中，主人公文清（高晓声的化身）与亲戚聊天说到关公下凡投胎的故事。普泉和尚对关羽说因为他是天上星宿，下凡自然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最后会项上人头不保。关羽请教有何解脱之法，普泉说世间难得双全法，因为他所干的事业是让一些人吃苦，叫另一些人快活，许多人会死在他的刀下，自然也不能让自己豁免。关羽被点醒，于是普泉把他安置在一个铁炉中，要熬上一百天把杀性磨掉，以便投胎后安心做个老百姓。但是关羽最终在第九十九天因缘际会从炉中出来，杀性没有磨掉，倒熬成了红脸，反倒更容易被人识别了。这个充满民间智慧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三国演义》里，“自然是那说书的加进去的了。说书人都不是世上得意人，又总自作聪明，看透了人世。这故事无非是一种消极遁世思想，是败下阵来的英雄拿来自慰的。”13文清说这个故事时也是将自己定位成“英雄”的，高晓声虽然在文本中让另外几个人物的议论与文清构成了对话，但叙述者本身也有着右派知识分子的强烈情感倾向：既有对历史荒谬的责难，同时对农民的“蒙昧”充满善意的理解和嘲讽。

高晓声创作的小说

所以，高晓声在其文学生涯始终都是一个具有潜在启蒙意味的“探求者”，哪怕他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问题，也始终包含着对于农民自身局限性的批判，这也是许多论者认为他具有所谓“鲁迅风”的原因14。但我并不认为高晓声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了一个有思想穿透力和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形象，事实上更多时候他过于贴合在农民的生存与生活实景上，他的实用理性体现为切实生计的改变，无法发现“三农”在新时期变化所内含的深度模式。这个深度模式就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所有制到改革时代的私有经济转变的历史因缘，以及公私转化中所可能导致的个体化后果。

也就是说，高晓声不能理解新中国初期的集体化、合作化等运动，是如何急于对“趋向资本主义的自发性”的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这些运动所带来的后果，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作家都只看到了灾难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集体性力量在另一面所奠定的整体性国民经济现代工业发展框架。这种历史内部的复杂性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元叙述中被归来者话语极大地遮蔽了，是彼时文学作品中的通行模式。在一篇回顾中，高晓声正确地指出《李顺大造屋》“牵涉到的历史，不光是解放以后的三十年，还有解放以前的十多年，这一点很重要，光看三十年，不再上溯到四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是绝对不行的。那就不会懂得解放的伟大意义，就不能理解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就不会看到中国农民的来龙去脉”。他顺便给李顺大算了笔账：“李顺大三十年来，不但能够造成三间屋，而且能够造成几个‘三间屋’。从五二年到五七年的六年间他已经备足了三间屋的材料。搞光以后，在六二年到六六年五年间，他又积起了造三间屋的钱，前后应该是六间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顺大又有了三间屋的经济基础，那就应该是九间了。如果不是五八年后四年的违反经济规律，如果不是六六年后十年的经济破坏，而是这两个时期共十四年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直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那么，这十四年李顺大还能够积累起至少造九间屋的资力。所以，按理说，三十年来，李顺大应该有能力造成八间屋。岂止是三间！”15这是典型的农民式算法和“向后看”的眼光，高晓声能够看到解放前三十年甚至一百年的经济困顿与解放后三十年之间的关系，却没有真正意义上“向前看”，无法理解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他亲身经历的二十年之间的关联。他对“包产”后的陈奂生们充满隔膜，因为他自己的角色发生了转换：“他愈来愈作家化了。”16

“作家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个体化，我不想成为八卦的搬弄者，但在高晓声去世后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中，都显示出高晓声颇为精明的经济头脑以及这些经济盘算中滑稽的“小农式思维”。在那些回忆中的逸闻趣事，显示了高晓声作家身份底色中的农民形象，这个早期的“探求者”失去了探求的能力了，而它们之所以显得滑稽恰恰是小农思维在当代中国的市场化中面临终结的命运。

“旧人”、牺牲者与小农的终结

在土改与合作化小说中，农民被塑造为充满自信的历史主体，有着普遍的乐观、健康、明朗气息，但在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反思文学的记忆书写之中，则转为感伤、哀怨、悲叹乃至怨恨的格调。因为此际关于历史的前理解结构发生了变化，当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发生位移的时候，折射在文学中的情感结构也随之出现了对于既有意义秩序的颠倒。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代农村题材小说中乐于表现“新人”不同的是，高晓声笔下的最为抢眼的农民则是“旧人”，李顺大、陈奂生们似乎又回到了“沙聚之邦”那种各自为政又卑微可怜的处境之中，完全没有翻身后国家主人的主体性。

论者发现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中农民在文化性格上出现了全面萎缩的现象。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和陈奂生就是典型，李顺大是个“跟跟派”，基本上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但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有两种力量迫使他成为这样：一是空洞的许诺，在他第一次造屋梦破灭之后，区委书记刘清跟他讲“幸福未来”的话；另一种是专政的压力，“文革”中的砖厂造反派以“革命”的名义从他手中骗去了217块钱，第二次毁了他的造屋梦。一软一硬的两种力使得他的自尊、自强和自立备受打击。而“‘跟跟派’不断吃亏上当之后，会向两个方向转变，一是向极端利己的方向转化……一是向纯内心的‘精神胜利’转化，这是更深刻更全面的人格萎缩” 17，陈奂生甚至比阿Q还要怯懦，而江坤大表现得更为明显。《大好人江坤大》（1981）中的江坤大是一个“身强力壮，而且聪明，会动脑筋，很有本领”18的人，但这个聪明人的自尊已然完全丧失。这个人物带有民间故事那种大智若愚的意味，他的故事有着类似于阿凡提或者巴根拉仓故事中穷人装傻充愣戏耍富人或统治者的情节，但高晓声剥离了人物的反抗精神，而让他一味唯唯诺诺，丝毫没有对于不公的愤怒或对权势欺压（公社书记、大队副业场场长之类基层权力人员）的不满。“大好人”所代表的是宽厚、包容的传统美德，却屡次受损害而没有补偿，甚至人格尊严全然沦丧，这意味着作为乡土根基的伦理道德的转型。为什么在1980年代“希望的田野上”，却是这样一些精神萎顿、主体颓靡的农民呢？

如果将其原因归为高晓声常说的“封建社会”或者“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因袭的重负”未免过于含糊和简单。基层政权流氓化的倾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深层次原因源于新型经济模式对于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压榨。晚清以来直到民国时代数年外战内战造成的积贫积弱危机，使得新生的共和国不仅在意识形态同样也要在经济发展上获得国际竞争力，为了进行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除了进行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之外，还要实现工业化，这就要求有稳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但是它面对的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乡村集市交换。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得工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粮食的市场需求导致粮价上涨，政府购买的贸易粮不足。1953年实行的统购统销则一方面“统不了”，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与分散的四亿农民“交易费用”过高。因此，毛泽东先后提出合作化和集体化，试图把自治形态的农村社区转变为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社会资源配置和剩余分配实行计划控制。19从实质上来说，这就是依托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也即以私益公。这个过程中，农民充当了国家整体规划的牺牲者。如果从经济学上来解释，1960、1968、1975年三次“上山下乡”就是面对三次城市经济危机而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和国营、集体农场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的过程，“政府同时通过加大提取农业剩余来‘内向型’地转嫁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代价。

亦即，中国的‘三农’不仅承接了当代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而且成为此过程中承受经济危机代价的主要载体”20。对于农民而言，最直接的损害就是工农业剪刀差。“1952年以来，中国剪刀差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逐步扩大，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最严重的为1978年，剪刀差比1955年扩大 44.65%，达364亿元，相对量上升到25.5%，农民每创造100元产值，通过剪刀差无偿流失25.5元……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8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21农民是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者，不了解这种政治经济背景，对于农民的精神分析和批判是不公的，正是这种不得已的对内汲取，造成了农民长期在经济地位上的被压抑，从而形成了心理与精神上的衰颓。

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和居委会管理等从经济到组织的政策与制度规划，使得城市成为农村的他者，借助工业化，两者从前现代时期的浑然难分到如今被区隔开来，同时被划分开来的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三农”所遭遇和经历的一切都被城市的隐形在场所操控，它们看似自发的行为都不是自主的选择。在文学上突出的表现是“进城”的母题被一再书写，农民在“进城”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体现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准则因应外部社会情势的变化而起伏不定。鲁迅《离婚》（1925）中的爱姑在乡村中是一个强悍农妇，却畏于城中官僚权贵的权威，这可以说是前现代时期自然秩序的结果。而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在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那里，则成为罪恶的渊薮，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健康茁壮的乡下青年最终在城市中堕落，这已然是现代性城市与乡土田园之间的割裂。无论如何，城市与乡村已经分裂，这种分裂的结果往往是城市对于乡村在文明等级中的压倒性优势。但是城乡之别一度在新中国初期被共产主义和平等话语所制衡乃至消解，农民的尊严和信心一度获得短暂的张扬。西戎的《送老大进城》（1955）中的主人公尚有着翻身农民的自信和国家主人翁精神，因为“农业社这块牌子，走遍天下也是硬”，所以他在城里既自豪又傲然，还能理直气壮地批评供销社的城里人。22但显然在高晓声的陈奂生那里，那种自信和主体精神不仅荡然无存，甚至充满了对于作为现代性表征的城市一切的无知与自卑。在城市与农村的地位沉浮中，路遥《人生》（1982）中的青年农民高加林就一心想变成城里人——他想通过进城来改变命运，而不是像柳青《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那样试图通过改造农村而改变命运。高其实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价值观的转型，高加林没有像在合作化时代的小说中那样被塑造成一个被唾弃的负面人物，而毋宁是一个失败的英雄。陈奂生则是在梁生宝与高加林之间，也即公私之间的一个游离者，对城市充满艳羡，但一方面长久的生存压力所形成的精神萎顿已经让他放弃了主动改造自身环境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没有新兴的观念来指引他有欲望和野心加入到城市之中。

在这里，高晓声显示出了情感倾向和认知局限。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深切地感受到“一大二公”制度实行的二十六年，给“三农”带来的影响无远弗届（由于地域差异所带来的时差，在某些后发地区甚至延续到新世纪初年）23，因而他能够充满体恤，从而较为深刻地叙述农民的困窘、犹疑、反复乃至抵制。但就此而言，高晓声并没有超过前一个时期那些关于合作化题材的作家作品，因为他的农民都在个人式“算细账”，而没有考虑到集体与国家的“总账”。当高晓声的农民开始重新像赵树理笔下那些落后分子一样开始算细账的时候，意味着国家意志、集体组织和个人之间发生了分裂，个人开始游离出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了，这是新时期以来由公向私的一大转型。这源于实践中“一大二公”体制因应时势发生的改革，而背后发挥作用的无疑是经济上的实用理性。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进行分析，“一大二公”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匹配的情况下强行推进的举措，有其历史特殊性，也自然会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被废止，但它在人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取向上导致的辐射性影响则久久不能消散。任何一个有着健全知识和基本良知的人面对农民所遭受的如此巨大损害，都无法不心怀同情。

为承受历史苦难的“三农”陈苦情、诉苦状、念苦经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站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中对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困境予以客观的解释。“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2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冷战背景之中，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焦虑与工业化进程中的紧张感，使得经济建设不得不采用此种办法，并且带有彻底根治小农经济所有遗留问题的深刻构想在内，正如杜国景所分析，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作为创业者，他们极愿意以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作为参照，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对他们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稳定政权、恢复经济、支持国家工业化，一举奠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还是对乡村支援革命的一种情感回报”25。尽管这一举措因为过于激进而走偏，给“三农”带来了沉重灾难，但后来历史也证明恰恰是如此堪称残酷的制度与生存方式转型才奠定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崛起的基础。集体的意义就在于整体性思维，即通过组织化的内部协调和局部牺牲来获得整体的推进，但是理性上的全局统筹很难获得超越个体的理解，或者即便理解了，在情感上也难以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高晓声那里，除了“旧人”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土改与合作化时代小说的“新能人”，比如《崔全成》（1981）里的崔全成、《水东流》（1981）里的李才良、《蜂花》（1983）里的苗果成、《荒池岸边柳枝青》（1984）里的张氏父子。陈思曾对此有所分析，这些新农村中的能人在劳动贬值而商品交换成为主流的获利手段的背景中，有着精明的经济理性——“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经济理性——‘社会主义新人’和旧式农民的差别，更多在强调长远计划、集体协作、技术改良等方面；那么……新时期再度兴起的经济理性，则重点在于‘市场交换’的意识”26，而不再像陈奂生那样“投煞青鱼”般地闷头死做。新能人们已经抛弃了陈奂生式的旧式小农生产，从集体协作中解放出来单干后，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并可能具有对商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不自觉再认识。新能人的出现意味着小农的终结，虽然他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还没有获得个性鲜明的时代形象，但一种社会的“个体化”已经隐约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种个体化，如同社会学家所发现的，同样具有西欧个体化的特征：诸如“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压力”，但也有着中国的特殊性，表现在“中国模式中的脱嵌主要表现在解放政治领域，即生活机会和社会地位的日常政治……个体努力实现自我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个体身份认同更多地与要求个人权利和重新界定个人——群体——制度之关系相关，而不是寻求自我相关”27。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公私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高晓声如实地展现了这个组合过程的曲折艰难和微观细部。

社会分析小说的得失

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来说，苏南是较早发展乡镇企业的经济较发达地区，70年代即开始“劳动在厂，分配在队”的乡村工业“以工补农”的生产方式。1981年江苏省委在常州举行的城市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发展小城镇的主张，并于1982年实行农业体制改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以工建农”的规模农业。这是高晓声写作的背景和题材。社会学家费孝通彼时在苏南调研后比较中西工业化的区别，认为欧洲工业化早期，伴随都市机器工业兴起的是农村破产、农民失地、农业的崩溃，而中国的乡镇工业则体现了一种新的道路，即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实行几亿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28，这在后来经济学家的总结中被称为“苏南模式”。但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或者“以商富农”的归纳，往往缺乏历史进程中亲历者的切肤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晓声当得起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他确实提供了特定时期大量有关人的情感、经济学和社会学细节，尤其是他的年度小说集，从队办农场、社办工厂比如《水东流》《觅》里的蒲包编织厂，到专业户比如外出养蜂的苗果成、承包鱼塘养鱼的张清泉和张清流，再到村办旅游公司和企业，事无巨细地将苏南农村在1980年代上半期的变化全面展现出来，具有编年史的意味。

高晓声最为擅长的就是对于社会关系微观细部的白描。他的小说大多有叙事而无描写，大量插入叙述者议论的声音，个人生活领域的事情则较少着墨，如果去除心理描写，简直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报告。从艺术手法和文学观念来说，高晓声继承了19世纪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但由于认识视野的局限，他选取的题材集中于苏南地区社会底层农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乃至精神状态的转型，并且弱化了描写与抒情，更倾向于通过故事来展现社会肌理。与1920年代的“问题小说”或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不同的地方在于，高晓声的小说并没有提出自己对“问题”的方案和预期，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办法直接来自于中央政策，因而他的作品更多显示为一种社会分析的特点，客观表达出计划经济时期绝对化的平等诉求带来的巨大不公，责任主体的缺乏造成的低效率，以及包干到户后激发出来的主体能动性。

“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写作时往往自恋于自己所经受的苦难，而容易忽略作为知识分子他者的农民，高晓声是极少数能体察到农民精神创伤的作家。《极其简单的故事》（1981）中原本自尊心极强的农民陈产丙逐渐变得玩世不恭，“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一个自信的人失望了，一个认真的人淡漠了，一个勤俭的人懒散了，一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的人假托在佯狂之中了”29，这里有着长期难以施展能力、看不到改变的希望所带来的精神挫伤。造成农村发展停滞的原因也极其复杂，高晓声对基层权力的毛细血管运作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围绕解决燃料问题，《极其简单的故事》绘制了普通农民陈产丙、“文革”中靠拳头打出来的大队书记陈宝宝、被下放的“特嫌”知识分子陈文良和公社书记周炳焕这些不同层面人物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动机图谱。农民出于自己的经验角度在修建和拆除沼气池的朝令夕改中阳奉阴违地进行消极反抗；大队书记不过是缺乏自主意识、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暴力工具；公社书记则是经历过沉浮的官场油子，一切决定都是对上不对下；知识分子秉持科学精神给更上一级领导写信也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有着这种复杂的动机与立场，所以“这简单的沼气，又陷进了政治斗争的纠葛中了”30。“极其简单的故事”之所以被弄得如此复杂，正是由于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叙述者不断地插入议论，揭示人物的心理，使得文本缺乏含蓄蕴藉，却更为清晰地让看似简单而实则错综复杂的农村各类人物与权力关系袒露出来，“文学性”固然弱了，其社会学意义倒是凸显出来。

农村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角力和博弈，夹杂着历史遗留问题和人性本身的阴暗面。《荒池岸边柳枝青》中渔民张炳林一家承包鱼塘养鱼的经历堪称一部小型的村落民族志，他的不同儿子之间也呈现出干部的窝囊无能与个体户的勤奋能干之间的区别。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专业组到责任制时期的专业户，改变的不仅是体制而且是人的主动性：前者因为是大包干，责任主体匮乏必然带来积极性淡薄，并且很容易被掌握一定权力的干部假公济私和损公肥私，而一旦承包后，勤劳致富的希望前景就赋予了人物行为的动力。小说中写到张清泉钻研养鱼事业：“非常专注，非常勤快，而且总是为未来的工作思考得很周密。一天有一天的计划，一周有一周的计划。凡是他该做的事情，都按时严格地去做好它，不再是兴之所至，绝无油滑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变化，并没有哪一个人做过思想工作，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的作用，其实何止影响到物资，人们的精神、性格也受它的制约。”31有意味的是，这些先行者靠自身的勤劳与智慧获得丰厚报偿的时候，却遭到了几乎整个大队农民群体性的嫉妒和仇恨。这种关于“平庸之恶”的描写无疑是深刻的，小说中尤其刻画了一个流氓无产者金六苟，在他的漫画化形象中暴露的是农民本身的精神深层痼疾，而不仅是外部的制度缺陷。

与“极其简单的故事”里承包制的推行不同，《极其麻烦的故事》（1984）已经把农村问题扩展到乡—县—市—省的更广阔空间，讲述的是筹办农民旅游公司所遇到的“脚比鞋子大”32的问题，即落后的制度跟不上实际形势的发展。主人公江开良属于“给工作不给职务”的新能人，要想办成这件事情，他只能把“鞋子”穿破，靠个人努力从僵化的制度体系中找到缺口。高晓声极为详尽地描述了申报成立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建造房屋和停车场、购买汽车所要经过的乡联经会、乡政府、县交通局、县计委的层层审批，即便这些办好了，还要申请开辟旅游路线、核定客运价格、请领汽车牌照和要求供应汽油，连发售的票证都需要打报告申请，而每一个环节都会遇到颟顸冗钝的官僚的阻挠。这种文牍主义和人浮于事，足以摧毁创业者的热情。但江开良是一个极具意志力的个体，县里的部、局、办各种手续都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和不懈的耐心办成了，却遇到了买车难的问题。从县里到市里甚至到省里，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推诿，逼得江开良最后只能靠“走后门”侥幸成功。高晓声淋漓尽致地铺写了计划经济体制与新兴的市场经济思维之间的冲突，在体制没有转轨之前只能不择手段，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信息不对称，其驱动力也完全从集体（公）转化为个人（私）。

1983年9月21日费孝通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通过群众语言中的传统分层“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以“理念类型”的方式划分了苏南经济体制转型里的不同身份层级。33在这个过程中，高晓声着力塑造的是“乡下人”如何成为“街上人”的过程，这是在公私之间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公有制中分离出来的非公有制民营、私营业主的中间角色。但是，可能与早年在上海法学院经济系就读及后来转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所受的教育有关，高晓声在从事小说写作的时候，不自觉地扮演了深度报道的角色，在社会分析中往往摆脱不了将经济与人的对应论，使人物简化为“经济人”，虽然他也意识到农民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有着精神寻求，但没有对这一方面进行深入发掘。

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和帕累托，“经济人”作为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主体成为古典经济学上的重要概念而得到不断生发，这种假设认为当个人私利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促进整个公共社会的最大利益化，而这才是道德的人。在亚当·斯密看来，江开良式的利己心是“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34。但这个假设不断受到来自德国历史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质疑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无疑最为有力，马克思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指出，“经济人”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具体总体中的人的行为的抽象说法，而人总是具体的与历史的。马克思的理想设想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35。恩格斯进一步勾勒为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动。”36这种“自由人”设想无疑包含了“经济人”的私的一面，也包含了利他的公的一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实现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主权，一定是承认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私利诉求，同时兼顾他人与社会（公）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前景。

从“自由人”的角度来看，高晓声的“经济人”思想和精神资源主要是现实的乡土社会变迁和古典人文主义传统，贴近农民，从农民的立场和角度来分析与思考问题固然是他的长处，同时也暴露出其小说无法超越个体狭隘视角的缺憾。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当制度因应时势变革之时，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随之更改，而更为深层的观念、习俗、心理与精神层面则很难达到同步；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过于强调私的一面，而将公的诉求和可能性搁置起来，忽视了塑造新型经济结构中的农民形象，关于农民的未来与农村的命运，无法在社会分析中体现出来。由于乌托邦精神的丧失，使得高晓声没有想象未来图景的能力，因而无法在文本中建立起一种新的意义秩序，只能因循从上而下的政策去规划与勾勒自己所面对的现实场景。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作家的高瞻远瞩，他的得与失都体现为特定的历史规定性。高晓声一直保持着对于当下时代的敏感，但这种敏感止步于包产到户。在后续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中，陈奂生从社办企业活动中浅尝辄止——他的活动仅限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学，而转为“种田大户”。1981年和1988年高晓声两次去美国访问，根据这一经历37，他还虚构了陈奂生出国的故事，38但彼时的陈奂生已经再无活力，形象固化在“上城”时节，成为一个中美文化对比的概念化符号了。1989年发表的《美国经验》是高晓声最后一篇关注现实的重要作品，其中关于“脑体倒挂”、关系学和贷款“劫贫济富”的观察颇具症候意味：“市场上最贵的不是劳动，不是技术，甚至也不是权力，而是关系。大关系出大价钱买，小关系出小价钱买”，说明金钱社会确确实实已然到来。“文革”时候的大队书记张志东摇身一变成了市场时代的弄潮儿，“学‘美国经验’，拉大场面……办厂的经验就是借债、发展、再借债、再发展……”这一切让只有书生之见的“我”目瞪口呆，现实与记忆搅和在一起，“在脑海里翻腾，绞来绞去，就像龙卷风旋起了一根通天大黑柱，那里边什么都有，只是辨不清哪些最黑”39。高晓声无法处理这些琐碎庞杂的新时代信息，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道听途说而来，因而小说就像他之前的作品一样，无法给出结局，只能仓促结尾。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作为一个社会切片进行展示，是高晓声一贯的写作模式，然而到日益纷乱庞杂的大转型之时，他无力像对他所熟悉的农民农村一样进行整体性把握了，此后虽然又陆续写了一些短篇、散文，但无论从他个人的创作生涯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结语

在同时代老友的评述中，高晓声“从一个角度写出了新社会诞生的阵痛，一幅伴和着一个新生命出现的满是血和泪的画面。他写出了以新面目装扮了的、苟延残喘已达数千年的‘未死者’，固执地恋栈不去；他写出了从旧的胎盘中培育出来的‘方生’者，由于先天不足，又是那样的荏弱。这就决定了一个历史阶段的进进退退，从而产生许多悲欢离合”40。可谓中肯之论，高晓声是一个时代的及时记录者，让读者可以窥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所造成的公私转化中的艰难。在研究者看来，“高晓声的小说基本上是和赵树理的小说相似，试图概括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现状，以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来为农民请命。他们的主题辐射面是一致的，然而其深刻性却有深浅。前者善于将悲剧当作喜剧来写，充满着反讽的意味，从而使其乡土小说的主题内涵进入一个深层境界……虽然高晓声的乡土小说也是缺乏风俗画和风景画作为美学的底色，然而他所透露的深刻哲学意蕴和思想力度，这是明显向着‘鲁迅风’回归的。但必须指出的事实是，为何其后来的小说被读者所抛弃，被更多更深刻、又更有美学价值的乡土新作所替代呢？其中忽视了风俗画、风景画以及异域情调的氛围营造，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41其实这只是部分原因，高晓声本来就不着意于美学建构，他更倾向于对于农民现实命运的参与式讨论，他的人物形象尽管有着鲁迅式“国民性”式批判的形迹，但更多还是如同赵树理一样长于并乐于做社会分析。当外部社会形势再度发生变化，而他无法与时俱进时——对于有限个体而言，永远保持与时代同步几乎不可能，注定了他终将会是一个时效性作家。但是反过来说，其实任何作家都是历史的，无法要求他的作品具有某种永恒的普世性，评判他只能以他在他的时代所取得的效果。

高晓声观察并分析了亲历的不同时期上层经济体制转型对于先发地区农民的方方面面辐射性影响，留下了学术研究与历史记载所难以触及的细枝末节，尽管其人物形象塑造略显单薄，并且缺乏展望未来的愿望和高度，但对于社会结构、组织方式与现实运行条分缕析、细大不捐的分析足以让他成为在公与私、个人追求与国家关照、社会关怀与审美自足之间颇具特色的存在。考察高晓声的个案，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社会主义中国初期以公代私举措对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的组织、动员和调控，到改革开放时代公私兼顾对于不符合经济实践的计划体制的调适和溢出于僵化制度的生产力的解放，再到市场经济全面到来之际暴露出来的个体化和私己观念对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面貌的负面影响。公与私之间波浪般起伏的力量消长，不仅关乎国计民生的衰荣兴颓，更会对整个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的影响，“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当下攸关利害的重大问题，重新返观高晓声及其创作，汲取其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未来文学书写农业、农村和农民辅以镜鉴，为勾勒与想象“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形象和价值提供参考。

注释

1 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3页。

2 高晓声：《摆渡》，《高晓声散文自选集》，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 高晓声：《作者的话》，《新娘没有来》，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4 该作发表于《文艺月报》1954年第2期，获得江苏文学评比一等奖，从此高晓声开始成为文坛备受关注的人物。

5 陈椿年《忆记高晓声》、章品镇《关于高晓声》、陆文夫《又送高晓声》，均见《高晓声研究资料》，王彬彬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6 张春红：《“摆渡”人的“船艄梦”：现代性视域中的高晓声小说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7 高晓声：《曲折的路》，《创作谈》，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8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9 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作家》2003年第2期。

10 高晓声：《船艄梦》，《高晓声一九八年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1 高晓声：《系心带》，《上海文学》1979年第11期。

12 13高晓声：《青天在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03～104页。

14 时汉人：《高晓声和“鲁迅风”》，《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崔志远：《吴越的精警——论高晓声的“鲁迅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5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创作谈》，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16 王尧：《“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重读“陈奂生系列小说”札记》，《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17 陈继会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422页。

18 高晓声：《大好人江坤大》，《高晓声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19 温铁军等：《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

20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21 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22 西戎：《宋老大进城》，《人民文学》1955年第12期。

23 “土地家庭承包制下，农民的剪刀差负担并未消失。1978年以后，由于实行了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业生产自主权、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和开放农产品、劳力及资本市场等一系列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和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1978年以来工农产品剪刀差逐步缩小。但效果并不理想，剪刀差呈波浪起伏状，从1978年到1988年，工农产品剪刀差逐步缩小，但1989年后又有所扩大；1994年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后剪刀差又开始缩小，然而1996年后剪刀差却又回升…1978年至1986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剩余中年均剪去700亿元，1987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每年剪去上千亿元。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绝大多数非农产品已经进入市场竞争决定价格的时代，剪刀差的汲取功能才开始弱化。”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4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祺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5 杜国景：《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页。

26 陈思：《经济理性、个体能动与他者视野——高晓声笔下新时期农村“能人”的精神结构》，《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27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版，第312～313页。

28 费孝通：《小城镇再探索》，《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29 30高晓声：《极其简单的事情》，《高晓声一九八年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130页。

31 高晓声：《荒池岸边柳枝青》，《高晓声1984年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0页。

32 高晓声：《极其麻烦的故事》，《高晓声1984年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0页。

33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3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男译，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1983年第4次印刷），第315页。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36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