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两年多来,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 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 海外再次掀起了宣传、阐释和论争“一带一路”的高潮, 许多海外政要、学者、智库、工商人士及媒体人围绕“一带一路”的提出动机、影响与价值、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展前景等议题, 发表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 欢迎、赞许、支持者有之, 疑虑、曲解、误读者亦有之。及时而全面地把握海外精英对“一带一路”的整体认知状况, 对于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带一路”的学理研究、在实践上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一带一路”的对外阐释和宣传工作、进而顺利推进“一带一路”进一步走深走实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两年多来, “一带一路”引发了持续的世界反响和激烈辩争。本文主要是基于2017年以来的外文文献, 按照提出动机、影响与价值、机遇与挑战、发展前景的逻辑线索, 系统梳理并评析了海外精英对“一带一路”的整体认知状况, 并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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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一带一路”提出动机的研判
许多海外精英基于本国的核心利益, 从中国、区域、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等多重维度出发, 对中国提出这一宏大倡议背后的深层动因进行了综合研判, 概括来看, 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论点。
第一, 维系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论。
许多海外分析人士认为, “一带一路”背后蕴含深刻的经济逻辑, 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诸多棘手经济问题。“国内经济形势是中国制定和实施‘一带一路’首要考虑的因素,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企业有强烈的动力将其资本投资于沿线国家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沿线国家将为中国巨大的制造业产品和基建能力提供新市场, 这将有助于解决国内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和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发展中经济体, ‘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将培育出巨大的经济增长点, 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 中国领导层有意通过‘一带一路’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减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动力。”
第二, 保障能源资源供给安全论。
许多海外专家认为,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了构建多样化、安全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网络, 以解决中国发展的“能源资源安全”软肋而提出的。“‘一带一路’意在通过能源结构、能源供应商、运输路线和结算货币的多样化, 确保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一带一路’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和开辟剩余产品市场的必要举措, 过去几年, 中东、中亚、北非和东南亚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都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存在, 这是其经济权重加大的必然后果。”为破解“马六甲困境”, 中国有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与泰国合作开发其南部的克拉运河, 如果运河得以开通, 将极大地改变马六甲海峡的交通量, 并使航运网络模式多样化, 这对中国能源资源和海上贸易运输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三, “胡萝卜”周边外交策略论。
有海外学者分析指出,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就是采用“胡萝卜”周边外交策略, 通过向邻国释放经济红利, 改善与周边国家的不良关系, 避免“中国威胁论”持续发酵, 为其发展崛起打造良好的战略环境。“‘一带一路’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周边国家, 在过去几年, 中国提出了周边外交思想和目标, 即‘培育一个友好、和平、繁荣的地区’和‘追求亲、诚、惠、容’。‘一带一路’是将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是试图在调整国际环境的过程中对其外部攻势进行修改, 即在推进“中国化”进程方面, 更多采用滋养邻里的渐进方式, 去扩大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中国打算通过‘一带一路’这一经济工具, 让周边国家对其产生依赖, 目前, 周边国家为了经济利益, 似乎已经准备好对中国产生某种依赖。”
第四, 对美软性平衡策略论。
许多海外学者分析指出, 进入21世纪后, 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相对衰弱而引发的焦虑, 使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更具针对性的战略遏制, 中美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博弈和竞争更加激烈, 面对美国的战略围堵, “中国选择‘一带一路’作为软性平衡政策, 在欧亚大陆开辟一个区域安全空间, 以减轻来自东部的威胁。中国拥有的物质力量, 以及国内庞大的市场及充足的现金证明, 除日本外, 亚洲国家将远离美国”。“‘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一项宏伟设计, 旨在实现基础地缘政治的重新定位, 以应对中国被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围困的现代地缘政治, 这一倡议试图将地缘政治重心从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到欧亚大陆。”
第五, 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国战略论。
许多海外专家认为, “一带一路”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相呼应, 是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强国梦的重要战略规划和举措。冷战结束后, 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权力和影响力的本质发生了深刻变化, 地缘政治越来越受到市场逻辑的支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 中国热衷于运用“一带一路”来发挥其业已成形的地缘经济影响力, 以此来获取中国在强权政治和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一带一路’是中国强国战略的标志性外交话语叙事, 意在实现一系列目标, 首先, 它需要解决对中国成为主要经济参与者和日益突出的地缘政治塑造者的批评;其次, 它必须避免出现规范性和规定性, 给它的外交政策态势带来某种味道, 可能被称为霸权或美国模式;再次, 它必须足够灵活, 以便为其他人提供对话空间;最后, 它必须避免被看成是在与美国的直接竞争中寻找战略空间的企图。”与此同时, 也有部分海外分析人士把中国的“强国战略论”过度解读为“全球霸权论”, 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企图称霸全球的战略工具。
第六, “债务陷阱论”和“新殖民主义论”。
近些年, 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及媒体采用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来看待“一带一路”, 他们联手热炒“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债权帝国主义”等, 无端指责中国运用“一带一路”向沿线国家贷款的目的是让这些国家陷入其精心设计的“债务陷阱”, 并声称中国将利用这些债务去攫取沿线国家的资源能源, 甚至控制一些国家的主权。这些论调最先发端于澳大利亚, 其国际发展部部长菲耶拉万蒂·威尔斯 (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 指责中国的贷款让南太平洋岛国陷入无法自拔的债务危机。随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妄称赞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因债务问题被中国全面接管。之后,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发表了所谓的《账本外交》, 指责中国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恶化。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Mike Pence) 还抛出了“不透明支票簿外交论”, 宣称“‘一带一路’是不透明的‘支票簿外交’, 沿线国家不该接受会损害主权和独立的外债”。还有学者指责“一带一路”是“经济殖民主义”, 认为“中国利用‘一带一路’深入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并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大亨, 经济殖民力量成为中国构想‘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西方一些政客、学者及媒体发明和制造这些夺人眼球的新论调, 其实质就是将“一带一路”中的具体问题全局化、经济问题泛政治化, 意图将“一带一路”污名化, 离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友好经贸合作, 以此来阻止和破坏“一带一路”建设。对于这些无端的污蔑和指责, 我们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 一方面, 系统总结“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有效解决具体项目实施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另一方面, 急需打造“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友好合作的话语体系, 在国际社会上以正视听, 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七, 重塑全球秩序论。
许多海外分析人士认为, 现有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 未能有效反映全球权力向东方转移;中国作为崛起大国, 为改变全球秩序的不公正、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 提出“一带一路”意在加速变革现有的全球秩序。“‘一带一路’是中国确保安全和提升国际秩序中权力地位的决定性战略, 体现了其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换。”“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经济共性为基础的区域, 这个区域与美国等国家主导的秩序不同, 它是非规范性的, 并且基于同意, 该区域内的合作伙伴将专注于实现“双赢”结果。“‘一带一路’是以文化软实力为中心的新中心主义全球化, 以文化软实力作为‘隐喻的力量’, 是按照‘北京共识’构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带一路’是中国首次尝试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勾勒出中国的图景, 并找到实际实施的办法, 不是通过拆除旧模式, 而是通过逐步改善全球货物和资本的流动方式。”
第八, 综合动机论。
许多海外专家学者认为, 中国的“一带一路”动机不单一, 而是一个多重的、复合的目标体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动机徘徊于在应对挑战和雄心壮志的十字路口, 这种多重动机源于中国的多重身份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特位置,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中的一些经济和安全挑战, 同时拥有卓越的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能力, 想要借助‘一带一路’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的倡议背后显然有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推动力, 首先是应对在多个领域不断增长的国内经济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和工业产能过剩;第二, 也反映了北京为推动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所做的努力;第三, 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作用;第四, 作为应对新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的有力工具, 既可以帮助北京突围华盛顿的“遏制”, 也有助于软化和缓解北京在华东和华南地区更加坚定和果断政策所带来的“冲击”;第五, 还可以帮助中国在面临日益增加的外部挑战时获得更多的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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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一带一路”影响与价值的评估
在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提出动机的基础上, 海外精英从中国、区域、全球的视域出发, 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及价值意义进行了多维评析, 从整体上看, 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 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海外分析人士认为,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社会保持良性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中国可以充分挖掘“一带一路”机遇, 实现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将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中国找到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合作共赢的道路。中国需要做的是将大量资本积累转化为投资, 以保持或增加其价值, 沿线国家需要做的是利用中国资本来加速国内建设, 促进经济发展;同时, ‘一带一路’也有助于为中国企业的成熟产品找到众多的海外新市场, 并有助于有序地将中国巨大的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到海外市场, 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 只有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时, 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下去。”
第二种, 极大提升中国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有学者试图运用网络权力理论来阐释“一带一路”的影响和意义, 认为“中国是‘一带一路’这个权力网络平台的主要设计者, 这一倡议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中间力量’, 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中国获得‘位置权’的途径不是霸权主义, 而是双赢战略”。“‘一带一路’将不可避免地提升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 同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接受, 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为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种, 促进沿线国家的经贸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福特汽车公司研究员利用2005—201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 可以提升受访者对中国对其国家影响的积极看法, 对中国的积极看法与亚太国家未来的商业信心紧密相关, 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 区域投资进一步推进, 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前景会大幅度改善, 并增强区域经济和人口趋势的现有优势。”“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个全球现实, 通过‘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关系和提升投资环境可以助推南亚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 其成功运作可能会在区域经贸、生产网络、供应链、连通性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带来积极变化。”同时, 也有部分海外人士认为, “一带一路”使沿线国家受益不平衡, 可能影响区域的内部团结和一体化。“对于所有人来说,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双赢的项目, 可能会使沿线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受益更多, 伊朗可能受益最多, ‘一带一路’可能会提高苏伊士运河的战略重要性。可能损害中东一些物流中心的重要性, 有利于中亚其他贸易中心。”德国外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 (Sigmar Gabriel) 警告称:“‘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射的‘银弹攻势’, 将极大地破坏欧盟的团结, 欧盟应该团结一致, 按照欧盟的标准和资金, 发起新的倡议, 在东欧、中欧和非洲发展基础设施。”’
第四种, 重塑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海外分析人士认为, “一带一路”将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杠杆, 以充分利用这些杠杆从内部或外部重塑现有的世界体系。“网络资本主义和国家单位, 通常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空间对立面, 通过‘一带一路’以相互支持的方式运行, 他们联合起来加强中国政府的叙述, 把中国描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先驱, 从而说明和证明在地区和全球建立新的中国中心秩序的正当性。”“一带一路”及其相关的国内产业政策挑战了赤松要提出的东亚工业发展的雁行模式原则, 通过将工业生产和进口贸易从亚太地区沿着西轴线转移到达印度洋和欧亚大陆, 以此来摆脱区域经济一体化秩序, 这意味着, 中国的地缘产业政策的实施将颠覆多边贸易规范, 它将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定义一个新的并行交易系统, 即后WTO全球范式。也有海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有益补充, 而不是替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发展国际金融, 其行动似乎更像是对全球体系的修正, 而不是对它的挑战。还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不是取消, 也不是修补当前国际秩序, 而是采取了秩序整合的方针。“中国在执行一项与中国邻国和全球权力分配转变相称的可靠保证策略时, 一直在培养一种联结式领导, 承诺中国将跨区域连接的‘一带一路’纳入本国的发展战略, 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非霸权的、国际社会资本类型, 并在不会证实其创始人的地位基础上整合了现有的世界秩序。”
第五种, 开启了全球化的新阶段。海外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包容、普惠全球化的积极阐释和体现, 在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以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 创造了全新的全球化浪潮:相比以前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新浪潮更加务实, 意识形态更少, 更多元化, 更少帝国主义, 双赢的理念使中国脱颖而出成为全球化的新领导者。”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福利,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病症, 主要问题是全球化所创造的福利和机遇分配不均衡, 导致全球发展不平衡。“一带一路”这一巨型的基础设施工程, 有效帮助欧亚大陆的贫困地区全面融入全球的分工体系, 实现整个区域的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 从而引领全球化向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第六种,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有海外精英从全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野来评估“一带一路”的影响与意义, 认为“一带一路”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一带一路’是连接东西方和不同地区的有潜力的构想, 能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一带一路’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独特的东方模式, 它不同于已经取得政治独立但不是经济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 它可以促进国际解放运动, 帮助亚洲和非洲国家实现增长和发展, 从而实现经济独立。‘一带一路’的创新不仅在于它的影响方向 (从东方到西方) , 而且在于它将以中国共赢的而不是西方殖民化的方式实现, 即力求通过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充分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 而不是通过干预别国内政和军事入侵实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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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五年多来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出现的主要问题, 海外分析人士对其进一步深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剖析。
(一) 促进“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条件上,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积极因素:一是“一带一路”契合了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经贸的迫切需求。“鉴于许多东盟成员国面临财政困难, ‘一带一路’无疑将有助于快速促进该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东盟实现其愿景所急需的。”“一带一路”的成功, 对于中亚各国更多商品进入新市场, 显著增加过境费收入, 以及促进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都具有积极意义。二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逐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长期合作奠定了政治社会基础。长期以来, 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的“模式之争”。实践证明, “华盛顿共识”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中国既是一个榜样, 也是能带来专长、经验和资本的国家, 参与‘一带一路’是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最佳方式。”三是世界的转型、全球秩序的深度调整,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国际空间。当今世界, 新兴市场国家正快速崛起, 美、英、法等传统大国实力相对衰弱, 地区和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 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进行深度重塑。在此背景下, 西方大国纷纷走向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主张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化, 其全球影响力、号召力和塑造力快速提升,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空间。“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和‘美国第一’理论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在自由经济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的质疑, ‘一带一路’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提供了动力, 使中国能够在重塑新的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的全球作用。”
(二) “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海外分析人士认为, “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滞碍因素。
首先, 沿线国家与中国仍存在“信任赤字”, 对“一带一路”尚存较多疑虑。“‘一带一路’建设急需做的一个工作是修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信任赤字’, 从双赢的角度来看, 相比于其合作伙伴‘餐桌上的面包屑’, 中国的‘赢家’比例显然更高, 因此需要在早期阶段采取包容性增长和社会对话的模式, 使各方能够达成共识与信任。”“鉴于一些东盟国家与美国的联盟, 以及目前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限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些东盟国家并不那么欢迎这一倡议, 此外, 其他人仍陷入如囚犯般的困境, 担心中国在该地区和世界的真实意图。”
其次, 全球和地区关键大国角力与掣肘加剧,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许多海外分析人士指出, 规模、范围如此宏大的“一带一路”, 一定会“侵入”传统大国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加之, “一带一路”沿线同时也是石油、天然气等核心自然资源的聚集地, 必然会关涉许多大国的重要战略利益, 大国博弈和掣肘在所难免。
第一, 就美国方面而言, “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是实施‘一带一路’的根本障碍, 它们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美国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鲁·霍兰 (Andrew Holland) 指出:“‘一带一路’显然是建立东半球国家之间经济、安全和文化联系的一种方式, 以‘中国为中心’和‘间接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 ‘一带一路’感知到的地缘政治动机令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感到不安。”
第二,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 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实现“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整合的政治共识, 极大降低了实施“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风险, 但俄罗斯对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渗入的潜在风险仍保持警惕, 加之“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内在结构、目标以及本质上是不同的, 两个项目之间的整合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存在差异, 在区域层面实现政治主导地位是俄罗斯项目的关键驱动因素, 反过来, 中国则专注于切实的经济成果, 是为了保持市场对贸易和投资的开放, 俄罗斯的项目作为一种特定的区域主义, 有助于建立政治经济障碍, 中国项目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类似于全球化的新版本。”
第三, 就印度方面来说, 印度认为这一倡议实质是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的更新版本, 会不断增加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由此, 印度制定并实施了“季风计划”“香料之路”, 但效果都不太理想。基于此, 印度国内要求加入“一带一路”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不是简单武断地放弃其可能带来的巨大红利, 有学者建议“印度应该继续在国家安全方面对其邻国保持警惕, 但印度需要认识到, 如果真的希望促进经济增长, 并使‘印度制造’和‘萨加马拉’项目开花结果, 那么除了参与‘一带一路’, 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别无选择, 简言之:如果你不能打败它, 那么就加入它”。
第四,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 “一带一路”通过改善跨境基础设施, 将降低中欧之间庞大地理区域的运输成本, 对促进中欧经贸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欧洲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存在明显分歧, “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群体仅限于中欧和东欧国家, 以及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欧盟成员国尚未就‘一带一路’建设达成一致的看法”。另外, 中欧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还面临共同市场准入, 知识产权保护, 人权问题, 整合现有政治分歧, 不同商业心态及缺乏信任等挑战。
最后, 沿线国家地区面临复杂而多样的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安全、文化和生态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充满诸多不确定性。沿线国家地形崎岖, 天气条件恶劣, 涉及的人口数量庞杂, 分属于不同民族, 在历史、语言、文化、宗教、本土习俗、政治组织、地方治理和生活标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一些国家在政治上不稳定, 一些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对抗和冲突, 一些国家面临分裂主义运动, 一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 “一带一路”实施的最大挑战是面临着复杂且多样化的风险。“一带一路”没有充分展示中国的思想文化, 其中还有许多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痕迹, 这不仅限制了其巨大潜力, 也会让人产生曲解和误读, 认为“一带一路”只是中国与美国进行地缘政治角力、战略包围印度、边缘化日本的战略工具, 由此让中国饱受批评。“该倡议将在整个欧亚大陆造成新的环境风险, 特别是在环境治理记录较差的沿线国家。”以上各种风险都可能发酵, 因此, 全面辨识各种风险并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是“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
四、关于“一带一路”发展前景的展望
海外分析人士在综合考量“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 对其发展前景也作出了预测, 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
一种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同时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 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一带一路’能否取得成功, 取决于其开启的‘包容性全球化’是否真正符合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 是否能对抗全球的不平等。”“北京如何更好地参与更广泛的人类安全问题对于这个大型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这需要借鉴儒家传统, 既包括文化包容性, 为参与者提供一种归属感, 也包括促进对北京政策和意图的更高程度的信任。”“只要中国避免成为霸权主义者, 避免强行将其利益、规则、模式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伙伴国家, ‘一带一路’展现的所有明亮情景都是可能的。”“尽管‘一带一路’风险高、威胁大, 但能够通过实现利益平衡和各国的长期互利而取得成功。”
另一种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充满疑虑。有学者运用深层次相互依赖和结构力量的理论框架来解析“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 认为“一带一路”成功或失败, 主要基于在深度相互依赖和结构性力量体系内运作的能力, 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与这些目标相冲突, 最终“一带一路”能否取得成功仍值得怀疑。也有学者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可行性, 认为该倡议是作为“地缘功能制度主义者”项目进行的, 这加强了其可行性。首先, 该倡议旨在将一个新的国际结构制度化, 与现有的西方主导的结构并行, 而不与西方发生根本冲突。其次, 该倡议遵循功能主义战略, 提供了一个“双赢”的功能主义框架, 没有任何霸权的野心。然而, 由于寻找替代方案的认知局限性, 中国的制度化尝试可能与现有的西方主导体系在其霸权结构方面是同构的, 这可能会破坏该倡议的可行性。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北京领导层能否以其标志性的倡议, 成功引领并维持一个聚焦于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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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启示
综上可见, 海外政要、学者、智库、工商人士及媒体人对“一带一路”的相关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其中, 绝大多数认知和评析是积极的、客观的和建设性的, 但也有一些存在一定程度“过度”解读的意味, 甚至还有一些存在一定程度的曲解和误读, 及时全面地把握海外精英对“一带一路”的整体认知状况, 能够给予我们诸多深刻的启示。
(一) 需要及时系统地总结海外“一带一路”研究状况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 海外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相关成果日益丰硕, 其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提出的论题和观点、挖掘的资料和资源, 对于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整体来看, 海外“一带一路”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和趋势:一是研究的学科、方法和视角日益丰富和多元化;二是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理性明显增强;三是研究的问题更加聚焦, 主题更加鲜明;四是对“一带一路”的评析更加客观理性, 但争议问题仍然尖锐, “新殖民主义论”“新扩张主义论”“债务陷阱论”等频繁出现在相关成果中, 针对这些曲解和误读, 急需做出有效的回应。
(二) 积极做好“一带一路”的对外阐释和宣传工作
一方面, 要辩证分析海外精英对“一带一路”的多元化和差异化认知, 对于其积极的、客观的认知以及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要及时予以吸收, 并着力加以调整和校正;对于其恶意的或有意的夸大、扭曲、曲解和误读, 要及时准确地予以回应, 深入分析造成这些错误认知的具体原因, 关切国际社会和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和担忧, 主动对一些不实和恶意的曲解和误读作出澄清, 消除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和误判, 让世界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倡议”。
另一方面, 着力构建“一带一路”的对外阐释和宣传机制。首先是明确对外阐释“一带一路”的定义、内涵、功能、定位、目标、实现方式等, 避免概念不清、边界不明、范围过于广泛, 容易造成国际社会和沿线国家理解和对接困难。其次, 精心打造“一带一路”的对外阐释和宣传话语。在话语表达方面, 既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风俗习惯、语言特色和表达方式, 也要彰显中国韵味和中国风格;在话语转译方面, 沿线国家有超过40多种官方语言, 仅用英语无法满足对外精准阐释和宣传的需要, 急需增加转译的数量和质量;在话语转换方面, 要力求避免枯燥、空洞、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文件话语和政治话语, 精心设计生动活泼、简洁明朗、情感丰富的大众话语、故事话语和生活话语, 便于民众的理解和认同。再次, 提升“一带一路”的对外阐释和宣传能力。不断丰富对外阐释和宣传的主体, 由主要依靠官方阐释和宣传, 转变为政府、学者、媒体、智库、工商人士等多维主体各司其职,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积极对外阐释和宣传“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对外阐释和宣传的渠道, 既要注重运用广播、电视台、报纸、国际会议、公共外交等传统的、公共的、官方的渠道, 也要充分利用新兴的网络平台和自媒体, 如微信、微博、脸谱等;精选对外阐释和宣传的内容, 着眼于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关切和理念认同, 着力阐释和宣传“国际合作平台”“全球公共产品”“中国机遇论”等, 消解“中国战略论”“过剩产能转移论”等, 强力回击“新殖民主义论”“新扩张主义论”“债务陷阱论”等, 让国际社会真心认同和理性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三) 循序渐进, 民生优先, 着力打造“一带一路”的质量品牌工程和民生示范工程
总结五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教训, 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一是有些基建项目存在规模过于宏大、周期过长、资金消耗过大的问题, 这类项目大多属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收益十分缓慢, 处理不好, 可能影响“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 增加沿线国家偿还债务的压力, 还可能引发所在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增加项目建设的不确定性, 极易出现“烂尾楼”。对此类项目, 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阶段、分步骤开发的原则, 既增强项目建设的可持续性, 又能降低中国企业和所在国的相关风险。二是有些建设项目管理比较松散, 质量标准较低, 环保审查不合格, 甚至演变成为“豆腐渣工程”, 这严重影响了“一带一路”的品牌和声誉, 由此, 应严格要求相关企业提升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遵守当地环保标准和法律法规, 力求把项目建设与当地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起来, 着力打造“一带一路”合作的品牌工程。三是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与当地民生改善严重脱节。“一带一路”的生命力在于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有些耗资巨大的项目仅仅成为宣扬官员政绩的“大白象”工程, 并滋生了许多腐败问题, 还有一些项目为了融资方便和享受优惠政策, 把自己标榜为“一带一路”项目, 但其实并未给当地社会和民众带来民生福利, 反而是造成了一些暴力征地、环境污染等问题, 这引发了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的消极态度和负面认知。由此,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需要遵循民生优先, 注重相关项目建设与民生经济的互促互进, 充分利用基建项目促使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倾力打造“一带一路”民生示范工程。
(四) 充分估量“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风险, 争取与全球关键大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基本利益相对接
“一带一路”主要是致力于经贸发展的合作倡议, 其核心是经济, 但规模范围如此之大的倡议, 必然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 对此, 我们有些估量不足, 导致一些项目建设遇到了较大阻力, 如在缅甸、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的一些重要项目被迫中断或取消, 其背后隐藏的是地缘政治逻辑。与此同时, 我们一再宣称“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 而是各参与国的合唱, 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 却出现了有些项目的本地化不足、过于“中国中心化”、所在国家地区参与度较低、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实现与全球关键大国和沿线国家的利益平衡, 并获得它们的认可、支持与参与是“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由此, 我们要充分估量“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影响, 积极争取与关键大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基本利益相对接, 如与美国在沿线国家地区开展反恐、投资、科技合作, 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相对接, 与印度的“印度制造”“季风计划”等相对接, 与日本合作开发海外第三方市场等。通过对接与合作不断拓展双边和多边的利益交融点, 充分尊重和关照彼此的重要利益, 避免恶性竞争和零和博弈, 有效化解“一带一路”建设的多边阻力和地缘政治风险。
(五) 加强“一带一路”的相关制度建构
首先是与沿线国家地区构建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机制, 以基建投资项目为主体, 以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为切入点, 以金融规则重塑为突击点, 着力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机制, 保障沿线区域的经贸稳步发展。其次是构建“一带一路”的风险防控机制。真正让“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需要深入分析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外交政策走向、安全稳定状况、自然风险等内外情势, 同时还要对各个具体的投资建设项目进行细致的检视, 精准判断其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并与沿线国家一起构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各种补偿机制等, 着力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和风险防控化解体系。最后是探索构建“一带一路”的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沿线途经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社会制度各异, 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也各具特色, 这些差异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过程中极易产生各种争端和争议, 如若处理不当, 将极大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长期稳定合作, 由此, 急需设立“一带一路”的相关争端仲裁机构, 构建完善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与规则, 从而为“一带一路”的深入稳定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本文转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贺方彬，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