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读书计划·一书一世界
好书，你不能只是路过
什么是经济学？
前面用了一讲的篇幅来讨论“什么是科学”的问题，这一讲就来回答“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回答另外一个对经济学的诘问：“你们的分析很有逻辑、很有道理，但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地实行了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为什么？”
1、科学常用的两个推理方法
在简要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问题之后，我们还需简要了解一下科学研究中常用的两类方法，也就是实验方法和推理方法，其中推理方法主要包括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
归纳推理是一种由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是将特殊陈述上升为一般陈述（或定律、定理、原理）的方法。比如，早期的生物学家通过观察发现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他们所看到的每一只天鹅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他们看得多了，总结出的“天鹅是白色的”就是一个一般化的结论。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很多经验科学源于观察和实验，把大量的原始记录归纳为一般化的定律定理，形成秩序井然的知识体系，这就是经验科学形成的过程。
而与归纳推理相对应的是演绎推理，它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从一般化的陈述中（比如公理）推导出特殊化的陈述，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比如上一讲我们说的例子：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的“三段论”推理。这个过程是一种确定性推理，也就是保真推理，只要大前提和小前提是真的，那么结论也一定为真。
2、作为科学的经济学
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上述两种方法都有被使用。无论是从科学哲学角度来看，还是从科学史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明确地回答：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无论是强调实证主义且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强调演绎推理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用各自的方法建立起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并且形成了科学共同体，用规范化的科学语言推动这个学科的进步。
科学的经济学，就要和数学、物理、化学一样。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掺入主观的价值判断，也就是不能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只聚焦于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数理化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做到，比如物理学并不会回答“应不应该”制造永动机的问题，它只聚焦于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来看永动机“能不能”被制造出来。即使有的物理学家执着地认为应该去制造永动机，我们对物理学的认识通常也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但是，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就很难处理了。一方面，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自身。当试图在不同的现象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很难避免掺入个人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对某些政策提出批评。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很多经济学家是以政策的制定者或者支持者的身份出现的。经济学家这样的多重身份，给很多人认识和理解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带来了诸多的障碍和麻烦。
要破除这些障碍，我们就必须无视其身份，始终用科学的态度来区分哪些经济学家的话是作为科学的探讨出现的，哪些又是作为政策的支持和批评出现的。也只有做这样的区分，我们才能够在诸多的观点中形成自己的判断，从而知道谁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我们才能不被各种耀眼的光环欺骗，因为很多经济学家的理论很容易被误以为像自然科学奖项那样无可置疑。
罗宾逊夫人曾说：“我学经济学，就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欺骗！”这句话说得很对，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内，我们不要因为经济学家的光环而轻信他们的理论，而要去考察理论中的逻辑，根据逻辑来判断一个理论的真假。这也是我对本书读者的建议。
3、经济学不是施政纲领
物理学家用物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只有遵守那些正确的物理学理论，我们才能制造出我们需要的各种工具设备，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几何学家用几何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只有遵从基本的几何原理，我们才能够做到“万丈高楼平地起”，才能够保证高楼的质量。经济学家同样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用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只有遵从那些正确的经济学原理，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
假如我们的目标是改善和提高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生活水平，那么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只有自由市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这是经济学通过对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严谨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人会向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发问：“你们的物理学理论、几何原理这么好，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彻底地实行了你们的原理了吗？”但是，一定会有人这样来质问经济学家。通常的问题是：“你们的分析很有逻辑、很有道理，但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地实行了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为什么？”
应该说，提问题的人没有把经济学当作科学，而是把经济学当成了政治的延伸、施政纲领，所以他们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很明显，经济学是科学，而不是施政纲领。科学有科学的规律，我们如果违背了科学规律，就会受到科学规律本身的惩罚，惩罚带来的后果并不会否定科学规律。一台机器因为设计制造失误而无法成功运转，没有人会去质疑设计师所必须遵循的物理学；一栋大楼因为设计失误而坍塌，没有人会去质疑设计师所必须掌握的几何学；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导致人们生活艰难，一定会有人指责这是经济学错了。
不管懂不懂牛顿定律，你可能都会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摔倒并没有违反牛顿定律，只是破坏了原来骑车正常行驶过程中的平衡条件。骑车摔倒了，并不能证明牛顿定律错了，只能证明你骑车技术不行。科学规律一直都在那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所揭示的也是一直存在但不为人知的规律。
经济学和物理学都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只是发现物理学规律的是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而发现经济学规律的是亚当·斯密、门格尔和米塞斯等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领导人，懂不懂经济学或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没有关系，但他的决策以及他所采取的施政纲领，必定会和科学、经济学相关联。这种关联并不在于其表面请了多少知名的经济学家来参与论证，而在于最终的实施效果，即施政纲领和经济学这个科学轨道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经济学可以通过论证推理得出：自由市场更多一些，社会生活就会更加繁荣；相反，自由市场更少一些，社会生活就会更加萧条。恪守科学边界的经济学家，只能通过论证来给出一些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家无法左右，也无法确切知道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到底是希望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一起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还是为了维持某种权利或者意识形态的稳定而宁愿“养鸭子不能超过三只”。
不同地区在同一时间实施不同的政策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今天的朝鲜和韩国，曾经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以及今天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同一地区在不同时间实施不同的政策，同样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中华大地。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默认或者假设经济学家和大多数人一样，更希望社会繁荣、和平、稳定。所以，大多时候，真正的经济学家会呼吁减少管制，呼吁给市场更多的自由，但这样的呼吁通常会湮没在每次新闻热点背后那些加强监管的“群众呼声”之中。如果有加强监管的群众基础，经济学家就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的经济学家善于给政策背书，善于为政策寻找学理依据。但这种做法显然不能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他们只不过是假借了经济学家的身份，利用经济学来给政策做辩护而已。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恪守本分，利用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出政策可能带来哪些后果。很显然，这种分析通常不受欢迎。而一旦政策失败，经济学家往往又是“背锅”的人。我们能画出一个绝对的、真正的直角三角形吗？不能。我们能画出或者制作出一个真正的圆吗？不能。但这并不是因为勾股定理或者几何学错了。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国家？也不能，美国也不是绝对的自由市场国家。但同样，这也不是说经济学就错了。
我们无法画出绝对的直角三角形或者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这些知识来指导生产实践，修建需要直角的高楼大厦，以及制造需要圆形的轮胎、轴承，等等。一个轮胎不可能是绝对的圆形，但它越接近圆形，就越能发挥轮胎的作用。
同理，也许我们无法找到甚至无法建立一个绝对自由市场的国度，但这既不妨碍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也不妨碍我们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政策。经济学不是施政纲领，如果政治家不把经济规律当科学，一定要制定违逆繁荣规律的政策，那么科学和科学家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如果政治家愿意，那么他们可以利用经济学来寻找正确的政策方向；如果人民愿意，那么他们可以用经济学来纠正错误，让错误的政策失去群众基础，遭到唾弃。但前提是，他们愿意把经济学当作科学。从现实来看，物理学、几何学的普及是成功的。而对于经济学来说，科学远未普及。
这一讲简要介绍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这两种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同时明确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另外回答了一个经济学经常被诘问的难题，即经济学家对于政府政策的态度和看法的问题。只有看清楚了经济学的科学属性，我们才不会把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中的政策相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