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指从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止的一段300年长的中近东历史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短短10年间（前334—前324），波斯帝国就为这位年轻的马其顿国王所征服，从希腊到大夏，从尼罗河到印度河，世界突然处于亚历山大的个人统治之下。然而伴随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驾崩，帝国四分五裂，经过多次战争最终分裂为三大继业者王国（马其顿王国、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塞琉西王国）以及其他若干国家（比如本都王国和帕提亚帝国）。这些新城市缺乏旧殖民地的政治稳定性，后者与它们的宗主城邦有着传统的联系。从总体上来说，希腊化时代是缺乏安全感的。强大的帝国已崩溃，后继者们又在不停地争夺最高的霸权，这样一来，人们就必然会深感世事变化无常了。长期的不安全感使人们对公共事务丧失了兴趣，理智与道德的力量也普遍衰落了。
犬儒主义-斯多葛学派
犬儒主义提倡的是把脱离世俗财富而竭力追求德行作为唯一有价值的善。其代表哲学家第奥根尼（公元前412年-公元前 323年）过着狗一样的原始生活，这为他赢得了“犬儒”的绰号，犬儒主义也因他得名。它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生活态度，如果可以获得什么，就用双手去接，而贫困时也不怨天尤人；如果有机会享受生活，就去享受；如果遭遇苦难，就耸耸肩坦然承受。低劣的犬儒主义形式恰巧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道德状况，在公元前3世纪整个希腊化世界赢得了公众巨大的支持。
犬儒主义显然具有苏格拉底学说的倾向，但它对世俗事务的反应多少有些消极。的确，一个人牵挂的东西越少，他受到伤害或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但是从这样一种源头出发，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更多激励的。它的伦理原则逐渐为斯多葛学派所吸收。
Diogenes
怀疑主义-鲁西安
哲学衰败时期的另一个产物是怀疑主义运动。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却把怀疑提升到了教条的地位，它不承认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任何事物。怀疑学说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我们已经从前文了解到，毕达哥拉斯和爱利亚学派就怀疑过感知的可靠性；而诡辩家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作为他们的社会和伦理相对主义的一个基础。但其中没有一位思想家把怀疑本身当做一个中心问题。第一位持怀疑论的哲学家是皮浪（公元前360-约公元前270），我们对皮浪本人的情况所知甚少，但他的信徒狄蒙似乎否认过获得演绎法根本原理的可能性。狄蒙于公元前235年去世后，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也随之消失了。
然而怀疑的思潮在柏拉图学院里被吸收成为一种怀疑论偏见，并持续了将近200年之久。这当然是对柏拉图传统的一种扭曲。的确，柏拉图的作品中有部分段落，如果断章取义的话，它们似乎主张放弃建设性思维的所有努力。现在，《巴门尼德篇》中的辩证法之谜也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但辩证法在柏拉图看来，其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辩证法只有在遭到这种方式误解后，才会具有怀疑主义色彩。
在一个越来越迷信的时代，怀疑论者可能起到积极的批判作用，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可能决定去参与某些迷信仪式，但内心却无动于衷。正因为有了这种完全消极的观点，怀疑主义作为一种体系，才容易在其信徒中产生一代不成熟的嘲弄者，与其说他们正确，倒不如说他们脑瓜子转得快。
到了公元前1世纪，怀疑主义再次成了一种独立的传统。2世纪的讽刺作家鲁西安和塞克斯托·恩皮里库斯属于后期怀疑主义学派，他们的作品至今仍然保存着，最终，时代的趋势要求一种更加明确和激励人心的信仰体系，教条主义观点的发展，逐渐使怀疑论哲学黯然失色。
伊壁鸠鲁-卢克莱修
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 341年-公元前 270年， 《如何阅读一本书》书单第12位，推荐阅读其Letter to Herodotus; Letter to Menoecus）认为快乐是最大的善。没有快乐，就不会有善的生活，这里所说的快乐既包括精神的快乐，也包括肉体的快乐。精神快乐唯一的优势，是肉体快乐大部分是强加给我们的，精神则可以免除其罪。根据这一观点，有德之人在寻求自己的快乐时是很谨慎的。
伊壁鸠鲁的“善”观点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它总的趋势是摆脱活动与责任。当然，苏格拉底确实说过理论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脱离。相反，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恰恰是精英人物的职责之一。同样，柏拉图也富有这种责任感，从洞穴中走出来的哲学家必须返回去帮助那些在洞察力上不如他的人们获得自由，正是这种信念使他参与了西西里的冒险事业。而伊壁鸠鲁却认为不存在任何生命活力，尽管他的确对积极快乐与消极快乐作了区分，但却把后者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竭力追求某种快乐的结局，从而体验到一种积极的快乐。但目标实现之后，如果缺乏任何进一步的欲望，那么消极的快乐就会出现，它是酒足饭饱之后的一种神气活现的麻木状态。伊壁鸠鲁相信诸神既不会奖赏谁，也不会惩罚谁。总之，我们应该沿着一条谨慎、中庸的道路前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一种没有混乱的安宁状态，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因而也是最高形式的善。不过，可想而知，一个厌倦了动荡的时代是乐于接受这种谨慎的伦理观的。
伊壁鸠鲁传统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 公元前 98年-约公元前 55年，《如何阅读一本书》书单第17位，推荐阅读其On the Nature of Things）。他在一首叫做《关于宇宙》（On the Nature of Things）的著名诗篇里，讲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
伊壁鸠鲁接受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确是一位唯物论者。但是他并没有采纳原子运动严格受法则支配的观点。卢克莱修彼借鉴了伊壁鸠鲁原子的一些看法，影响后世的原子论发展。
如果把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思辨与伟大的雅典传统及其先驱们相比较，我们就能更强烈地感受到颓废时代的萎靡不振。古代思想家们把哲学研究视为一种冒险，它需要开拓者的敏锐和勇气。尽管后来的哲学凭借的也可以说是勇气，但它是放弃与忍耐的勇气，完全不是探险家一往无前的英勇。在旧的社会框架已遭到瓦解的时代，人们追求的是和平，如果他们连这点根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他们就只能养成这样的德行，就是对无法避开的种种苦难逆来顺受。
Possibly Epicurus
斯多葛主义：芝诺-西塞罗-爱比克泰德-马尔库斯·奥勒留
盛极一时的斯多葛主义是希腊化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运动。该运动的创始人是一个腓尼基的塞浦路斯人，名叫芝诺。我们不知道他的具体出生年代，但应该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由于家族的商业活动，这位年轻人首次来到了雅典，并在那里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放弃了经商，最终建立起了一所自己的学校。他常常在意为“彩绘有顶柱廊”的斯多葛·波依基尔里讲学，因此该学说就随该建筑被人称为斯多葛主义。
芝诺认为自然界严格受到法则的支配。他的宇宙论似乎主要是受了前苏格拉底观点的影响。世界运行所遵循的法则来自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控制着所有的历史细节。问题是，假如世界受法则的控制，那么宣扬德行的至高无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作为一种伦理理论，芝诺的学说则存在着严重缺陷。
斯宾诺莎正是受了斯多葛传统的影响，在其哲学著作推广下，“神是一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内的力量，其中一部分就在每个人的体内”这种观点在现代变得如此著名。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认为万物都会处在可能世界的最佳状态中，得到十分恰当的安排。但他们都要面对斯多葛传统影响下，宿命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他们试图通过主张“人的心灵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必然性”来回避困难。不过这样的回避似乎不能逻辑自洽。
罗素认为斯多葛由对命运的服从，延伸而出勇于面对危险和困难的伦理观，不仅逻辑矛盾，存在着实际错误，他认为，磨难无助于增加德行或使灵魂变得更崇高。
斯多葛哲学延续了将近5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它的学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一运动却因它始终如一的伦理学说而得以维系下来。斯多葛主义的伦理学说起源于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淡泊名利，勇于面对危险和困难，这些都是斯多葛学派十分重视的德行。斯多葛主义真正切中要害的是，它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德行内在的善比别的东西更重要，物质的丧失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但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尊，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
西塞罗（106 BC – 43 BC）的文学活动使斯多葛学说在罗马找到了立足之地，西塞罗曾师从斯多葛哲学家伯希东尼。
斯多葛主义作为一种伦理理论，与古典时代的理论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平淡和严肃。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它却比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更为成功地赢得了人们广泛的信奉。这也许是因为柏拉图所强调的“知识是最高的善”，不容易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所接受。无论如何，斯多葛主义俘获了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和统治者的头脑。苏格拉底曾经有过一个理想，就是哲学家应该成为君主，君主也必须成为哲学家。这些想法在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思想中，有所体现。
斯多葛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不如早期的那么重要，但其中三位的作品却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他们分别是：塞涅卡是罗马元老院议员，祖籍西班牙；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c. 50 – c. 135 AD)原本是希腊奴隶，后来在尼禄王手下获得了自由；马尔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21 – 180)是公元2世纪时的皇帝。三个人都十分相似地写出了斯多葛风格的伦理学文章。
爱比克泰德是一位希腊人，大约出生于公元60年。正是他的名字提醒了我们，他曾经是一个奴隶，因为“爱比克泰德”含有“被俘获者”的意思。由于他在早年奴役生活中所遭受的虐待，他的一条腿瘸了，而且健康状况很差。获得自由之后，他就在罗马讲学，直到公元90年，多米提安[插图]把他和其他斯多葛派学者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批判了皇帝的残暴统治，并且形成了一股反对王权的道德力量。他的晚年是在希腊西北部的尼古波里度过的，大约于公元100年去世。他的一些论述被他的学生阿里安保存了下来。
马尔库斯·奥勒留（121-180）生来就是皇帝。他由叔父安东尼奴斯·庇乌斯抚养长大。正如其称号所暗示的那样，庇乌斯是罗马皇帝中比较开明的一位。马尔库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继承了皇位，并且穷其一生为帝国效劳。由于那时天灾和战乱层出不穷，作为皇帝的他一直忙于对付那些野蛮部落，他们侵扰帝国的边境，并且开始威胁到罗马的霸权。虽然肩负政务的重担，但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他采取了一些似乎有助于维护秩序的措施。他迫害基督徒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他们对国教的反对成了异议和麻烦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是对的，尽管迫害同时也说明了迫害者内心的虚弱，因为一个根基牢固而又充满自信的社会是不用去迫害异端的。像爱比克泰德的论述一样，马尔库斯·奥勒留用希腊文写的《沉思录》也完整地传到了我们手上，这些都是在军务、政务的繁忙中抽空记录下来的哲学反省日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尔库斯·奥勒留赞同一般斯多葛主义“善”的理论，但他却坚持恪尽公职的态度，这一点与柏拉图更为一致。
按照一般斯多葛派的观点，一个人的德行或邪恶只是个人的问题，是不会影响到他人的。但是按照人的社会观，每个人的伦理品质都会对任何其他的人产生极其明显的影响。如果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对自己的职责采取宽松的态度，发生争端的可能性无疑就会比已有的多得多。斯多葛主义从来没有对这一难题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答。
斯多葛学派提出了天生理念论：演绎过程从清晰的、无需证明的起点开始，这一观点左右了中世纪的哲学界，也为一些现代理性论者所采纳。它是笛卡尔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人的概念方面，斯多葛主义跟从了亚历山大的实践，他们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即使在奴隶制规模更大的帝国时代也应该如此。顺着这一思路，斯多葛派提出了自然法则与国家法律的区别。天赋权利的学说对罗马立法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在文艺复兴后期反对君权神授的斗争中，它又以相似的原因得以复兴。
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
斯多葛主义是帝国初期的哲学主流，而更令人振奋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却有些受排挤，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出现了一种根据斯多葛学说对旧伦理学所作的新解释，这与当时的普遍状况是完全协调的。这种不同理论的混合物渐渐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它将会对基督教神学产生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柏拉图主义是联结古代与中世纪的桥梁。古代哲学就是在这里画上了句号，而中世纪思想则从这里开始了。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兴起于埃及亚历山大，该城是东西方的交汇点。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宗教影响、埃及仪式的残余、一个信仰自己宗教的强大的犹太社会，还有基督教各派别，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希腊化文化的总体背景。
据说新柏拉图学派是阿摩尼阿斯·萨卡斯创立的，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他的学生普罗提诺（204-270）是最杰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留存至今的著作一共有九册，因此被称为《九章集》，其总体趋向和观点是柏拉图式的，尽管缺乏柏拉图作品的广度和文采，内容几乎全部是理念论和毕达哥拉斯的某些神话。普罗提诺的作品与现实世界有一定的疏离，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帝国的状况，就知道这并不奇怪了。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即使是一个盲人，也需要有极度的坚毅才能保持坦率、愉悦的心境。理念论把感知世界及其苦难看做不真实的东西，这正好可以使人安于现状，听由命运的摆布。
在形而上学方面，普罗提诺的中心学说是“三位一体”理论，“三位”按其优先程度和依存关系，分别是“太一”、“奴斯”和“灵魂”（the One, the Intellect, and the Soul），尽管它对神学产生了影响，但它本身却不属于基督教，而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太一”有时称为“神”，有时又称它为“善”。关于“太一”（the One），我们与其解释，不如保持沉默；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神秘主义者也是躲在沉默与不可言传的壁垒后面逃避困难的。神秘主义与逻各斯相对立，尽管希腊思想也有一些神秘因素，但希腊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发现了逻各斯的中心作用。“奴斯”（the Intellect）就是“太一”的映像。“太一”就像是自身发光的太阳，“奴斯”则是“太一”由此见到自身的这种光。在某种意义上，“奴斯”可以比做自我意识。最后一个因素，被称为“灵魂”（the Soul）。灵魂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在其内部，它可以上通“奴斯”；而在其外部，则下达感官世界。它是感官世界的造物主。
普罗提诺的不同于斯多葛学派，后者把神与自然世界等同起来，普罗提诺的理论否定了泛神论，并且回到了苏格拉底的观点上去，即，灵魂的向下发散形成自然世界。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认为：自然世界是善和美的。
关于灵魂不朽的问题，普罗提诺吸纳了《菲多篇》中提出的观点，即认为人的灵魂是一种实体，由于实体是永恒的，所以灵魂也是永恒的。这与苏格拉底的解释有些类似，苏格拉底认为灵魂与形式结合在一起。但是，普罗提诺的理论里也有一定的亚里士多德因素。虽然灵魂是永恒的，但它却有与奴斯合为一体的倾向，因此它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尽管它还保留着自身。
要在文化传统的发展中找出某些主要的停顿阶段还是可能的，普罗提诺就做到了这一点。自他以后，不管怎么说，哲学在西方都是处在教会的庇护之下，即便有鲍依修斯这样的例外，情况也还是如此。
罗马帝国覆灭的时候，在它的东部，无论是早先在拜占庭，还是后来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哲学传统都得到了延续，而并没有受到宗教的束缚。
当我们回顾古代世界的哲学奋斗历史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希腊心灵在洞察普遍性问题时的非凡力量。柏拉图曾说过，哲学源于迷惑。不虔诚、爱问问题、热爱讨论，早期的希腊人就拥有了这种令人赞叹的能力，并使之达到了非凡的高度。
希腊哲学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心灵摆脱愚昧的束缚。它认为世界是可以理喻的，从而消除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它以逻各斯为工具，为的是在“善”的形式下追求知识。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探索本身被视为伦理上的善，人们通过它，而不是宗教的神秘，来达到善的生活。
当然，它也有某些很早以前传下来的神秘因素，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倾向就贯穿了古代哲学始终。但从某个角度看，这种神秘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干扰探索本身，而是更趋向于影响探索者的伦理观。只有衰败开始出现时，神秘主义才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西方文明的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建立在以希腊精神为主要事业的伦理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