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解读
27th，June，2020 Grove
说在前面的话。
我准备从今天开始解读《道德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之所以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不得不说。
我首先接触《道德经》是在大学二年级。我看到的是王弼解读的《道德经》，我看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解读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句话。
《道德经》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王弼的解读就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型，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在王弼的基础上，后面有人直接就把这句话解读为：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永恒的道，可以言说的名，不是永恒的名。
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解读，我觉得这个解读有问题。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道德经》的作者写这篇文章，肯定不是为了“不说道”而是为了“说道”。
“道可道”，这是《道德经》作者的态度，但是后人的解说就成为了“道不可道”，这里面的原因就必须追到王弼的《道德经》解读。
应该说，王弼前面的解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型，非其常也----没有太大问题，有问题的是后面半句---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这句话不是《道德经》原有的，也不符合《道德经》整篇文章的主题。恰恰相反，《道德经》整篇文章都是在言说道，甚至是在“指事造型”的讲道。这后面半句解读是王弼的私货，是他借着《道德经》说他自己的道。
要说明的是，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说明我比王弼聪明，恰恰相反，王弼比我聪明多了。我上大学还是第一次接触《道德经》，而王弼在24岁就开始借着解读《道德经》成为了学术界领袖，并且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一千多年。照现在的说法，王弼24岁时已经是学术带头人，是博士生导师，还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博士生导师，而我上大学时才刚开始启蒙。
我要说的是，我要做的是解读《道德经》，不是为了传承王弼解读的《道德经》。如果你喜欢，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你就看下去；倘使你觉得我说的还不如王弼的有意思，我不勉强你读下去。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采取了我当时的解读，把第一句话解读成为：道是可以言说的，（但）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名是可以解释的，（但）不是一般意义的名。这确实是进步，但接着他们又开始进入王弼的套路，把《道德经》说成是一部深奥无比难以解读的作品，我不喜欢这样的解读，所以决定作自己的解读。即使中间难免有错，也毕竟有自己的思考，所谓敝帚自珍，就是我现在的态度吧。当然也欢迎各位读者的批评，但拒绝谩骂；我自认为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人，但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对于恶意的谩骂，我保留回击的手段。
一句话，我认为《道德经》并不是一部天书，它是可以解读的，而且不难解读。
为了正确解读《道德经》，首先要克服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孔子的“述而不作”；第二个问题，就是道教的影响；第三个问题，就是“倒果为因”。这三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三座大山，压了他们几千年。可幸的是我不是孙悟空，我不入儒释道，只尊天和法，只畏未知，只敬鬼不敬神。
为什么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个问题呢？孔子只述不作，但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万圣先师”，很多人就不敢为孔子先，只能把自己的解读归到孔子名下，这给我们后人留下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孔子到底说了什么。有人就说了，你不是解读《道德经》吗，怎么又扯到了孔子身上来了？因为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归一，很多人对《道德经》的解读是儒家佛教的解读，然后他们又把这种解读归到了《道德经》名下，这样的解读只能说明他们读了很多书，但是不能说那是《道德经》的本意。非但如此，由于某些解读者没有自信和自觉，他们往往还作“伪书”---就是假借皇帝、老子、孔子、诸葛亮、岳飞等等名人的名义作书，使得我们后人难分真伪。而其中老子的伪作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解读《道德经》，就不得不提版本问题。我现在以《道德经》帛书版为主本，《道德经》王弼版为副本，姬氏版《道德经》为参考。
为什么帛书版为主？因为这是至今已知的最早版本。至于这是否是最初版本的《道德经》，有待于考古学的发展。
为什么以王弼版为副？因为这是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版本。从帛书到王弼，可以清晰看出《道德经》从黄老治国之术变成“清谈玄学”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后世称庄老消极的原因。
为什么以姬氏版为参考，因为这个版本是道教版，从帛书到姬氏，可以清晰看出道教对《道德经》的改造，从而也可以看出王弼不是以道教解读《道德经》，那么他用了什么解读《道德经》，我后面再说吧。
为什么要克服道教的影响？道教尊黄老是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尊黄是政治的起点，尊老是学术的起点，至于皇帝和老子是不是政治和学术的起点，他们根本不关心，因此道教会流行老子骑青牛出关教训了西方先哲的故事；如果哪一天证明果真有外星文明，大概道教会流传老子骑了青牛到了外星球的故事。由于道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很大，我们就很难分辩中国历史书上的描述是编的故事还是真实历史，这样我们用后人的历史书来解释老子的时候，就必须有别的证据进行交叉检验，不能简单罗列史书，牵强附会。至于用什么其余的证据？就是逻辑和考据，这个我在后面会继续引申。
为什么要克服“倒因为果”？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是从结果来解释事情的原因的，他们并不注重事情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佛教的因果则是唯心的。这样一来，《道德经》中的“道德”当然就沦落成了不可知论的泥潭。
那么《道德经》到底说了什么？我觉得《道德经》首先是方法论，然后再是伦理学,把《道德经》当作伦理学的最高起点，这就是“倒果为因”。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谢谢各位读者的批评和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