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
齐鲁网5月18日讯 （记者 赵国徽 郑保军 王鹏）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从治国理政到人身修养，从农工桑田到饮茶作诗，都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和人生哲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成为诸多领域研究热点。那么，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哪些方面产生了融合？这将会产生怎样的生命力？如何打造齐鲁文化品牌？为此，齐鲁网专访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何中华教授。
齐鲁网：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从西方到东方传播，请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何中华：总地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早被介绍到中国，大约是在19世纪末。而马克思主义实质性地传入中国，则是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标志的。正像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经历了语言的层面、理论的层面和实践的层面。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必须是讲“中国话”，翻译是第一步。而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文化。海德格尔就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一种语言，总是折射着一个民族的独特存在方式。当马克思主义被我们用中国的语言加以叙述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已经中国化了，就已经渗透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了，因为这些成分正是文化的重要因子。最典型的，譬如毛泽东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时使用的就是中国式的语言，利用了中国古代的典故和例子，利用了典型的汉语形式和习惯。再就是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理论体系逐步传入中国的，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它的中国化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能不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理论上的某种契合甚至同构关系。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学说和思潮很多，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被我们选择下来，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理论上的契合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还有就是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胜利。这一系列划时代的历史成就，作为实践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改变历史和创造历史的胜利，其中也渗透和凝结着古老的中国文化智慧。它不仅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也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从历史脉络上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那是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舞台上相互竞争的时期，经过不同学说的博弈、争论、斗争，最后是马克思主义胜出，成为能够直接介入中国革命实践历程的学说。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反传统姿态下实质性传入中国的，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在自觉层面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之间的异质性，但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一旦变成中国人所接受的东西，就在无意识层面上达成了同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度融合。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相结合的产物。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向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在回应这些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尝试。其中，既有成功的方面，也有失误甚至沉痛教训，出现了胜利与挫折交织、前进与退步并存的复杂局面。四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历史又一次给了中华民族重提现代化的机会。在新的历史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成为我们的一种更加自觉的追求。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来临，随着西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逐渐显露，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日益显现出来。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会通和融合，已成为今天的我们不可回避的实践任务和理论任务。
齐鲁网：中华传统文化是诸多传统文化的集合，蕴含了丰富的人文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中，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产生了融合？
何中华：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汇是多方面、多维度的。毛泽东思想乃是这种融合的最典型的代表。毛泽东就经常利用中国古典表述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这种表述方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由言说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共同决定的。它意味着中国人只能在中国的语境中接受并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种融合最重要的至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高度重视实践、强调践履的传统，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之间，存在着相似或相近的旨趣和取向。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儒道释，都不是脱离人生和现实生活的玄想，而是切近人生，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的重要观念形态。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主义传统，天然地重视人的实践，因为道德属于实践的领域。我们中国人更信任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言辞，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中国的学问讲究“经世致用”。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也超越于以往所有旧的学说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特别强调实践的至上性和重要性。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就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起而实行”，坚决反对那种“坐而论道”式的思辨哲学，反对“书房里闹革命”。所以，马克思在他的那篇有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后一条说的就是“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同“共产主义者”完全是同义词。在这个意义上，不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不能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实质；反过来也是这样。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情结和担当意识，同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指归的使命感之间，也有着某种亲和性。中国文化自古就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中国古代的志士仁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这种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的福祉而前仆后继、不屈不饶地奋斗、抗争，以至于流血牺牲都在所不惜。正是这种拯救和担当，使得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文明能够绵延上下五千年而不衰，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自青少年时期起就立志“为人类工作”，立志做当代的普罗米修斯，牺牲自己，拯救人类。他的整个学说也正是以人的历史解放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而且马克思也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了他的这种基本信念和思想取向。马克思一生贫病交加，但他并未因此向资本投降和屈服，相反，而是在忍受贫穷和疾病的折磨中揭示资本自我解构的逻辑，向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安排宣战。他不是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和条件，而是被他拒绝了。因此，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选择了贫困。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的这种品性，也格外地使其更容易被浸润着中国文化拯救精神的中国人所自觉地接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的“天人合一”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及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及其扬弃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同构关系。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的“天人合一”文化原型。人道顺应天道，始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式的“戡天役物”姿态，而是寻求人与天的和谐统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演化出征服的性格。儒家强调“天垂象，圣人则之”；道家追求“道法自然”；佛家也提倡“色”与“空”的和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同样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须以客观规律性为内在基础，在此基础上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看待人的存在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异己化看作是人的非自然而然的状态，而把人的异化的扬弃了解为人向自我本性的复归，也就是人的自然化。显然，在最高境界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朴素辩证观念，也是中国人之所以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文化契机。中国文化自古就不乏辩证法的思想因子。中国人对自然和宇宙都是作有机整体观的，着眼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有所谓“天地人为一体”的观念，有所谓“生生之谓易”的观念，如此等等。这些文化遗产都蕴含着辩证法的原型。中国文化特别强调“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正好契合了辩证法的否定得以展开的基本结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把辩证法作为考察事物、把握世界的基本方法论原则。马克思虽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就应用辩证法的逻辑实现的。以至于列宁说《资本论》如果不当作“大写的逻辑”（指辩证法）来读，就不可能读懂《资本论》。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存在的辩证法，把辩证法当作人的存在来以展开并完成的内在逻辑。从西方思想史的演变看，辩证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里程碑式的阶段：一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即对话导致真理的发生，它侧重于语言的层面；二是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即绝对精神通过逻辑矛盾的自我扬弃，使自身得以展现并完成；三是马克思实践的辩证法，它强调人的实践本身的辩证性质，强调实践以辩证的方式对人的存在的能动建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是以扬弃的方式包含并超越了以往辩证法的结果。中国古代的辩证法观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深邃的文化背景。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知行合一”理念，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立场，也有高度的一致性。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三个基本理念，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所以，“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在中国文化看来，“知”只有落实到“行”，才有意义和价值，也才能真正证成。“行”是“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了“行”的“知”是没有意义的；离开了“知”的“行”也是盲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反对那种脱离了实践的教条主义偏颇，认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教条，决不是可以脱离具体实践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得到完善的科学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因和动力，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而且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毛泽东的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是《实践论》，而它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第六，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社会”之间，也有着某种亲和性。《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我们中国人描绘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和谐、自洽、幸福、安祥的社会图景。作为真善美的统一，它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愿景。在这样的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完全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它在中国历史的长期演变中一再被唤醒，既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的目标，而且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我们在康有为《大同书》中不难看到它的影子，我们在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响，我们在“中国梦”的解读中同样可以追溯到大同理想这个源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人类理想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自由王国”，也叫做“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共产主义同样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的彻底解决。在这一理想社会，每个人的发展同整个人类的发展是互为中介的关系，它们相互肯定，相辅相成。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上的一致，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
齐鲁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与实践中迸发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怎样的生命力？
何中华：我想，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两者相互建构、相互成就的过程。一方面，这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实现本土化，从而更深刻地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内化为中国人的致思取向；另一方面，这也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获得自身的当代形式，从而充满生机和活力。这可以说是文化层面的生命力。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历史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文化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事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最突出的就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趋势的冲击带来的效应。它们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引发了人类文明通过普遍交往而实现的对话和互补。这都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也毋庸讳言，全球化和市场化也带来了不可无视的负面作用，譬如生态危机和道德滑坡问题。如何才能有效地摆脱发展的困境，无疑是对当代人类智慧的严峻考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资源，给予我们掌握未来命运以睿智和启迪。譬如，马克思关于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重建生态观提供了基本理念；马克思关于人的道德的健全必须基于社会关系改进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重建道德也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为重塑现代技术的品格开辟了可能性；中国文化中的“义利之辨”同样为我们今天改善道德状况准备了重要资源。通过这种渗透和影响，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得以优化，从而有可能走出生存困境，摆脱被动的命运，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显示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
齐鲁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弘扬和传承有哪些借鉴意义？
何中华：文化具有“嫁接效应”，或者叫“杂交优势”。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异质性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吸收和互补，是彼此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融合的历史及其成功经验，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继承和弘扬，只有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吸收和借鉴当代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才能使之与时俱进，从而得以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真正的生命力。这已经为历史的经验所反复证明。
晚清以降，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了，他们依靠“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使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失败所带来的挫折感，造成了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西方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是伴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假设实现的，它不仅给予殖民者以虚假的自信甚至自大，而且给予被殖民者以文化偏见，以至于出现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倾向。在一定意义上，中华民族历史崛起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同这种屈辱的自卑感作斗争的过程。如何实现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乃是中华民族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国家独立的实现，为这一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来临，使我国经济实力得以空前提升，国力的强盛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本土文化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扩大提供了坚强后盾。我们正在朝着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目标前进。
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偏颇，那就是“东方中心论”观念的反弹。这种观念的一个消极后果是文化上的盲目的自大，它极容易造成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排他性，从而妨碍本土文化的积极借鉴和吸收，从而阻碍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优化和进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点也离不开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兼容并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离开了开放的文化眼界和胸怀，传统文化是不可能获得真正前途的。
齐鲁网：齐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具有齐鲁特色文化产业品牌过程中，该有哪些作为？
何中华：我个人认为，这首先需要充分认识齐鲁文化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估计不足，往往是妨碍我们重视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瓶颈。齐文化和鲁文化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文化传统。
若干年以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由于地域特点及其由此决定的人们生存方式的不同，齐鲁文化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从而存在明显的分野。相对而言，齐国的商业比较发达，所谓“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齐国的特殊自然环境造就的。“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好恶”（《史记·管晏列传》）。商业的发达，塑造了齐人勇于开拓的变革精神、全面开放的宽容心态和重视物质利益的功利追求。如齐国“因俗简礼”的“修政”策略，以及“齐人多变而无情”（《汉书·公孙弘传》）之说，都反映出齐文化崇尚变革的精神。商品经济从本性上说就带有开放的要求。它的交往性质决定了商品交换条件下人们的开放意识。而“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乙》），就是齐国经济开放特征的真实写照。在学术和文化层面上，齐国之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局面，典型地体现着文化上的开放与宽容。商品经济对血缘关系的冲击，也必然削弱伦理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约束作用，使人们更重视物质利益和功利满足等世俗化的诉求。由此决定了齐文化“尊贤尚功”的文化价值取向，同鲁文化的那种“亲亲尚恩”的伦理旨归大异其趣。由于缺乏商业传统，鲁文化是在典型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孕育形成的，它以浓缩了的形式体现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起来的宗法社会的特征。这就是重因循而轻变革、重自足而轻开放、重人格的道德塑造而轻功利追求的基本取向。与齐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国则是“择瘠土而处之”；而“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所以，“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国语·鲁语》）就构成鲁国的特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为了维系血缘关系的延续与稳定，特别强调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如孔子“祖述尧舜”，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充分反映出鲁学的守成性特征。农业社会及其自然经济基础，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格局。它使得鲁学特别重视“夷夏之辨”，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而显示出对开放的恐惧心理。血缘关系的最为有效的调节方式就是伦理道德，因而在宗法社会中人们总是选择道德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所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鲁文化显然是把义置于至上地位，重义轻利，从而设定人的最高价值理想，以便为人们确立一以贯之的终极参照。
应当承认，齐鲁文化两相比较，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一张一弛、一扬一抑所形成的张力结构，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选择，对于培养健全的文化意识，都具有难以替代的启示价值。批判地继承并弘扬齐鲁文化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无论是在“扬”还是“抑”的方面，都将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此外，“德”“法”相济乃是今天我们的政治建构值得追求的健全模式。正是在这方面，齐鲁文化同样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孟子曾经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孟子的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理解“德”与“法”的关系、合理地把握社会生活中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现实的针对性。
有一句话说得好，“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充分发掘和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在山东真正实现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目标，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山东省应该走在全国的前列。
齐鲁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哪些方面的作用？
何中华：在今天，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源。因此，文化软实力日益变成关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重要变量。每一个有眼光的民族或国家，都不能不高度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达成中华民族最广泛认同的基础和平台。我们知道，离开了民族共识，就根本谈不上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需要凝聚共识，需要文化认同，更需要所有炎黄子孙的文化寻根。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还是抵制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匀质化趋势的迫切要求。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西方文化以所谓“普世价值”的面目，不断地同化非西方文化，文化多样性受到空前挑战。而文化多样性就类似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健全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怎样才能捍卫文化多样性？只有不断地捍卫并凸显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记，才有可能维系文化多样性的格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的独特的文化标记是什么呢？那就是它的古老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这个传统中的优秀因子。再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道德、重伦理的偏好，对于拯救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社会市场化趋势的日益发展，道德滑坡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信任体系的危机，越来越解构着道德的根基。如何重建社会信任，重建道德，已成为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多的道德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和弘扬。譬如，中国文化的人性论在总体上是性善论的，它在人的选择排序上强调德性优先。这一文化定位，对于道德建设来说无疑是前提性的。第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对于改善并优化人与自然的紧张乃至冲突，也有其重要的启示价值。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自然界当作手段和工具来看待，这就势必使其遮蔽自身的内在价值。这一姿态恰恰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敌对关系的根本文化原因。要摆脱这一困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走向和谐，就不能不以“天人合一”为参照，恢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第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为提升人生境界提供了重要参照系，从而有助于缓解人与自我的紧张。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化有关于人生的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一个人只有达到道德境界，才能在为人处世中做到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如果能够企及天地境界，那便是大自由、大自在的状态，也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集于一身。那是圣人的气象和人格。只有不懈地追求人生境界的提升，才能真正疗治现代人心灵上无家可归的病痛，走出人与自我相异化的误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难免挂一漏万。但即使从几个有限的方面也不难看出，它不仅对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崛起和复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于当代整个人类摆脱生存困境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价值和意义。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们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来说，是一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