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们实践活动的成败，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认识并解释世界，首先要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21世纪世界的“时代特征”，可概括为“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导致的“不确定”和“重构”。面对“不确定”和“重构”的世界，迫切需要人们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逻辑加以认识并给出哲学解释，谁能给出合理的哲学解释，谁就能掌握解释21世纪世界的理论话语权。构建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并掌握话语权，就成为当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探究的一个重大课题。21世纪的世界可以成为世纪性、世界性理论创新的金矿。这意味着要在守正继承和创造转化以往所有解释世界的理论的前提下，创新性发展反映21世纪世界之时代特征的新的哲学理论，而且这种理论能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掌握历史主动，进而引领21世纪的时代与世界。21世纪马克思主义首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来解释21世纪世界所运用的哲学理论，它越来越具有解释21世纪世界的相对优势。
在认识世界前提下的解释世界，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前提。作为“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实践活动的成败，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这样，哲学认识论、解释学、实践论就具有其重要意义。认识并解释世界，首先要理解和把握其时代特征。21世纪的世界究竟具有怎样的“时代特征”？窃以为，其时代特征可简要概括为“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导致的“不确定”和“重构”。“两个大局”，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切奋斗的主题，所以称为“战略全局”；另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21世纪最具鲜明标识的伟大历史事件。这“两个大局”交织一起、相互激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来就是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影响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和走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这“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必然导致“世界动荡变革”，使世界呈现“不确定”。面对动荡变革且“不确定”的世界，迫切需要人们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逻辑加以认识并给出哲学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构”。谁能给出合理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谁就能掌握解释21世纪世界的理论话语权。构建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并掌握话语权，就成为当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探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21世纪“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导致的世界“不确定”和“重构”
21世纪，是一个具有非常典型特征的世纪。首先从存在论谈起。21世纪的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解答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相互激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的困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起的世界力量转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新兴市场国家，逆全球化的力量，冷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构，是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七大变量”。当然，还不限于这些。所谓“大变局”，就是21世纪世界正在进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三个“大”，必然导致世界之“变”，即世界力量在转移，世界体系在调整，世界话语在重构，进而导致整个世界进入习近平同志所讲的“动荡变革期”，存在诸多“不确定”。由此，也会出现系统性风险。所谓“黑天鹅”“灰犀牛”，一定意义上指的就是由世界动荡和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动荡变革”“不确定”“系统性风险”，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影响交织互动，便构成21世纪世界的本质特征或时代特征。“动荡变革”“不确定”“系统性风险”，是“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世界景观。所以，可以用“两个大局”交织互动这一解释框架，来解释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动荡变革”“不确定”“系统性风险”。这表明21世纪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形态”性质的世界，即一个在整体上以“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动荡变革”“不确定”和“系统性风险”“重构”为本质特征或时代形态的百年变局的世界，破解“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动荡变革”“不确定”和“系统性风险”，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其中的“不确定”，是最为本质的。当我们在分析国内外发展态势与时代特征的时候，经常使用一个概念，那就是“不确定”。“不确定”首要是哲学问题，需要从哲学上分析。“不确定”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生成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具有哪些本质特征？
一是世界变化越来越复杂。这是“大发展”或“大流动”，需要从“变与不变”的关系来解释。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当今世界具有相对静止的所谓“不变”的一面，一时还难以在微观上给出精准的理解和把握，当然可以在宏观上给出大致描述，而“变”的一面却变得太快太大太深。首先是影响世界变化的因素多而大。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导致的力量转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出现的逆全球化力量等，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出乎意料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大疫情，打乱了全人类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之际的发展进程和一切预期；又出乎意料的是，一股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及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给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由此而来的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各国经济社会、生产生活之大灾难大破坏，已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来，一次最剧烈的大灾难大破坏。这叫做“变中生变，变上加变”。其次是影响世界变化的因素本身也是多变的，如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再次，世界变化越来越快速。现在的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科技发明越来越多，因而影响世界变化的速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
在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国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各国日趋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谓全球化，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大国的发展变化，会很快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这意味着世界的“流动性”在加快。我们所说的“蝴蝶效应”，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快速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世界发展变化太快太大太深，若治理跟不上，就会出现某些不稳定、不确定。二是世界变革越来越激烈。这是“大变革”，需要从“稳与进”的关系来阐释。从哲学上讲，世界会持续发生变革。世界变革既需要“进”，也需要“稳”，即具有“稳与进”两个方面，这叫做“稳中求进”。中国就是稳定平衡世界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变革更加剧烈，在全方位、深层次展开了。美国正在改变和调整原有的一些世界规则；欧洲一些国家正在“脱欧”；发展起来的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力求改变霸权及其缺乏公平正义的不合理的世界格局，积极发挥平衡世界秩序的作用，积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也积极参与新的世界格局的构建，力求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也在积极改变过去不利的局面，等等。然而，在这种“变革”的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把控能力跟不上，就会出现失控失衡的状况，其稳定性就得不到充分呈现。要言之，变革越快，若发展失衡，其不稳定、不确定就必然会越来越大，世界便陷入了“动荡变革期”。
三是世界分化越来越深刻。这是“大调整”，需要从“分化与整合”“统一与多样”的关系来理解。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分化与整合”“统一与多样”两个方面。当今世界正在进行大调整，即世界力量在转移，世界格局在调整，世界权力在重构，世界规则在变化，世界秩序在重建。这种大调整，也具有朝着整合、共识、统一方向调整的追求与努力，然而大多是越来越趋于分化，统一性越来越被割断，即国家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分化，利益分化必然带来国家之间、人们之间在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面对这些分歧，全世界若找不到最大公约数，难以画出最大同心圆，出现了认同危机，于是其整合难度就会越来越大，这必然会导致不稳定、不确定。四是世界发展方向越来越多变。这是“大变数”，需要从“原因与结果”“定数与变数”的关系来阐释。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原因与结果”两个方面，任何事物发展也存在着定数与变数。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本来其发展轨迹及其结果是有规律可循的，同时也会存在不可测的变数。从宏观看，整个世界依然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前行，这是无可怀疑的。然而，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及其结果日趋呈现非线性状态，呈现出多样化或许多变数。
就是说，要么是“一因多果”，要么是“一果多因”，而且其因其果也复杂化，难以精准理解和把握。由此，我们对未来发展方向与变动结果即“定数”就难以做出精准的预测、预料与把控，它呈现为一种混沌现象。比如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然而，在当今世界，由于受人类认知的局限，在事物发展的方向与结果上，其深不可测的变数越来越突出，这必然导致不稳定、不确定。五是世界变动的偶然性越来越突出。这是“大变幻”，需要从“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来说明。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必然与偶然”两个方面，偶然性的背后是必然性，要透过偶然性来把握必然性。必然性不能被否定。然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偶然性越来越大，大量的偶然性遮蔽了我们对必然性的把握，我们透过偶然性来把握必然性的难度越来越大，世界也越来越变幻莫测。比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就是如此。此病毒必有“源”和“宿主”，这是必然性。但“毒源”“零号病人”“病毒传播”等问题深不可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究竟给人类或世界产生哪些影响？对这些问题，人类还没有真正了解和掌握，所以我们称之为“突如其来”。当许许多多成为偶然时，不确定性就会呈现出来。
六是世界未知范围越来越广大。这是“大黑洞”，需要从“已知与未知”的关系来分析。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已知与未知”两个方面。当今，人类对“已知”的领域与范围拓展日益加大。然而，由于世界变化太快，其变化也越来越大，许多事物稍纵即逝，所以，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比如，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究竟会遇到哪些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险挑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究竟会发生哪些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重大事件？新科技究竟会给人类带来哪些重大灾难？“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究竟会在哪里发生，以什么方式出现？世界大国关系究竟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这些都属于“未知”领域，一时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未知领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就越来越感到不确定，进而不安全感日益加剧。 七是世界博弈的越来越失去信任。这是“大博弈”，需要从“信任与失信”的关系来把握。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信与不信”两个方面。当今世界，由于各自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国家之间的博弈日趋激烈，比如中美之间、美俄之间、中日之间、中欧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以及世界大国在西亚、北非、中东问题上，等等，亦是如此。
国家之间博弈越激烈，国家之间、人们之间的分歧就会越来越大，这会进一步导致国家之间、人们之间的越来越不信任，也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即出现了“信任赤字”。不信任，就增加了不确定。八是人类迷茫感无力感越来越凸显。这是“大流动”“大赤字”，需要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解析。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不稳定、不确定，一定意义上属于人的感知能力范畴。在一定程度、一定意义上，人类利用科技提升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当今世界出现双重的“大流动”：一是客观上的世界“大流动”。当今世界“流动”变化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失衡和失序，也越来越变幻莫测，就像沙漠中的“流沙”。二是主观上人的心理世界的“大流动”。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一定意义上也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的认知能力、治理局限有关。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比如，由于所掌握的知识、数据、技术的不足，会导致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变得越来难），更是由于治理能力的局限（即治理赤字），就必然导致人类面对这个“流动剧烈”的变幻莫测的世界，会感到其生存也像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任何相对确定性、可预期感、可大致把握的框架，因而其心理世界摇晃不定，没有秩序，感到十分迷茫。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双重“流动不稳”，会使人类更加感觉不稳定、不确定，深感焦虑和恐惧。
二、建构合理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
面对“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动荡变革，尤其是“不确定”和“重构”的时代特征，给出合理有效的哲学理论解释，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同理，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世纪。21世纪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21世纪的世界可以成为世纪性、世界性理论创新的金矿，迫切需要给出哲学解释。马克思在其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第一个文献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的本质功能既是认识世界前提下的解释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他之前的哲学家们大多运用形而上学解释世界，不大关切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批判超越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资本逻辑，改变资本主义统治的旧世界，实现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建立一个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世界，这是首要而紧迫的。时代观决定哲学观。由此，马克思的哲学力求在科学解释世界的前提下，更注重改变世界，以求构建一种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新的哲学或新世界观。
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注重为改变世界提供哲学基础，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则更加注重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然而，在一般意义上，解释世界仍是改变世界的前提。先把脉后开方。“脉”把得不准，开得“方”必然是错的，导致病也治不好。对世界给出偏颇或错误的解释，对时代和现实判断失误，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失败。在所有解释世界的理论中，具体科学也从其特有的具体科学知识角度认识世界进而解释世界。在近代西方，处在所谓的“搜集资料”阶段，人们大多注重对事物作分门别类研究，结果形成了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形而上学往往抽象地、静止地、非历史地看待事物，对完整的事物作出抽象的、孤立的、静止的、非历史的解释，阻碍了对事物或世界的鲜活的、完整的理解和把握。在解释世界问题上，哲学占据最高、最核心的位置，而且其解释世界的特质最为鲜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进入“整理资料”阶段，它内在地要求从系统整体上，基于世界的总体联系、矛盾运动、生成过程和发展规律来解释世界，于是就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克服了各门具体科学从其“部分”解释世界的片面性弊端。
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克服了形而上学解释世界的历史局限，注重从总体和普遍联系上整合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基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矛盾运动、生成过程和发展规律，以辩证思维方式解释世界。这里，唯物主义辩证法对解释世界是最为有效的。从哲学层面讲，人类活动从根本上就是认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把周围世界认识进而解释清楚了，才能对时代和现实作出科学研判，才能作出科学决策，进而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掌握历史主动权，选择正确的道路，做正确的事，从而使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这叫做认识世界影响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影响改变世界。这里有一个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是解释世界的前提，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认识不同，对世界的解释就不同，改变世界的结果也就不同。
一定意义上，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古希腊哲学把“水”“火”“数”“原子”“理念”“实体”等元素作为“本体”来解释世界，是一种用形而上学本体论解释世界的框架，哲学的本体论形态为其本质特征。近代英国哲学和法国哲学为了给最高的“本体”、最后的“本原”提供可靠的知识体系，以论证“本体”“本原”何以可能和可靠，相对注重认识论，要么用经验解释世界（英国唯物论），要么用理性解释世界（法国唯理论），这是一种经验论或唯理论的解释框架，哲学的认识论形态呈现出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主要用所谓“绝对观念”的概念辩证法解释世界，是一种辩证法解释世界的框架，哲学的辩证法形态得以凸显。上述解释世界的哲学从总体上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即把“本体”“本原”看作至高无上的“一”或“同一性”。费尔巴哈用直观唯物主义解释世界，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注重事物自身的辩证法即感性对象世界的辩证法，而感性的对象世界本质上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其展开就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即历史，因而马克思注重的便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辩证法、人的实际生活过程辩证法、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辩证法、人的实际生活过程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解释世界，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去改变世界，这主要是一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解释框架，这种辩证法具有总体性，可以内在生长出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如前所述，在21世纪的世界，正确解释世界显得尤为紧迫、重要和突出了。21世纪之时代特征，可以理解为“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相互激荡及其所导致的“不确定”和“重构”。这表明21世纪的世界已在某种意义上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了，已呈现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世界，即时代课题发生了变化。21世纪的世界，最应关切和解决的时代课题与根本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命运？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和结构性矛盾，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类发展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如何应对世界的“动荡变革”而重构新的世界格局？这意味着要与时俱进，在守正继承和创造转化以往所有解释世界的理论的前提下，创新性发展反映21世纪世界之时代特征的新的哲学理论，而且这种理论能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掌握历史主动，进而引领21世纪的时代与世界。
谁能给出合理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谁就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掌握历史主动，进而掌握解释世界的理论话语权。话语权包括许多内容，硬实力基础上的软实力层面的话语权，当属建构一种能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21世纪世界意识形态之争，最为关键、核心的，就是看谁能反映世界和时代发展趋势、要求，建构一种能观察时代、反映时代、引领时代的哲学理论。由此，对中国来讲，确实遇到了为解释21世纪世界贡献哲学理论并掌握话语权的难得的机遇期，这个世纪特别需要一种新的哲学理论诞生。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发源地和理论策源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为21世纪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理论。对此，我们要具有高度的认识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建构21世纪所需要的科学理论的神圣职责。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站在当时的时代前列，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20世纪，列宁、毛泽东发展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今天依然具有当代价值。21世纪，各种理论、思想、思潮纷纷登场。然而，还没有哪一种理论、思想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创新能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的使命和任务，就交给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当代中国专家学者。这个理论，实际上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需注意的是，当今我国学术理论界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一定意义上缺乏应有的时代担当、世界担当、学术担当，缺乏解释21世纪世界的科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尤其是哲学体系，我国学术理论界的理论建构意识和理论创新水平还未达到21世纪世界、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这便使我们深刻领会到了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深意。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充分意识并强调中国应该为当今世界贡献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呼唤要构建“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三、两种主要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命运
如何科学解释“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带来的不确定世界？创立一种能合理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是一种有效途径。当今世界存在诸多解释世界的理论，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主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专家学者用来解释世界所运用的哲学理论，新自由主义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用以解释世界的一种理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曾经拥有理论话语权，这有四大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在其硬实力基础上积极构建其软实力，以新自由主义为集中体现。没有硬实力作支撑，软实力的影响就会受到削弱；二是新自由主义的基点是“个人”，由此举起的旗帜是个人的权力、自由、民主。若不问内容只看形式，只看抽象同一性不看具体实质，确实具有蛊惑人心的外形。一般来讲，为“个人”立言的思想理论，往往能打动人心。当然，借此外形而行“私利”，早晚会被识破天机。三是资本家利益集团积极支持和传播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西方资本家利益集团，是资本家利益集团的理论代言，新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表达。在西方国家，资本逻辑占主导，资本家利益集团会为其特殊利益而极力支持和传播新自由主义。四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往往把特殊说成普遍。表面看来，新自由主义所讲的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似乎具有“普遍性”，即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只有我们揭穿新自由主义的外衣，就可以清晰地识别其本质——借其具有抽象性的“普世”外衣，为资本家利益集团、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它们所谓的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不是全世界人民的权力、自由、民主，也不是西方国家内部平民大众的权力、自由、民主，而主要是资本家利益集团、国家统治者的权力、自由、民主。然而，西方国家会凭借其先发优势和硬实力搞话语霸权，把它们自己的价值观普世化。新自由主义不仅在西方国家拥有绝对话语权，而且对欧洲、拉美国家、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也产生较大影响。可以说，一段时间，在解释世界这一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西强我弱”的情境，新自由主义相对占上风。苏联解体，内因是主要的，但从外部来讲，新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外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情境如何呢？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如今，面对“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不确定的世界，新自由主义显得力不从心。这是由新自由主义的基因决定的。西方文化有三大根本支柱：资本至上、自由主义、以两极对立世界观为哲学基础的西方中心论。资本至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逻辑，新自由主义是其人性逻辑，西方中心论是其文化或意识形态逻辑。新自由主义“往下挖”，是资本至上的制度基础（根源），新自由主义“往上走”，是西方文化或意识形态标榜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人性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新自由主义出现解释危机的缘由。资本至上，意味着资本逻辑具有主导性，资本具有逐利、自由扩张的本性，资本在逐利和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掠夺性。如今，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识破了资本所谓“吃人”的本性，因而便警惕资本，资本红利在减弱，这会逐渐动摇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根基。西方中心论，把整个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极对立”的世界，西方世界是主，是世界的中心，非西方世界是客，西方世界统治非西方世界，西方中心论蕴含着“对立冲突”或“社会分裂”。如今，西方中心论之实质已经被世人识破，遭遇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这也会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追求个人权利、自由是最符合自然秩序的，不可随意被剥夺。
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就会追求个人自由扩张，进而导致“漠视政府”“淡化集体”。新自由主义把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最大化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这在本质上就是奉行个人至上原则。当个体面对整体，个体力量面对系统力量，追求个人自由与面对不确定的整个世界与系统性风险，显然捉襟见肘；不仅如此，大量的现实也使人们越来越识破新自由主义的“天机”，它不过是西方资本家利益集团身上的“皇帝外衣”，形为自由主义，实为资本家利益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资本至上、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所蕴含的“扩张掠夺”“对立冲突”“个人利己”，必然导致共同体意识、团结意识、权威意识瓦解，也必然导致合作精神、集体精神、奋斗精神丧失，也把世界带入危险境地，因而是导致世界不安定、不和平的制度根源、人性根源和文化根源。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世界经济难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局部战乱升级、世界贫困人口急剧增加、文明冲突，都表明新自由主义深陷危机之中。反观之，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却越来越具有科学解释21世纪世界的相对优势，它能为解释“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不确定世界贡献一种哲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为解释世界进而改变世界提供的一种哲学解释理论和方法。
这种哲学解释理论和方法在本质上关注世界历史进程，关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命运，关切人类解放，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坚持集体主义。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坚持集体主义，内在地要求注重人类的力量、集体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团结合作的力量，也蕴含普惠共享的哲学理念。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具有人类情怀和世界视野，关切人类发展命运，具有关切“人类解放”和“世界走向”的基因。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三个意味着”充分表明，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当代中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哪里，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发展源与主要中心重镇就转移到哪里。这从19世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哲学智慧、中国方案，而且还可以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由此，21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心也会随之转移到当代中国，引领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及其实质，就是为解释并改变百年变局、世界动荡、不确定世界和系统性风险而贡献一种哲学理论。笔者曾认为，面对百年变局、世界动荡、不确定世界和系统性风险，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需要整体力量、集体力量、人民的力量、团结合作的力量，需要个体服从整体与大局。用哲学话语来表达，就是更加需要“人类”与“群体”的协同性与主体性。21世纪马克思主义恰恰注重的是“人类”与“群体”的协同性与主体性，注重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它也尊重个人，不忽视个人的力量。面对“不确定”的世界，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发源地和理论策源地，当代中国能为世界增加越来越多的“确定性”，它能以最大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当代中国依靠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依靠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依靠不断提升的国家治理效能，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依靠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依靠对时代发展趋势和历史进步潮流的理解和把握，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掌握历史主动，引领时代发展，为世界提供确定性。不仅如此，就国内而言，21世纪马克思主义站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新的历史方位，把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目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目标，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近15年的奋斗目标，进而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总体方略；就世界而言，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注重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发展趋势和历史发展规律，能为历史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这既使我们有了方向感、目标感，有了“主心骨”，也有助于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进而为世界发展增强更多更大的确定性，以确定应对不确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为21世纪世界提供哲学上的解释逻辑。这是由于上述“七个变量”，使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首先意味着整个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会导致整个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这表明21世纪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这种动荡变革会带来系统性的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险挑战，进而出现系统性风险。面对整个世界的动荡变革、整体世界的不确定与系统性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险挑战，仅仅依靠单个个体或个人的力量显得力不从心，只有依靠整体（集体）力量、人类力量、国家力量、人民的力量、团结合作的力量、协同力量，依靠个体服从整体和大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受到重视，然而，大多数人的权利、自由与需求、利益高于少数个人的权利、自由与需求、利益，因而更应当重视。社会主义更加重视集体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团结合作的力量，在面对充满动荡变革、不确定的世界里，面对系统性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险挑战，它的有效应对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21世纪马克思主义，首要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建共治、普惠共享为哲学理念的理论体系，是强调并注重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是注重以整体力量、集体力量、人民力量、团结合作、斗争精神应对各种复杂的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险挑战的理论体系，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和大局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理论体系，它注重“人类”与“群体”的协同性与主体性，能有效应对世界的动荡变革、不确定，应对系统性的矛盾难题、障碍阻力和风险挑战。这样，面对“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矛盾难题，在解释21世纪世界的理论话语权上，一定意义上会逐渐出现“西降我升”的趋势。我们要紧紧抓住21世纪世界需要哲学理论解释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积极主动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尤其是中国哲学理论，真正掌握解释世界的理论话语权。
（作者：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来源：《阅江学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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