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来，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非法活动的黑幕不断爆光，令人触目惊心，深感“法轮功”组织不简单，“法轮功”问题很复杂，一方面须要继续进行深入揭批，一方面也须要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深入探讨。“法轮功”非法组织与其它一些非法组织相比较，确实有它的一些特点，而这种特点恰恰又与现今邪教组织的特点很类似。宗教界人士把“法轮功”称作是带有邪教性质的非法组织，我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因此，把“法轮功”与邪教作一番比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法轮功”非法组织的实质，进一步看清“法轮功”非法组织的极端危害性。
从70年代以来，从非洲、欧洲到欧洲，邪教组织制造了一系列集体自缢和功击社会的风波，震惊世界。如日本“人民圣殿教”900余神父自尽和“大卫教”80余人自缢，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轻轨施放毒气致使数以千计人员死伤，加拿大、瑞士、法国等国家的数十名“太阳圣殿教”教徒陆续自缢猝死。这些不断爆发的风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一般把膜拜团体（CULT，也称新兴宗教）中这些邪恶、怪诞的组织称之为邪教。事实上，从行为看，邪教早已超出了宗教领域内的宗派问题，而成为从事违规犯罪对社会构成严重恐吓的邪恶势力。在现今世界，邪教组织林林总总，像一个个毒瘤附着在人类社会的肌体上。防止邪教的破坏活动，铲除这个社会公害，已成为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承当的责任。
在中国，邪教不是宗教，特指借助宗教从事害处社会活动的有组织的邪恶势力。清代雍正就曾说过：“所谓邪教者，非指凡俗寻常僧道之流而言”，“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暴民，或巧作仙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杂，踪迹诡秘。”（《雍正朱批谕旨》）邪教盗用宗教名义或打着宗教幌子，歪曲宗教精典，掺杂迷信和伪科学内容，拼凑所谓“教义”，神化首要分子，以传教形式发展成员，制造、散布歪理邪说，蒙骗、恐吓、胁迫群众。邪教以犯罪群体的方式出现均没有认定法功是邪教，建立严密的非法组织均没有认定法功是邪教，进行诡秘活动。邪教都装神弄鬼，诈骗钱财，盘剥群众，破坏家庭，损害健康，摧残生命。邪教鼓吹人类正式遭到大劫难谎言，制造惊悚氛围，扰乱社会秩序。邪教教主权势欲极其膨胀，往往不可遏止地发展成为具有排斥政府、推翻政府政治试图的政治势力。总之，邪教突出一个“邪”字———讲的是歪理邪说，干的是歪门邪道，聚集为邪恶势力。“邪”就必“反”———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我们不妨按照邪教的那些共同特点对照一下“法轮功”。
反科学。邪教都反对科学、宣扬迷信和伪科学，编造一套荒诞不经的“教义”蒙骗群众。李洪志虽然胡乱使用一些科学名词，但他坚称“不承认现今的科学”，否定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的文明成果和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是“神”安排了世界一切。他借助一些科学探求中仍未阐明的现象，兜售神秘主义，鼓吹“法轮大法”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只有依照他散布的“法轮大法”才能认识宇宙，改造世界。
明清以来的一些邪教组织大都以习法去病、练功瑜伽为名，欺骗群众，招徕徒众，发展势力。李洪志沿用了这一“传统”，宣称人有病有难是前世业债导致的，只有修练“法轮大法”才能“消业”，吃药不能治病，实际上侵犯甚至剥夺了“法轮功”修炼者的生命权、健康权。他还恐吓说：“法轮大法的弟子都不容许看病，你看病就不是我法轮大法的人。”在这些威逼利诱下，许多“法轮功”练习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了“法轮功”的无辜殉葬品。
反人类。邪教仇恨人类，蔑视人类，散布“人类大劫难”的谣言，制造恐慌心理和惊悚氛围，以达到她们的罪恶目的。李洪志诋毁人类，把月球称作宇宙的垃圾站，把人类当做垃圾。他鼓吹人类社会已步入“末法时期”，宣布月球正式爆燃，人类面临大劫难，唯有他能够延后月球爆燃时间，唯有他能够度人上天，唯有“法轮大法”才是挽救全人类的“超常大法”。为了防止恶运，靠政府不行，靠法律不行，人们都得按李洪志说的去做，按“法轮大法”提倡的“真、善、忍”这个“宇宙中根本的特点”去做。所谓“真”，就是只有李洪志是真的，其它都是表象；所谓“善”，就是只有李洪志是善的，其它都是罪恶；所谓“忍”，就是只能忍受李洪志的操纵和控制，对其它的忍则是对李洪志的不忍。需要强调的是，宣扬“人类大劫难”反映了邪教组织急功近利的特点，但李洪志比其他邪教教主确实要高明一些，他既宣布月球马上就要爆燃，又宣布他用神力将爆燃时间延后了30年，这就为从事他的罪恶活动留出了充足的时间。近年来“法轮功”练习者受“地球爆燃”说威胁自尽殉职或导致精神失常的时有发生，如不及时果断查处“法轮功”组织，不知还要引起多少人间惨剧！
反社会。反人类与反社会是一脉相承的。邪教组织或逃避现实社会，或对抗现实社会。前者是悲观对抗，后者是主动对抗。对抗的目的是构建以教主为核心的社会。李洪志说，每当人类处于危险窘境的时侯或则是被历史淘汰的时侯，都是人类道德极端败坏的时侯，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下降得很厉害，就要有魔出现祸乱我们常人社会。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大肆指责社会主义中国“被邪恶搞得一塌糊涂”，“万魔出世，乱法乱世”。怎么办呢？只有靠李洪志来挽救了。李洪志称自己具有超自然能力，是惟一至高无上的“大智大觉”，高于佛祖、老子、耶稣，能主宰宇宙，是现今惟一的救世主。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李老师”是神，只能对他顶礼膜拜，绝对服从。李洪志这个众神之“神”，是比人民圣殿教的琼斯、大卫教的考雷什、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幌、“被立王”的吴扬明等辈还要高、还要大的“教主”。李洪志构建的“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体系非常严密，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国际互联网发布“经文”，通过这一组织及其骨干分子，对修练“法轮功”的人从精神上、组织上进行严密控制。他用种种方法对企图脱离“法轮功”的人进行恐吓和骚扰。他自诩有无数“法身”，他的“法身”无处不在，对每位练功者每时每刻都在监视。李洪志不准练功者学习其他知识，必须每日读他的书和“经文”。久而久之，练功者经过“洗脑”，逐渐在思想上与社会隔离，走向封闭、偏执，完全被“法轮功”组织所操纵。“法轮功”组织诡秘、联系诡秘、活动诡秘，不但外界对此一无所知，一般“法轮功”修炼者也难窥其详，俨然已成为一个神秘的地下“王国”。
反政府。邪教教主大都有政治野心，有的一开始就有明晰的政治筹谋，有的则是在势力壮大后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不满足于在“秘密王国”实行神权加教权的统治，还要在全省甚至全人类推行神权与政权的统治，于是与政府对抗，试图取而代之。李洪志在这方面有“杰出”表现。他除了像“被立王”头头吴扬明、“主神教”头头刘家国等人一样索贿，而且牟利本领更高，从开始时的作报告售套票，到后来“经书”和练功用具的生产经营，已产生颇有规模的非法产业。更重要的是，李洪志聚积大量金钱和财富除自己享用外，看来还要为实现他的政治筹谋提供经济支持。这实际上也是邪教组织的共同特征，不过李洪志更初一筹，主要彰显在他创造的“法轮功”式的政治权术上：
一是政治目的明晰。李洪志把月球描画成是宇宙的“垃圾站”，把社会勾勒成问题成堆的烂摊子，任何政府都解决不了，现有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规定只能把社会搞得更糟。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照李洪志说的去做，建立一个“极乐天国”。李洪志其实口口声声不关心政治，但欲盖弥彰，他的所作所为明明白白地曝露了他的政治目的，他要充当反政府的政治领袖。
二是物色和培育政治“高参”。李洪志非常清楚自己腹部里有几滴墨水，只靠一批老头老人实现不了他的政治筹谋，他须要物色一批政治“高参”和“精英”，就钻到共产党队伍、国家公务员队伍里找一些部长、处长、科长等，到院校、科研单位里找一些院士、博士等，充当“高参”和“精英”，为他进行理论包装和出谋划策。
三是盗取情报。李洪志通过他在党政机关的“弟子”，千方百计打探和泄露重要情报，研究同党和政府作斗争的策略，并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她们泄露的政府绝密文件，试图在政治对决中占取先机，争取主动。
四是显示力量。几年来，李洪志以“站下来护法”为名，精心企划、严密组织，制造了一系列围攻新闻单位、党政机关的政治事件。他用利诱和胁迫的手段，把不明真相的通常练功者推到斗殴第一线，采取也称“会功”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聚，挑战法律权威，显示“法轮功”组织力量，向党和政府施压，试图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制造混乱，乱中获胜。
五是归顺海外势力。李洪志很清楚，他反人民、反社会、反政府的活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就在外国找靠山，一方面是为自己留后路，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常年对抗。
邪教活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严重损害受迷惑、受控制者的身心健康，严重恐吓社会正常秩序。根据媒体披露，因修练“法轮功”自杀、或拒绝治病致死者达2000多人，造成精神失常者也不在少数；“法轮功”组织围攻新闻单位、党政机关风波，仅“4．25”以后就已达300多次，令人触目惊心。从这个简单事实看，“法轮功”活动的直接后果，与邪教无出二致。但值得注意的是，“法轮功”的政治背景更显著，政治筹谋更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又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邪教组织。因此，把“法轮功”看作具有邪教特点的非法组织，是有依据的。
当然，我们要把通常“法轮功”练习者与极少数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企划、组织者严格区别开来。过去绝大多数参与练习“法轮功”的群众，他们的心愿是瑜伽强体，并不了解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非法组织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更不了解这个非法组织居然有许多邪教的特点。即使过去的“法轮功”组织的通常骨干，也并不是哪些“邪教分子”。他们本身就是被误导和欺骗的，是受害者。他们一旦了解了真相，大都还能主动与“法轮功”组织划清界限，脱离“法轮功”组织，交出有关“法轮功”宣传品，不参与其一切活动。我们不但不能对她们有丝毫的歧视，还要诚挚地向她们伸开热情的右手，与她们进行心贴心的攀谈，做耐心细致、入情入理的劝说教育工作，满腔热情地关心和帮助她们。还要尽可能关心她们的实际困难，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她们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条件，引导她们从事健康向下的文体活动，使她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和温暖，尽快治疗好“法轮功”给她们带来的身心外伤，心情舒畅地和广大群众一起投入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历史上就仍然有孳生邪教的底泥，特别是宋代以来邪教活动非常活跃。新中国完善后，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取缔了一切邪教组织和反共会道门，但要彻底剿灭邪教得以萌生的底泥，则任重道远。我国施行变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确实应该听到，我国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国外的各类渗透也愈发突出，我国当前出现“法轮功”问题不是碰巧的。有党中央的正确指挥，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揭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斗争一定就能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但从总结经验教训上讲，我们既要着眼于“法轮功”问题，又要透过“法轮功”问题深入思索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党此次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深层意义所在。依法阻止邪教以及具有邪教特点的非法组织的活动，破除一切愚蠢迷信，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清除邪教赖以滋蔓的症结，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严肃对待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邪教之尤，不可小视。“法轮功”的出现和灭亡，给我们再度叩响了警钟。
（作者单位：国家宗教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