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且连创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青年群体就业问题的广泛关注。不过，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过于关注青年失业率，理由是，25岁到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在2023年6月份“创下了新低”中国现在的失业率是多少，而25岁到59岁劳动力的总数肯定比16岁到24岁要大得多。
从大数看确实这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78万人，同比降低24万人。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月持平。16－24岁、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分别为21.3％、4.1％。25－59岁劳动力失业率早已高于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在青年失业率（16－24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创新高的同时，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25－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却创了新低，这是一个有点令人奇怪的现象。因为从原则上说，这两个失业率的变化方向，似乎应当保持一致才对。
原因何在？
总体劳动力中16－24岁青年的占比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觉得，中国整体的就业状况，不会深受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太大的影响，因为在全部劳动力中，25－59岁的劳动者才是主力军，16－24岁的青年群体只占到了一个很小的比列。
根据第七次全省人口普查数据，16－24岁人口在16－59岁城镇人口中的占比为18.8％；并且，16－24岁青年群体中有2/3为非劳动力（主要为在校学生），不属于一般所说的劳动力，因此总体劳动力中16－24岁青年的占比就更低了。
张丹丹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口劳动参与率数据估算，全国城镇16－24岁人口大概有 9600万，其中非劳动力人口占到了三分之二，即6400万，其余三分之一为劳动力人口，大约为3200万（包括2570万就业和630万待业人口）。
因此，16－24岁城镇待业青年人口，大约只占到了16－59岁城镇待业人口的6％－7％。由此可见，与25－59岁城镇劳动人口相比，16－24岁青年在劳动力中的占比很小，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恶化不会对中国整体的就业状况形成很大的影响。
不过，这个诱因只能拿来说明：青年失业率虽然创下了新高，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也不会上升多少（或者说，能够基本维持不变），但却不足以说明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何反倒会增加。
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增长，一个可能的诱因是经济已然强劲复苏、就业形势确实好转了。
但是，这是不是惟一可能的诱因呢？也不尽然。粗略一想，至少可能还有如下两个缘由。
第一个可能缘由是，青年就业意愿增长等诱因，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就业代替，从而在增加青年劳动参与率的同时，提高了就业主体人群的就业率；或者换句话说，青年失业率创新高，本身就可以视为推进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增长的一个诱因。
第二个可能缘由是，对年纪达到60周岁的农民工就业的或明或暗的限制，可能会造成不同年纪的劳动者之间的就业代替，从而促进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回升。
下面分别讨论。
就业的两个取代诱因
为了说明屡创新高的青年失业率是怎样推进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增长的，还要回到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从失业率的估算公式说起。
众所周知，计算失业率的基本公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力。其中，劳动力是指“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出席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待业人员”。因此，上述基本公式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
第二种方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
这两种方式是等价的。我们在这儿采用第二种方式来说明。
从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这个多项式马上可以看出，影响待业失业率的诱因有三个：第一，失业人口；第二，劳动年纪人口；第三，劳动参与率。第二和第三个诱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
显然，在讨论失业率，这三个诱因都不能忽略，尽管很多人在提到失业率的上升或升高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只考虑作为分子的待业人口的变化，而忽视或不如何关注作为分母的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
根据德邦证券的研究报告，在2010至2020年间，16－24岁青年待业人口只降低了4万，但青年劳动人口却降低了1578万，从而促使16-24岁人口失业率急剧增强了3.8个百分点。
而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内，青年劳动参与率大幅上涨了7.1个百分点。假如当前青年劳动力保持在2020年的水平上，在青年待业人口从500万左右降低到63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应的青年失业率本应当只会从12.8％提升至16.2％左右，但是如今却达到了21.3％。
这几年青年劳动参与率之所以大幅下滑，德邦证券的研究报告称主要有三方面缘由：
一是16-24岁在校中学生人数急剧降低；
二是部份青年因就业形势恶化而退出了劳动市场；三是就业观念的变化造成初次步入劳动市场时间延后，降低了16-24岁劳动参与率。
因此，即便青年待业人口可能会降低，但是因为青年劳动力（＝青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增长有可能弄成一个常年趋势，因此青年失业率仍有可能继续创出新高。
在青年人口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因为未来几年的青年都是在多年前就早已出生的中国现在的失业率是多少，而且新出生人口的趋势也很难扭转），可以改变的是青年劳动参与率。
如前所述，当前的青年劳动参与率仅为三分之一左右，即在全省大概9600万16－24岁城镇人口中，有6400万为非劳动力，其中在校学生大概为4800万，其余1600万人为非在校生。
提高青年劳动参与率的关键是怎样提高这1600万无就业意愿的青年的就业意愿。但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而这1600万因各种各样的诱因不乐意就业的青年人，再加上待业的630万青年人，也许会影响到1500万个家庭的就业决策。
无论自己的孙辈是出于哪些诱因不乐意就业或未能就业，做母亲的一般来说总会愈发努力去让自己就业。他们有可能原本不用工作了，但是如今也得去工作了，或者起码要努力保住现有的工作。
这都会产生一种代际替代效应，导致原本可能由16－24岁青年人承当的工作，转而由她们的母亲一辈承当了，从而增加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
顺便提一下，25周岁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年纪关口，因为它恰好也是一个人专科毕业后才能保留“应届毕业生”身份的最大岁数。
根据现行国家新政，国家统一招生的院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二年）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籍、档案、组织关系保留在原结业中学，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都根据应届院校毕业生来对待。应届毕业生身分，在考公、考研等方面等有特别大的“优惠”，因此许多大学毕业生，还有她们的妈妈，都十分希望保留这个身分直到“期满”为止，那正是25周岁左右。
当然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这种青年大学毕业生把就业时间延后到了25岁之后，这应当也有助于减少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
自2019年开始，上海、天津等地针对60岁以上的建筑业农民工发出了“清退令”。有媒体报导称，为了继续打工，许多“超龄”农民工慑于无奈，不得不通过虚报岁数、购买假证来维持就业，或者流入零工市场做“日结”。
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过去十年内建筑行业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22年达到了5358元，比十年前下降了87％，收入水平和增长都高踞农民工所从事的各个行业的首位。有不少媒体甚至报导称，建筑业农民工年薪过万都不是幻想。
另一方面，建筑业从业者的年纪结构却在迅速老化。50岁以上建筑业从业者的占比，从2013年的16.3％一路提升到了2022年的29.3％；同期30岁以下的青年从事者的占比，则从21.5％增长至14.1％。在各地的“清退令”出台之前，建筑工地上60岁以上的农民工绝不罕见。
根据《2022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2022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从上一年的19％增长到了17.7％，降低了1.3个百分点，总共有325万农民工离开了建筑业。这其实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有关，但是肯定有不少人是因为“清退令”而不得不退出就业市场的。
从原则上说，60岁以上的劳动者的就业遭到了限制，那么对其他年龄段的劳动者的需求相对而言都会有所降低，从而造成不同年纪的劳动者之间的就业取代。
考虑到中国劳动者的人口结构，这个诱因对失业率变化的影响在近来几年其实不能小视。原因是，1961年至1963年出生的劳动者，刚好在近来这几年相继年满60周岁，而1961年至1963年这两年恰恰是1949年以后中国出生人口变化最大的两年：1961年出生人数为1141万，1962年几乎翻倍至2092万，1963年又降低至2787万。
综上所述，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之所以增长，除了经济复苏带来了就业状况的改善这个可能诱因之外，至少还有两个缘由。由于无法获得详尽的分年纪就业（失业）人口数据，无法确切估算这种诱因的具体影响。
失业率是个复杂的问题，任何过分简单化的讨论都可能落入圈套。只讲16－24岁青年失业率高企，而不讨论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升高，肯定是不完整的。
但是，即便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增长，对青年失业率创新高也必须给以非常关注。
青年待业除了关系青年本人的福利，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前景。中国当前的青年失业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属于极高国家的行列——截至2023年4月，欧盟国家青年失业率为14.3％，英国为11.3％。
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前面的剖析创立，那么在一定意义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才是真问题，而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的短期增长则有可能是青年待业和其他诱因促使的结果。
